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与国事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家事与国事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平民都有一个家,出生后要在家中喂养;上了幼儿园,闭园时要接回家;上了学,放学放假后要回家;工作了,更要养家糊口,操持家务……

英雄四海为家,豪杰事业为家,人们崇拜英雄豪杰,因而在很长时期内也就以有家似无家,不知家务,不问家务,不与家人在一起为价值取向。

时代在变,变来变去,变得一个新人出场,人们对其关注的热点中,总有一个关于家庭的话题。家好,得分;家不好,失分。分量不是太重,但也不是无关紧要。英国前任首相布莱尔曾因“科索沃战争”、“北爱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声望下降。但后来成为四个孩子的爸爸,英国第一个在任期内生育新生儿的首相,声望又再度上升,并引起了英国和世界善意的新关注。

家国关系,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很复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齐家治国”、“成家立业”观念并不准确,因为这毕竟是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的两回事。“家法”不能治国,“国法”也不宜治家,父母之道,夫妻之道,子女之道和事业成功之道同样也不能相互混用。但无论如何,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总是让人羡慕的,也可以帮助其他方面的成功,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成功,一种对个人来说最好的成功。(www.guayunfan.com)邓小平11岁离家到广安县城读寄宿高小,每周回家一次。15岁到重庆读留法预备学校,回家可能就很少了。16岁留学法国,完全离开了家。

1928年邓小平在上海和张锡瑗结婚,自己成了家。这时的邓小平,年轻活泼,爱说爱笑,十分风趣。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性格挺好,挺活泼”,“性情温和,很可爱”。小两口与周恩来夫妇楼上楼下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邓颖超说,那时,她常常听到邓小平夫妇又说又笑。邓小平也承认,说:“那时候的年轻人,当然又说又笑。”

1929年7、8月间,邓小平前往广西工作,离开了他这个仅成立了一年半左右的幸福小家。1930年1月,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在等待中央指示期间,邓小平前往医院探望正在待产的爱妻,不幸的是,张锡瑗因难产而辞世。中央指示下达后,邓小平来不及安葬妻子,甚至连安排都没时间,就匆匆地去了广西。到香港后,才委托负责电台的李强办理妻子的后事。李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前往上海,将张锡瑗安葬在上海江湾公墓。1931年5月,邓小平前去看了墓。1949年上海解放,邓小平又去看墓。因日军曾在这块公墓动土修机场,墓碑上用的又是假名,一时没找到。无产者李强记忆力好,才把已经被水淹没的墓地找到。邓小平叫人取出张的遗骨,放进一个小棺木内,放在他们曾经一起住过的房子里。1969年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现龙华革命公墓)。

1931年7月,邓小平从上海经广东赴江西工作,同行人员中有位名叫金维映的与邓小平同岁的女同志。俩人原本认识,一路走着,产生了感情,于是结为夫妻。邓小平又有了一个家。这个家没有维持多久,1933年四五月间,在受“提审”期间,邓小平在“拘留室”期间,在金送来的离婚报告上签了字。金维映后来于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期间死于战乱。邓小平气度很大,对在挫折时期离他而去的金维映并无多大的怨气。1972年12月,解除软禁后的邓小平被允许在江西各地走一走,其中一地是金维映曾任县委书记的于都县。在逗留于都的几个小时,邓小平几次提到金维映,如对于都县委负责人说:“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物中,有一个性格有点类似陈毅或陈赓的活跃人物,名叫邓发,曾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党校校长等职。长征到延安时,他和邓小平住一个窑洞。两人很合得来,经常像夜游神一样到处转。他豪爽地保证为邓小平找一个对象,在他和其他同志的撮合下,1939年9月,出自名门世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还是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大学生,时在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的卓琳和邓小平结了婚。邓发等人很“鬼”,卓琳同邓小平结婚时,只知道他是一个老红军、前线将领,具体职务和其他情况都是糊里糊涂的。婚礼在延安毛泽东住的窑洞前举行,毛泽东夫妇、刘少奇、张闻天夫妇、博古、李富春夫妇等参加了婚礼。主持和参加过邓小平第一次婚礼的周恩来夫妇因周恩来在苏联治伤没有参加。在婚礼上,邓小平来者不拒,喝了一杯又一杯,但一点也没醉。事后得知,邓发和李富春做了手脚,将一瓶开水冒充白酒倒给了邓小平喝。卓琳本来是安排到敌后去做秘密工作,为了照顾邓小平的生活,婚后不久,她随邓小平到了太行山。此后近60年,除了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跃进中原时两人分开较久外,这位大家闺秀、北大高材生基本上一直守候在邓小平身旁,成了邓小平不可缺少的生活伴侣、精神依托。“文革”期间,邓小平几次和子女隔离,但一直和卓琳在一起。流放江西时,江西方面的老“左”曾请示周恩来,邓小平夫妇住在一起是否合适,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邓小平1976年4月7日再次被正式打倒的那天,气氛很紧张。开始是邓小平一个人被找去“谈话”,全家老少十余口颇有生离死别之感,送行时情景凄惨。但过了两个小时后,中央警卫局又来人把卓琳接了去和邓小平会合,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卓琳不擅家务,身体又差,眼睛和邓小平的耳朵一样,差得很,高血压也比较严重,邓小平在家期间生活上对她的照顾往往比她对邓小平的照顾还多。但她深明事理,善解人意,邓小平的安危、身体状况时刻牵挂在心,因而深为邓小平所依赖。

像很多老革命和伟人、巨人、名人一样,邓小平对子女,本来也没有怎么管,全权委托给了夫人。文革期间,邓小平的子女受株连,其中大儿子邓朴方终身瘫痪。邓小平曾对夫人说:“文革中,我们的孩子表现都很好,为我们受了不少苦,我们应该对他们好些。”

文革前期,邓小平夫妇与子女隔离了两年。1969年5月3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表示拥护刚刚结束的九大,终于换来了与子女联系的权利。当然,见面的程序很复杂,从子女所在地的基层组织,一级一级地上报,最后经中办批准,再经邓小平所在地的组织同意,才能见上一面。直到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才有一女(毛毛)一子(飞飞)先后来到邓小平夫妇身边,邓林和邓楠没获准假,邓朴方住院。就在1970年1月,工资合计为524元(邓404,卓120)的邓小平夫妇只收到了205元的生活费。这使刚刚由于家人部分团聚而感到高兴的邓家不安起来。政治上的考虑是主要的,但经济上的问题也不小。邓小平一家九口(两夫妇、五子女、一继母、一外侄),开支大,造反派抄家时惊奇地发现,邓家不但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反而欠了公家200元钱的债。524元钱一个月尚且如此,205元钱一个月又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不能不管起家务来。在1970年2月再次收到205元的生活费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以家事为主的长信。一直到1972年6月,邓小平夫妇才收到按原标准所发放的工资。这种不幸,对亿万中国人民来说则是一种幸运。因为在当时,很少有200元月收入的家庭,一家九口的家庭则不少。笔者当时生活的厂矿,在当地是令人羡慕的中央属单位,只有平均生活费8元以下的家庭才有资格申请困难补助费。农村就更差了,一个壮劳动力一天一二毛钱的收入很正常,还算富的,邓小平女儿下乡所在的队就是一毛二三分钱,还要年成好。这种生活上的艰辛,不是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亲身经历,是很难真正体验到的。没有这种体验,也可能没有“横下一条心”来解决温饱奔小康的改革开放。

经济一紧张,邓小平又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样自力更生起来,开荒种菜养鸡酿酒,连馊了的饭也吃,还说“烧开了,细菌就杀死了,我肚子好,吃了没事!”真是令人心酸!

邓小平的五个子女,文革前已有一人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大学:邓林,两人在北京大学上大学:邓朴方和邓楠。另外两人还在上中学:毛毛和飞飞。文革开始后,邓林、邓朴方被学校造反派组织关押、批斗,失去了自由。邓楠也被关押。1968年8月,年方24岁的中共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邓朴方在审讯、批斗、逼供过程中坠楼(有异议:被他人推下、因发现关押他的实验室有核放射物等多种说法),伤势严重,送去抢救过程中又被多家医院拒绝接受,耽误了治疗,生命垂危,10多天后方度过危险期。此后,邓朴方住院,邓林仍被关押继而劳动锻炼,飞飞、毛毛下乡,邓楠先是在学校待分配后分配到陕西工作。他们五人的命运因文革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受邓小平的牵连,因此,邓小平也觉得自己应该管一管。在1970年2月写给汪东兴的信中,所谈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邓林的工作问题。邓小平写道:“她已有28岁了,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到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求予以帮助,至为感激!”

1970年9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的问题公开化。邓小平立即给中央写了两封信,一封信表态支持批判和对陈伯达宣布进行审查的九届二中全会,另一封是谈家务事,主要是邓朴方和邓林的问题。对邓朴方的病情好转和生活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照顾表示“高兴”,对邓林则是再次请求早日分配工作,并在分配时“能给以帮助”。

流放江西后,邓小平通常半年左右给中央写一封信。但上述信发出一个月后,邓小平又紧急专门为邓朴方的事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因为此时他接到通知,下半身已经完全瘫痪大小便还很困难的邓朴方将送到江西来由他们三位自理还很困难的老人照顾,因而“恳切地希望他能够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要求很快获准,邓小平一家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邓朴方后来又于1971年1月27日一一大年初一,被转移到一个条件很差的社会救济院。2月3日,邓小平得知此事,当天便给汪东兴写信。将介绍邓朴方在救济院惨况的来信附上,要求把邓朴方送去南昌。这事对邓小平打击已经很大,但打击更大的是,此信发出后,江西方面的人通知邓小平,以后再不要给中央写信了。这对一位当时已经革命50年,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而且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工作十余年的人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当然,这种意思是出自谁,通知者没有说明,这使邓小平仍抱有一线希望。

邓朴方转移到救济院后,愤怒不已。当时,他不但大小便不能自理,而且连内衣也没有穿。他姑姑、姑父前去看望,希望送点衣服给他穿,他予以拒绝,虽不露声色,气愤乃至绝望之情,可以想象。1971年5月,已经处于绝望边缘的邓朴方不顾车撞、摔死等生命危险,顽强地摇着轮椅从救济院一圈又一圈地摇到中南海去上访,要求治疗。没人前来接受邓朴方的上访,邓朴方被强行送回救济院。但可能还是惊动了有关人员,6月,邓朴方按邓小平2月提出的要求被送到了南昌邓小平处,由三位自身难保的老人护理。此时,小平朴方父子已经有五年不见,但相见时却是相顾无言!

这时,邓小平身体已经不行,在工厂劳动时满头大汗,卓琳劝他坐着休息一下,他说,不是不想坐,而是一坐下就起不来。卓琳身体更差,低压100～120,高压180～ 220。即使如此,邓小平夫妇还是一天一次或数次为称为胖子的大儿子擦身洗澡,以防皮肤长疮,还有送水、送饭、翻身、倒屎、倒尿、洗脏东西一大堆事。“文革”这场“浩劫”,对邓小平本人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

就像革命战争时期“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一样,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发。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邓朴方第二天就在外国电台的广播中听到消息,说有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随后,外电又推测中国内部可能发生了重大事件。不久是国庆节,没有像往常一样游行,也没有“林副统帅”的消息,邓朴方兴奋地推测:林彪出事了。邓小平当然不会说什么,但肯定比邓朴方更早猜测到了这一点。11月6日,林彪问题正式传达给群众。8日,邓小平不顾2月江西方面的不要再写信的招呼,“情不自禁”地给毛泽东写了自1967年5月最后一次与毛泽东会谈后的第一封信。这封信,主要是政治性的,并要求重新工作,但也写了子女问题,要求把毛毛“弄回来看护哥哥”——“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希望毛毛和飞飞“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信上还说,年初,“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11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毛泽东接到信后,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东兴感到很奇怪,回答说:“没有不管啊?”稍微想了一下领悟到,“(当时)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毛泽东表示,邓小平的事仍然要汪东兴管,并在来信的信封上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的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政治复杂,家务简单。1972年4月,毛毛被安排进江西医科大学学习,飞飞被安排进江西理工科大学学习。这对当时的邓小平来说,不知是一个多么大的喜讯一一他和毛主席、党中央重新取得了联系!毛主席、党中央仍然关心他,并加倍满足了他所提出的对子女问题的要求。在那个一切都政治化了的年代,对邓小平这个政治人物来说,家务也就是政治,子女问题也就是政治问题。此后一切好转,喜讯频来。1973年2月,全家在江西过完最后一个春节后,邓小平回到了北京。不久,恢复了副总理的职务。

伟人、巨人,由于过于专注事业,声望影响又大,子女问题往往也像夫人问题一样,麻烦挺多。邓小平在“文革”期间那样一次又一次亲自向中央写信请求解决子女问题,使他的子女非常感动。他的晚年,像有福气的平民老百姓一样,经常和一大群子女、孙子女生活在一起,连外出视察也主要由子女照顾。对一个政治领袖人物来说,这是很难得的。这也是一种成功,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