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乎，信乎_曾国藩家族故事

疑乎，信乎_曾国藩家族故事

此乃别一番情境。

同治六年（1867）四月初八日。金陵两江督署。纸扎的彩坊、彩亭宛如真迹，纸做的彩伞、彩旗夹路缀满。早饭刚过的辰刻时分，曾国藩在家人和幕宾陪同下，在厅堂中正向着一幅女性的神像行祭，口中喃喃四言一句的祭文，好一会儿才读完。然后，他严肃恭敬地行四拜礼，陪祭者也跟着行施。礼毕，奉女神像出厅堂焚化，纸扎的坊、亭、伞、旗之类也付之一炬。一时间，烈焰熊熊，青烟升腾，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人们解除了方才那满副的肃穆，开颜欢笑着向这里的主人道喜。

这是礼送“痘神娘娘”的场面。仪式仿照当地民间习俗，当然规格上要豪华和排场得多。此番，这位总督大人的“俭”字诀失灵了。痘神娘娘有幸光临这里一次，恐怕是她难得的福分。因为，她不但享得一个颇为气派的礼送场面，而且还赢得了一个很够规格的“安身之处”——曾国藩以两千两银为之专修的一座痘神之庙。这是他在礼送祭文中的许诺，祈求痘神娘娘保佑金陵城内男女永无痘灾。虽说“痘神娘娘”实在难能显此神通，但曾国藩的承诺果真很快兑现。他为这座庙宇还特意题写了这样一副联语：

善果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www.guayunfan.com)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这一切一切，曾国藩不过是因为儿子纪鸿的痘症脱险，祈痘神保佑金陵城内百姓消除痘灾只不过是个捎带。

纪鸿这年二十岁，正在父亲的亲自督导下刻苦攻读，备应乡试。他读书十分用功，总是天不放亮就早早起床进入书室，整天读写不辍，常常深夜时分还在挑灯俯仰。一天下来，疲乏感是自然的。不过，自打三月十四这一天，他觉得实在难以支持了，浑身无力得就像散了架似的，没有一点儿胃口，日间三餐只是勉强进点汤水，可他还是硬撑着学习。到了夜间，腰背酸疼得几乎无法坐立，头胀痛得就像要炸开。父亲见他这个样子，就让他停课休息。

过了两三天，纪鸿的病不但不愈，反而更加厉害，已经卧床不能起来，高烧昏睡。曾国藩这才知道，儿子的这次生病并非仅仅因为学习太过劳累，休息个三日两天就可自然好的，一定是得了什么恶症，于是赶忙请医问药。又是几天下来，纪鸿的病更是日重一日，高烧谵语，舌有芒刺，遍身的红疙瘩密密麻麻，医者或说是生疹。曾国藩觉得生疹不会这么严重，又换请医生来瞧，结果认定是痘症。

糟糕！曾国藩心中一下子添了十二分的忧急：生痘本来就是险症，再加上误诊，前些天的治疗全不对症，岂不是雪上加霜。署中的人等闻知，纷纷赶来看视，说些宽慰的话，出些祛病的主意。

按照民间的惯例，有了生痘的病人家中要敬奉痘神。平时曾国藩不是表示要承传祖上的“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吗？此时也决然顾不上了。不消说医药是不间断地寻用，就是像供奉痘神这等事情，在此关头他也是行之惟恐不极尽周到的。

自三月十九这天一确诊纪鸿是患痘症，曾国藩便赶紧选择花园中厅的一个净室供奉痘神娘娘。傍夕，自己还特意熏香沐浴一番。掌灯后亲自拈香行礼，祈求神灵保佑儿子度险转安。这天夜里，曾国藩因忧虑纪鸿出现意外，一刻也未能合眼，不时地踱到儿子卧室的窗下潜听，闻知其呼吸声还算均匀，才暂时稍稍放下心来，但忽一转念，心头又被惊惧忧急的思绪塞满。他简直是什么事情也干不下去了，一心关注着儿子的病情，且看他三月二十日的日记：

是日，衙门堂期，因心绪拂乱，谢绝诸客。早饭后清理文件。鸿儿之痘甚险，而尤可虑者在咽喉不能进食。盖一则毒火充塞喉嗝间，二则舌上喉内痘颗甚多，三则平日虚火，喉间双蛾多痰，此际蛾愈大而痰愈壅，以致药水难入。本日刘叟所开之药方，午刻灌入六匙。未刻，强服米汤半茶碗，咽喉微有疏通之意。酉刻，吃黄松鱼及鸭翅掌汤一茶碗，灯后又服米汤半茶碗，二更后吃干饭一杯，由是喉关稍通，渐渐有生机矣。早间痘色尚暗，午后稍觉红润，及至灯初，面上之暗而低者亦有起色，阖署为之稍慰。

次日又记曰：

鸿儿之痘，是日大有转机，自黎明至三更，凡吃饭一次，吃米汤三次，吃黄松鱼鸭翅汤二次，吃肉汤一次，吃药二次。前数次尚喉间疼痛，后数次渐觉其易。痘色一律红润饱满，已有五六分可靠。盖全赖神佑，非由人力，钦感无已。

纪鸿的病见有转机，曾国藩认定是全赖“神佑”，内心充满对冥冥神力的钦感之情。以后许多天，他一直密切注意着儿子的情况，对其病情及吃喝拉撒睡方方面面，都逐日详记于日记之中。儿子的痘症痊愈，礼送痘神，又赶修庙宇，这一切曾国藩做得是那么虔诚认真，丝毫不打折扣，甚至加斤加两地兑现了他的全部许愿。这次为儿子医病祈神，花费颇巨，以致事后曾国藩自己检讨起来，有“薄孝厚慈”的悚惕。

曾国藩也有为民生祈祷神灵、敬修神庙的事情。这同是在同治六年（1867），并且几乎是与礼送痘神娘娘之事接踵而行的。

这年自春徂夏，金陵一带亢旱异常，民间不能插秧植禾，农事维艰，曾国藩这个做总督的当然也感到忧急，可老天之事，又不是他发号施令所能奏效的，也只有祈求而已。

僚属向曾国藩讲述了祈神求雨的方法：要由曾国藩亲笔书写南方朱雀之神、风云雷雨之神两牌位，黄纸红字，还要亲笔写祈雨文，迎神于大堂，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再将神位迎于净室，屏去一切从人，自己亲读祭文，行两跪六叩之礼，并且是要早晚两次独自拈香行礼。曾国藩一切照办，做得一丝不苟，有板有眼。

也许是神灵成心要考验一下这位总督大人的虔诚度吧，任他每天拜祷，可许多日子还总是赤日炎炎似火烧，没有惠降甘霖的一点迹象，这更使得曾国藩“忧焦之至”。有道是有病乱投医，这时曾国藩是“无雨多求神”了。除了在署供神祈求之外，他又屡屡徒步往返于五里之遥的甘露庵求雨。检阅他的日记，从四月二十一日到五月二十一日的一个月间，至少不下二十三四次。此外又曾到龙王庙、风神庙、关帝庙等处，特别是往返数十里到城东郊钟山之阳的灵谷寺取“八功德泉”之水祭雨。

这期间也有立竿见影的“灵验”时候。譬如四月二十四日早饭后，曾国藩步行到甘露庵祷雨，出门去时已经下起零星小雨，到了庙中则转为大雨，归途中尤大，一直下到未刻才停，“约田中可长水四寸许”。此后，又有几次下得“檐溜始滴而不成线、成绳”的雨量。曾国藩揣测，与他的屡屡祈雨不无因果联系。更灵验的据说还是取八功德泉水行祭，“盖请水四次均有灵验”，两次得大雨，两次得小雨，其中三次为曾国藩派僚属代请，一次为曾国藩自请（在五月十八日），而自请的那次即得了大雨。

其实，还是不灵验的时候多。要不，曾国藩又何需一而再、再而三地行祈呢？他多次在日记中记下“是日热甚而风不息，夜间皓月皎洁异常，全无雨意，焦灼之至”之类的话。有时则是望云听雷不见雨，着急焦忧无办法。即使几次降雨，或雨量不够，或地面不广，金陵一带旱象总未根本解除。这甚至使得曾国藩对祈雨丧失了信心，议定到夏至节即停止渎求。

五月二十是夏至的前一天。这日早饭后，曾国藩耐着性子最后一次到甘露寺祷雨。回来后不一会儿，竟下起了瓢泼般的大雨。一直下了大约四个时辰，沟满濠平，旱魔一下子被驱除。是灵？非灵？真让曾国藩费琢磨。既然大雨下了，总当归于祈求有成吧。想起请八功德泉水时所见该处寺庙那般破败的样子，在草蔓瓦砾一片荒凉之中，简直难以寻觅。这会儿轮到这位总督大人“施舍”了，他命以四千金修葺灵谷寺龙神庙。

很快，寺庙重修工竣，曾国藩题写一联：

万里神通，度海遥分功德水；

六朝都会，环山长护吉祥云。

他还撰有一篇《灵谷龙神庙碑记》，记述该神庙的情况和重修缘由，其中有云：

同治六年，自春徂夏。数月不雨。禜祷之术即穷，国藩乃与布政使李君宗羲、督粮道王君大经、盐巡道庞君际云，先后求诸灵谷之神。四祈而四效，旋叩而立应。最后甘霖滂沛，坼壤膏流；枯苗勃兴，嘉蔬蓊蔚；陂泽旁汇，鱼鳖欢泳；岁仍有秋，民用康乐。于是乃相与重构斯庙，以报赛而妥灵。

曾国藩不是曾声称自己“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吗？其实，他有时是觉得鬼神空虚无稽，不可信实，但有时又似乎觉得神灵存在，不可不信。想来，这也不足为怪。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能有几个人是无神论者呢？并且，对诸多神灵的祭祀，还是国家礼法所规定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呀，九五之尊还要恭而行之，何况臣下。他曾国藩尽管贵为两江总督，有统辖三省之重权，但在好多事情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从自己和家人的生老病死、祸福凶吉，到年景的旱涝丰歉、一方子民的衣食生计等事情，有时都是一个个无可奈何的巨大未知数，当陷入困厄的境况中而渴求解脱的时候，平时本来对神异并不笃信的他，也难免要祈求冥冥神灵了。

总之，因远不能全然自我主宰命运、不能全然人谋成事而导致的成败祸福叵测的忧惧和困惑心理，使曾国藩对神灵乃至对天命，都处于一种或信或否、亦信亦否、似信非信的特别状态。

有的时候，曾国藩明确表示，“吾辈不恃天人之征应，而恃吾心有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实”，似乎是信人谋而不信天命的，而有的时候又明确持论“天下事由命不由人”。咸丰十一年（1861）大年初一，曾国藩给国荃弟写信，无一字过节问候的内容，谈论的只是军事，其中插有这么一语：“以余阅历多年，见事之成功与否，人之得名与否，盖有命焉，不尽关人事也。”同年二月间，他致信在前敌的国荃、国葆，又说：“吾兄弟无功无能，俱统领万众，主持劫运，生死之早迟，冥冥者早已安排妥帖，断非人谋计较所能及。”分析当时的情况，是处在安庆战役的最后决战尚未进行，军事上诸多艰难，胜负未卜的情况下，曾国藩对乃弟讲这些藉得心理上的安慰而已。

曾国藩有时讲“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有时甚至把天意的比重看得更大，有所谓“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之说。也正因为他有“七分”信天畏天吧，所以时常拜天。在安庆临时督署的时候，他每天晚上就都要登上内宅的上房楼向天拜祷。愈到晚年，他愈发相信“天下事万分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有道“治心则纯以天命”，“每日当从‘乐天知命’四字上用功”。

说来曾国藩也真经历了一些奇巧的事情，每当想起简直让他不能不信命运和鬼神之事。

最为典型的一件事是：咸丰八年（1858）四月间，曾国藩正在家居，有人在他家请乩，一开始，就出了个“赋得偃武修文（字谜‘败’字）”的判词。曾国藩正惊讶败字不知何所指，乩判回答说是“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当时湘军刚取得九江战役的胜利不久，气机正盛，曾国藩仍大惑不解败从何言，乩又判说“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几个月后，即有了湘军的三河惨败，而覆没之军正是在九江战役中充当主力的李续宾部湘军，而曾国华也在三河之役中死难。事后，曾国藩忆起扶乩之事，大有恍然大悟的感触：“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指曾国华）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这是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家书中所言，绝非一般的无根无稽之轶闻传说。以后多年间，他又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此事，以之作为事由命定的例证。

再譬如，曾国葆死去的当年（1862，同治元年）十二月间的一天，曾国藩为亡弟改写铭旌，忽然闻到“异香满室”。这也是曾国藩在家书中所讲，并非故作妄言欺人。

既然事由曾国藩亲身经历，于是，平时并不怎么笃信鬼神怪异的他，“又觉神异不尽虚妄”。说是事情纯属巧合（如扶乩之事）也好，或是出于幻觉（如闻有异香之事）也罢，但起码曾国藩本人认为事情是真实的，他觉得除有鬼神、命定而外找不到别的合适解释。

还有曾国藩对风水之事的态度也很典型。

所谓“不信地仙”，是“三不信”的事项之一，曾国藩亦曾屡屡表示要承此祖上遗风遗教，但又屡屡违其诺言，表现出不敢不信的无奈。

就拿他早年居京期间的住所之事来说吧，自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返抵京都到第二年的八月，这二十个月里，他改换居所至少有七次之多。这当然不都是因为风水之事，但也确实有为风水原因的。譬如这期间的最后一次迁移，是由棉花六条胡同搬到绳匠胡同北头路东，就是因为一个“善风水”的相识说棉花胡同的房子冬间不可住，曾国藩便相信了他，寻迁居所。在择房的过程中，又多次邀这位风水先生相看，最后选中绳匠胡同的房子，于八月初六日搬迁。而在此前的初二日，先搬去一张香案，也是专意择取的吉日。对新居曾国藩十分满意。称其“房屋爽垲，气象轩敞”。比较起前在棉花胡同的住房来，是宽绰实用了许多，而在曾国藩的赞语中，不也隐含着“好风水”的意味吗？

还有关于茔地的风水，曾国藩也是很在意的，平时即颇留心。同治七年（1868）闰四月间，他游太湖谒范仲淹墓，便有这样的详记：“墓在太平山之左胁，山质皆石无土，群石矗立，土人名曰万笏，朝天结穴之处，有土方数十丈。其后山石壁立，亦不似吾乡堪舆家所称老山抽嫩枝及落脉举顶云云者，不知何以贵盛久远如此。”可见，他观范墓形势，是从“堪舆”亦即“风水”的角度着眼，最终羡慕而又不解的，也是其地风水何以使得范家“贵盛久远如此”。是啊，虽说冥冥无稽，可那时谁不希冀能以一穴之地，给后辈留下福泽呢？只要有条件，谁又不想为先人择个永久安身的“吉地”呢？

曾国藩在意先人墓地，自然更有孝道因素在内，但毕竟不能不说是迷信风水。

不错，曾国藩对看风水的行道和信风水的事情有时表现出很鄙视的态度，如曾说：“地仙（风水先生）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他在京时听说老家的亲朋中有人想做风水先生，便写信让家人竭力劝阻。然而，他自己却又不能摒绝风水之事。

双亲先后故去，曾国藩都因公务在身匆忙安葬，对此他心中一直惴惴不安，要另觅佳地迁葬。他领兵在外，曾托付一个姓朱的亲戚代为操办，只因此人没有尽心尽力，便惹得曾国藩大为不满，写信告诉家人：“此人虽系至亲，似宜疏而不宜密。”后来曾国藩自己请到信得过的风水先生审看父母葬地，果真都有“凶煞”，需要尽快迁移，但新地又不是能很快捷轻易地寻妥。为此，曾国藩日夜惦念，焦灼之极。

正在酝酿觅地迁葬期间，曾国华在三河之役中死难，这更使得曾国藩认为与双亲的葬地不吉可能有关。因为曾国华生前也主张迁葬父母茔地，他之死，更坚定了曾国藩迁葬二老的决心。他写家信切嘱要改葬二亲之坟，说是“如温弟之变果与二坟相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有关，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其九泉之孝思”。

这年冬天，国潢和国荃在家乡经过多方寻觅，最后认定湘乡二十九都台洲之猫面脑最佳，这里与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九峰山相连，又在其亲家罗泽南的故里。但此地为夏、洪二姓的争讼之地，据风水先生说，猫面形的这块土地在夏家，但结穴是在洪家。为了平息两家争讼而把地顺利购买到手，曾国藩特意给夏、洪两家写了亲笔信，终于把地买成，于咸丰九年（1859）八月间将改葬之事办完。这使得曾国藩大感宽慰，专门写信述说此事，感谢在家具体操办的弟弟们，特别是国荃：

沅弟到家后，雷厉风行办理改葬大事，启土下肂，俱得吉期，欣慰无量。余在家疚心之事，此为最大。盖先妣卜葬之时，犹以长沙有警，不得不仓卒将事……自葬以后，吾之心神常觉不安，知我先人之体魄亦当有所不安矣。此次改葬之后，我兄弟在外勤慎谦和，努力王事，在家者内外大小，雍睦习劳，庶可保持家运蒸蒸日上乎？沅弟办理此事，为功甚大，兹以国朝名人法书名画扇三十柄奉赠，酬庸之物颇丰。吾父母亦当含笑于九泉也。

不只对先人，曾国藩对己辈的墓地也是很关心的。他晚年就曾延风水先生为自己预看葬地，并曾将择定葬地的后事托付给国荃弟。老弟果不负约，在曾国藩死后尽心为之寻得葬身的“风水宝地”，是在善化（今长沙）平塘伏龙山之阳。

曾国藩的茔地到底给其后辈带来了怎样的福泽吉安，似乎没有留下多少传说，倒是曾国藩辈上的发迹，给他祖上的茔地平添了莫大的神秘和荣耀。曾国藩的高祖曾辅臣的葬地大界犁头咀，地处高嵋山麓，山势雄伟，林木葱郁。潺潺之水从山后蜿蜒流过犁头咀左侧，到前方名曰团山咀的一座平地突起的圆形小山那里折向东流。这一地形便被传说为极佳的风水处所：作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九峰山结穴于犁头咀，而团山咀则是一颗金印，曾国藩挂帅封侯，就是得于此处“坟山贯气”。而曾国藩兄弟因官得财，则被传说是得益于其曾祖父竟希老人葬地“金鸡啄白米”的好风水。这处茔地在荷塘二十四都五区泥鱼坝大西冲水桐托（今属双峰县荷叶乡泥鱼村），其地形原本就像是一只展翅的公鸡，而在葬下竟希老人若干年之后，由于一次山洪暴发溪流改道，在“金鸡”的前方又冲击出一片沙洲，便被说成是供“金鸡”所啄而无竭的“白米”之源。

曾国藩辈上发迹的既定事实与传说的这种风水由头，究竟是怎样一种因果关系，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