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今人齐称颂_关于屈原的故事
屈原富有远见的政治理想,富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富有才情的浪漫诗歌及悲情的命运结局,这些让他成了家喻户晓的千古名人。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人,因为他的伟大,不仅受前人的歌颂,更是受今人的追捧,可谓是前人今人齐称颂。
对屈原的称赞,最盛始于汉代,西汉的汉武帝是第一个喜爱屈原的君王。汉武帝刘彻,酷爱《离骚》,极其钦慕屈原,他命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作传,命善于吟诵的樵夫朱买臣为他唱诵《离骚》,并因此任命朱买臣为“中大夫”。事实上,受命为《离骚》作传的刘安也是打心眼儿里仰慕屈原的才华,他称赞《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特点,说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而对于同时期的司马迁来说,屈原更是一个不容错失的史学题材。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大量文墨介绍屈原,并极力宣扬他的德行文采,“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可见,屈原在这位大史学家心中的形象是多么高大。
到了后汉时期,又一位史学家对屈原产生了兴趣,他就是班固。班固对屈原的评价是分为两个阶段的,前期是百分之百的肯定,后期是全盘否定。班固早年曾在写给东平王刘苍的奏记中将“灵均纳忠,终于沉身”与“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因忠罹祸,实为忠君爱国的典范,希望东平王能够明辨忠奸,避免“汨罗之恨”的悲剧再次上演。班固还作有《离骚赞序》,分析屈原作《离骚》、《九章》的初衷,并点名屈原之死对楚国造成的严重后果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从这些史实我们不难看出,班固对屈原忠善的行为持有赞扬的态度,对屈原沉尸汨罗含有同情的意味。可惜后来班固入仕之后,深受朝廷重用,封建正统思想渐趋浓厚,加之受其父班彪“明哲保身”思想的影响,对屈原理解便有失偏颇起来,极尽歪曲自己以及刘安、司马迁等人对屈原所做的肯定评价。
到了东汉时期,《楚辞章句》的作者著名的文学家王逸对班固后期对屈原的评价非常不满,并高调赞扬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并在汉顺帝时,以:“逸与屈原,同土同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禅其辞”为目的,创作了《九思》。在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中,有一篇名为《辨骚》的美文,专门概括王逸的观点,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并盛赞它们同为经典。(www.guayunfan.com)继王逸之后,宋代的著名学者洪兴祖继续推崇屈原精神,驳斥否定屈原大义的歪风邪理。例如针对北齐颜之推发表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他就从儒家伦理观点出发给出了有力反驳:“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并指出儒家思想的鼻祖孔子也是“见危授命”的倡导者。
到了近代,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看待问题更加理性,对屈原爱国精神、文学成就、政治抱负也有了新的认识。例如,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还说:“如果生在中国,不读楚辞,不理解楚辞,枉为中国人。”现代大文学家、诗人郭沫若也称赞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是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鲁迅曾将屈原所作的《楚辞》与《诗经》相比较,并给予前者更高的评价:“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闻一多也曾高度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中国文学史》更是将屈原视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同一时期,屈原不仅在中华大地上获得了数不尽的赞誉,在世界上也赢得了极高的声誉。1953年,屈原与哥白尼等文化巨匠一起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命名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两千多年前,屈原触动了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楚国百姓的爱国神经,两千多年之后,这位伟人以别样的姿态将中国形象展现给了世界。是的,他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得到了世界的称颂,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骄傲自豪!
屈原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与正义的化身,是中国的诗魂、国魂、民族魂。在屈原的身上,有着数不尽的闪光点,人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领悟去对他加以评价。屈原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就好比是一本知识丰富的宝典,像中国的《红楼梦》、外国的《哈姆雷特》一样,让人常读常新。
没错,屈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是那么的辉煌,为我们谱写了一篇震撼心灵的华美乐章,的确值得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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