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走”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跟着走”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邓小平的女儿曾经问过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

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

毛泽东用《长征》诗五十六个字精辟地概括了被称为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的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www.guayunfan.com)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诗歌高度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无畏的长征精神,也体现了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和浪漫主义情怀。

长征,确实是一部让人永读不厌的长篇“巨著”。研究它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毛泽东曾化繁为简,将一部长卷史诗浓缩在八句、五十六个字当中。

邓小平作为一个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过二万五千里长度的亲历者,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概括了自己在长征时的经历和感受。

“跟着走”三个字,包含了多少丰富的内容。

在红军长征之初,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主编《红星》报,遵义会议之前,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并以这一身份参加遵义会议。后来又担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这一时期的邓小平还不是独当一面的决策者。在遵义会议之前,邓小平也是受“左”倾路线排挤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被动地“跟着走”,但在遵义会议之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所以,邓小平虽然仍然是“跟着走”,但与前一段的被动“跟着走”不同,而是主动地“跟着走”,心甘情愿地“跟着走”,心明眼亮地“跟着走”,信心十足地“跟着走”。

这时的“跟着走”,表明了他一贯的政治态度:对于自己所信仰的正确的政治主张,则要坚定不移地“跟着走”。

这样说,有根据吗?有。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一直是受“左”路线排挤的,同时曾被视为“毛派”的头子,受过整。

在1933年推动“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在福建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以及紧随其后的在江西开展的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实际上正如博古后来所说的:“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第304页。

在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种危急时刻,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博古等人,仍旧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和军事领导之外。

王明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排斥毛泽东呢?正如《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所说的:“第一,因为毛泽东在许多大的方针政策方面不赞成‘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在军事路线和土地政策方面。第二,因为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是在毛泽东等一手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在苏区的党、政府、军队里享有很高的威信。‘左’倾错误的领导要彻底推行他们的冒险主义,就必先排除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障碍。俗话说,打蛇要打头,于是他们便首先夺去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内的权,把他架空,然后逐步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

而在毛泽东受排挤的时候,邓小平的处境也相当不好。前面已说到,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当时批罗明路线,批邓、毛、谢、古,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的。邓小平等人因确实赞成毛泽东的做法,而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又不肯向“左”倾中央作丝毫让步,还旗帜鲜明地进行抵制和斗争。在受到批判以后,邓小平受到了严肃的组织处理,撤销了职务,当众缴了他的枪,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实际是劳动改造。在下面的时候,他连饭都吃不饱,以致请人托口信给蔡畅,给他搞点饭吃。

邓小平曾是叱咤风云,领导过百色起义,统领过近万名士兵的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政委,又曾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已经是从血与火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有才干的领导者。“左”倾中央竟然让他到一个村去当巡视员。他不曾有过半点对革命的背离情绪,也不曾动摇自己的信仰,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依然忍辱负重,始终坚持正确主张,坚持真理,留在革命队伍里,不计名誉地位地为党为革命工作。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仰,多么顽强的精神来支撑!

后来在王稼祥同志要调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时,仍然受到了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的极力阻挠。

现在我们无法知道邓小平在红军长征前期,在遵义会议之前,邓小平具体的心路历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受过“左”倾错误路线切身之害的人,作为目睹“左”倾路线给党、给革命、给红军、给苏区造成巨大损失的人,他必定是在内心反对博古、李德那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的。《罗荣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长征时,邓小平与罗荣桓“行军时并辔而行,休息时促膝谈心,宿营时抵足而眠,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由此可以肯定,就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对“左”倾路线危害这一话题,也必定是邓小平与他人经常议论的内容。

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当然会服从组织的安排,所以说,即使内心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即使出于被动,他还是会“跟着走”,他相信曲折过后会有光明。

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衷心拥护的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正确主张可以实行了,邓小平想必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受。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过多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得以亲自领略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神妙。1935年4月间,因为前方需要加强,因为邓小平同志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让他更好发挥作用,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职务。

邓小平利用各种各样的宣传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邓小平任职的红一军团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领导。红一军团原有18000多人,经过长征,这时只剩下两三千名战士。邓小平这时担负着宣传毛泽东正确思想的任务。何况,遵义会议以后,林彪还曾一度反对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后,林彪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他攻击毛泽东,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指挥领导还行!?’林彪还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回绝了。林彪还给三人团写信,要求朱德、毛泽东下台。

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会理郊区的铁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对林彪的活动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林彪所谓‘走弓背’的谬词进行了驳斥。周恩来在会上揭露了林彪的这些活动,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严重错误,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3卷,第481页。湖南出版社,1999年出版。

当然在会理会议上,林彪还是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批评。但即使这样,邓小平在这支部队中肩负的宣传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的任务还是不轻的。

在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刚过了草地,就发生了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状态。

张国焘他依仗自己辖下八万余人,兵力倍于红一方面军,竟然拥兵自重,要挟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并要求担任军委主席,想篡夺中央的军事大权。中共中央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并决定将原一、四两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路军继续北上。6月4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维护团结,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再次重申北上方针,批评张国焘想拉红军西渡黄河的错误。但在刚过草地以后,张国焘就急欲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他一再拒绝与中央和右路军会合,并无视中央的一再劝告,密电在右路军当政委的陈昌浩把右路军拉出南下,阴谋分裂和危害中央,幸被叶剑英同志发现并报告毛泽东,方才避免了危险。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错误,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较量上存在着原则分歧,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并促其执行北上方针。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站在支持毛泽东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这方面的。因此,在红一军团,传达和解释每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邓小平这位宣传部长的身上,邓小平以极大的热情和认真的精神投入了对毛泽东路线的宣传工作。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教育和鼓舞广大指战员克服各种困难,勇往直前。许多老同志在回忆长征的生活时,都异常兴奋地说:“只要跟小平同志在一起,就来劲。”

因为,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以后,心情无比开朗,因此,热情特别高,劲头特别大,加上他担任过红七军政委,中央军委政治部代理秘书长,担任过中央苏区中心县委书记,主编过《红星报》,特别擅长于思想宣传工作。他总是能以自己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决拥护的真诚态度和自己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周围的人,使他们跟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走。

“跟着走”,这是此后几十年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