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_曾国藩家族故事

移花接木_曾国藩家族故事

湘江的流水沉重地承托着一队队兵船。一面面在冷风中呼呼漫卷的旗帜，与士兵们的“勇”字号衣相映成一片斑驳陆离的景象。从衡州到湘潭，又从湘潭到长沙。

一只形制特别的拖罟大船夹行其中。这只船上，便扎着这支军队的“统帅部”，其“大帅”便是曾国藩。可以想见，这从装束上未必看得出来，但从其人目光和脸上一定能够读出几分他往时少有的冷峻和威严。

这时他所统帅的这支军队，水、陆兵勇各为十营五千人，合计一万人，加上粮台员弁以及雇做杂役的“长夫”、随丁，共计一万七千人。带米一万二千石，盐四万斤，油三万斤，还有诸多军需器物。

曾国藩不是受命操办团练吗？可他现在所统率的分明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军队。怎么回事？(www.guayunfan.com)其实，从一开始，曾国藩就没有打算真的循规蹈矩地操办团练。

按照清廷指示举办团练的方针，是要这样：“或筑寨浚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可见，基本原则是用于地方自卫。

曾国藩不甘心当个团练的头头。并且，他对团练的实效一开始就不抱希望。他自然比谁都清楚，在此以前湖南早就有团练之事，近几年里自己的家人也曾直接参与办理，镇压一下“不法”乡民它兴许有点用处，但能用来对付太平军吗？即使土匪的作乱也难以对付呀。他曾给张亮基写信明确这样说：“惟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弓，恇怯四窜，难可遽镇也。”

可是，曾国藩接受的就是办团练的任务，他不能不打这个旗号，不能不挂这个幌子。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于是，他做起了魔术师，要把这个旗号、这个幌子当做一副道具，利用它来变换花样。他在“团练”一词上做起了拆字游戏。说是“团练”二字宜分开看，“团”即保甲之法，管的是清查户口，稽查奸细，捆送土匪之类的事情；“练”则是制械选丁，请师造旗，需要立营哨、发口粮，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官勇之法。

这样，“团练”与“官勇”之间就有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连通。他可以就此来移花接木了。

曾国藩所要练的官“勇”不同于官“兵”。他应命出山之后所上的《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中就明言：

自军兴（按：指清军与太平军作战）以来两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何故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对官兵弊情的指斥可谓淋漓尽致。笔锋一转之下，是“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的归结。至于所提到的戚继光，作为明朝抗倭的著名将领，他和他所统率的“戚家军”为人熟知。而傅鼐则是清朝乾隆、嘉庆之际人，曾在湘西编练武装，镇压苗民起事，官做到湖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曾国藩特别提出要仿照他们的成法练兵，也是表明他不想组织通常的团练，并且，所编练的军队也不要同于官兵。

属清朝国家经制兵的绿营兵实行的是世兵制度，有“兵籍”之家世代相承，一般不从外面招募，兵员自然属国家所有。曾国藩的湘军则完全采取招募方式，并且是先立军官，由军官层层自行选募下属人员。具体说来，就是由大帅选置统领，由统领选置营官，由营官选置哨官，由哨官选置什长，由什长挑选士兵。这样，造成一种“兵为将有”，“层层私属”的关系。而不管是官还是兵，又都有他的特别要求条件。

对于军官，曾国藩提出的条件是：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而最最根本的是要有“忠义血性”。在他看来，有了“忠义血性”，上边说的那四点也就有随之而具的可能。若无“忠义血性”，其余的一概谈不上。

这等人物何处寻？自有富源在湘中。湖南，自近代以来，可以说是人才奋兴，好开惊世的风气之先。推本溯源，曾国藩编练湘军不能不算是发轫的枢纽。而这中间的肯綮，就在于他发掘利用了一种能量巨大的人力资源，那就是有着“忠义血性”的士人群体。

湖南有一批立足桑梓，放眼天下，心忧君国，抱负远大，而又志同道合，有地缘认同感的读书人。如果把他们发动利用起来，使之有用武之地，将会显示出了不得的人才优势。对这一点，曾国藩在居京期间就体察到了。并且，从那时起，他就成了这个群体的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其间常相联络，随时互通声气。像曾国藩那次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实际上不就与在湘朋辈的鼓动有密切关系吗？与其说那是陈说他个人所见，不如说代表一个群体发言。这时，则不仅仅是动动口舌笔杆了，而是要披挂上阵，指挥沙场血战，是这帮书生能够膺任，又能够胜任的吗？

曾国藩心里有底。他自己以前不是也没有身历戎行吗？还有那个极力鼓动他出山就武，并且承诺甘愿在麾下相助的郭嵩焘，不也是一介书生吗？何况，在自己出山就武以前，邑人中已经不乏书生典戎的先例了，像王錱、罗泽南等人就是。也正是从他们身上，曾国藩更认定了书生为将的现实可能性，相信让有“忠义血性”的士人来领兵，比那些出身旧行伍，平日骄悍而临阵怯懦的绿营官弁肯定要强百倍。看他们慨然就任、当仁不让的积极性，就是风气一变的好兆头啊！

那么士兵呢？曾国藩把握的条件也很特别。那就是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为上，而对油头滑面、有市井气、有衙门气的人员概不收用。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这等“朴实”之人，有力有艺而无头脑，憨厚单纯，易于利用来为他卖命，是那种游滑市侩类人物所不能比拟的。为了便于募集这种理想的兵员，他指示募兵地点要特别注重偏僻的山区，而尽量避开交通便利的市镇和水乡。

所谓“选士人，领山农”，可以说是湘军的一条基本组织原则，体现着曾国藩此番练兵所谓“扫除陈迹，别开生面，赤地新立”的深意。

曾国藩的心态、眼光，确与旧军队的统帅迥然不同。

咸丰三年（1853）夏间，曾国藩在长沙练勇不久，其军远谈不上编练成型，竟有一次遣军援赣的出省作战行动。当时，湖南新宁人士江忠源，由湖北按察使任上受命帮办江南军务，鉴于江西南昌军情紧急，他向曾国藩请求援兵。

曾国藩与江忠源早就相识，有湘人同党之谊，并且激赏此人的“忠烈”之风。当年江氏曾因参加会试一度居京，与同居京师的郭嵩焘一齐拜访曾国藩。江氏诙谐纵谈，令曾国藩称奇，于是细细观察他的相貌举止。待告别，曾国藩目送其人背影，不禁脱口道：“岷樵（江忠源号）天下奇才，他日必立勋名，然当以节义死。”别人闻听此言，不觉大为骇怪，天下承平日久，“以节义死”何从谈起？

结果，江忠源于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在安徽巡抚任上死于庐州（今合肥）战阵。据记载，在太平军连日围攻之下，城中清军势已穷蹙，江忠源仍指挥拼死搏战，已到绝境，左右血刃拥其突围，江忠源决意殉节，用剑自刎，未死，有健卒强背着他逃跑，江忠源狠咬这个人的项部，逼他放手，自己挣扎着投古塘而死。真的应了当日曾国藩的预言。曾国藩的善相术也因此出名。

说来，曾国藩对相术还真有一番研究，并且总结出口诀，正经八百地记在他晚年的日记里：

邪正看眼鼻，

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概，

富贵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

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

全在语言中。

当然，这是后话。

此时的江忠源在湘人士子中也早已是大有声望的人物。他从京城返湘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率新宁练勇镇压了当地的雷再浩起义，被授职知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不久，他就从军与太平军作战，因“功”不断获得升擢，有“湘人以书生杀贼，自忠源始”的说法。这样看来，曾国藩的练兵就武，也算是步其后尘了。不管怎么样，他们之间的志同道合是自不待言的。江忠源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能不答应吗？当然，他也是想借以对部下进行一下实际考验。

很快，战讯传来，乍行领兵的书生们“见贼争搏战”，竟有数人死于战场（勇员死者80余人），仗打败了！这是在咸丰三年（1853）七月（几个月后江忠源即死难）。

要说，喜胜忧败是兵家常情，可是曾国藩此番闻败“颇悦”。何以如此？以为果诸生可任，非绿营巧懦者比。首先需要的就是敢战的胆量和精神呀！当然，用兵到底是为了打胜仗。曾国藩也对其军初次出省作战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主要是因为训练还不到家。于是，他便在训练上下起了大气力。

曾国藩抓军事训练可以说有“操、演、巡、点”四字诀。“操”即上操，规定每天黎明和傍晚各上操一次。“演”即演练各种武艺和阵法，对项目、日程有着具体的规定。“巡”即巡逻、放哨、站墙子。所谓“站墙子”就是守卫营墙，每日早晚轮派三成队伍担任这项任务，为的是让士兵们常怀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警惕性，并且，一旦实际有事，也能应付。“点”即点名，规定中午和夜间熄灯前各点名一次，防止士卒随便离营。

不但练陆师，而且练水师，水陆配合，双管齐下，这也是湘军的一大特征。编练水师的基地是在衡州，曾国藩从长沙移驻这里亲自坐镇指挥。编练水师的繁难自然还要比陆师大得多，从人员、船械到技术，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曾国藩知难而上，人要严挑细选，船要精工良木，炮要全购洋炮。不惜重金，不急时日，船炮不齐，决不出战。并且，他一点也不向外张扬，闷着头地稳扎稳打，似乎是要创造一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奇迹。

不过，清廷却没有曾国藩这般耐性，三番五次地谕令曾国藩出战。这并不是出于对曾国藩新练之军的特别看重，只不过为了让这支“勇营”队伍尽快出来配合官军而已。曾国藩自有主意，坚持不为所动，上奏陈述不能草率出战的理由。清廷并不理解曾国藩，甚至以为他平日大言不惭，临事畏葸怯懦。在曾国藩所上的一份奏疏上，咸丰皇帝作有这样的朱批：

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到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曾国藩对此是这样回答的：

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乞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从曾国藩的这番剖白里，咸丰帝也许真的体察到了他的“血诚”、他的志向、他的苦心，再没有讥笑和责备他，再没有严厉催迫他，只提笔在其奏折上批道：“知道了。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这出自御笔的寥寥数语使曾国藩感到了皇帝对他的理解、对他的信任，竟至“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认真练兵，好不辜负君上的知遇之恩，以遂自己的图报之志。

终于，他自己觉得时机成熟，可以出征了。于是，有了从衡州到湘潭、从湘潭到长沙的一江流水过兵船的场景。

可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