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留名的县委书记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党史留名的县委书记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1931年2月,邓小平离开红七军,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为王明、博古所把持,他们对红七军前委的工作完全持否定态度。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虽没受到正式处分,但实际上则是被挂了起来。几个月中,没人听他的汇报,没人看他写的报告,没人安排他的工作,请求回红七军工作,也不批准。邓小平后来说,“于是乎,在上海,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还说:“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通过努力,邓小平终于由中央批准到苏区去工作。

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邓小平在江西瑞金任县委书记。

1932年5月至1933年3月,邓小平在江西会昌任县委书记和中心县委(辖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书记。(www.guayunfan.com)用现在的眼光看,对已经担任过一年半中共中央秘书长、一年半中央赴广西代表和红七、红八军总政委兼前委书记的邓小平来说,担任县委书记是被降了好几级,相当于从兵团级或正军级降到正团级。当时的等级没有这么明显,但也还是有一定的规格。邓小平后来多次说他23岁当“大官”——中央秘书长,但一个县委书记,不论什么年代,在中国都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邓小平后来强调用人要大胆,不要拘泥资历、级别,就多次以他在西南时期任命县委书记为例,说他那时委派县委书记,团营干部任用,连排干部也任用,合格就当下去,不合格就换下来。况且邓小平这时也的确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为中央所“不悦”的人。但邓小平对自己担任的这个新职务非常看重,他所说的“三落三起”,并不包括这一次在内。在他后来主持中央工作时,对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也特别重视。1975年九十月他曾说:“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并不容易,要有全面的领导经验,对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抓得起来。”“县委书记当好了,到地委、省委工作就比较容易,比较顺手。现在有些省提拔个省委书记都感到困难,我看不会那么难吧。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一大堆,为什么连个省委书记都找不出来?”

有人认为,一个人是真有才华还是假有才华,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检验,那就是把他从大机关、高位上换下来,换到一个不太起眼但又能发挥作用的岗位。这很有道理,很多人,一旦没有那个位子、那顶帽子,就什么也干不成,有的人则在哪里也能干出一个名堂来。邓小平这个县委书记,当的时间并不长,而且犯了“错误”,但却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生动的一笔,并为他后来的被重用与“文革”中的复出具有密切的联系。

瑞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第一个“红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诞生地(1931年11月)和所在地(1931年至1934年)。但当邓小平于1931年8月首先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那里时,那里却是杀气腾腾,死气沉沉。原来,这里的时任县委书记李添富和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认为瑞金有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自1931年5月以来大开杀戒,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肖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等大批干部群众被杀,还有大批干部群众被关押,另有大批干部群众逃离出境。据邹书春《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纪事》所引材料:“县苏、县工会百分之八十干部被杀,单位解体”,“城市、桃阳两区干部被杀”,“全县被杀者在两三千人以上”,真是惨不忍睹!

当时,中央可能已经考虑选择瑞金为中央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因此,除中央特派员邓小平外,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中央代表原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余泽鸿也先后来到瑞金。面对这种局面,三人果断决定由邓小平出任瑞金县委书记。局势很快得到控制,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后,9月底,在邓小平领导下召开瑞金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审枪决了罪大恶极的李添富、谢在权,重建了县苏维埃、县工会及司法、裁判等各级组织。并在县城和主要受害乡村召开群众大会,为蒙受冤屈的死难者、关押者及其他受打击者平反。“全县局面大为改观”(邓小平语)。

局势稳定下来后,邓小平大抓培训干部、健全组织、制度建设和组织生产等工作。其中的一个重点工作是对土地分配进行检查和重新分配,纠正恶势力把持下干部、富农、乡霸多分多占分好田及其他分配不公的现象,并划出部分公田,用于红军供给、优抚军烈属和救济灾荒之用。在当时,这相当于第二次革命。一些忠厚老实的农民在自己重新分配到的土地上手捧沃泥,热泪盈眶地说:“这回我们可是真正翻身了!”此外,邓小平还大力组织兴修水利,兴办工业和手工业,建立合作社、互助队、突击队,开展劳动竞赛、增产节约、支援前线等活动,以达到保证中央机关需要、保障红军供给和人民群众有饭吃的三大目标,整个瑞金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局势下,首先是毛泽东、朱德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机关于9月底来到瑞金,在瑞金安扎下来,继而于11月份在这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中央政府。邓小平在瑞金治乱,使“全县局面大为改观”,称得上为中国第一个“红都”的建都人。

在这种情况下,已开始变得有些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又像法国和上海时期那样活泼开朗风趣起来。《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这样写道:

对于在瑞金的这一段经历,时间虽短,父亲却常常提起。1992年的一天,我们全家吃饭,我弟弟六岁的儿子小弟饿极了,吃得狼吞虎咽的。看着小孙子这么能吃的样子,爷爷笑了,他说:“我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你们看,小弟不就是三岁小子,吃死老子!”

有人回忆道,邓小平在瑞金时,吃红薯从来不剥皮,还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1972年,当时还是“党内第二大走资派”的邓小平获准在江西境内“调查研究”,在瑞金受到热情招待。瑞金的同志不避忌讳地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女儿说:“这句话曾令父亲感动不已。”这种慰藉,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小事。

“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

邓小平在1975年说“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并不容易”,这在他任县委书记时也表现得很明显。1932年5月,邓小平调至会昌任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成立,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

会昌、寻乌、安远都是没有完全解放的新区,又是中央苏区的边区,其中会昌县城在瑞金以南仅50公里处。因此,在这里任书记,军事工作是中心工作。鉴此,中心县委没有设在会昌县城,而是设在一个叫筠门岭的军事要地,这里在会昌县城以南55公里,与寻乌县城、安远县城大体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是广东、福建从东南方向进入瑞金的必经之地,是“红都”的南大门。

抓军事是邓小平的老本行,但与在西安和广西不同的是,这里缺少军事人才。因此,邓小平在同县委组织部讨论工作时,首先突出谈到的是设一个军事部,并选一个合格的军事部长。经介绍,邓小平同意让当时正在红独立三师医院治疗养伤的红十一军独立团副团长钟亚庆出任,并立即同军队联系,由军队政治部发出调令。钟亚庆本人和军队方面开始时还比较犹豫,邓小平亲自打电话给红独立三师政治部主任罗贵波,批评他有本位主义思想,叫他催促钟快去上任。随后,县委方面又多次去电话催促,使本来想继续在正规部队工作的钟亚庆只好前去报到。对当时的情景,钟亚庆在50余年后有这样一个回忆,梗概如下:

钟亚庆背着背包来到会昌县杉塘区苏维埃住地,正好遇上邓小平。邓小平一见,就问道:“你这个同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姓什么?”声音很大,不知是当时的习惯,还是因见到部队同志的喜悦。

“从澄江来,叫钟亚庆,到会昌去。”

“你叫钟亚庆,好啦!我是邓小平。走!”

两人走进办公室,邓小平说:“你好调皮,老罗(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你还不来。我又打电话批评罗主任,你现在才来。你看看!”他手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件说:“你任会昌县军事部长,文件都发了。你敢不来!”并要他不要走了,就在这里等他,和他一起走。

约半个小时后,邓小平在杉塘区办完事,又把钟带往罗塘区。当晚在那里召集区委、区苏维埃的领导开会,布置了扩大红军等工作。第二天,罗塘赶集,早餐桌上有了些当时难得一见的猪肉。邓对区委书记说:“猪肉,好是好,就是少了一项。”“什么?”邓直率地说:“辣子!”区委书记立即出去,很快就找了一把新鲜辣椒来。邓拿起一个生辣椒,咬了一口,说:“不太辣,也还可以。”说得大家笑了起来,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吃完,邓钟两人就一前一后地步行回县委了。

好一个豪爽、干练、风趣的年轻县委书记!

1932年七八月,会昌中心县组成第三作战分区。邓小平兼任政委、钟亚庆任指挥员、罗屏汉兼政治部主任,又从军区调来参谋长吕赤水、副参谋长游端轩,还有一名参谋,他们都是来自红军正规部队。此外,还从医院出院伤员中抽调了一部分来地方武装任骨干。这样,到1931年11月,分区已有赤卫军4970人,模范师2529人,各县各有一个二三百人的独立团,各区还有自己的游击队。邓小平领导这些武装,攻打中心县内的匪巢和白色据点,消灭了细八哥、郭发贵、大头五等反动靖匪大部,肃清了三县内的靖卫团、土围子,还几次击退前来侵犯的小股国民党军队,其中较大的一次是在1931年9月在福建东留击退国民党军钟少奎部几百人。这样,会、寻、安边区趋于稳定和巩固。

地方武装的扩大,自然会带来很多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生产与军事、经济与军事的矛盾。

1933年春耕时节,一些战士私自回家种田。对这种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很气愤,大骂这些战士是“没有骨气的家伙”,还要用绳子将他们捆起来教训教训。邓小平得知,心平气和地说:“捆不得!他们擅自回家不对,但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他们家里有困难,我们不解决,怎么能使战士们安心打仗呢?!”邓小平一一走访了当地几名回家战士的家庭,发现有的战士是家人病了,有的战士是家中没有劳动力。针对这些现象,邓小平在县、区、乡成立春耕生产委员会,村组织生产突击队、妇女劳动委员会,组织男女老少积极投入大生产。一天,邓小平看到儿童团在组织儿童生产,一时兴起,应儿童局书记的请求写了这样一首儿歌:“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做好半天工,帮助烈军属。”

对于经济困难,邓小平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工业上,组织了军工、硝盐、制药、织布、农具、烟、纸、樟脑、糖、石灰等多种生产。商业上,于1933年初成立了“对外贸易局”,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代表中央苏区通过各种渠道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盐、布、药材、烟、纸、粮、油、茶等商品的交易。

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时代,邓小平还大抓教育。在三县共办了73所小学,使儿童入学率高达90%。这也是邓小平在鼓励儿童参加劳动的同时,又只要求他们每周只“做好半天工”的基本原因。

种种措施,使会、寻、安这个新解放区很快就面貌大变,成为一个“风景这边独好”的地方。1934年夏,毛泽东前来会昌视察,兴致勃勃地写下了一首词:

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瞑。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会昌在1934年还保持“风景这边独好”的面貌,但为此打下基础开创局面的邓小平则已经历了一场大磨难。

1932年,红军在王明路线的领导下,再次为“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而苦战。这一年,各根据地的红军全面出击,先后发动了赣州、龙王集、商潢、苏家埠、漳州、潢光、水口、乐(安)宜(黄)、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等一系列大战役,这些战役每次都投入了三四个师以上的大兵力。这些战役,本身胜多败少,有得有失,但战略战术错误,红军元气大伤,自然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的反对。毛泽东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首先被调回后方,随即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剥夺了军事上的指挥权。

邓小平此时虽然只是一个中心县委书记兼作战分区政委,但红七军的惨痛教训,使他毫不犹豫地在自己权限范围内旗帜鲜明地抵制“左”倾冒险主义,决定在会昌地区不同敌人搞那种堡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壕沟对壕沟的硬拼,而是着眼于长期斗争,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大“围剿”,邓小平领导的边区首当其冲。1932年11月,地处中央苏区最南端位于赣粤闽交界处的寻乌遭到粤军的大举进犯。邓小平果断地领导干部群众撤离城镇,采取坚壁清野、游击战术的方式打击敌人。这样,敌军虽很快占领了寻乌,但我方也没受到什么损失。寻乌的这一遭遇后来被视为“寻乌事件”而大加追究。

1933年2月,继中央剥夺毛泽东军权之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又开始批判所谓“罗明路线”(罗明,福建省委代书记,曾写信给中央反对冒险盲动)。邓小平、毛泽覃(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宜黄、乐安、崇仁中心县委书记)、古柏(建宁中心县委书记)被公开点名指控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要求全体同志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央领导亲自撰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长文,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出版)发表,整整占了该期刊物80%的篇幅。这位领导还于4月16日至22日在宁都亲自组织江西党的会议,指挥对邓、毛、谢、古的批判。对这一事件,毛泽东在1972年8月14日的一份批示上写道:“他(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一个县委书记,能成为党内“两条路线”中一派“毛派的头子”,真不简单。

1933年3月,邓小平被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随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5月5日受到组织处分。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还被当众缴枪。接着,先是在乐安县南村区当了一个区巡视员,不到10天,又被派到宁都七里村附近的农村劳动。

1933年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强烈而坚定的干预下,博古等把持中央的领导人只好让步,邓小平被调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

当邓小平从劳动地来到省委时,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军区司令员陈毅、省委妇女部长蔡畅联合接待了邓小平。豪爽的陈毅兴奋地说:“我出两个铜板,砍几斤猪肉,再买点辣椒、大蒜,打点水酒,请小平同志吃一顿饭吧。”这样,陈毅出钱,曾山跑腿,李富春泡茶,蔡畅掌勺,在李富春、蔡畅夫妇家中饱餐一顿,畅谈一晚。这几位,除曾山之外,都是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老同学、老朋友。

这个县委书记,的确是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