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还是作家_海明威事迹
爱好广泛让人的生命焕发光彩,
是事业的催化剂和调味品。
一位作家之所以能被人记住,能给人深刻的印象,往往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有异于常人的地方。有特点的作家给人以饶有趣味之感,他的作品要有独特的声音,给人无限回味。海明威刚好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的思想是20世纪30年代的产物,但他又不完全属于那个时代。
当时很多美国左翼作家对海明威不加入他们的阵营感到强烈不满,并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抨击海明威。他们无法理解的是,这样一位有声望有成就的作家,为什么不能在美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站在他们的立场,一同投身于拯救世界的事业。(www.guayunfan.com)海明威喜爱捕猎狮子、钓马林鱼、拳击、斗牛,这些爱好简直是“不务正业”。海明威就像一只“在文坛上爬行的虱子”,生命力旺盛又不为正统作家所接纳。
海明威的勇敢从来都不只是体现在力量上,他对于文学和写作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作家最困难的工作莫过于描写人物时要真实。要做到这一点,作家要十分熟悉自己所要描写的对象,其次必须懂得怎样写。光是这两点就够你学一辈子了。要是有人想从政治上找出路,那简直是自欺欺人。找出路是容易的,但要搞好创作那就很难了。任何一本书,如果要写得真实可靠,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经济上的某些问题。如果你读的那本书是一本真正的好书,那就让那些不懂的人狂吠好了。”在写作的真实性上,海明威总是那么认真地坚持从事实出发,他的人生经历根本不容许他去虚构太多。
可是让海明威伤心的是,不是所有读者都能理解他,为此他和一位叫伊凡·卡斯金的读者展开了辩论。海明威就像一个孤独的战士,为自己辩护,一遍遍地对人们解释着他的观点。卡斯金深深地伤了海明威的心,他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写作艺术的悲剧》中抨击海明威的作品没有情趣,主人公雷同。他可怕地猜测海明威内心充满了矛盾,认为海明威精神或者心理上失调,他甚至很不礼貌地说海明威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上长着一个不健康的脑袋”。
海明威觉得自己应该对读者说点什么,所以就在《斯克里布纳》杂志上连载的书里尽力解释他的立场。其实这世上的苦难,邪恶的威胁,甚至包括死亡,他都已经不再害怕。他是从战场上生还的,经历过那些痛苦,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到什么是对国家的义务,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安静的写作能为他带来什么。
海明威其中有段内容是这样写的:“作家就像吉普赛人,处在社会生活的外围……如果你是一个好作家,你就不会喜欢统治你的那个政府,甚至你会起来反对它……如果一个作家的天赋不好,那他就只有阶级的意识,而缺乏艺术的意识。如果他的天赋很高,那他的艺术才能就会为各阶级所接受。他从他们那里汲取创作的素材,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便成为他们共同的财富……真正好的艺术品是不朽的,不管它的政治色彩如何。”
如果还有什么能给海明威希望,那就是他的作品在苏联很受欢迎,或许是当时的苏联格外需要那种昂扬向上的生机感。他还给伯金斯写信描述了自己作品的销售盛况,特别是《下午的死亡》在苏联轰动一时,这让海明威感慨不已,他认为人们喜欢某个作家的作品,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而是因为他能够写并且愿意倾尽全力去写。读者总能分辨出好坏的。
8月份的最后一天傍晚,气温闷热,海明威一边享受冷饮,一边闲来翻开报纸,没想到映入眼帘的新闻竟然是飓风即将登陆的坏消息。他只有39个小时去做防护工作了,他的“彼拉”号小船是他最先想到要担心的。整个星期天他都为小船的居处到处奔波,港口已经无法保存了,因为已经停泊了太多的船只。他花了52元买了根粗大的绳索,将“彼拉”停靠在潜艇基地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牢牢固定。海明威爱抚着心爱的小船,决心要倾尽全力保护它,因为如果它被飓风刮坏,他就再也没有能力重新购置一艘了。
家里的防护措施也一点点做好,半夜时分狂风大作,温度持续下降。海明威在床上辗转反侧,终于按捺不住跳起来冒着飓风去查看他的小船。没法开车他就只有步行,途中他的手电筒被淋坏了,眼前一片漆黑。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到了潜艇基地,还好小船还安然无恙。夜色中的港湾仿佛一页疯狂抖动的书页,狂风似乎非要把它撕裂。“彼拉”号小船在这茫茫天地间渺小得就像一片树叶,让海明威感到揪心。
这次飓风带来的灾害大大出乎了海明威的意料,他决定带着食物和供给品去灾害严重的地方帮忙。路途中他看到了狼藉的场面,看到了毁灭,看到了尸体。其中有个熟悉又陌生的面孔,那是佐罗沃,是他的小说《哈里摩根》里的主人公之一的原形。有两个服务员姑娘的死让人触目惊心,是她们的衣服已经不见了,尸体被水和风合力推到了树上,阴森地挂着。那是两个很好的姑娘,海明威痛心地想。
在这样的冲击下,海明威写了一篇2800字的文章发表在《新马萨斯》杂志上,他痛斥了华盛顿某些当权的老爷们腐败的官僚作风。有读者认为海明威的思想太过于左翼,但他却并不放在心里,他认为作为一个能反映现实问题的作家,没有必要公开自己的立场。
让他烦心的还有他的作品《非洲大陆的绿色峰峦》,已经一个月了,还没有为它找到出版的地方。他决定把它交给菲利普·帕西威尔·查理斯·汤普森,还有J.B.索里万印刷,也为插图找好了适合的画家。
10月份时海明威到了纽约,他怀着美好的愿望,希望人们能接受《非洲大陆的绿色峰峦》。跟往常的小说出版一样,评论界又是褒贬不一,但大家还是认为这本书是相当能吸引人的。有的评论家,比如卡尔·凡·杜伦是赞赏派,他认为这本书行文比较流畅,而且情节变化多端,人物形象也很鲜明。可也有一些评论家,比如爱德蒙·威尔逊不买账,他认为这是海明威最差的作品。
海明威已经不再有以前那么大的情绪波动,他也为自己总结了不能受到社会上普遍欢迎的原因。但他乐观地告诉自己,时间是最好的催化剂,人们总会越来越接受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曾经,《下午的死亡》那么受抨击,如今不也被评为他极为成功的著作吗?他这样鼓励自己。
海明威开始尝试第二本哈里摩根的故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商人归来了》。内容上也做了改动,主要描写主人公在凯威斯特岛和马里尔古巴沿岸的朗姆酒私运活动。毫无疑问,海明威在创作上开始有了新的尝试,他很谨慎地在探索,开始对工人阶级的生活进行描绘。
海明威的思想在逐渐成熟,他的作品开始有自己的特色和体系。评论界能看到的是海明威不断挑战自我,看不到的是他集酸甜苦辣于一身的人生经历。曾经经历过的一切,深深地影响着他,在这样的反思、总结中,离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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