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亏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吃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亏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对毛泽东思想的服膺,对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支持,很多人都是在失败、挫折中反复思索比较,然后才确立的。他们深刻地总结失败的教训,并且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正确对待挫折,是他们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如果不是深刻总结了红七军转战数千里的教训,不是亲身经历了“左”倾冒险主义指导革命因而使革命处于困难危险、被动挨打局面的痛楚,就不会有后来在中央苏区时期坚决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定态度。

1929年12月11日,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广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邓小平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中央任命邓小平为红七军政委,张云逸为军长。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爆发,成立了红八军,邓小平担任红八军政委。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之后,形成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拥有2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是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根据中共中央的任命,邓小平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当时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广西左、右江起义的重要意义,认为“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红七军虽然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并不减低它的伟大作用与意义。确实是这样的,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在广西造成了巨大影响。红军队伍在与国民党部队战斗的过程中虽然遭受过一些失败,但在军事上仍然取得一系列胜利,同时,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武装,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红七军经过平马整训以后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由于平马一带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完成,广大贫苦农民翻身当家作主,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热情,许多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有几千农民报名参军,红七军由原先的3个纵队扩大为4个纵队,全军发展到8000多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

正在这支队伍朝气蓬勃,士气旺盛,跃跃欲试,为迎接新的战斗,开辟新的局面之时,1930年9月底,受李立三“左”倾中央委派,邓拨奇(邓岗)来到广西红七军驻地平马,在10月2日召开的红七军前委会议上,传达了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粤桂军阀,使其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夺取广州,以完成南中国的革命。执行任务的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除了军事部署外,邓岗还传达了李立三中央对广西右江根据地土地政策的批判,说右江特委所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会议传达的是李立三“左”倾冒险路线的内容。对红七军工作的部署,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这一“左”倾冒险路线,中央制定了一整套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计划,并下令全国工农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中央命令:红三军团攻打武汉;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以夺取整个江西;红二军团配合进攻武汉和长沙;红一军切断京汉路以进攻武汉;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最终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为了保证贯彻李立三冒险主义总策略的执行,党中央还派了许多特派员到各苏区和红军去指挥和监督。邓岗就是这次派来的特派员。(www.guayunfan.com)本来,在邓岗召开红七军前委会前夕的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结束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与广西红军失去了联系,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没有传达到红七军。邓岗仍然按6月11日中央决议的精神传达,红七军前委也仍按这一决议讨论。

根据邓岗传达的精神,红七军前委决定除一个师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外,另外两个师北上向河池方向行动。

10月4日,红七军主力部队7000余人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整装北上,开始了艰苦的在桂、湘、粤、赣四省间几千里的转战,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将打一系列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斗,他们将要遭遇到非常大的艰难困苦和成败波折。

对于中央对红七军所作的军事部署,邓小平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在10月10日召开的红七军前委主持的全军党员代表大会上,邓岗坚持遵照李立三路线,要红七军攻打柳州。红七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都支持这一主张。

但邓小平却持不同的意见。

当然,邓小平听到中央代表传达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革命精神的确很兴奋,作为一个投身革命十多年的共产党员来说怎么不早日企盼这革命高潮呢?但敌我力量对比现实情况,和他领导红七军与敌人战斗的实际经验,又不能不让他特别冷静。当时的广西,已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复了统治,红七军虽在右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队伍,但军力毕竟只有几千人,与国民党部队的力量比较起来,明显处于劣势。就是打百色都已十分艰难,想打下桂林、柳州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并没有充分把握。但中央指示的进攻柳州的计划必须执行,怎么办呢?邓小平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先打桂林,然后再打柳州。但邓岗仍然坚持立三路线,执意先进攻柳州。

结果,攻打柳州果然受挫,在进军柳州途中,红七军主力攻打工事坚固、火力密集的长安镇也未攻下,还伤亡几百人。遂放弃攻打柳州计划,改为攻打桂林。在从湖南迂回进攻桂林途中,红七军攻打湖南武冈未果。又返回广西攻克全州。而这时,部队已损失过半,士兵中的失败情绪很浓,逃兵也很多,虽时入冬季,部队还衣食无着。在这种困境下,邓小平反对打桂林计划,这个意见才被多数人接受。这时邓岗等人离开红七军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才结束了立三路线对红七军的指挥。

邓小平率军转战湖南道县、江华、桂岭、连县、乐昌、永新、崇义等县。1931年2月10日攻下崇义县城。然后向井冈山进发。这年2月邓小平安排了工作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七军的工作。

1930年9月离开广西右江,到1931年7月已达兴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合,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红七军转战桂、湘、粤、赣四省,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愿望。但在1930年9月到1931年1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红七军转战数千里,不但丢失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兵力减少了三分之一。红七军遭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李立三“左”倾路线一度干扰了这支部队的工作,但在邓岗离开后,邓小平领导这支部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正如《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所评价的:

“红七军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是一部轰轰烈烈的战斗史。”

“其中,有光辉的篇章,有凯歌高奏的篇章,也有遭受失败的悲惨壮烈的一页。”

邓小平到达上海后,写了一份长达一万六七千字的《七军工作报告》。

这是一份充满了实事求是精神的报告,在报告中,邓小平客观地总结了红七军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邓小平认为,首要的不足,是在七军的工作中,处处以军事为中心,而没有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问题,结果常常处于被动地位,攻打滇军、连州等战役,都存在这个问题,由于忽略了群众工作,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第二,七军应更快地离开右江地区,因为七军在右江的作用很小;七军到达广东、湖南交界的乳源,宜章一带的梅花村后,不应企图在北江立足,而应迅速到江西,如果这样行动,就可以避免在梅村战斗的大损失。第三,“左”倾路线对七军的指挥,导致了几次集中攻坚的错误和挫折,因此,向柳州、桂林、广州进攻便成了纯粹的空谈。此外,在战役上,七军侦察工作较差,常有轻敌的观念,对于由旧部队转变而来的官兵的改造工作不够,党的工作及政治工作存在很多缺点,加之土地革命没有深入,工作推动不力。七军是由旧军队和一批新发展的农民组成的,基础较差,加上立三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七军碰上了不少钉子……

写到这里,我们仍想提醒读者注意一下邓小平此时的年龄:不足27岁。也就是说,他肩负中央使命赴广西工作时,仅仅26岁。26岁的年龄,便成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政委;26岁的年龄便领导了举世瞩目的百色起义;26岁便要面临如此复杂、艰苦的局面;26岁便要忍辱负重,既要执行李立三中央攻打大城市的错误路线,又要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

我们还想到,虽然有许许多多不可比的因素,但还是要问:当时,千千万万的26岁的青年在做什么?现在,万万千千的26岁的青年在做什么?

虽然到上海时邓小平不足27岁,但我们从他向中央写的报告中,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邓小平:

他敢于面对挫折,他思虑深刻,他敢于承认不足,敢于负责,他不争功不诿过。

设想一下,他可以把从广西转移出来的错误和失败统统推给“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邓岗等人,然而,邓小平没有这样做。实际上,“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者给红七军确实造成了重大损失和影响。但邓小平并未将其摆在第一第二的位置,仅仅是摆在第三的位置。他不是不痛恨“左”倾路线。他抵制过。他当初就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然而,他主要是站在认真反思教训的角度来看待错误。我们不能不慨叹,这位年轻的领导者对待挫折、错误的坦诚态度。

邓小平领导红七军的经历对他是极大的锤炼,他不仅增加了领导军事斗争的才干,对挫折和错误,对“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巨大危害的深刻认识,都成了他人生的宝贵财富。

他在此后的岁月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主张,以至被人们划入“毛派”,就是他正确的总结挫折、教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