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案与学术偶像的消长_顾炎武的事迹

《水经注》案与学术偶像的消长_顾炎武的事迹

《水经注》戴、赵相袭案是近两百年学术界最著名的公案之一。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是：乾隆年间，全祖望（1705—1755）、赵一清（1709—1764）、戴震（1723—1777）都对郦道元《水经注》做过校勘工作，都有定本写成。戴震所校的本子是在四库馆完成的，由武英殿聚珍版刊印，三家之中最先刊刻。戴震去世十年以后，赵一清的校本由毕沅在开封刊刻，结果读者很快发现，赵本与殿本的体例与具体校勘所得高度雷同，于是引发戴震和赵一清究竟孰属抄袭的疑问[37]。戴震的弟子段玉裁（1735—1815）首先公开提出这个问题，他为乃师不平，认为赵一清袭用了戴震的校勘成果；数十年后对段玉裁的论断提出激烈反驳、将《水经注》问题演变成一场波及久远的争论的，则是顾祠会祭的早期核心成员张穆、王梓材与魏源。

道光二十二年，王梓材在北京结识了张穆，他向后者提起，五年前他同冯云濠在鄞县醉经阁校订《宋元学案》的时候，曾经偶然见到全祖望所校的《水经注》稿本前十册。张穆曾于道光二十一年获读《永乐大典》，并且用利用它对“明以来通行本”《水经注》做过校勘，发现戴震所谓曾以《永乐大典》本校过的说法完全不可信，所以张穆对王梓材带来的消息大喜过望，立即请他设法将全氏校本借来一读[38]。

这个全祖望校本藏于鄞县卢氏。王梓材征得卢氏的同意，将其所藏的全校本十册并目录抄录一份，交给进京会试的举人施英楷带到北京，于道光二十四年春到达张穆手中。经过仔细比对，张穆发现这个本子就是全祖望七校《水经注》的底本。以这个本子来重审戴震、赵一清的校本，张穆认定，戴震和赵一清的本子都袭用了全祖望校本，但是赵一清与全祖望关系密切，留下多封关于《水经注》的通信，本就有共同论学之谊，戴震则属于恶意抄袭，与赵一清情形不同。基于这种认识，张穆对戴震进行了严厉的道德指责，一则说“戴氏恃《大典》秘书，学者无从窥见，遂敢造言欺人，以掩其盗窃前人之迹，居心殆不可问”[39]，又则曰“使戴氏标明原本而删之补之，岂不甚美，何乃为此穿窬之行乎？尚论者所谓深恶其人，悬为世戒也！”[40]张穆还计划将全校《水经注》刻入他主持的《连筠簃丛书》[41]。道光二十六年，王梓材又在宁波发现了全校《水经注》的其余部分，但因为他正在从事《宋元学案》的校刊，无暇从事于此，于是仍寄给了张穆[42]。

国家图书馆所藏《斋诗稿书札》中有一封张穆写给许瀚的信，其中说：(www.guayunfan.com)雘轩（王梓材）宦情甚浓，签掣广东，极得意。《全校水经》当即刻入丛书……近又从扬州抄得赵《水经》四库著录本，与刻本更无稍异同，才知茂堂谓梁玉绳兄弟窃据其师书润色赵书者直是诬罔，而戴氏赃证乃久而益明矣。天生张穆，专与戴震出丑，真不知有何冤孽，殆全、赵英灵不昧，有以牖我耳。[43]

这封信的日期署作“十一月廿二日”，未署年份。信中提到为许瀚的父亲撰写寿序，“廿六日有便东旋，半月必到”，而据张穆《日照许肃斋先生寿序》，许父的八十寿辰是在道光二十九年的正月十七，则这封信一定写于道光二十八年，信中所谓“专与戴震出丑”，所指应该就是他在四年前就曾写过“揭发”戴震抄袭的文章。

在戴、赵《水经注》的问题上向戴震发难的不止是张穆，还有同为顾祠同人的魏源。《古微堂集》中收有一篇《书赵校水经注后》，文末说：“戴为婺源江永门人，凡六书三礼九数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有同门方晞所作《群经补义序》称曰‘同门戴震’可证。及戴名既盛，凡己书中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则攘他氏之书犹其事之小者也。”[44]周寿昌《思益堂日札》“魏默深遗文”条也收录了这篇书后，但是结尾的语气更加激烈：“……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其背师盗名，合逢蒙、齐豹为一人，则攘他氏之书犹其罪之小者也。平日谈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江氏亦不愿有此弟子也。”[45]这同张穆一样，都是从抄袭案出发，进而否定戴震的人格。这篇书后的著述年代不详，不过魏源在文中说他“曾从友人亲往翻校”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这位“友人”就是张穆；而他又提到自己见过全祖望校《水经注》的抄本，也很可能是从张穆那里见到的。

推测起来，魏源这篇文章可能写于道光二十四五年，他来京参与会试前后。当时他三次参与顾祠会祭，分别是道光二十四年的生日祭、道光二十五年的春祭和生日祭，而这三次公祭，张穆与王梓材也都同时与祭，三人往来甚密是可以肯定的。在顾祠发起前后，由于永定河患的问题，畿辅水利成为北京士人关心的问题，二十三年张穆有《上直隶某方伯书》，二十五年魏源有《畿辅河渠议》[46]，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张穆、魏源都提到乾隆间方观承延请赵一清编纂的《畿辅水利书》（或名《直隶河渠书》）），他们可能都是由于对畿辅水利的研究进而对《水经注》发生兴趣的。

魏源与张穆的论证几乎全同，结论都是赵一清本是本于全祖望校本，而为戴震所抄袭。在张穆、王梓材、魏源看来，戴震尽管考证成就甚高，但其个人品质十分可疑，完全不具备成为后世学者人格榜样的资格。对于这种似乎过于严苛的批评，王梓材解释说：“其不知者以为灌夫骂坐焉，其知者以为老吏断狱焉；其在知不知间者，以为情势实然而翘过太甚焉。余告曰，凡事有隙斯有案，有案斯有谳，雠对之谓何，而尚容恕词乎？况其案验者，皆平心之论乎！”[47]用来破获乾嘉考据首席大师抄袭案的学术工具，恰恰是考据学的“雠对”。

魏源由宋学入，而专治今文经学，他在《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中对于乾嘉学术有一段极为著名的批评：

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鈲析，视国初昆山、常熟二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48]

李兆洛逝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八日，其时魏源正在北京，闻信后作了这篇传[49]。与这篇传的写作大致同时，张穆从《永乐大典》中画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并赠予魏源[50]，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正是最为密切的时候。

魏源不仅批评考据学禁锢了士人的创造力，也批评他们背叛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所代表的通经致用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对乾嘉考据学“无用”的批评已经成为京城许多士人的共识，魏源、沈垚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代表人物[51]。这种批评直接引发了学术偶像的变迁：魏源所举出的乾嘉汉学的反面，包括顾炎武、顾祖禹、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所批评的乾嘉诸大师，戴震自然在列。在他的心目中，戴震等人所代表的学术专精化的趋向，不唯无裨于实用，而且应该对乾隆末期以来的政治败坏负责。

批评戴震，是清代中叶的学者在批评考据学风时常用的论述策略[52]，而汉学中人在追溯学术史的时候，也往往将戴震看做标杆式的人物[53]。无论后世（尤其是梁启超、胡适以后）如何重视戴震的义理之学，道咸时期学者对于戴震的看法，还是如章学诚所谓“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54]，是以考订之学著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张穆、王梓材、魏源对于戴震人格的否定，与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惠、戴等乾嘉诸大师的批判是一致的。

胡适已经注意到魏源、张穆对于戴震的指责，并非单纯的文献学问题，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史背景，不过胡适认为魏源、张穆的动机是“为朱子报仇”，其理由是戴震曾经痛诋程朱[55]，但是除了前引《思益堂日札》本的魏源《书赵校水经注后》，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及论证。从顾祠会祭的角度重新考察这段公案，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试把这里提到的学术史事件列一个时间表：

这份年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水经注》案的思想史背景。这件公案看似单纯的文献学争论，它其实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反思乾嘉考据学的时代氛围，而这股对经史考证非政治化特征持强烈否定态度的思潮，直接引发了不同学术偶像在士人心目中地位的消长：考据学本身不能提供给后世士人以可供景仰的人格榜样，这导致在用世氛围浓厚的晚清，纯粹的考据学者难以受到超越学术的广泛认同，相反，顾炎武所代表的通经致用的士大夫人格则成为普遍尊崇的榜样，顾祠会祭就是在这样的潮流中发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