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期_卡尔・罗杰斯传记

大学时期_卡尔·罗杰斯传记

(1919年—1924年)

1919年9月，卡尔收拾好行囊，向家人道别，到120英里之外的威斯康星大学报到——威斯康星大学位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和卡尔一同入学的新生有2400人，他们是威斯康星大学历史上招收人数最多的一届新生。虽然卡尔爱好农业科学，威斯康星大学也有很好的农学院，但这并不是卡尔选择这所大学的主要原因。罗杰斯家的人几乎都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卡尔的父母、哥哥、姐姐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因此，卡尔没有理由不在这里读书。遵照罗杰斯家族“团结一致”的传统，卡尔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并且搬进哥哥罗斯的宿舍——罗斯当时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分会的主席。卡尔读二年级时，和另一位表亲住在一起。

从农业到宗教

卡尔·罗杰斯学习优异，但实际上，大学头两年半的学习与他后来的学术生涯几乎毫无关系。在卡尔的自传和采访中，在谈到这一时期时，他仅仅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位农学教授用激烈的语气谈到了如何掌握知识和利用知识。他认为，仅仅具有广博的知识是毫无用处的。他告诫我们，‘不要像仓库那样，只能储藏知识，更要大胆地运用知识!’”(www.guayunfan.com)大学期间，对罗杰斯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他的课外经历。在大学里，卡尔希望与人交流，结交朋友，再加上他的宗教背景，他很快加入了“银三角”小组，这是一个主要由农学院学生组成的、由基督教青年会赞助的团体。该小组共有大约25名学生，乔治·汉弗莱教授是小组的领导者。他待人亲切、脾气和善，但缺乏领导才能。无论教授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总是把所有问题都留给组员自己解决，他正是罗杰斯多年以后所定义“无权威”领导的典型。由于教授将所有权力都交给学生，组员们自己制定课程，组织各类社会和教育活动，依照议会程序深入讨论问题。“银三角”很快成为一个协作紧密的团体。

对罗杰斯而言，参加银三角小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经验。由于相对闭塞的家庭环境，在上大学之前，罗杰斯除了家人之外，并没有真正的朋友。在社团里，他能够与许多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深入而坦诚地交流。罗杰斯对自己的第一个学期十分满意。2月，他以欣喜的语气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对开学以来的生活做一个总结，这似乎是我经历过的最愉快、最充实的5个月。我接触了许多人，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我交了第一个朋友，并且有了许多新同学，他们都很棒。”

加入银三角小组的另一个好处是，罗杰斯得以持续深入地学习和理解议会规则。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罗杰斯担任过许多专业组织的主席和会长。他在银三角小组中学到的会议程序的相关经验被证明非常有用。此后，在主持任何议会制大会时，他都不会感到慌张。他成为银三角小组实际的领袖，以及“男生俱乐部”的头儿。在麦迪逊和斯特金湾的夏令营，他组织和领导许多学生活动。

罗杰斯的父母让他读完大学，并不是为了增强他的宗教信念，或提高他的社交能力。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十分迅速，罗杰斯上大学是为了学习必要的现代农业知识，成为一名合格的农场主。但进入大学之后，他认识了不同的人，接触到许多新的思想，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他开始意识到，他不一定非要成为一个农民，未来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他10月的一段日记反映了这种不确定和矛盾的心理，“这一整年来，在学校和假期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让我感到，我的人生面临着许多机会。有时我会想，好吧，无论如何，我都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农民，因为我喜欢当农民并且适合这一行。但如果遇到更好的工作，我也想尝试一下，并且干好它。”

但对罗杰斯来说，农业或许不够他驰骋自己的想象。在童年和青年时期，罗杰斯的生活相对封闭，很少与人交流，常常被取笑。幻想、阅读、写作，和科学实验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的生活。在情感和智力上，卡尔·罗杰斯已经十分成熟了。他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他身上集中了一系列矛盾的特质，既谦逊、害羞，同时又充满自信，优越感强烈，渴望展示才华。他经常和不同背景的同学讨论宗教或纯粹智力上的问题。他开始寻求更刺激、在智力上更有挑战性的目标。在大学一年级的11月，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的工作可以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刚参加了一次极棒的讨论会。绰号“老爹”的沃尔夫发言的题目是“怎样选择毕生的职业”。我相信主会引导我做出正确的决定，对此我确信无疑，因为他从不曾抛弃过我。这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但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毁掉我的生活，想到这里，我又未免有些害怕。我会时刻遵从我主教诲，他必将给我以启示。我有许多抱负，事实上，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雄心太大。但是，如果我能将自己的力量导向正确的方向，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圣经是我最大的精神动力，上面写道:凡祈求的就能得着，凡寻找的必能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啊，我吁求你的指引。我一直在寻找天国之门。主啊，唯有你知道，这扇门就在我身边。主啊，请你为我指引光明之路吧。阿门。

到这一年年底，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智力上，罗杰斯对宗教投入都越来越多了。布赖恩·索恩是这样描述罗杰斯这一时期的转变的，“在家庭中，罗杰斯只是被动地接受教条式的死板的教义，但现在，他对基督的看法有了新的变化，他充满激情，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宗教中。他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性化的耶稣。他觉得自己与上帝的距离更近了。他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而在他成长的严格的福音基本教义派的环境中，这些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罗杰斯自己写道，“我对1920年做了规划，我要更接近上帝，和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花更多的时间和他交流。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在社交玩乐上，当时我认为这是值得的。回想起来，如果我用这些时间加深和上帝的联系，无疑要有价值的多。我已经下了决心，我将接受上帝给我的任何考验，并将寻求这种考验。”

于是，岁末年初，罗杰斯前往爱荷华德梅因，参加了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在此举办的一系列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教育和鼓励年轻人，让他们在世界各地传播主的福音。对18岁的罗杰斯而言，德梅因会议是他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对我而言，德梅因会议就像是一场大火!它涤净了世间的污浊，还原了一个本真的世界，我的灵魂得到升华。一只巨大的飞升之手托举着我们向上、向上，将我们直送到尘世之上。在那里，是一片四望无际，白色的收获之地。一大群饥饿的人，在吁求我主的赐福。我能看到一口大锅，里面是烧融的金属，污物浮于表面，黄金沉于底部。

突然响起了一片喊声，“人啊!把人交给我们!”人们开始在白色的土地上收割，滤去锅面的污物，收集锅底的黄金，上帝将他的光辉临照到所有人身上。

我们不能永远居于山巅之上，睇眺这一壮丽景象，但我们一旦看见，将无法忘怀。听完舍伍德·艾迪第三次精彩的演讲后，我这样写道:

“艾迪上午演讲的时候，我在心里做了决定，要向上帝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下午演讲时，我做了最终的决定。是主让我坚持了这一决定。我选择了世上最伟大的工作，与此相比，我此前所有的梦想都显得那么浅薄。我第一次体验到难以言说的安宁感。我从未想象过，信奉上帝能让人感觉如此美好。真是太棒了。”

尽管下过几次这样的决心，罗杰斯仍然没有绝对确定，要将宗教事务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有两到三年，他一直在犹豫，但他越来越多地为当一名牧师做准备了。他帮助组织学校的宗教会议，到其他州参加宗教会议，将专业从农业改成历史——他认为这个专业更有助于牧师工作——并继续领导他的“男生俱乐部”。1921年6月，罗杰斯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在威斯康星州日内瓦湖[1]举办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对宗教的思考超越了神学领域，他开始认真考虑是否需要“将工业、政治、社会，以及国际关系全都基督教化。”罗杰斯还参加了大学辩论队，这明显提高了他进行公开演讲的技巧和信心。到大学二年级结束时，他致力于宗教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我会从事宗教工作，对于这一点我比以前更加确定了。我敢肯定，自己会成为一名牧师，至于是在乡村，还是其他地方工作，现在还不好说。”

1921年夏天，罗杰斯担任了威斯康星斯特金湾一个樱桃采摘营地的负责人，这个营地由附近的8所高中联合举办，其中有100名来自密尔沃基的贫困学生。男孩们大多是意大利血统，他们很少有机会到乡间度暑假。在夏令营里，他们白天可以花一部分时间采摘樱桃，支付宿营的费用。剩下的时间里，罗杰斯会组织他们开展典型的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罗杰斯非常重视自己的领导责任。他认为，自己不仅要让孩子们玩好，还要对他们的道德发展负责。一次，营地中发生了一起盗窃事件。有一个男孩引起了所有人的怀疑。“我们让他一个人待在屋子后面，和他说理，谈话，甚至威胁他。我不记得他最后是否承认了，但为了让他认错，我们使用了所有手段，包括向他宣导基督教义。”

由于积极参与基督教青年工作，罗杰斯接触了许多福音派运动的领导人。当约翰·R．莫特和舍伍德·爱迪这样的国际宗教领袖到营地参观时，罗杰斯必须为他们安排行程，带他们到各处看看。舍伍德·爱迪甚至要求罗杰斯替他草拟一份大学演讲稿。这些宗教领袖的思想对罗杰斯产生了很大印象，反过来，罗杰斯的真诚、智慧，以及领导能力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21年12月，当罗杰斯得知自己被选为代表美国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会议——这次会议于次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10名青年之一时，他感到很惊讶，甚至激动地哭了。在当时以及后来，他认为自己能入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父母能为这次行程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的当选是由雷·索维尔决定的。索维尔后来担任了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长，并成为威斯康星著名的教育家。

50年之后，索维尔回忆道，“谈到威斯康星的基督教青年会，我能马上想起许多能干和前途远大的年轻人，但这个州最优秀的青年代表，无疑是威斯康星大学的罗斯·罗杰斯和卡尔·罗杰斯两兄弟。哥哥罗斯担任过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席，是一个优秀的学生领袖。弟弟卡尔也同样出色。当时威斯康星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指导教师是该校法学院院长弗雷德·沃尔夫，就选择代表问题，我和他谈论过这两个年轻人。我们一致认为，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都是合适的代表人选。但罗斯将在年底毕业，而卡尔还要在学校待上几年，因此我们选择了卡尔。接下来是筹集旅费的问题。虽然罗杰斯家十分富裕，负担得起这笔费用，但我们认为，如果让代表小组的成员自己募集大部分旅费，卡尔将得到其他人更多的尊重。因此，我们通过公开募捐的方式筹集资金。很快，我们就从对这次活动感兴趣的学生和教师那里筹到了足够的钱。”

虽然4月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会议本身只召开一个星期，但他们将途经中国和东方的许多国家，旅途中会进行多次会议和演讲，整个行程将费时6个月。由于这次旅行，卡尔将错过大学三年级下半学期的学习，但与他即将得到的新的体验相比，这一损失可说是微不足道的。“为什么?为什么?”他反复问自己。“这是我一生都要面对的问题。上帝将重任托付于我，并且独托于我。我体会到了大卫被撒母耳涂抹圣油时[2]的那种心情。我希望这种感情于我而言是真切的，就如同它于大卫而言是真切的一样。‘从此时起，上帝的精神就永远寄存于你的心中’。毫无疑问，我能得到这次重大和机会和责任，是上帝的恩赐。但愿我能不负重托。今天我刚好20岁。”

中国之旅

1922年2月15日，罗杰斯来到离他家农场不远的伊利诺伊州惠顿，在这里乘坐“路上特快”火车，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5个月后，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了不起的经历”。在临行之前，他不禁问自己“这次旅行将给我带来怎样的变化?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几个月之后的我会不会完全无法理解呢?”

的确，中国之行后，罗杰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他产生变化的第一件事是，他差点错过了从芝加哥到旧金山的火车。当时的火车会经常停下，让旅客到沿路的餐厅吃饭。一次用餐时，罗杰斯显然又沉浸到他的幻想世界中，他完全没注意到，其他人都离开了餐厅，火车已经开动了。幸运的是，一名乘务员发现少了一位旅客，他把车门打开，放下脚踏。这样，罗杰斯得以在火车刚要离站时跳上车厢。罗杰斯很有可能因为这次误车错过前往中国的轮船，因此，在此后的一生中，他都十分害怕错过火车或飞机。

在这次旅程中，罗杰斯发生了许多更为深刻和重要的变化。幸运的是，他6个月旅程的详细记录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我们得以清楚地了解这些变化发生的过程。在旅行期间，罗杰斯写了许多封信(“有时我会在早上写信，但我一般会在晚上写完，我一共写了17封信”)。除此之外，罗杰斯还坚持写日志，他称之为“中国日记”。整个旅程中，罗杰斯一直带着一台手提式打字机，他所有信件和日记都是用这台打字机完成的。罗杰斯大量的信件和长达86页、单行距的日记显示，早在20岁，他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通过写作和世界交流，想让其他人分享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罗杰斯工作和创作的动力，以及他通过写作和他人交流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离开伊利诺伊后，他在日记中写道:“登上火车后，我开始读罗斯教授的“变化中的中国”，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读了差不多110页”，“我最后一个睡觉，第一个起床，我还读了一本介绍日本的书，我看了大约150页。我花了不少时间看车外的风景，读了几本描述火车途经地区的旅游手册”，“今天早上，我读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看了130页，现在不到11点。”除了记述这些“事实”，他还称赞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工作效率。终其一生，他都善于利用时间。48年之后，为了回应“一个老人该怎样打发时间”这样的问题，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生活中的一天”的2页长的文章。他描述了自己在一天内完成的惊人的工作，最后用讽刺的语气写道，“正如读者看到的，这是十分枯燥的一天”。

这次旅程还突显出了罗杰斯工作高效的另2个重要原因:他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他们乘坐的轮船驶离旧金山后，遇到了的一阵大风。90%的乘客出现了严重的晕船反应，他们甚至无法到餐厅吃晚饭。罗杰斯则是那不受影响的10%中的一员。由于饮食和气候条件的变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时常会生病，但旅行从始至终，罗杰斯连感冒也没得过一次。他品尝了能遇到的所有新食物，在各种不舒适的地方睡觉，乘火车和轮船旅旅行了数千英里，游历了夏威夷、日本、韩国、中国、香港、菲律宾，这些都没有影响他的健康。在回程的途中，他再次显示了他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他不愿错过旅行中任何新的体验，他决心攀登日本第一高峰富士山。在其他同伴都在睡觉的时候，他花了一整晚攀爬富士山，最后在清晨时分抵达了山顶，看到了日出。

这次旅途中，罗杰斯有了一个重大变化，他的宗教观更开放，视野也更加开阔了。在此之前，他接触的宗教理念实际是十分有限的。在家里，母亲是他主要的精神指导者。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同学大都有着与他相似的中西部乡村保守的宗教背景。他受到德梅因会议的影响，决定把宗教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但这次会议本身宣扬的也是最基本和最传统的福音教义。

和罗杰斯同行的有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背景和经历的学生、学者，以及宗教领袖。在跨越太平洋的为期三周的航程中，罗杰斯有许多机会就宗教问题和他们进行辩论和讨论，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提问。可以设想，这会对他产生何种影响。在航行的第5天，罗杰斯写道:“我们已经就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我而言，能遇到这些年轻的宗教精英无疑是极其幸运的。他们具有远见、视野开阔。他们绝不墨守陈规，不为教条所拘。他们包容并蓄，博采众长。他们吸收一切有用的养料，构建自己的思想框架。我和他们谈论和交流得越多，就越确信自己能够发现真理，摒绝错误。”

第二天，“我们开始讨论，一个人是否首先要相信基督是神，他才能成为基督徒。这又引出了‘什么人才是基督徒’的问题。我们长时间地坐在桌边讨论和研究问题，有时谈到10点钟。这也正是这段生活的美妙之处。这种有益的讨论一旦展开，没有人会中途退出。只有当辩论使所有人筋疲力尽，或者最后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讨论才会结束。在回程的旅途中，罗杰斯写道:

“很自然的，所有这些友谊、交流、这次开阔视野之旅，以及我在船上的思考，作用在一起，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或许是，我变得注重逻辑了——我会努力探求事物的真相，即使我基督徒的身份因此而受到质疑。由于有了这种变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我离家之前就开始了)，我开始将基督和圣经看作一个整体，并在其中找到了新的宝贵的财富。我终于能够确信，吾所信即通往吾主之路，我一生都要为主投身效命。对我来说，这种确信是一个巨大的安慰。我能够感觉到，我和主的距离越来越近，我对他的忠诚也愈加炽烈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迫切地想告知人们主的伟大，以及他建立的神奇的王国。我终于能够理解基督早期的门徒了，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告知人们有关他的‘好消息。’”

罗杰斯一家搬回了伊利诺伊州，对他们来说，罗杰斯的信中并不全是好消息。弟弟沃尔特认为这些信很有意思，他的父母则相反。沃尔特回忆道，“读过卡尔的来信后，母亲非常沮丧。”从海上的航程开始，到旅行结束，他信件显示的宗教观与父母的差异越来越大。将基督视作一位凡人，而不是一位神袛，对罗杰斯夫妇而言，甚至怀有这种想法都是不敬的。但这正是他们的儿子所相信的，卡尔在信中说道:“耶稣本身是一个人，只是和其他人相比，他和上帝的距离更近一些。”卡尔的大部分家人都认为他的新思想“奇怪”而且“危险”，他则因为他们不能与他分享这些新的想法和体验而痛苦。

幸运的是，此时的罗杰斯远离家庭，因此，在他思想独立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通常会有的家庭争吵、歉疚以及反叛。在1922年，跨越太平洋和美洲大陆的邮件十分费时，罗杰斯寄出一封信后，可能要两个月之后才能收到父母的回信。情况常常是，等收到回信时，两个多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罗杰斯当初在信中讨论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事实。罗杰斯在8月返回了美国，这时，他和家里的大多数人无论在智力还是情感上都出现很大的距离，并且一生都没有弥合。在随后的几年里，罗杰斯有时会和家人进行激烈的争论。但是，“从这次旅行开始的那一天，我的目标、价值观，以及观念就已经独立了。”

在北京召开的世界青年基督教会议实际是一个长达两周的盛大论坛，在此期间，举办了一系列委员会会议、综合研讨会、演讲、辩论、讨论和非正式会议。有200名外国和600名中国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正如罗杰斯在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该文发表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学生》杂志——中描述的，“来自东方和西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缅甸和锡兰的不同种族、肤色各异的学生聚集在清华大学。他们提出问题，交换意见，进行讨论，相互理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全世界信奉基督的青年能团结在一起，结成真正的友谊。”

由于一战的爆发，北京会议是1913年纽约会议后世界青年基督教联盟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最热烈的议题之一是青年基督徒对和平和战争的看法。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青年人认为，基督教和和平主义是无法分离的。欧洲青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有些战争是正义的。为了掩饰分歧，一个欧洲学生提出，大家精神上的一致超越了观点上的不同。罗杰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们都和他观点一致的话，我们很可能应政府之命而互相杀戮，他所说的超越观点分歧的精神一致性又从何而来呢?”

罗杰斯积极地参加所有综合研讨会，并在两个小组委员会中任职。罗杰斯参与讨论的议题有，世界青年基督教联盟的成员构成、学生基督教运动对其他宗教成员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如何向学生宣传基督教、世界基督教青年运动的目的和目标，以及这一运动是否真的是完全属于青年的运动，还是由成年人控制的运动。基督教成为青年们共同的纽带，将他们系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而相互协作，一起努力。看到这些，罗杰斯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尽管代表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种族，”罗杰斯写道:“尽管许多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即使这样，在争论最激烈的会议上，与会者也从未表现出任何恶意，他们展现出了最良好、最积极的精神面貌……对我这个从中西部来的思维狭隘的‘乡巴佬’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极好的教育。我意识到，人心灵的伟大和精神的高尚与他的肤色和国籍毫无关系。在这次会议期间，我认识了许多很好的朋友，仅此一点，就使我获益良多。”

会议结束后，罗杰斯花了近三个月时间，游历了几乎整个中国。在旅行的初期，罗杰斯加入了一个国际学生代表团——其成员来自德国、法国、英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随后，他和肯尼斯·拉托莱特教授同行。教授是一个中国和日本问题的专家，此前担任过传教士，后来成为世界基督教传教史领域的著名学者。罗杰斯游览了汉口、南京、上海、广州、福州，以及其他许多西方人不熟悉的城镇。和许多游客一样，罗杰斯观赏景色，拍照留念。但与此同时，罗杰斯也有一些和其他旅客不同的经历。每到一个城市，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代表或传教士都会给他们最好的招待，例如，为他们引见当地知名人士或官员，带他们游览此地的名胜。

罗杰斯亲眼看到了旧中国监狱的内部情况(“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肮脏、条件最糟的洞穴。那些可怜的家伙看到我们时，立刻趴到地上，向我们叩头。他们大概以为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他和菲律宾的军士长官伍德将军谈论了政治(“如果美国人民知道了他说的话，大概会引起轩然大波”);他在横滨的大街上乘坐了人力车(“坐在一辆人拉的车上，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事我大概永远也不会习惯。我忍不住想，替我拉车是一个人，而不是动物。毫无疑问，他也有自己的家人和家庭”);在游历中国的行程中，很长一段时间，罗杰斯的旅伴是一名非裔美国人和一名美国原住民(“有许多人盯着我们，他们的眼珠似乎会跳出眼眶”);我遇到一个侥幸逃出俄国战俘营——没有人通知这个战俘营，战争已经结束了——的人，他为我讲述了他经历过的一些可怕事情(“整个晚餐像是一场梦。想象一下，我在北京一座中式屋子里吃晚饭，一个奥地利人——我们最近还是敌人[3]——向我讲述他在俄国战俘营里的可怕经历，俄国人甚至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

罗杰斯访问了菲律宾的儿童医院(“我们在那里看到许多营养不良的小家伙，他们四肢纤弱，瘦得只剩下骨头和一层松垮的皮。我见过许多不好的事，但说实话，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的一次了。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只有25磅重。结核病加重了她的痛苦。我希望我能忘记在那里看到的一切”);他此前从未见到过这么多贫穷和不幸的人(“一次，我们从一个乞丐旁边走过，如果你当时在场，我建议你最好不要仔细看他——我担心你晚上可能会因此而睡不好觉。难道这个衣衫褴褛、扭曲、丑陋、伸着双手，发出可怜呻吟声的可怕生物，会是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吗?”)。

罗杰斯看到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对他的宗教信仰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次，他参观了一个中国缫丝厂，看到了许多6到7岁的女孩，其中一些还缠着足——这会造成永久的足部畸形，但中国传统认为这是一种女性美。这些女孩要在装着沸水的大桶旁工作一整天。

在我眼中，丝绸永远和过去不同了。它不再具有从前那种艳丽的色泽了……这里工作的全是可怜的幼童(其中一些女孩子刚缠过足，她们要不停换脚站立，以减轻疼痛)。在我看来，任何看到这一切仍无动于衷的人，即使他能背下全本圣经，都不配做基督徒。这些孩子早晨4点半就开始工作，晚上8点差一刻才能回家。想象一下，7岁的孩子每天要工作超过14个小时!我不知道其他人有什么感受，但我感到愤怒，我希望自己能有一把枪。我终于理解了，人们为什么相信共产主义。能够见到问题的另一面，在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有时会想，我们最应该做的事似乎是将这整个体系送回到它最初起源的地方，_________［原文如此］。

汉口的一家钢厂设立了大笔偿债基金，将股息定为40%。在这家工厂里，妇女和孩子每天要工作14小时，而不是12小时!事实上，我们的历史上发生过同样的事情。美国钢铁公司、标准石油公司、派克公司、科罗拉多州燃料和钢铁公司，它们都曾做过比我在这里看到的更糟的事。因此，如果基督教的美国和英国开创了先例，我们有什么理由责备异教的中国效仿我们的做法呢?

罗杰斯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在返回旧金山之前，他来到了长崎。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女搬运工，她们要将20到25磅重的煤筐从码头搬到船舱。“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人们通常说的‘罪恶感’，只要像我一样，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看看这些劳作的妇女就行了。她们又脏又黑，顶着烈日辛苦工作，一刻也得不到休息。而对于她们的苦难，我必须承担部分的责任。正是因为我们的轮船要横跨大洋，这些妇女才要干这样的苦工，遭受这样的痛苦。而我却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想到的只是自己的舒适。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我深深意识到，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遇到的一切不幸的事情，我们都是负有责任的，人与人必须相互帮助。”

罗杰斯的宗教观和道德观开始有了“存在主义”的倾向，虽然在当时，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一概念。一个人是否是基督徒，并不取决于他说的话或信仰，而是他的行动。罗杰斯逐渐认为，善行善举要比基督教仪式或教义更加重要。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信件和日记中，罗杰斯不再说自己被“选中”，或上帝“指引”他做某项工作。他经常强调，他，卡尔·罗杰斯，必须自己做出选择，责任要由他自己承担。

罗杰斯的东方之旅结束后，他在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许多看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多年之后，罗杰斯说，“参加这次会议之前，我只是一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乡下小子。我天真、虔诚，对基督有坚定的信仰，但眼界狭小。对于国家、民族等诸多问题，我当时的看法都是相当狭隘的。但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我结识了许多出色的人，接触了不同的观点，和他们就战争、社会、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我了解了许多新的文化，并且看到它们的共通之处。我尽力吸取一切有益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奇妙经历。虽然罗杰斯从未真正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但他的确认真考虑过加入唯爱社。唯爱社是一个国际性反战组织，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唯爱社的成员为了自己的理念不惜做出牺牲，包括坐牢。正是这次中国之旅让罗杰斯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良知，终其一生，这种良知都没有改变。例如，13年后，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罗杰斯(当时他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著名的学者)批评许多社会学者“不愿承认一个事实，即，总的来说，提高每个人的福利和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和收入，或多或少是与商业利益和纳税人的利益相矛盾的。”罗杰斯一生都同情和支持和平运动，他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解决国际冲突和维和事业。

中国之行后，罗杰斯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他更加自信了。在北京会议上，这个害羞的中西部男孩被选为美国代表团的代表，在世界大会上发言。在整个中国和东方之旅中，罗杰斯对上百名学生和成年人做了十几次正式和非正式演讲。他和比他年纪更大、更有经验的人辩论宗教、政治、经济问题。他给许多传教士留下深刻印象。基督教青年会印度分部还邀请他留下工作，为了继续学业，他拒绝了这份工作。他甚至为一些遇到麻烦的学生提供个人意见。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日记》是罗杰斯第一部未发表的长篇作品。如果你读过这本日记，一定会立刻被它的文学风格所打动。他对农业和自然的描写(日记中有大量这样的描述)尤为细致，既是优美的散文，又是严谨的科学小品。例如，在中国，他有这样一段描写:

“当我们到达更高的地方时，整个福州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迅疾的水流，给细长的小岛镶上了银边;一条条灰色带翼的小船，在河中穿梭往来;这儿，那儿，平原上散布着成簇的田舍村落，村落上方升起白色的炊烟;丝状的运河将稻田分割成整齐的小块;右边，是狭窄逼仄的福州城，密如蚁群的舢板，停靠在河的两岸。平坦的盆地为不规则的山脉所围，群山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最西边山峰的顶上，悬着胭红的落日，将余晖映照在云彩和山峰上，将它们染成绚烂的红色。此时，我仿佛觉得自己身处古老的贵霜帝国。”

罗杰斯对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进行了大量详尽的描述，但日记中只有少数几处提到了中国人、佛教、儒家思想、中国文化或传统建筑。为数不多的一处描写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我们去参观了故宫和天坛，这时人们到北京必看的两处景点。它们非常有趣、令人印象深刻。但对我来说，在平常的旅途中看到的景象要比任何老建筑都更能吸引我。”。罗杰斯对东方文化没有多大兴趣。这反映了西方青年和传统基督教传教士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即东方的风俗文化，即使从宽容的角度看，也是古怪的，如果说得更直接的话，它完全是异端行为。这种文化应该尽早由道德和精神上更优越的基督教文化取而代之，这也是它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罗杰斯在《中国日记》多次对一些僵化的基督教教条和做法提出质疑，并对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个体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尊重。但对这些个体背后的文化，他仍然缺乏足够的兴趣和尊重。从这一角度而言，他的思维仍没有脱离这一时期典型的西方模式。

《中国日记》的最后描述了罗杰斯返回美国之前，夜晚攀登富士山的经历。他并没有提到这次日本之行在宗教上的重要意义，他描述的是登山带来的刺激和大自然的奇妙。只是在许多年之后，他才说“很明显，日本之旅对我来说是一次宗教体验。”

大约在9点或9点半，我们跨越了林线，此后的旅程让我终生难忘。山上的云气和雾霭已经散尽。星辰如此之近，几乎触手可及……走累了，我们就在沿途的小屋休息一下。大约10点半，我们停下来吃饭，随后小睡了一会儿……快到12点的时候，我们重新出发……山路越来越陡，空气越来越稀薄，我的两个同伴呼吸急促起来……12点一刻，在星星旁边，我们看到了银色的月亮，它又细又长，像一张弓似的。皎洁的月色，照亮了整条山路。凌晨3点，我们抵达第6个停宿点(这样的停宿点一共有9个)。菲尔普斯对我说过，如果我们想见到日出，必须在4点之前赶到第8个停宿点。于是，3点过一刻，我们又动身了，不过同伴的脚步明显变慢了。我想快点到达山顶，从向导的背包里取出几块三明治，加快脚步，将同伴甩在身后。天气很冷，为了不让衣裳结冰，我们必须不停地走。东面的天际，出现了第一抹亮光，我知道自己必须加快脚步了。当我到达第8个停宿点时，东面天空出现了奇妙的景象，我不由自己停下了脚步。举目四眺，在我视野所及的范围内，山脚下的原野为一层厚密、参差起伏的云层所覆盖，就像是一片杳无边际、波涛汹涌、白浪翻滚的海面，突然凝固在了空中。

在东边，云层的下方射来一道耀眼的光芒。在这道强光的映照下，天空显现出彩虹般纷披的色彩——蓝色、紫色、绿色、黄色和红色，各种色彩糅杂在一起，每时每刻都在变幻消退，孕育出新的奇观。这片如雪般的云海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景色。渐渐的，光芒越来越亮，越来越强。终于，太阳出现了!从银白色的云层中，露出了太阳鲜红的轮廓。此时，无论是山顶的游客，还是正在登山的游客，共同发出了一声欢呼。我也大声叫喊，挥舞着帽子。我们见证了一次不可思议的奇迹。

休学

1922年8月，罗杰斯回到了美国。他满怀热情，充满信心，为自己制定了伟大的目标和计划。但回国后不久，他不时感到腹痛，这给他带来很大的困扰，当时他15岁。经诊断，他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病情十分严重，罗杰斯必须在芝加哥长老会医院接受5周的治疗，并停学回家休息半年。有趣的是，罗杰斯家的6个孩子中，有3个都得过溃疡。罗杰斯将此归因于家庭里“轻微压迫”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任何情感的表达都是不妥的，克服障碍和挫折最有效的方法是努力工作。

对于孩子们的抱怨，罗杰斯的父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在你结婚之前，一切都会变好的。”回到家后，即使在康复期间，罗杰斯也要干农场里的体力活儿。他在一家当地木材厂工作了两个月。为了节省路上的时间，他花85美元买了一辆二手的T型福特汽车，这是他的第一辆车。有一次，在木材厂狭小的停车场里，他的车被其他车卡住了，无法移动。他没有请人帮忙，而是亲自抬起另一辆车的车尾，将它移动了几寸，不过他的背部也因此拉伤了。

在木材厂工作期间，罗杰斯学习了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导论的函授课程。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接触心理学。他当时使用的是威廉·詹姆斯的教材，他认为这门课程十分枯燥。“关于这次函授，我记得的唯一一件事是，我通过邮件和我的导师就狗是否有思考能力进行了一番争论。他认为只有人类才能思考。而我成功地证明了，我的狗夏普，毫无疑问能通过思考解决困难的问题，这让我感到很满意。”

罗杰斯回家后，家里发生了许多冲突。罗杰斯将此归因于他母亲“日益顽固的基本教义观点”以及无法接受他身上发生的变化。他的弟弟沃尔特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父母开始接受越来越多的新思想。他们年纪越来越大，孩子们纷纷离家。所有的矛盾和冲突似乎都与卡尔有关。例如，卡尔是家里第一个跳舞和第一个加入互助会的人，这自然会遭到父母的反对，并由此产生冲突。不过，在冲突过后，罗杰斯夫妇发现，对年轻人而言，这种行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在意识到无法改变孩子的想法后，他们专门请了一位舞蹈老师到沃尔伍德给沃尔特和约翰上课。罗杰斯夫妇认为，如果孩子要跳舞，他们就应该跳好，并且接受父母适当的监管。

沃尔特认为卡尔和母亲在脾气秉性上非常相似。“对与母亲产生分歧，卡尔非常难过，母亲也是一样。”但是，“卡尔仍然会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会激烈地和父母争论，特别是在如何理解圣经的问题上。在本质上，卡尔和母亲都与葛培理[4]有些相似，他们特别坚持原则。这也正是他们经常争吵的原因。”为什么卡尔不能像沃尔特那样，把不同的想法放在心里，而要大声说出来呢?“我认为，他想要得到母亲的认可。相比于父亲，他和母亲的距离更近。他试图用这种方式和母亲沟通。”但观念上的差异是无法弥合的，罗杰斯最终放弃了努力。罗杰斯离开家后，并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与父母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没有给他和其他孩子同样多的帮助，他也不愿接受他们的帮助。只是到中年以后，卡尔才能更好地与母亲交流，那时他已经有了更加明确的自我认同感，也更善于倾听和帮助他人了。

历史专业

东方之旅的所见所闻给了罗杰斯很大触动。回到大学后，他产生了新的学术兴趣。在中国旅行期间，罗杰斯得知，他被选为全美大学生荣誉学会的会员，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对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而言。不顾父母的反对，罗杰斯加入了阿尔法·卡帕·兰布达(AlphaKappa Lambda)互助会，该组织以严格的学术标准而闻名。整个大三学期，罗杰斯都住在互助会的会馆里。在互助会里，他与许多会员建立其深厚友情，他十分喜欢这种感觉。

这一时期，罗杰斯停听了许多历史课程。威斯康星大学的历史学家卡尔·罗素·费什、乔治·塞拉里、尤金·伯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和许多学生不同，罗杰斯的学期论文是为他的兴趣服务的。罗杰斯写过一篇名为“抒情诗人的灵魂”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圣方济各[5]认为，行善和将基督当做榜样要比与上帝的神秘联系重要得多。在《威克利夫[6]的和平主义》和《路德宗教权威思想的发展，1518—519年》中，罗杰斯探讨了另两个对他而言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一篇文章中，他似乎对威克利夫的战争观表示赞同。他写道:

他(威克利夫)的原则……用现代语言，可以这样概括:无论是由于仇恨还是恐惧，杀戮都是错误的。耶稣教导我们爱人，而战争与爱，是无法共存，不可调和的。任何情况下，爱都不能成为战争的理由。最坚固的防御不是军事进攻，而是爱、耐心，以及苦难所产生的力量。否认上述原则便等于承认，基督教是不可行的，以及承认，暴力胜于爱心，邪恶强于善良。就其拥有的价值而言，战争与刽子手是相同的。对于被征服者，征服者只有公正统治的权力。战争并不因教会的批准就变得正确。事实上，教会赞成战争比任何其他组织支持战争更糟。上个星期或上个月，在伦敦、纽约、芝加哥，某些“危险的”激进团体散发了一些小册子。以上所说的就是这些小册子内容的简要概述。让人感兴趣的是，其中的看法和深层的思想都是极为现代的。

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罗杰斯都相信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即任何个体总是相信他或她自己的经验。例如，病人更相信自己，而不是医学专家制定的疗程。学生总是按照自己拟订的计划学习。1923年，他这样结束自己有关路德的论文，“对于后世而言，幸运的是，他(路德)敢将自己理性的思考和良心置于其他任何权威——无论是教会、教皇、或是对圣经教条的解释——之上。就像马基弗博士说的，‘他强调基督徒自身的良知，而不是外部的权威。他认为，圣经的意义要靠自己领悟，而不应盲从教会或其他团体的宣传。虽然在原则上，路德并未完全实现他的理念，也很少将它诉诸行动。但这一观点的提出，毕竟意味着在宗教中，个人判断得到了重视，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罗杰斯后来回忆道:“我确信，我借助路德的理念解决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路德的理论成了我新的力量来源。”罗杰斯阅读广泛，他时常引用其他学者的看法，澄清或证明自己的观点。在他后来的职业写作中，这一技巧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他的文章给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塞拉里院长将他关于路德的论文(后来成为他的学士论文)评为“优秀/极好”，将《威克利夫的和平主义》评为“优秀/良好”。对罗杰斯的另一篇论文《本杰明·富兰克林和1783年条约[7]》，塞拉里教授建议道，“不要在论文中使用‘我们’，无论是主格还是宾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授指出的问题正是罗杰斯写作风格中争议最大的地方。

文理学院的院长居然给一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如此高的评价。若干年后，罗杰斯回忆这件事时，仍然感到惊讶。“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了面，就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很明显，他重视我的想法，这让我感到吃惊。我当时想，‘难道是我?他真的认为我的想法有任何价值吗?’”

在大学的最后几个学期，罗杰斯仍然积极参与校园辩论。他写道，“在辩论中，我发现自己能就一无所知的问题侃侃而谈。例如，一家工厂的工人连续几周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需要对此进行强制仲裁。我并不掌握多少具体情况，但仍然发表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最后，对手不得不承认我‘知识广博’，这让我觉得兴奋和刺激。我的自信增强了，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掌握新知识，解决新问题。”

对罗杰斯而言，大学前半段和后半段的学习有很大区别。刚入学时，他对自己的课程并不感兴趣。他主要通过积极参与课外的宗教和社会活动来吸取有用的知识。他读本科的最后两年，仍然有许多机会参加课外活动。但此时，罗杰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因为他认为，要成为一名称职的神职人员，必须尽可能多的学习知识。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雷·索维尔回忆道，“有两三次，当我在大学遇到卡尔时，他有些闷闷不乐。因为他发现，同学中很少有人和他一样，具有‘年轻人远大的理想’。他们的爱好和职业规划都缺乏长远的价值，琐碎浅薄。和他的接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他是一个有独立见解，思想成熟、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在大学期间，罗杰斯还开始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如果他有意的话，这种生意其实是大有前途的。罗杰斯回国时，带回了不少中国珠宝和手工艺品。他的朋友和亲戚的十分喜欢这些东西。在北京会议期间，罗杰斯遇到了中国协和医院院长的夫人泰勒女士。回国后，罗杰斯寄给泰勒女士50美元，请她替自己买一些中国工艺品。其中25美元是订购费，25美元是给泰勒女士的酬劳。出乎罗杰斯的意料，这批工艺品他很容易就卖了100元。罗杰斯发现，他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赚足大学学费(此前他的父母为他提供一半学费)。于是，他开始大批量订货。这些货品包括，珠链、其他珠宝——象牙、玛瑙、红玉、橄榄核雕刻品、裂纹釉等等。他还卖精致的中国亚麻刺绣、纸巾、桥梁模型、中国地毯、景泰蓝碗、花瓶，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手工艺品——共有大约20种。

在大学四年级的圣诞节期间，罗杰斯做了他生平最大的一次生意。他从中国订购了极大数额的货物。到货之前，他几乎要发狂了。大约在12月1日，货物终于送到了。罗杰斯扔下了几乎所有学业，他替货物分类、标价、贴标签，并且亲自销售。连续好几个星期，他每天都可以存入银行100到400美元，其中一半是净利润。这段短暂的进口贸易一共帮他赚到了几千美元，这笔钱足够支付他大学最后一年以及研究生第一年的学费了。

卡尔和海伦

大学一年级时，罗杰斯和海伦·艾略特约过几次会。海伦同样来自奥克帕克，是罗杰斯童年的玩伴之一。正如前文提到的，他们小学二年级就认识了。罗杰斯家和艾略特家都住在奥克帕克，两家只相距一个街区，从小学开始，卡尔和海伦就相互认识了。罗杰斯家搬到乡下后，他们有4年没见面。“她是我大学时约会的第一个女孩，大概是因为我太害羞，不好意思和不认识的人约会。”“父亲出人意料地来到了麦迪逊，他把罗斯叫去，告诉罗斯，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参加大学俱乐部的晚餐会，还可以带上几个女孩。罗斯有自己的女朋友。到5点半左右，我才能下课，而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罗斯仔细地考虑了一番，他知道我认识海伦，还知道海伦也在学校。因此，他找到海伦，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晚宴。我和海伦的第一次约会就是这样促成的。”

这次聚会上，罗杰斯发现海伦“高挑、优雅、光彩照人。”后来，他也和其他一些其女孩约会过。他越来越欣赏海伦了，他认为她“温柔、坦率、体贴——对纯粹的学术性问题不感兴趣，但头脑灵活、思维开放。我总想展现出自己的‘学者风范’，她则更注重实际问题。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参加过几次社团谈论会，有时，我甚至会因为她缺乏基本的学术知识而发窘。”

罗杰斯和海伦爱好不同，但正好互相补充，他们的友谊加深了。罗杰斯带海伦去远足和野餐，并把她照顾得很好。一次，他们到莫诺纳湖游玩，罗杰斯在湖边燃起一堆火，将老式的平底锅支在火堆上，做出了一餐极棒的早饭。她则教他跳舞，从社交活动中享受乐趣。1920年夏天，他开始给她写信。在随后的一年里，他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罗杰斯有许多事情要做——完成学校作业，参加男孩俱乐部和宗教活动，因此他几乎只和海伦跳舞。而海伦还和继续其他男孩约会。在大学二年级结束时，罗杰斯写道，“虽然我还没有傻到坠入爱河，但必须承认，我非常喜欢海伦。我希望，非常希望她能改变现在的计划，明年能回到学校继续上学，我想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关系。”

海伦第二年没有返校，但他们的关系的确有了进展。11月，罗杰斯写道，“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缺少了一小块。一位名叫海伦年轻的女士，已用她那纤细的手擢住了我的心，我无法挣脱。我想，如果你听从艾默生的建议，‘把一切都交给爱’，将会体会到生命的美妙。终有一天，我会试着这样做的。”

海伦在大学里的专业是艺术。在绘画和设计上，她有极高的天赋——终其一生，她都保持着很高的艺术修养。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读2年之后，她转校到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时装设计，希望以此维生。美术学院的课程为期2年，这段时间，她一直住在奥克帕克的家里。除了假期和偶尔的周末，卡尔和海伦只能通过写信倾诉感情。在大学三年级的11月，罗杰斯在日记中写道:

“这些天来，我尽力不去想任何和海伦有关的念头，想从脑海中逐出她的影像，做好自己的工作。我感到，我的生命是一块需要锤炼的矿石。此刻，我的生命是炽热的，我要将它锻造成我需要的武器。我能肯定，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将成为我的主要事业，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即便在这豪情万丈的时刻，如果明天仍然和今天一样，我还不能收到海伦的来信，我会陷入无尽的痛苦。我要诅咒那个带着弓箭，光屁股的可恶的小家伙!”[8]

这年1月，在前往中国之前，罗杰斯终于发现自己有多么喜欢海伦:“她是一个标致的姑娘，五官端正，面容秀丽;她通情达理，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她非常聪明，更多地表现出深沉的智慧，而非浅薄的机智;她总是那么清爽、干净，对一切事物都有极高的品位;她十分能干，会操持家务;她对主虔诚;总之，我喜欢她，深爱她。当然，一旦我们两情相悦，这种爱会更深切，更美好。”

前往中国之前，罗杰斯向海伦求婚。但她并没有接受。海伦很喜欢卡尔，但她也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在当时看来，卡尔很有可能从事宗教工作，做一个牧师。她并不觉得自己适合做牧师的妻子。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智力上，她都难以想象自己能够满足这种身份对一个人的要求。但她真的非常喜欢他，难以决断。因此她向卡尔提出，等他回国之后再做决定。

卡尔生性腼腆，对于和女孩子交往，特别是海伦，他一直缺乏信心。当他意识到自己喜欢海伦时，根本不敢奢望她也会喜欢他。在旅途中，他们频繁地通信。对于海伦来说，这些通信让她认识了一个新的卡尔，她对他更加欣赏了。但卡尔并不知道这一点，他有时甚至怀疑，将自己的感觉毫无保留地告诉海伦，是否明智。“从那时起，有几次我明显感觉到，她爱我。但也有几次，我觉得，她对我只是像对一般朋友那样关心。我想，真实的情况大概介于两者之间。”他还写道(许多年后，他用类似的语言描述治疗关系)，“这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怀着恐惧和激动的心情，探索另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奇妙的是，我们有时会发现意想不到的财富。”

在住院休养期间，卡尔住在家里，因此能够经常和海伦见面。但他必须驱车25英里才能见到海伦，而且路况非常糟糕。这一次，海伦终于接受他了。晚秋时节，罗杰斯在日记中写道，“2周前，10月29日的晚上，对我来说，一个新的世界向我敞开大门。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发生了——海伦告诉我，她爱我。”在那个严肃的年代，爱情与婚姻是不可分割的。他们晚上就订婚了。后来卡尔回忆，那天晚上，当他意识到他们彼此相爱时，他体会到了一生中最美妙的感觉。

在随后的2年中，卡尔和海伦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见面。他俩经常分隔两地，当时，电话通讯还是一般人无法负担的。因此，他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写信。从1922年至1924年，罗杰斯给海伦写了169封信，她给他写了85封信。他们的感情加深了。订婚之后3个月，罗杰斯在日记中写道，“有些时候，我们会待在一起，就像上个星期三晚上;有些时候，我们感情炽热，彼此感觉到强烈的爱意;有些时候，我们的思想、灵魂和身体会被爱的巨浪所吞没。有些时候，我们坦露心迹，向对方打开心灵的密室。让人吃惊的是，我们常会在里面发现珍贵的宝藏。有些时候，我们体会到，爱就是两个心意相通的人相守相伴。但无论怎样，我们的每天都变得更加美好，更加珍贵。海伦也是如此。”

在回家休养的半年期间，罗杰斯写道，“在家里，由于与家人观点的不同，总会发生这样那样、或公开或没有明言的冲突——主要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矛盾。在这种时候，海伦总能理解我、同情我，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宽慰。在我需要时，海伦总能像安全阀一样帮我舒缓情绪。”

他们的通信显示，海伦的确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罗杰斯向海伦谈了他对许多问题——从家庭矛盾到国际局势——的观点和感受。罗杰斯的一些信件摘录生动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状况。

离开父母。在谈到他母亲的一封信时，罗杰斯写道:“在信中，她显得很疲惫。她说她已经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连续4天没有下床了。让我担心的是，她可能在星期一收到了我关于沃尔特的信。她生病和我的信有关吗?我不知道。[9]我不知道我是更想哭，还是更想诅咒。那封信我写得非常小心，不可能伤害任何人的感情。我只是请求他们站在沃尔特的角度看待问题，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沃尔特会疏远他们的。沃尔特和我是如此相似，因此我知道他的感受。母亲经常说，她很抱歉，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给予我们更好的照顾，为此我在信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对我们的成长有过任何抱怨。因为我们所有人，包括沃尔特，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其他方面，我们都已经能够独立了。我竟然愚蠢地认为这封信能解决问题。我真是太傻了。母亲的回信最后这样说，‘感谢你关于沃尔特的来信。你对童年生活和家庭有这样的感受，对此我感到抱歉。’她就说了这么多，但对我来说，不可能有比这更让我感到痛苦的话了……天哪，我真有必要写这封信吗?我太蠢了，居然认为我可以改变家里的状况，认为我可以写这样的信而不让他们伤心。我不该拿这些事来烦你，但我无法道歉。因为我必须找人谈谈。”

他的自我意识。一位教授给罗杰斯写的研究生推荐信是这样描述他的“这名年轻人立志成为牧师，在我所知道的年轻学生中，他是最有前途的一个”，“他思想敏锐、不畏艰难、精神纯洁、志向高远。他身上有未来宗教领袖的气质。”卡尔在给海伦的信中引述了这段评语，不过他表示，“由于想引起人们的注意，把他看成是某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位教授对他是过誉了。像所有的表扬一样，这种称赞会让一个人在短时间里，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确是出色的，即使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他的娱乐爱好，粗野的一面。在互助会的入会仪式上，“我们必须通过许多疯狂的测试和考验。许多会员是时髦的年轻人，我和其中一个进行一次‘愉快的交流’。我们进行了一次蒙着眼的拳击比赛。战斗开始不久，我就展示了一个漂亮的‘滑步’。我直接从对手身边冲过，扑倒在拳击场外的一个热心的观战会员身上。在他们没来得及把我推回赛场之前，我装作在和自己的对手对打，凌厉地给了他们几拳。在两回合的拳赛中，我玩得十分开心。”

他关注的社会和宗教问题。在参加过一次校园基督教青年会会议后，罗杰斯写道:“他们所有的计划都显得那么肤浅。他们关于青年会政策的最了不起的想法是，我们应该为会员们准备一个专门会客厅以及提供其他特权。真是活见鬼!!!接下来对迎接新生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我们应该怎样招待新生，要怎样安排新生欢迎会，等等。一个拥有现代思维的人，是否仍有资格做基督徒，在这一问题上，本地的教会分成了两派。俄克拉荷马州实行了戒严令，因为一个新教‘基督徒’组织［三K党］认为，解决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移民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将这些群体赶出美国。法国坚持认为，榨干德国的最后一分钱才能确保和平。事实上，这助长了仇恨。欧洲正在孕育一场可怕的灾难。《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记者对‘现代语言’的《新约全书》提出了批评，因为圣詹姆斯版本的圣经已经足够好了。[10]如今，需要基督教解决的问题无计其数，我们却坐在这里无所事事，担心不能让刚入校的学生满意，为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具有表演才能的“聪明家伙”而发愁。”

他讲求实际、理智的一面。“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一件重大的事情是，认真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尽管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谜。今后，对事对物，我们将形成固定的看法，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厘清内心所有的疑问。如果我们对上帝还存有怀疑，那就让我们将这一疑惑探究到底，直到最终确认，上帝究竟是否存在。如果我们对祈祷存有疑问，同样，我们应对这一问题深究到底，直到我们最终确认，祈祷是毫无用处，还是能激发我们身上潜藏的力量，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外部力量。如果我们对耶稣的原则抱有怀疑，那就让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各个国家以及人类的历史，仔细思考一下，对于人类，这些原则是否比耶稣摒弃的方法更加有益。”

最重要的是，这些信件展现了卡尔体贴、温柔的一面。他这种特质尤其明显地反映在下面的信件摘录和诗中:

我很高兴，自己喜欢的女孩有如此多的优点。有时，当我想到，一个这样好的女孩喜欢我时，我会激动地喘不过气来。我欣赏各种类型的女孩，有的注重实际、教育良好，有的慷慨无私、关心他人，有的志向远大、天赋聪明，有的容貌端庄、喜爱运动，有的思想独立、意志坚强、坚持主见、敢于表达。我惊奇地发现，所有这些品质集中到了一个女孩身上。除此之外，她还有一对迷人的灰色眼睛。她的手，纤细柔软，但干起活来，就如同这柔弱身体背后的思想考虑问题时一样，给人一种艺术家独有的优雅、笃定和自信的感觉。当所有这些美好展现在面前时，我无法不发自衷心地说——我爱你。

罗杰斯为海伦写了这样一首诗:

献给我的灰眸女神

莎孚[11]和索福克勒斯[12]时代

人们争相向灰眼女神致以殷勤

他们将抒情诗、歌谣，和讽刺诗

献给美丽的雅典娜

我的胸中

没有如许妙语

悉我所有

爱与希望，以及炽热愿望

我用它们点燃爱的火堆

这在火堆之上

闪烁着刺眼的光芒

夜空中跳跃的

是白色的闪电

缕缕芳香，升向天穹

我要将它们献给你，我的灰眸女神

最后他写道:

“如果你有一个爱人，她等于你的整个世界。当她生日时，你会说什么?你会告诉她，她的吻有多么甜美、令人陶醉吗?你会描述她与恋人相拥舞蹈时，脸上洋溢的欢乐之情吗?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诗人，你会知道该怎么办。每当我想到她，想到她修长轻柔的小手，特别是想到她那颗真诚之心，我的心都想要欢唱，唱出一首美丽的小诗——但愿我是一个诗人。她像4月的微风，凉爽而清新;她像4月偶现的灰色天空，俏皮又严厉;她像4月竞发的万物，生气勃勃;她像4月林中的花朵，娇艳动人;她像画眉的羽翮，绚丽多彩。啊，这就是我的爱人。我最爱的爱人，为什么你在4月出生，这个时节和你是如此契合。”

半个世纪后，海伦·罗杰斯允许我阅读这些信件，她写道:“当你看到这些迸发着激情的信件时，你大概难以相信，我们的关系始终是纯洁的。我自己有时都无法相信。但当时我们就是如此，一切都必须是合乎法度的。”正如最后一段信件摘录显示的，那个年代在许多方面都和今天不同。在这封信里，罗杰斯或许在无意中，对他们今后在一起的生活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昨晚，我经历了一段最美妙的时光。我想，我的心会因为思念你而迸裂的。我很早，大约在10点半钟，就上了床。12点过后，我被一阵歌声吵醒了。起初，我猜不出是什么声音，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是大学女生联谊会的合唱团在街上唱歌。我忘记了她们唱的第一首歌，第二首歌是‘贝都因情歌’。我一直很喜欢这首歌，认为它有诗的韵律。当优美的旋律响起时，我仿佛嗅到沙漠的气息，听到爱人的心在怦怦跳动。她们哪怕把它唱上50遍，我都听不厌。昨晚，贝都因人占据了我的思绪。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或许我们可以永远过阿拉伯人的生活——带着帐篷，四处为家——只要愿意，我们可以随时出发，去寻找新的希望之地。”

大学四年级时，罗杰斯向纽约的协和神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并被顺利录取。他和海伦想现在就结婚。但双方的父母都不同意。他们对婚姻的看法是，结婚后，男人要有一份能够养家的稳定工作，女人留在家里照顾家庭。结婚之后再去上学，在他们看来，是不光彩的。此外，卡尔在神学院的研究生课程将极为繁重，婚姻生活的责任必然会影响他的学业。两家人都认为他们是十分般配的一对，但建议这对年轻人再等等。

但这对深爱的年轻人不愿再等了，至少，不愿因为他们父母提出的理由继续等了。对放弃6个月前开始的商业艺术家的职业，海伦多少有些不情愿。但卡尔对她说，他在纽约读书的4年期间，许多事都可能发生，他们很可能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生活在一起。她最终被说服了。1924年8月28日，不顾父母的反对，罗杰斯和海伦在伊利诺伊州里弗福雷斯特，海伦的姐姐家结婚了。这段婚姻延续了55年。卡尔花了450元，买了一辆新的福特A型双门轿车。他们把所有家当都装到车上，开车到纽约度过了蜜月。

【注释】

[1]这里的日内瓦湖是威斯康星州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2]撒母耳:古以色列的一位先知，曾拥立扫罗和大卫为王。大卫，古以色列国第二代国王。——译者注

[3]一战时奥匈帝国和美国是敌国关系。——译者注

[4]葛培理:美国著名基督教福音派布道家。——译者注

[5]圣方济各(1182—1226):又称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或圣法兰西斯，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女修会的创始人。——译者注

[6]约翰·威克利夫:英国宗教改革家。——译者注

[7]1783年条约指1783年9月3日，美国与英国在巴黎签署的和平条约。根据合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译者注

[8]此处指爱神丘比特。——译者注

[9]我不知道，此句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10]此处罗杰斯是讽刺该记者不学无术，《新约全书》并不是用现代语言写成，圣詹姆斯本人就是新约圣经中耶稣的门徒。——译者注

[11]莎孚:古希腊女诗人。——译者注

[12]索福克勒斯:古希腊悲剧作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