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遗嘱：存款赠老友_顾准追思录

顾准遗嘱：存款赠老友_顾准追思录

15岁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学家徐雪寒，1930年代曾负责联系过顾准，他在永安南路寓所向笔者讲述了事情经过。他说：曾接受两次采访。作为顾准生前的同事，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又是《资本论》研究专家的林里夫对顾准很有感情，在顾准弥留之际，曾多次陪伴直至临终。在回忆顾准时他说：

1935年，胡乔木向我介绍顾准比较能干，脑子很有水平，那时胡乔木就发现他有“英雄主义”的苗子（胡乔木当时任“文总”党团书记，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胡乔木让我联系顾准，说我可能比较合适，这样我们便认识了。

我们两人对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救国会等一系列问题，经常互相探讨，彼此交流，非常谈得拢，观点一致。

顾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里夫（曾任武卫会党团书记）也(www.guayunfan.com)先是章乃器将孙静（即孙化新、孙焕杰）介绍给我，孙静又把顾准介绍给我，这样我和顾准就认识，时在1934年8月，一直到1935年9月，他一直在武卫会工作。我让他解散进社，以个人名义参加武卫会。

我和顾准得到秘密流传的毛泽东《论反对日本主义的策略》的文章，彻夜学习讨论，不顾国民党潘公展之流的禁令，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他在读书会领导期间，发展武卫会会员，结业时，他宣读“对日作战六大纲领”，许多人跟着表态同意，纷纷签名。

顾准是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他先在沪东区分会工作，后来对上海市分会的建立，是有贡献的。后来在1936年2月，他与文委、“临委”周扬、邓洁等人联系，主张解散武卫会，这样我们工作上的关系就中断了。但个人之间是保持的。顾准的工作热情、关心他人等情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林里夫先生的夫人柏琴后来又补充道：

林里夫（1909—2001）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有7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林里夫和顾准的交往及友谊始于1934年。当时为配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变国内革命战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简称“武卫会”），由宋庆龄任主席，林里夫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1935年，顾准由林里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武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7月，林里夫曾住在顾准家躲避特务追捕。

这两位历经生死考验的战友，建国后都曾长期蒙受冤屈，顾准1957年和1965年两次被错划“右派”，林里夫也于1958年被诬为“右派”和“反党集团”成员。“文革”期间，林里夫和顾准都是“监管对象”，在同一个“五·七干校”劳动和接受审查，他们在患难之中始终互相信赖和帮助。

老经济学家骆耕漠在《患难之交相濡以沫》一文中追述：“顾准临终时讲到他非常感激三人：一个是林里夫，一个是李少甫，一个是我。”顾准也留有遗嘱：“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对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感谢……存款500元赠予里夫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