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论”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摸论”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五、“摸论”

同“猫论”一样,“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不少国外人士喜爱的一种名言,民间理论家和业余宣传者们将其概括为“摸论”。

“摸论”,万里将其阐述为实践论,群众论。在1975年整顿和改革开放时期贡献很大的万里在1998年深有感受地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搞?谁知道!还不得‘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就是群众,就是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但长期的‘左’倾错误使我们把它弄丢了。农村改革中把它恢复起来,发扬光大,所以搞得比较成功。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以后千万不能再丢掉了。”还有人认为,“摸论”是介于理论指导和实践摸索之间的一种认识论、方法论。因为那个“石头”显然是藏在水中,看不见,要去摸,但它在哪里,还是有不少理论、经验来帮助判断。

“摸论”有很多特色,首先就是一个“敢”字。

有人问,“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河里没有石头怎么办?如果河水太深根本就过不去又怎么办?这类问题很多,说来说去,就是少说了一个字——“敢”。(www.guayunfan.com)“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一没有桥,二没有船,三是河水比较深,不能直接徒涉,也看不见可以用来踩脚的石头,四是不会游泳。总之,就是没有现成的路,没有现成的工具,要过河,就要摸。因此,“摸论”也就是敢字当头论。

1975年主持整顿时,邓小平就多次号召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要不怕,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相对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而言,所谓不怕,也就是不怕再次被打倒。这种意义上敢字当头,在改革开放期间,同样也是需要的。但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敢字当头,更多地表现为风险。

首先仍然是政治风险。改革开放的政治风险很大,远比以前大,因为以前无非是个人挨批被打倒,改革开放则有可能产生政治大动乱。改革开放时期,有这种忧患意识的人很多,他们的呼声也很强烈,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前后,这种意识和呼声更为普遍,更为强烈。邓小平的政治风险意识实际上比任何人都强烈,但邓小平的过人之处是,正因为如此,他也就更加主张敢试、敢闯、敢冒,更加要求全党同志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改革开放的步子要再大一点。

其次是社会风险。邓小平一开始(1978年12月)就估计到,改革开放会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迄今为止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涉及面很广、关系度很大的风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难题,目前已上升为新的难点、热点问题,日后还有可能进一步成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个严峻考验。

更为突出、更为根本的还是经济风险。邓小平1991年视察上海时说“上海开发晚了”。1992年南方视察时再次强调“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这为什么会有这个大失误?为什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可以搞经济特区,上海又没有搞?主要原因就是经济风险问题,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在中国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重特别大。1980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港口吞吐量约占39%,地方财政约占16%,同全国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所以,即使是像邓小平这样的大战略家,也不敢轻易在上海搞经济特区这样的大动作。一直到1990年6月,中央才正式批准并宣布浦东开发与开放。在微观层面,改革开放意味着强烈的竞争,这对各经营单位,特别是国营企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一点,年轻时就在法国雷诺汽车等现代企业做过工的邓小平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楚。“文革”前他就严厉地批评过国营企业不如美国、法国的企业,甚至还不如国民党的企业。1978年9月,他视察东三省,重点考察对象就是国营企业,直率而很有分寸地提出了不少批评。如在本溪视察时说,我们有的企业太脏,企业管理不好。日本管得好。日本有的资本家,首先抓卫生,第二是抓安全。凡是哪个工厂脏的,那个工厂肯定管得不好。

这么多,这么大的风险,为什么还要提倡敢字当头?基本答案就是:不闯、不试、不冒,风险更大,甚至有可能无法挽救。1978年9月邓小平在辽宁听取省委的汇报后十分坚定而不无沉重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这种紧迫感,是邓小平果断地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们理解“摸论”的一个重要背景。

一般而言,过河要准备好船,架好桥。这也是毛泽东提出过的一个著名领导方法,即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但在特殊条件下,为了争取时间,船和桥的问题也就来不及解决了,只好摸着石头过河,甚至摸不到石头也要过。刘邓大军过淮河,就是这样冒险徒涉过去的。那时,只要再犹豫片刻,洪水一来,追兵一到,即使有船有桥也过不去了。因此,除了敢字当头这一特点外,时机意识也是“摸论”的一个基本特点。

“摸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万里所说的群众路线。上引万里阐述“摸论”的一段话,既是从实践论的角度说的,又是从群众路线的角度阐述的。“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就是群众,就是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这一特点,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特别的有成效。很多改革开放的重大措施,都是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大胆地摸索、试验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股票、证券、土地使用权交易等等。对此,邓小平曾在1984年会见德国外宾时坦诚地说:“我知道自己的经济知识有限,我只是在总体上出个主意,把政策放灵活一点,实现它是其他人的任务,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我的全力支持。”

刘邓大军过淮河,虽然极其胆大,但事先刘伯承亲自进行了测量,也就是亲自摸了摸水的深浅。很可能也是刘伯承最先开发的“摸论”,同样也具有这种既胆大又稳妥的特点。“摸”本身就具有稳妥的含义在内,“摸”、“摸索”动作都不是很大,都有试探性之意。如邓小平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二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等,都是这样首先试探着“摸”,再后才冲过来、闯过来的。都相当稳妥,只是因为长期的束缚,弄得不少中国人凡是没有本本、没有指示、没有安排,就不知道如何行动,连想也不敢想,试也不敢试,这就使得摸着石头过河也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当然,摸着石头过河远不如从桥上过河、坐船过河那样舒服和可靠,但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便宜事,“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