创新需要怎样的好环境_杨福家院士事迹

创新需要怎样的好环境_杨福家院士事迹

如果在日益优化的大环境下，能发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再充分吸取国外优秀的创新文化，在试点基础上付之行动，政策、体制上给予保证，那我们离创新型国家就不远了。

创新需要好环境，特别是下述环境——

1.拥有“美丽心灵”、宁静致远的环境

“美丽心灵”是世界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化，它可以允许患了精神病的教授留住校内20余年，最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放手让教授安心做学问，从校领导到系领导8年不问他在做什么，最终获“菲尔兹特别奖”。而40年前，不论外部环境多么不利，中国科学院还是给陈景润研究员[2]创造了一个宁静的环境，使他可以安心地在小屋内搞他的数学，产生了闻名全球的成果。(www.guayunfan.com)陈景润研究员

在这样的环境里，没人会问“你的研究对经济有什么用”，也没人计算你发表了多少SCI文章。

2.能给青年人创造机会的环境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正文第一个标题是“珍视机遇，创造机遇”。文内开头就说：“一个人的成功有各种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但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最难驾驭的。”年轻人需要各种机遇，其中一个是遇到好的引路人。什么叫“好”？还是听听李先生说的：“培养创新的科学人才，必须要有好的导师和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的过程，这是省不了的，不能用网络、程序代替的。人是人，还是需要学徒—老师这个关系，需要一年、两年以上较长期精神上的培养。这样培养的人才，可以一生独立思考。”（李政道，《物理的挑战》）李政道的导师费米就是这样的老师，而改变李政道一生的叶企孙、吴大猷也是这样的老师。我们还可举出王淦昌、钱三强、卢鹤绂，等等，他们都是这样的老师。

3.敢于质疑、能够激发思想碰撞的环境

一些著名大学附近的咖啡馆、住宿学院、丹麦玻尔研究所内的饭厅都是不同思想火种碰撞的地方。科学植根于讨论。美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花了103个月，苏联花了75个月，英国67个月，法国102个月（据说还是靠了英国的帮助），而中国只花了32个月！为什么我国的速度如此之快？这是因为：“我们倡导学术民主。有专业特长的资深学者与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坐在一起，七嘴八舌，相互启发，敢于争论。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提出自己的见解。有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说出了一些自己也吃不准的想法，但被有深厚功底的学者抓住并加以综合、升华，最终才突破了难题！”中国氢弹之父正是这样脱颖而出。

再举一例：钱学森与他的导师争得面红耳赤，把导师气得关门而出；但第二天，他的导师、世界著名火箭专家——冯·卡门，进了钱学森的办公室就一鞠躬，说：“你是对的。”钱学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为大师的。

这些例子都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4.不拘一格选人才、行行出状元的环境

创新人才行行都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所以伟大，因为不仅出了一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1723—1790），一位理论与实际密切相结合的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1824—1907，即威廉·汤姆森）而且还出了一位未受过系统教育、没有学位的英国工业革命先锋瓦特（1736—1819）!

在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塑像旁，摄于2011年4月15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复旦大学，不仅苏步青院士有名，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同样闻名全国！如果我们的政策只优惠有博士学位的人，而不关照没有学位的人才，创新的人才体系就不完整，创新型国家就难以实现。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传世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这是1762年一位学生在听亚当·斯密上课时的笔记，内容与发表稿相当符合。1786年出版该书第四版

1759年亚当·斯密发表的第一部名作——《道德情操论》，照片是作者送给卡慕斯勋爵的原版书。1790年亚当·斯密临死前发表该书第六版。在30年期间，作者对这两本传世之作不断地、交替地修改，力求完美。一是论述伦理道德，一是论述经济发展，在当时两者都属于道德哲学 笔者衷心感谢格拉斯哥大学Christopher J.Berry 教授向笔者详细介绍亚当·斯密的生平

创新环境还应包括诚信的环境、以艰苦奋斗为荣的环境，等等，在此不一一细说。

在格拉斯哥市中心乔治广场的瓦特塑像，基座上刻着：James Watt (1736—1819)，苏格兰发明家，机械工程师

从上面列举的四方面环境来看，中国的优秀文化都在里面有所体现。如果在日益优化的大环境下，能发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再充分吸取国外优秀的创新文化，在试点基础上付之行动，政策、体制上给予保证，那我们离创新型国家就不远了。

电光源专家蔡祖泉（执棒者）在介绍他发明的“小太阳”灯

【注释】

[1]参见2011年1月11日《文汇报》头版。

[2]陈景润（1933—1996），当代数学家。福建福州人，1953年9月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教。1955年2月由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王亚南先生举荐，回母校厦门大学数学系任助教。1957年10月，由于华罗庚教授的赏识，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1973年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1992年任《数学学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