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儿情长又非常_曾国藩家族故事

妻儿情长又非常_曾国藩家族故事

从文臣到武帅，曾国藩人生道路的这一变化，恐怕是他早先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的，然而现实就是如此。

多年的京官生活，虽然不免有思乡念亲之苦，但毕竟挈妇将雏，妻儿就在身边，能享受到小家庭的天伦之乐。而如今作为一军之帅，征战为责，移驻无定，不可能携妻带子。天各一方，免不了两相牵挂；悲欢离合，总无改妻儿之情。

曾国藩的结发妻子欧阳夫人，小曾国藩五岁。她的娘家是一个闻名乡里的节孝家庭。乃父欧阳凝祉三岁时就丧父，在守节的寡母的教导下发奋攻读，成为乡里有学识又有德行的人物，从二十几岁就设馆授徒，延续好几十年，并曾主讲莲湖书院。上已提及，曾国藩就曾在欧阳的馆中受业。欧阳氏对父亲给自己择定的这门亲事颇感合意，因为她日常在父亲的馆中随读，与曾国藩有所接触，并常听父亲夸奖此生，爱慕之情油然而生。

结婚四年之后，欧阳夫人生下第一个孩子，并且是个男孩，取名桢第（又名纪第）。阖家人对这个孩子十分疼爱。比他大七岁的小姑（曾国藩的满妹）更是与他相伴不离。(www.guayunfan.com)道光十九年（1839），对于曾家来说是个凶吉兼行的年头。当时乡里流行痘疫，夭折的孩子很多。曾国藩一家竟有满妹、桢第，还有十五岁的国荃三人染病，家人自然忧急万分，专请了一个医生守候治疗。国荃大灾不死，侥幸活了过来，而满妹和桢第则相继亡去，时在正二月相交之际。这时已经考中进士并入翰林的曾国藩正在请假家居期间，亲见儿子和满妹的惨苦病况，心中痛如刀绞。因护理儿子不能离身，未能伺候满妹，事后追思他深感歉疚。小桢第和满妹这“生时无片刻离身”的姑侄俩，死后又葬在同一穴中。曾国藩每逢忆及此事，心头总不免袭上巨大的哀痛。

姑侄俩亡去几个月后的这年十一月，欧阳夫人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纪泽。这对于丧失长子的曾国藩夫妇来说，自然是个不小的安慰。也就是在纪泽出生的这一天，曾国藩启程返京。

第二年的冬天，欧阳夫人携带小纪泽，由公爹护送赴京（国荃跟随），一路上受尽了艰辛。数九寒天，为了赶路，往往深暮才投宿住店，未等黎明就要起身。欧阳夫人与随身携带的一个使女坐在骡车上轮换抱着孩子。哈气着被边，遂结成冰冻。小纪泽被冻得一个劲地啼哭，有时欧阳夫人也忍不住哭泣。此后多年间，欧阳夫人对此一直刻骨铭心，经常向儿女们讲述。

曾国藩对妻子的感情是深挚的，但要求也很严格。一直让她承充着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不养其贵妇的骄奢懒散。在京期间，曾国藩办理公务加上日常应酬，特别是“格书”、“检身”，每天忙忙碌碌，管不了家中的杂务。自老家带来的幼婢还不甚晓事，家务几乎全由欧阳夫人一个人来做，有时实在忙乎得不可开交，她想就地再请一个使女，但曾国藩不同意。欧阳夫人既不强争，也无怨言，仍自己一身坚持着任劳任怨地劳作。

纪泽自幼多病，到京后更甚。母亲缺少乳汁，饭食又不好喂，每天两饭一粥而已。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间，小纪泽又大病一场，高烧躁闹，昼夜不安，勉强喂些东西也消化不好，或吐或泻。曾国藩夫妇轮番抱持护理，常常通宵达旦不能睡眠。情急之下，除千方百计地寻医问药之外，又乞神保佑。欧阳夫人想到老家供奉的观音菩萨塑像有些污损，便许愿若保佑儿子病愈，定将其全身粉饰一新。一个多月后，小纪泽的病逐渐好转，曾国藩写信特意请求祖父母在家中为其办理还愿事宜。

除纪泽和夭折的桢第是生于老家外，他们后面的弟妹们都是生于京城。纪泽之下，先是生下四个女儿：长女纪静，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次女纪耀，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女纪琛，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女纪纯，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再接下来有了第三个儿子纪鸿，他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

据说，在纪鸿降生前二十来天的时候，曾国藩在家中宴客，席间欧阳夫人突然晕厥，醒后回忆刚才的幻觉说：“吾见一石碑，刻人名甚多，有儿之名，又见一熊猫。”客人们纷纷说，此乃吉祥之兆，夫人定会生个不凡的儿子。客人中有曾国藩的同年和友人湖北郭沛霖（雨三）的夫人，她更相信这一预兆，把怀抱着的不足周岁的女儿当众许配给欧阳夫人腹中的孩子。曾国藩也非常高兴，便与郭夫人开玩笑说：“若再生个千金呢？”郭夫人回答说：“那我的就做老女（不嫁）了。”待欧阳夫人生下了孩子，果真是个男孩，还是郭夫人亲自帮忙接的生呢！一桩指腹为婚的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小纪鸿做梦也不会晓得，还没等呱呱坠地，就为他预定了媳妇和丈母娘。那时中国的事情就这么蹊跷。

是因为纪泽身体的病弱让父母太操心了吧，纪鸿一落生就显得“体气甚壮”的样子，让曾国藩夫妇大为高兴，几乎每次写家信，都少不了“次孙体甚肥胖”之类的向父母告吉之语。

就在纪鸿咿呀学语的时候，纪泽和纪静则已发蒙有年。纪泽六七岁时，已读完《尔雅》转读《诗经》，兼读古诗。十来岁上读《尚书》，兼听讲《纲鉴》。纪泽从小生病，记性不佳，曾国藩要求其读书有恒，循序渐进，而戒贪急贪多，而纪泽读书表现出的悟性还算不错。

道光二十八年（1848）腊月间，原先教纪泽读书的馆师庞先生回河间老家，换了一个姓李的先生教他。这位老师施教的方法比较得当，一看出纪泽有些进步就及时表扬。常受鼓励之下，纪泽的学习兴趣很高，主动性也大大增强了。有一天，他忽然自作一首题为《舜征有苗篇》的四言诗。曾国藩开始还不相信是出自其个人之手，第二天，专请了一个友人与自己一同测试，结果，纪泽写出的诗句果然清顺。这使得曾国藩喜出望外，让纪泽誊写出来，随信寄给家人，颇为得意地预言，这个孩子将来会“小有成就亦未可知”。

到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出京前两个多月的时候，欧阳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儿，这也是曾国藩夫妇一生中所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就是“满女”（“满”取盈数之意）纪芬。襁褓中的她随母亲和哥姐们一同遭受了由京返湘的那场长途颠簸之苦。

当曾国藩在赴江西主持乡试途中得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弃差奔丧的时候，本打算让在京寓的家眷也尽快返湘，但太平天国势力的发展使曾国藩非常担心她们母子途中的安全问题，特意请妻兄欧阳牧云赴京照料，并且由他酌情定夺行期。

咸丰三年（1853）正月，欧阳牧云护送妹妹母子一行启程返湘。一路上“风鹤多警，幼弱牵随”。纪泽甚至有几次在舟上失足溺水，每次都亏了舅父营救脱险。他的母亲和弟妹们自然也备受艰苦劳瘁。而当他们好不容易回到老家的时候，曾国藩早已经到省城（后移衡州）练兵了。第二年更是率军出省作战。

欧阳夫人携带儿女们在乡生活，直到同治二年（1863）才随居曾国藩官邸，此间时逾十年之久（其中有一年多曾国藩丁父忧在乡）。曾国藩坚意“以廉率属，以俭治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乡辛勤操持家务，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样样带头亲躬，以为家中女眷们的表率。其时的拮据情形说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她的小女儿纪芬晚年有这样的忆述：

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这正是曾国藩所要求的。他在外最最担心的就是家人们陷入骄奢淫逸的生活误区。在家书中他所不厌其烦强调的，就是要守勤敬，戒骄佚。按照他的想法，自己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此二字皆败家之道，万万不能近之。而所倡导的“勤敬”二字，对于女眷们来说最要紧的自是勤俭持家，谦和处事；而对于儿子们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勤学敬业，杜绝懒散骄奢的恶习了。

纪泽已渐长大成人了。咸丰六年（1856）春暖花开的时节，十八岁的他做了新郎官。新妇为善化（今长沙）名人贺长龄的小女。贺长龄为嘉庆进士，曾主持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官至云贵总督。他比曾国藩长出二十六岁，难怪当初筹议订婚时（应当算是定“娃娃亲”吧，其时纪泽不过十二三岁），虽说贺长龄业已下世，但曾国藩还是顾虑耦庚（贺长龄字，又作“耦耕”）先生系长辈，其辈不伦，曾拟辞谢呢！要说，所谓“其辈不伦”只是冠冕堂皇的托词，实际上是欧阳夫人嫌该女是庶出（由贺长龄之妾所生），这也影响到曾国藩。当时他们还在北京，这年（咸丰元年，1851）十月间给老家父亲写信，说明了这层意思。次月曾麟书接信后，马上回复，否定国藩夫妇的意见，尤其是训诫儿子不能听媳妇的蛊惑，要教训她“明大义，勿入纤巧一流”。说是若“以庶出不对其女，更有何人来对”？否了这门亲事，“贺氏固难为情，即尔此心何以对耦耕先生于地下”？强调“我家世泽本好，尔宜谨慎守之”。

亲事到底成了。一晃数年过去，到了完婚的时候。这是喜事，做父亲的自然高兴。不过，曾国藩也着实担心本来就因资质所限学无大成的儿子，再受新婚牵扯，流于佚乐而更荒疏了学业。在择定纪泽婚期尚未正式成婚的日子里，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就作有这样的告诫和安排：

纪泽儿授室太早，经书尚未读毕。上溯江太夫人来嫔之年，吾父亦系十八岁，然常就外傅读书，未久耽搁。纪泽上绳祖武，亦宜速就外傅，慎无虚度光阴。

纪泽成婚之后，曾国藩又专门给他写信特嘱：

尔今年十八岁，齿已渐长，而学业未见其益……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

不但嘱其子，而且嘱新妇，又以自己的情况现身说法，真可谓其心拳拳，其意殷殷，其词厉厉，其情深深。

小纪鸿更是曾国藩所时常挂念的。此儿的发蒙，他这个做父亲的一点儿也没有能够直接照管，一想到这个，他的心里就袭上沉重的负疚感。纪泽完婚的这年，纪鸿已经九岁，正是开始晓事的年龄，也正是要加紧教育督导的关键时候。

这天夜里，在江西抚州城外营帐中的曾国藩心头又萦绕上这重重思绪。不过，比往常增加了几分宽慰和高兴：这些天里，来营的族人亲友说起家中的事情，大都夸赞纪鸿这孩子举止大方，是个有出息的样子。哎，只要他能做个读书明理、有德有志的人，自己这个做父亲的就该满足了，也不求他做高官，得厚禄，享富贵荣华。想到这里，提笔给纪鸿写了这样一封书信：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可也，略丰可也，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我们不知道，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能在多大程度上领会做父亲的这番意旨决非浅显的教诲。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想见，戎马倥偬、昼无宁时的曾国藩，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驻所清理完当天的最后一件案牍，稍稍平静下被军务紧牵的心绪，妻儿的身影容貌时常会在他的脑海中映现，他的心思便禁不住要转移到湘中那偏僻的山乡去。

此情深长而又非常。比起一般的丈夫，他对妻子少些外露的缠绵，多些隐藏的爱恋；比起一般的父亲，他对儿辈少些日常的爱抚，多些深情的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