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若金真“吾党”_曾国藩家族故事

同心若金真“吾党”_曾国藩家族故事

曾国藩是他所创建的湘军的统帅，也是整个湘系集团中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其人其家在激荡着一股矢志卫道的强劲“湘风”的同时，也联系着一个具有强烈“吾党”认同意识的湘系要员群体。

在这个群体中，胡林翼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他是湖南益阳人，出身于一个官僚之家。其父胡达源为进士，在京居官。他的岳父则是曾任两江总督的名臣陶澍。从家庭背景看，胡林翼比曾国藩要显贵得多。

胡林翼中进士的时间比曾国藩也要早，但在后来的仕途上却一度落后于曾国藩。道（光）末咸（丰）初，胡林翼在贵州省的几个地方任知府，在镇压和防范民众起事方面很有“政绩”。面对太平天国势力日益发展的情势，也是受湘间士人纷纷从戎风习的激发，他于咸丰四年（1854）也投赴与太平军拼搏的战场，一度归于曾国藩麾下。(www.guayunfan.com)曾胡二人早有交往。道光二十一年（1841）间，胡达源在京病故，曾国藩以湖南同乡晚辈的身份前往吊唁，并亲自送灵柩出城。胡林翼将《陶文毅公全集》（陶澍的集子）赠予曾国藩以示答谢。曾国藩对胡林翼宦黔期间的政声亦有所闻，对他的才干非常欣赏。

这样一个人物的到来，曾国藩自然感到喜出望外，对他十分倚重，先后携战湖北、江西，并屡屡向清廷力荐。咸丰五年（1855）西征太平军反攻湖北，时已领衔湖北按察使的胡林翼自请由江西前线返鄂，兵将即由曾国藩分拨。胡林翼到鄂不久就受命署理巡抚，次年冬攻下武汉后即实授该职，权位一跃而居曾国藩之上。

胡林翼起家，是经过了入曾国藩军的一个中转站，所以《湘军记》的作者王定安说，胡林翼之经营湖北，主持东征大计，由曾国藩启。对此，胡林翼自己也始终念念不忘，说自己“皮匠小店”，“昔年本钱出于老板”。而对这位“老板”，胡林翼一直非常尊敬和竭力支持。

当曾国藩客寄虚悬于江西，处境非常困窘之时，把握湖北全权的胡林翼千方百计地救济他。当时曾国藩没有地方事权，筹饷非常困难，而饷匮又怎能养兵作战？胡林翼就每月协济曾军三万两的饷银。当有的湖北官员要缩减对曾军的济饷数额时，胡林翼坚决不允，说：“此万不可行之事。涤公（曾国藩字涤生，故尊称他为涤公）忠义冠时，斧柯未具，专恃鄂省之饷，无论如何亏欠，此三万者必不可丝毫欠缺！”他不但保证湖北的协济，并且还利用自己作为一省巡抚的名望、地位，经常出面向四川、陕西、山西省为曾军催促协饷。

胡林翼对曾国藩不获督抚之权的窘迫处境备感激愤，屡屡发出这样的感叹：“此老有武侯之勋名而尚未得位，濒年作客仰食于人，金石孤忠可敬可念！”他想方设法为曾国藩谋取地方事权。咸丰九年（1859）秋，太平军石达开部挥师西指，雄视四川，清廷仓皇议防。胡林翼瞅准这个机会，便怂恿被他笼络利用的满洲贵族、湖广总督官文出面合奏，建议清廷让曾国藩援蜀，特别强调地方事权的重要性，意在要清廷授予曾国藩四川总督的职权。结果清廷只命曾国藩督办四川军务，而不授川督之职。胡林翼考虑到曾国藩这样入川还是不能摆脱“客寄”的地位，于是又怂恿官文改而奏留曾国藩合力谋皖。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之后，胡林翼又竭力督劝其“包揽把持”，“长驾远驱”。他对曾国藩开始表现出的过于稳慎很是着急，要他放手放胆做事，敢于“任天下之安危，总三江之兵事”。为增强曾国藩的实力，胡林翼供其所需，应其所求，无所顾惜，可以从自己麾下拨赠数千人的精锐营伍。胡林翼这样做，绝不仅仅是私人关系上的谦让，更是从湘系大局着想。

曾国藩对胡林翼也非常推重，称赞他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将糜烂江汉整成一个崭新日月、太和世界，夸赞他那里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说他“不特为南数省所依赖，亦为吾党所宗仰”。

咸丰十一年（1861）秋间，在湘军取得安庆战役的胜利后还不到一个月，心力交瘁的胡林翼就离开了人世。曾国藩闻讯备觉痛惜，顿足感叹：“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故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他具折向清廷沥陈胡林翼的“忠勤勋绩”，对他“推让僚友”、协和众将方面尤为推崇：

近世将才，推湖北为最多……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欢。或分私财以惠其家室，寄珍药以慰其父母。前敌诸军，求饷求援，竭蹶经营，夜以继日，书问馈遗，不绝于道。自七年（按：指咸丰七年，1857），每遇捷报之折，胡林翼皆不具奏，恒推官文与臣处主稿。偶一出奏，则盛称诸将之功，而己不与焉。其心兢兢以推让僚友、扶植忠良为务。外省盛传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之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此臣所自愧昔时之不逮，而又忧后此之难继者也。

在这方面，胡林翼确实有超常之处。就拿他对待一度属他麾下的李续宾兄弟来说吧，不但对他们本人礼敬非常，而且还将其父母接到自己的衙署奉养，晨昏定省，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一般。这以致让李续宾兄弟心里有些发毛，怀疑胡林翼对他们这样好是否在施权术。曾国藩向他们解释说：如果对别人这样或许有施权术的可能，而对你们兄弟他是出于至诚啊！

曾国藩似乎不愿说破，这正是胡林翼睦将慰将的一种手段。但这毕竟不是为私利的争逐，而是为了“公义”的需要。不管怎么说，反正曾国藩自己切实觉得胡林翼是最为合心的共事之人。

要说，早年的胡林翼可不是这么一个样子，而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公子哥。据说，两江总督陶澍的这位东床快婿，当年曾流连于秦淮河温柔乡中，而严禁僚属冶游的岳丈大人对他却网开一面。说是润之（胡林翼字）他日为国宣劳，将无暇晷以行乐。如此说来，胡林翼那时的“行乐”是一种合理的预支。这种出自笔记作品的琐谈未必值得尽信，但湘人王闿运在日记中说胡林翼“少无边幅，又荒于学”当非虚言。他当年与以兢兢“检身”为事的曾国藩言行举止非同一类，这从胡林翼死后曾国藩代国荃弟所拟的一副挽联也可得到印证：

少壮剧豪雄，到暮年折节谦虚，但思尽忠补过；

东南各将帅，赖先生苦心调护，联为骨肉弟昆。

显然，胡林翼少壮时的“豪雄”是与暮年时的“谦虚”格格不入的。否则，何谈“折节”？又何谈“补过”？胡林翼前后何以会有偌大转变？时势激发了“忠诚”的内在基因，又受曾国藩和“湘党”群体风习的熏染影响，恐怕二者不可偏废吧？

就曾胡两人相互倚恃的关系而言，如果说胡林翼起家确是由曾国藩启，那么胡林翼起家后又有力地支持了多年困厄的曾国藩。他们之间不仅存在着深厚的私谊，而且更讲求“同党”的“公谊”，可以说是他俩一度比肩为湘系的“双峰”，曾胡并称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曾国藩与湘系中稍稍后起的另一重要人物左宗棠，不像与胡林翼那样协和，其间关系一度还闹得相当紧张，由前边述及的曾国藩咸丰七八年忧居时的有关情况即可见一斑。

左宗棠其人生性比较高傲，这与曾国藩的性格显然不合，而与胡林翼年轻时倒很有些相仿。当年左宗棠赴京会试与胡林翼相会，两人“纵谈阔步，气豪万夫”，以致“群儿睨视，诧为迂怪”。后来胡林翼逐渐警觉，特别是晚年“名益高，气益敛”。而左宗棠依然故我，时常以“老亮”（诸葛亮）自居，恃才傲物，对曾国藩也确有过轻慢之举。

自曾国藩咸丰七八年间忧居复出后，情况逐渐有所改变。一方面是曾国藩主动采取了“守雌”的谦让态度，另一方面，胡林翼从中的调解也起了很大作用。左胡之间除了湘系同党的关系之外，还有一层姻亲关系（左宗棠的长女嫁于陶澍的儿子即胡林翼的妻弟），他们之间老早就有密切的交往，胡林翼的话左宗棠比较肯听。而最主要的方面，还是基于湘系同党的共同群体利益，一到攸关大局的事情上，即使曾左之间也能够主动摒弃私人间的嫌怨而互助合作。

就说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涉入的那场案事吧：左宗棠因在巡抚骆秉章幕中把持政务，越俎代庖，被政敌指控，清廷派员追查，对于左宗棠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一场大险。胡林翼等诸多湘系党人千方百计地进行营救，曾国藩也积极参与，终使左宗棠化险为夷。此后左宗棠出骆秉章幕，不久就在胡林翼协调下到曾国藩帐下襄办军务，此间两人关系处得比较融洽。很快，左宗棠就独当一面，成为湘军一帅，并跻身疆吏之列。

当然，此后曾左之间也不是没有牴牾，但同党公谊一直不失诚笃。譬如当曾部湘军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后，曾国藩据部属报告的情况，向清廷奏称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已死，而实际上此人已突围出去（不久在江西被清军俘杀）。左宗棠得知实况向清廷作了与曾国藩所奏相牴牾的汇报，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有意与之为难，两人愤然相争。及至左宗棠受命北上陕甘，担心居职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饷事上刁难他。而曾国藩并不计个人恩怨，不但在饷事上尽量支持他，而且选派原属自己部下的精兵良将相助。

对与曾国藩的关系，左宗棠自己有过一番总结性的解释，说是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从前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可比，对于外间的说三道四，他斥为不值一哂的“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他是在给儿子的信中这样说的，似不会掺入多少矫情的成分。曾国藩去世，左宗棠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好个“同心若金”！这正是他们所认同的“吾党”之间公谊关系的基础。

不只曾国藩个人，连同他的家庭，也成为湘系群体这个复杂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枢纽。曾氏兄弟们的师生朋友关系不用说，单是姻亲关系网上就联结着诸多的湘系要员。

上面已提到过曾国华与李续宾订为儿女亲家。此外，曾国藩与刘蓉、郭嵩焘也是儿女亲家（刘蓉的女儿为曾纪泽的继室，曾纪纯则嫁郭嵩焘之子）。而在罗泽南死后，曾家也与罗家结亲（曾纪琛嫁罗泽南子），遂了罗泽南生前两家即欲结亲的心愿。当年曾纪泽与贺长龄的女儿订婚，就是罗泽南做的大媒。据说，当时曾罗两家就有意结亲，只是没有正式说定。

像刘蓉、郭嵩焘、罗泽南、李续宾这等人物，都是湘系中的重要成员。曾家与这些人家结亲，所寻求的“门当户对”，难道主要不就是同党之间“同心若金”的投契？这种婚姻岂能不带上浓重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