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途，不要退路的险途_江姐真实家族史

险途，不要退路的险途_江姐真实家族史

第十九章　险途，不要退路的险途

就这样把所有的退路都自己堵死？就这样在惹出的误解中离亲别子奔赴险途？就这样情爱揪心却又视死如归？而谭政姴呢，也就这样忍怨含悲地变卖家财去带“夺夫”女人的孩子吗？两个女人啊，同一个丈夫，同一种情怀！

江竹筠判断丈夫彭咏梧已经牺牲了，明白已经不可能再带着从重庆接来的4个年轻干部去云奉巫边境的川东游击纵队总部了。

彭咏梧牺牲半个月后的腊月廿二上午，江竹筠与来接头的吴子见、卢光特带着刘德彬、杨建成、罗曙南、刘本德、周毅，离开潜藏了10天的董家坝外婆家，乘木船前往云阳、万县。船抵故陵沱时，按照行前江竹筠的安排，吴子见带着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下船，去云奉南岸齐耀山开辟工作，江竹筠则带着卢光特、刘德彬、周毅继续溯江而上。(www.guayunfan.com)幺姐是接谭竹安的信去重庆了，还是仍在娘家？江竹筠一直很敬重从未谋面的幺姐，很想在故陵沱停停，去看看，与幺姐一起为丈夫的英勇牺牲痛哭一场。然而，重任在身，她不能为自己的私事耽误去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的行程。

强忍着内心巨大的悲痛前行，眼看云阳城就快到了，江竹筠对卢光特和刘德彬说：“你们两个跟我和小妹的服装不一样，上岸时遇到盘查，千万要装作偶然同船，都不相识。啥子意外，我们都要考虑到，大家把各自的口供先想好，以防万一。”

卢光特点点头。见船已抵云安镇附近，卢光特建议说：“我们是不是先去云安镇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可靠的新情况？”

江竹筠想了想，同意了。

一行人隐蔽好了木船，上岸来到云安镇，走到镇西榨房沟地下党员刘子俊家前，看到四周没有什么异样，便推门进去。刘子俊一看江竹筠他们来了，大吃一惊，连忙说，“你们咋这个时候来了？敌人说有大批共产党到云阳来搞暴动了，正在到处搜查，我这里都有暴露的危险呢！不是我不留你们，是留不得！快离开这里吧！云阳城里查得更严，去了那里最好也别留宿，去安全的地方吧！”

刘子俊简单地告诉了他们一些情况后，见形势如此危急，江竹筠和卢光特他们赶紧离开云安镇，回到江边的船上。

回到船舱，江竹筠思考着问题，很少说话。卢光特却沉不住气，常常对她谈一些问题。说到云奉巫边境那边的情况时，江竹筠只是问他：“老蒋和老彭后来的关系啷个样？他年长，又有作战经验，临委是指望他能协助好老彭的，没想到他俩一到奉节青莲乡就意见不合，我走后还是那样吗？”卢光特说：“你走后，他们的分歧更大了。我跟他们分手时，彭政委已经让蒋书记做纵队参谋长，跟他一起行动了。要是连彭政委都……不晓得蒋书记……”江竹筠担心地说：“老蒋眼睛那样不好，他走得脱吗？”随后，卢光特仍想说什么时，她便示意他不要多说了，微微闭上了双眼。她那焦虑而痛苦的表情，让卢光特他们都不忍细看。

可是，船舱里沉默了一会儿，江竹筠忽然睁开眼，低声对卢光特说：“小卢，董家坝的邱老表是个好青年，靠得住，已经为我们做过不少事，这样的人，应该吸收入党。你以后给他补办入党手续吧，龙洞的工作就从他开头。这件事别忘了。”

卢光特一听，心里感慨万千。他以为江竹筠还沉浸在对彭咏梧牺牲的痛苦和对蒋仁风的担心里，没想到此时却还这样念念不忘工作。他连忙点头。

船快抵万县了。江竹筠再次细心地对卢光特和刘德彬说：“你们俩这身打扮，下船时是不能跟我和小妹同行进城的。这样吧，我和小妹先下船，给你们准备换的衣裳。到时，你们俩到和成银行客房找我吧。”

船靠万县，江竹筠向卢光特嘱咐了接头时间，便带着周毅先下船，去万县和成银行找地下交通员李承林。卢光特和刘德彬按时去时，江竹筠已给他俩准备了衣服，立即领进房内替换，这才把他俩介绍与李承林认识。考虑到路上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危险，江竹筠决定将周毅暂时留在万县，刘德彬则去垫江联络，她自己与卢光特去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下川东游击队的情况，听取新的指示。

腊月廿六，江竹筠和卢光特一道上了去重庆的客船。为了省钱和隐蔽方便，他俩当时买的只是统舱船票。看到卢光特不停地咳嗽，江竹筠写好一张纸条塞给他说：“你身体很不好，像李汝为……一样，不能太大意。这次回重庆，有机会了，还是治—下。你拿着它去找陈作仪，他会负责给你好好检查治疗的。”

陈作仪是彭咏梧的老下级，1940年在汤溪特支做地下工作被敌人逮捕时，是彭咏梧亲自组织武装劫狱营救出来的。到了重庆后，陈作仪与彭咏梧重逢，又与地下党员林向北的妹妹林梅侠结婚，成了江竹筠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对于彭咏梧和江竹筠的指示，陈作仪(后来与江竹筠一样牺牲于渣滓洞)从来都不打一点折扣。江竹筠从来都信任这个对党忠诚、机智又勇敢的战友。

看到江竹筠这样关心爱护自己，卢光特说了声：“江姐……”就感动得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

陈作仪

腊月廿八傍晚，船靠重庆码头。下了船，江竹筠带着卢光特，径直去了七星岩青年会自己原来的那个家。

“小卢，你先在楼下等着我。”江竹筠神情严肃地说。“老彭牺牲了，估计这里已经被敌人注意上了。如果有啥子意外，你悄悄跟在后面看看是个啥子情况，然后告诉陈作仪，把该转移的同志尽快转移！”

卢光特在楼下隐蔽着紧张地等待。一会儿后，江竹筠提着一只手提箱下楼了。

“看来，老彭的事，重庆这边还不晓得。”江竹筠对卢光特说，“马上就是春节了，可这个春节不好过哩。我自己也不晓得怎么过，只好让你自己去找地方休息休息，真对不住。”

黑夜降临了，两个人握了一下手，就此告别。分手前，江竹筠说：“你住下来后，弄点好吃的。莫太省了，身体要紧。我们后天在都邮街再会面吧，啊？”

当晚，江竹筠便设法与川东临委联系。次日，在约定的地点和时间，她终于见到了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领导人。

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暴动后的危急情况以及彭咏梧牺牲的传说等情况后，江竹筠说：“老彭肯定是牺牲了。他的牺牲固然让我很难过，但我觉得那边前一段的工作还是有必要认真总结的。作为地委委员，我没有很好地协助他搞好工作，我觉得我们的确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这个教训应该吸取，我诚恳地请临委对我应负的责任进行批评和处理。我也同时向临委建议：以后在下川东的武装暴动工作应该谨慎从事，稳扎稳打，不要盲动；尚未拉开的地方，暂时不要拉开了，以避免无谓的过早暴露和牺牲……”

彭咏梧牺牲了，这个情况让涂孝文很是震惊，脸色一下苍白了。看到江竹筠在这种时候对工作还是这种态度，涂孝文又不免有些感动，便说：“小江，老彭牺牲了，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请你节哀，化悲痛为力量。关于云奉巫的暴动工作，是不是有错误，我们暂且不要性急地正式下结论，毕竟大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嘛。马上就是春节了，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不好？”

涂孝文这次的态度与半月前的态度有如天壤之别，这让江竹筠很意外也很感激。她觉得这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一种关怀，善解人意的她因此对革命更加执著。她急切地说：“这时候，哪还有心思休息、过节呀？请临委早点作出新的指示吧！”

“莫急，莫急。”涂孝文又变得慢条斯理了，接着说，“关于以后的工作嘛，我还得与老石(指临委书记王璞)等同志研究了再说……”

从来稳健沉着的江竹筠这时却变得着急起来：“老杜(涂孝文此时化名杜益谦)，要研究就快点，拖一天就不晓得那边还会发生啥子新情况呀！奉大巫工委的副书记卢光特同志已经随我回重庆了，我建议呀，请临委决定尽快派他去把那边已经暴露的同志全部撤出，掩护下来，伺机再用，同时，由组织上秘密组织下川东来重庆上学的进步学生借春节还乡的机会，到那边去布置有合法掩护的第二条线，以加强当地党的力量。至于我个人呢，如果临委没有别的考虑，请也让我尽快回那边去，好吗？”

“好，你的建议很好，我们尽快决定下来。”涂孝文说，“至于你嘛，你的孩子太小，一直没人照顾，而且如果你再去下川东，很容易暴露的。我们建议呀，你的工作另行安排，你就在重庆留下来！”

“感谢临委对我的关怀。”江竹筠激动地说，“但是，老彭牺牲了，下川东这条线的各种关系就只有我最熟悉了，这是谁也替代不了的。再说，我也不愿意离开那边的战友们，活着也好，牺牲了也好，我和他们已经是一种分割不开的关系了，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请临委让我回下川东吧！”

“你去不得，再去很危险！”涂孝文再三说着这种话，可江竹筠始终坚持要回下川东去，涂孝文没想到江竹筠如此视死如归，对明摆着的危险全然不顾，他不禁又感动起来，说：“我拗不过你，小江，好吧，这事我与其他同志商量一下。”

次日是除夕了，在约定的地点，江竹筠与涂孝文又见了面。涂孝文面对彭咏梧牺牲的意外情况，在这非常时期他也不好意思再置身事外地继续留在重庆了。他对江竹筠说：“你的建议，临委都基本上采纳了。你的工作呢，你还是再慎重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是另作安排。奉大巫那边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就由卢光特同志跟我直接联系。我也打算去万县，布置邻近地区的党组织从侧面渗透进下川东暴动地区，支援那里的斗争！”

“你直接去领导，当然是好事。”江竹筠欣慰地说，“不过，我的决心早就下了，请你和临委还是让我去那边，而且是到第一线去。”

两人不再多谈这个话题，便一起去都邮街的约定地点与卢光特接头。见了面，江竹筠朝卢光特笑了笑，介绍说：“这是老杜，小卢，你同他谈吧，我回重庆的任务完成了。”说罢，江竹筠就离开了。

平常地下工作秘密接头时，都是这么见面又如此分手，可这次就此与江竹筠这么分别，卢光特心里却很是难过，竟少有地感到是那么的依依难舍……

大年三十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在吃着团年饭，刚刚忙完工作的江竹筠却是无家可归。丈夫彭咏梧牺牲了，儿子彭云托付在蒋一苇家抚养不能轻易去看，七星岩青年会那个名存实亡的家，既不能贸然栖身，又不忍去目睹，而三舅李义铭那个重庆唯一的亲人家里又不知道有啥子变故。在这个众人喜庆之夜，独自在大街上徘徊或找个旅馆栖身，又会引起敌人怀疑，想了想，江竹筠徒步来到小龙坝，投奔挚友何理立的家。

何理立自己此时也正在危难中哩。她的丈夫仲秋元被捕半年了，不知是否已打听到了下落。江竹筠特别关心这个从小到今的挚友，抑制不住地想去看看，尽管此时何理立也可能正受到特务的监视。

何理立1997年在北京接受作者采访时说，她当时刚好在家，见江竹筠这时来了，很是高兴。江竹筠说，我没地方可去了，就到你这儿过年了。何理立说，我求之不得哩，又问，你刚从下川东回来？

江竹筠避而不答，却问：“秋元啷个样了？找到关在哪里了吗？出来了吗？”

见江竹筠一来就这么关心自己，何理立心里油然感动，两眼都红润了，失神地摇摇头。

江竹筠赶紧安慰说：“二妹，一点消息都没有，也许是好事，说明敌人还没有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也没有出啥子意外。只要打听到他的下落，就能营救出来哩！”

何理立一愣，想想，觉得江竹筠的这种分析很对，心里的悲戚也就缓解了许多。可是，向来乐观的江竹筠却从此情绪压抑起来，闷闷不乐，时时失神，答非所问。何理立感到反常，却暂时无法明白江竹筠此时正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里。

晚上，两位挚友难得地睡在一起，都不知说什么好，沉默良久。何理立以为江竹筠因旅途劳顿睡着了，没料想江竹筠突然翻过身来，悄悄问她：“二妹，你说，两三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何理立很觉奇怪，便说：“江竹，你在想啥子呀？革命很快就会胜利了，那时你们住在一起，不就熟悉了吗？”江竹筠不做声了，她明白何理立是会错了她的话意，她是想知道小彭云是否还记得他牺牲了的父亲彭咏梧啊！依然蒙在鼓里的何理立，这时继续说：“小云在蒋一苇家很好的，他们一家都把小云当自己亲生的孩子。你呀，明天一定去看看吧，既看看小云，也去拜拜年，给人家道个谢……”江竹筠点点头，转过身去。一直坚强的她，到了这时，面对着挚友，想到自己心里有苦说不出，悲恸更甚，只能咬紧被头，遏止住自己的啜泣。

次日是正月初一，吃过早餐，江竹筠便说要去蒋一苇家。何理立不能陪她同去，为避免特务盯梢，只得告诉她蒋一苇家的地址，很不放心地看着她独自远去。

蒋一苇家在枣子岚垭。这天，蒋一苇仍在忙着《挺进报》的事，很早就出了家门。他的夫人陈曦要去亲戚家拜年，见彭云感冒发烧还没完全好，就特意让母亲留在家里照看小彭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去了。

江竹筠到了蒋家，对开门的陈婆婆介绍了自己是谁，道了拜年的话。可一进屋见到儿子小彭云，就禁不住悲喜交集，一把搂紧彭云喃喃地说：“云儿，爸爸叫妈妈来看你，可他……”话没说完，便悲不能遏，号啕大哭，大滴大滴的泪珠滴落在儿子的小脸上。小彭云与她分别才半个多月，已经认得她就是把自己从王珍如妈妈那里接出来的那个亲妈妈了，见亲妈妈这样恸哭，他便也瘪着小嘴放声大哭起来。

冷静下来后，江竹筠与云儿逗了一会儿，再也不敢多待了，她怕云儿因此更加依恋自己，既让自己放心不下去下川东，又让蒋家更难带，就与陈婆婆道了谢，一步三回头地告别了。

重庆的市民们都在紧张的气氛里过着春节，江竹筠却奔走着做着再次下川东的最后准备。

她去《大公报》宿舍找了谭竹安，一方面催他帮助落实幺姐谭政姴来重庆带彭云的事，一方面向他再讲讲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和任务。自从弟弟江正榜没能脱离国民党军队投身革命阵营，让她伤心和痛苦后，她就把谭竹安当成亲弟弟一样关心培养，希望能从竹安弟这里得到一些慰藉。

幺姐那边还是没有新的消息。虽然竹安弟解释说幺姐可能要处理完一些事情，确信春节期间她肯定会来重庆，江竹筠还是显得有些心焦，想到彭咏梧的牺牲，神情就显得异常起来。

细心的谭竹安发现了这一点，便说：“幺姐会来的，竹姐你莫急。姐夫不是在那边吗？可不可以派人去催催幺姐？或者，我回去一趟？”

江竹筠本来是想瞒着彭咏梧遇难之事的，可是听竹安这样提及，终于抑制不住地双眼潮湿了，哽咽着说：“竹安，你还不知道，你姐夫他……他可能已经牺牲了啊！”

谭竹安大吃一惊，脸色刷地变得苍白，急急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江竹筠大略地说了听到的传闻，谭竹安却不相信地说：“不会的，不会的，邦哥不会这样就……要真是这样，国民党的报纸早就要大张旗鼓地炫耀了……”

江竹筠违心地点点头。虽然她已肯定地判断彭咏梧已经牺牲，但此时也不忍完全浇灭竹安弟这良好的侥幸想法，也不愿再多谈这个话题，便说：“竹安，我得赶紧再去那边，替四哥完成好那边的武装斗争事业。可幺姐没来，云儿没有完全安顿好，我这心里……”

“竹姐，让我跟你一起去吧！既顺便找幺姐来重庆，又与你们一起搞武装斗争……”谭竹安这时急切地说，“竹姐，你不晓得老是在党的外围组织里活动，我总是觉得有劲施展不开似的，这心里……急哩！你看，能行吗？我合格吗？能介绍我入党吗？”

“竹安，你有这个要求很好，竹姐我心里……高兴哩。可现在的形势下，你还不适合下去。”江竹筠趁势讲了些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然后说，“你留在重庆坚持斗争，一样是革命的需要。至于入党嘛，我和你四哥下农村前，你就提过这愿望，我们都没忘，也觉得你符合条件。只是，那时候，我们忙得顾不上帮你落实。现在，你的心情竹姐我很理解。我看这样吧，我向这里的组织上反映一下你的情况，让组织上派人来跟你具体谈这件事，好吗？”

谭竹安很兴奋，腼腆地搓着手。江竹筠看着微微笑了，叮嘱说：“竹安，这事你不能因为心急就大意。现在特务满天飞，很卑鄙，要是有谁来找你，你要慎重，不要轻易就相信，可也不要过于谨慎而错过了机会，就看你自己啷个把握了……”

正说着，江竹筠从翻着的谭竹安的书报资料里发现了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惊讶地说：“你啷个有这本书？啷个这样放？这是本好书哩，就送给我，好不好？”

“你拿去吧！”谭竹安回答说，“我在报社搞资料，有这个条件！你还要啥子书？我帮你弄，没问题的。”

江竹筠欣喜地拿起这本书，像宝贝似地掖进怀里。姐弟俩说了一些话题，临别时，江竹筠答应再下农村后设法给谭竹安写些信，互通一些信息。

在江竹筠的心里，仿佛只有谭竹安才是她的弟弟，让她特别器重。她很快就找到重庆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人，谈了自己介绍谭竹安入党的情况，联系人很尊重她的意见，答应尽快派一个化名李清的同志去找谭竹安落实(这位同志的确很快去找了谭竹安，只因谭竹安太过谨慎，遗憾地错过了这次机会，后来由林向北同志介绍才正式入党)。江竹筠备感欣慰，如果能让竹安弟顺利入党，自己的一个心愿就实现了——终于有一个弟弟与自己一起共同为党的事业奋斗啊！

接着，江竹筠再次找到川东临委负责人，表示自己重返下川东的决心。临委拗不过她，也尊重她的意见，鉴于彭咏梧牺牲后的确只有她最熟悉下川东农村这条线上的各种关系，决定让她再去云阳，到汤溪工委帮助李汝为、赵唯工作，那里已成为整个下川东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了。

这是江竹筠在这个非常时期的一次义无反顾、赴汤蹈火的抉择。她知道，这一去，就可能像丈夫彭咏梧一样牺牲，再也难以回重庆了。就像对挚友何理立说的那样，她已有了赴死的决心。

临行前，她在七星岩青年会的那个曾与丈夫彭咏梧朝夕相处的家里住了一晚。睹物伤情，种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感受都一股脑地袭来，一种视死如归、不到胜利决不返回的悲壮情怀在她心里弥漫升腾……

次日，她把家里唯一添置的大件家具——结婚时购置的那个衣柜送给了办《挺进报》的刘镕铸，把其他的小家什也都赠送别人了。就这样，她斩断了自己返回重庆的所有后路，到丈夫献出鲜血和生命的武装斗争第一线去！

1948年2月中旬，春节还没过完，江竹筠就轻装上阵，连被子行李都没带，只怀揣着从竹安弟那儿拿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离开重庆，乘船去了万县。

然而，人到万县，猝然又听到一个令人伤心欲绝的消息：汤溪工委、巴北支队已于除夕举行了暴动！正月初十，工委书记兼支队政委李汝为同志不幸被俘，随即在龙坝乡英勇就义！游击支队剩余武装在司令员赵唯同志带领下，已化整为零潜伏活动，江竹筠这样的女同志不宜再去汤溪河畔了！

江竹筠刚去万县，幺姐谭政姴就带着与彭咏梧所生的儿子彭炳忠到了重庆。阴差阳错，江竹筠一直渴望能见到令她尊敬的彭咏梧的第一个妻子幺姐，没想到竟然这样失之交臂。

幺姐在云阳辗转接到弟弟谭竹安从重庆写来的那封长信，是在去年的冬天。那时，她在云阳已经苦苦地等待丈夫彭庆邦(即彭咏梧)的消息6年多了。这两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只要门前有喜鹊闹枝，只要夜里的油灯上结花，她就以为丈夫有好消息传来。就这样在期望和失望的两重交错的折磨里苦苦地盼着，以致长久的思念和担心已经把她煎熬得不敢再奢望丈夫能突然出现了。只是，她始终执著地相信，只要丈夫还活着，就决不会忘记自己和孩子炳忠。可是，如今突然接到弟弟竹安的长信，她一下子懵了。

丈夫彭咏梧还活着固然令她惊喜，可她怎么也没料到曾经与她海誓山盟、靠她供养才走上社会的他，竟然在重庆另外结了婚，而且，还让竹安弟向她提出请她去重庆抚养他与这另一个女人生的孩子！这样的打击，这样的要求，怎能不令她格外伤心？

幺姐接信后恸哭了好几天，内心的苦楚随着泪水不时地奔涌而出。哭过了，失眠过了，她终究慢慢地冷静下来。农村里传统的伦理观念和封建的家庭意识以及革命的信念，在那个时候鱼龙混杂地在她的脑海里冲撞着；情感与理智的抉择，家庭与革命的考验，让她在那些天里寝食难安。想一想，就当丈夫彭咏梧另娶了一个妻子吧，这种事当下不是司空见惯吗？何况彭咏梧另外结婚是为了秘密工作的方便，有什么可忌恨的呢？彭咏梧6年间不写一封信，完全断绝了与自己的来往，尽管觉得是有些绝情，但这也是工作的需要呀？如今，彭咏梧要与那个被竹安称为竹姐的新妻子去别的地方闹革命，让自己去带孩子，终究表明彭咏梧和竹姐是没有忘记自己，在最为难的时候想到了自己，没有把自己当做外人啊！何况，那个小彭云毕竟是彭家的后代，我也是彭家的人，哪能坐视不管？那个竹姐能够为革命舍得下孩子，舍得下一切，我谭政姴哪能还去做自私的妒妇呢？

幺姐终于战胜了世俗的偏见，善良的她痛定思痛，表现出了一般农妇少有的豁达胸怀，她很快给重庆的弟弟谭竹安回信，请他转告地下党组织：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革命道理我懂，我理解老彭，也理解竹姐，我会很快来重庆……

可是，信发出去了，却一时半刻动身不得。她正办着的家庭纺织作坊，是与亲戚一起合办的，规模虽不大，但办作坊时借了不少钱，财产的归属总得清理；而且，以前供给彭咏梧上学和革命时借下的积债，总得偿还一些，还得把家产变卖后积攒一些钱，以便应付到重庆后的开销。这样，卖家产，还积债，折腾清楚，已是年关了。

1948年春节后的一天，幺姐终于料理完了云阳的事情，带着8岁的儿子炳忠告别故乡，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溯江而上，来到了虎口重庆。当她由弟弟谭竹安和何理立领着，从蒋一苇、陈曦夫妇手中接过才一岁十个月的小彭云时，禁不住紧紧搂着小彭云，苦泪横流。

恰巧这时最先带过小彭云的王珍如，被天府煤矿子弟学校解聘后，被地下党安插在国民党经营的重庆胜利大厦电影部当会计，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妥善收转各地寄给党组织的经费和信件，就住在七星岩重庆女青年会里。得知幺姐来带小彭云，王珍如便通过关系介绍幺姐也住进了女青年会的宿舍，白天还可以把小彭云寄放在那里的托儿所。

终于有了一个临时的家了，幺姐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待小彭云视同己出，照料得无微不至。弟弟谭竹安和何理立等常来看他们，接济一些钱粮，日子勉勉强强地过着。

突然有一天，谭竹安从国民党的几家报纸上同时看到了登载的“击毙共匪首领彭咏梧”的消息。谭竹安大惊失色，内心里痛苦不堪。突然想到不能让幺姐看到这噩耗，必须对幺姐继续隐瞒下去。幺姐的心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哪能再增加她的痛苦呢？他急急地赶到女青年会附近，把周围的有关报纸都买下了，对幺姐封锁住消息。幺姐以后只要问起彭咏梧的情况，他都一概以不知道搪塞过去了。

进入3月份后，谭竹安陆续收到了江竹筠从万县秘密寄来的家信，他赶紧回信至万县邮局的自取信箱，告诉江竹筠幺姐已来重庆，好让她能放心地在万县那边工作。很快，江竹筠的回信就来了，信中由衷地写道：

你给了我温馨，给了我鼓励，我把它(指来信)看了两次。的确，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幺姐，也成了我不能忘怀的人物……我知道她会像(爱)亲生的孩子一样爱云儿，就像我对炳忠一样……

竹安拿着这封信念给幺姐听了。幺姐不由对信上自称“竹姐”的江竹筠生出同样的敬佩和亲近感，她更加精心地抚育着小彭云，以对得起江竹筠对她的信任，内心深处甚至期盼着革命早点胜利，与这个“夺走丈夫”却又使自己钦佩的女英豪相见的一天早点到来。

江竹筠滞留在万县了。汤溪河畔不能去，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准备让她去南岸的齐耀山工委，但那边的风声也很紧，连吴子见、刘孟伉都难以立足，哪能再让江竹筠去呢？这个方案又被取消了。

江竹筠只能天天住在李承林、曾琼英夫妇的万县和成银行的家里。哪里能这么耗在万县呢？她找到已经到万县辅成法学院挂名读书的临委暨地工委负责人涂孝文，向他陈述自己急迫的心情，要求尽快投身工作。涂孝文说：“小江，这样吧，我考虑派你和卢光特一起从宜昌去大别山解放区，向刘邓首长汇报汇报这边的情况，争取引一支部队从两巫(巫溪、巫山)入川……”江竹筠一听非常高兴：“好呀！”可是，涂孝文却又说：“不过，卢光特还在进行撤退暴露同志的工作，必须等他办完后才能去湖北。你耐心地等等吧！”

江竹筠只有耐心地等待了。在万县这等待的时间里，虽然有李承林夫妇的细心掩护与陪伴，虽然她有空就教李承林的三个儿子练“洋操”、唱“童子军歌”，但内心里一直难以平静，一种战士出征未成的苦楚无处宣泄，李家人不时看到她暗自垂泪。

在那段时间里，江竹筠几乎每天都耳闻游击队面临着敌军大举清剿的艰难处境的消息，她不由焦急万分。有一天，丈夫彭咏梧牺牲的消息被确切证实了：当地地下党组织送来了彭咏梧牺牲后的血衣！她虽然早有心理准备，那一刻还是禁不住悲泪奔涌。李承林夫妇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才好。曾琼英扶着她的肩头，陪着她流泪；李承林则找出一个皮箱，帮江竹筠把彭咏梧的血衣放进里面，藏匿在他家里(这个藏匿的皮箱和彭咏梧的血衣，新中国成立后由曾琼英转交给了谭政，现在歌乐山纪念馆展出)。他流着泪，语无伦次地、悲伤难抑地对江竹筠说：“老彭……老彭……我和琼英的党籍，还是老彭帮助恢复的啊……”江竹筠竟强忍悲痛，反过来安慰李承林夫妇。

其实，江竹筠恨不能立即就接过枪支，去继续彭咏梧的事业，为死难的烈士复仇。可是，组织上的安排，她不能不服从啊！她只得强抑着烦闷和痛苦，一封接一封地给重庆的谭竹安写家信，委婉地交流自己的感受，得到一些慰藉。

1948年3月19日，她给谭竹安写了这样一封信——

李承林

竹安弟：

我下来已经快一个月了。职业无着，生活也就不安定，乡下总是闹匪(指敌军剿“匪”)，又不敢去，真闷得难受。

……四哥，对他不能有任何幻想了。在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的确已经死了，而且很惨。“他会活着吧？”这个唯一的希望也给我毁了，还有什么想的呢？他是完了，“绝望”了。这个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悟到的。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我窒息得透不过气来。

可是，竹安弟，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活着。当然，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地活在我的心里……

竹姐

在万县的日子里，她前后给谭竹安写了7封信，诉说着自己不能到农村武装斗争第一线的苦闷。她在成都上大学时的战友庞佑宗，到万县重庆银行工作半年后，1946年4月又随银行去了南京，她与他也建立了联系，甚至让庞佑宗在南京为她转过两封信到重庆。等待中的她，难以忍耐这不能出征的寂寞，只得以这种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秘密工作。

到了3月底，接到谭竹安告诉幺姐已到重庆的信后，江竹筠没有了对儿子小彭云的担心，想尽快投身前线工作的愿望更强烈了。可是，吴子见、刘孟伉、杨建成他们在南岸拉起我党的小型武装以后，敌人空前紧张，对南岸又开始了疯狂的清剿，使得南岸的形势愈来愈危急。到了4月中旬，情况已经表明江竹筠在短期内是不能下农村了。而去大别山解放区迎接解放军部队既不合时宜，更无法成行。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因此决定：留江竹筠在万县，暂时与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等一起工作。

不能去丈夫彭咏梧牺牲的地方战斗了，江竹筠内心很是遗憾；但是，留在万县有了较具体的工作任务，毕竟比苦等着有劲使不出要好啊！

初到万县时，江竹筠是和上次随她一起下川东留在万县的周毅(化名杨小妹)一同暂住在和成银行经理李承林家里的。后来，她又带着周毅到万县一所小学执教作掩护，等待着某一天下农村去。如今决定留万县了，江竹筠便把小学的课程让周毅都承担了，自己通过四川大学同学、万县地方法院推事廖威即廖荣震的介绍，再次取用在川大时的名字江志伟，在地方法院会计室收费处做了一名收取讼费的雇员，以便更好地隐蔽下来，与县委书记雷震等一起，暗中联络下川东暴动地区的同志，推动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

万县地方法院在万县城一马路法院街。地下党县委书记雷震此时是该院统计室主任，人称“雷书记官”。他于1943年从川南家乡泸州转移到万县工作后，凭借在法院的公开职业，又在三马路的文光中学兼教，出色地做好了万县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建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江竹筠与雷震同在国民党的专政机关地方法院工作，又都住在该院的两层桥宿舍，既是同事又是邻居，一起商量起工作来，就极其方便了。

为了更好地掩护工作，江竹筠到地方法院后，又立即与检察官龚云奎、会计庞勉组成三人的伙食团，雇了一位姓牟的大娘煮饭洗衣，终日与威风凛凛的法官、检察官在一起，让敌人更加怀疑不上了。

雷震

白天忙完了收费处的工作，休息时，她常到雷震家走动，与雷震商量些事情，有时抱着雷震的小儿子换国逗乐。人们都觉得她很平易近人，有着大家闺秀和知识女性的风范，却不知道她内心深藏着暴动失利和丈夫彭咏梧牺牲所带来的深切痛苦。在雷震家，没有外人时，逗着小换国，她有时便抑制不住地想起自己的儿子小彭云；看到雷震和睦团聚的一家人便会联想起自己支离破碎的家，刚才还欢愉如常，转背回到自己的寝室便会黯然神伤。雷震的妻子刘毓芳觉察到了这一点，却不知何故，便问起雷震，雷震虽然知道江竹筠的苦衷，可他哪能随便解释？

那时，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也常来雷震家，一来就帮雷震妻子刘毓芳做家务，饭菜针线样样拿手，人们都以为她是雷震在泸州老家的亲戚，她因此与雷震、江竹筠常来常往也不引人注意。江竹筠开始只知道李青林与雷震是老乡，是个比自己年长7岁却还未成家的老姑娘，只觉得她干练而有水平，后来相熟了，知道了李青林的一些经历，两个在婚姻家庭上都遭受了挫折的姐妹在工作与情感上更加投缘了。

李青林

李青林原名方琼，1913年10月19日出生在四川泸县一个富裕家庭，父亲被军阀抓去毒打含愤去世后便家道中落。抗战爆发后，毕业于泸县女子师范后期班文史组的她不顾家庭反对，毅然参加了“全国抗敌后援会泸县分会”，1939年2月加入共产党，次年秋天到“全国抗战将士慰劳总会”工作，之后先后在第二十三兵工厂子弟学校、重庆山洞中心学校、磁器口市立二十三中心学校、南岸马家店分校、江北县莲华小学等学校任教，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1942年，她再次转移到重庆，在南方局妇运组领导下工作，曾与其他同志共同创办了《四川妇女》杂志。由于一直频繁地转移地方革命，她一直未顾上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直到这时因常与《新华日报》社采访部主任邵子南接触，两人产生了爱情，这才相约商议结婚。1947年2月28日清晨，已经34岁的她手提大包喜糖，兴冲冲地赶到化龙桥《新华日报》社驻地，准备当晚举行婚礼，哪知却看到大批国民党军警宪特突然袭击包围了《新华日报》社驻地，强迫中共驻渝全体工作人员撤回延安。她眼睁睁地看着邵子南离开重庆，两人却连告别的话都未能说上一句。这年5月，她接受任务担任万县县委副书记，去那里领导农村武装斗争。她独自一人坐船去万县，途中苦思该怎样才能让邵子南知道自己去投身了抛头颅洒热血的武装斗争呢？她突然想到了唯有自己才知道邵子南的一个笔名“青林”。对，就改名叫“李青林”，无论是胜利归来，还是血染沙场，子南都能通过这名字知道自己没有玷污他们的感情和誓言！于是，她从此成了李青林，以在万县郊区清泉乡第六保国民学校执教作掩护。

有了雷震、李青林这样好的搭档，江竹筠失夫的悲痛心情缓解了许多，秘密工作的热情也非常高昂。他们3人很好地协调工作，既利用万县城这个下川东的中心城市联络着各地暴动的同志，又把万县南岸山区的武装斗争紧锣密鼓地发动了起来。江竹筠因此在4月23日给重庆谭竹安的又一封信中写道：“最近生活比较安定，但究竟像失掉了什么似的。我想过些时候会好的……”

然而，江竹筠和雷震、李青林浑然不知，此时的重庆已经是风声鹤唳，国民党特务破获了《挺进报》，进而利用叛徒开始抓捕地下党重庆市委及各地地下党员，而且魔爪准备伸向万县……

1948年5月的一天，卢光特突然从重庆来到万县，出现在江竹筠面前。

卢光特此时是重庆市委负责人刘国定、冉益智与川东临委及临委副书记涂孝文之间的联络员。4月间，重庆地下党突然遭受破坏，卢光特见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失踪，不知出了啥问题，他估计问题很严重，决定赶紧回万县向涂孝文汇报。可是他身上没有了路费，只得通过关系找到粮食部门开车的熟人，从重庆搭粮车到万县。但是，他不知道涂孝文的住处，便先到地方法院找到了江竹筠。

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卢光特虽然特别信任江竹筠，却不能向她告知还没得到准确证实重庆方面的重大变故。但是，从卢光特急急忙忙的行踪和紧张的神情及口吻里，经验丰富的江竹筠还是估计到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情况。她因此立即替卢光特和涂孝文约好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

在万县西山公园里，卢光特向涂孝文详细汇报了重庆的情况。两人分析了一会儿，觉得重庆肯定出了叛徒，刘国定和冉益智不是被捕便是紧急转移了。涂孝文捋着络腮胡子，皱着眉头，对卢光特说：“你立即回重庆，迅速转告由下川东各地转移到重庆的同志，水浑了，暂时停航！如果还有什么急事，你以后可以先去找临委在重庆的负责人邓照明同志联系，不用急着来万县找我了。”卢光特点着头，见涂孝文神情格外紧张，便说：“老杜，那边如果真出了叛徒，尤其是刘国定和张德明(即冉益智)如果出了问题，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行的话，就撤离万县。”涂孝文一听有些脸红，佯装爽朗地说：“没啥子要紧的，重庆那边没有哪个晓得我在这里的具体地址。”

那几天，江竹筠很渴望卢光特能再来找她，在能够询问的范围内了解一点重庆方面的情况，可是卢光特却再也没能来见她。她不知道，卢光特急匆匆地赶回重庆后，很快就找到邓照明汇报了与涂孝文相见的情况，邓照明要求涂孝文立即赶回重庆召开临委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卢光特又两次来万县向涂孝文转达临委意见，可涂孝文却说：“重庆现在的情况复杂呀，乱得很，那么多人认识我，我是决不能再去的了！你晓不晓得，彭咏梧同志牺牲后，敌人已经把下川东的游击武装说成是我‘老杜的游击队’了，到处都在抓我！我这时再去重庆，岂不是自投罗网！我在这里掩护得很好，啷个还到重庆去？”卢光特听了涂孝文这席话，见涂孝文两次都不回重庆，很是吃惊，他隐约地感觉到了涂孝文怕危险的一面，却又不好直说，只得又急急地回重庆去向临委书记王璞(化名石果)和邓照明汇报。

江竹筠不知道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形势已严重恶化了，没有特别的大事又不便去辅成法学院主动找涂孝文，只是内心里隐隐潜藏着一份忧虑。像往常一样，她和雷震、李青林紧紧张张地开展着万县地下党的工作，关注着南岸刘孟伉、吴子见他们领导的齐耀山工委和齐南游击支队的情况。重庆离得毕竟较远，无暇顾及，浑然不知道来自重庆的灭顶之灾已然一天天地逼近。

6月上旬的一天，江竹筠正在万县地方法院收费处忙着日常事务，突然看到在南岸工作的罗曙南急急地来找她。没有意外情况，罗曙南哪能直接来找自己？一问，南岸那边果然情况逆转。

原来，吴子见带着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到南岸后，很快便与刘孟伉取得了联系，建立了齐耀山工委，组建了齐南游击支队，党的组织迅速调整就绪，游击支队也逐步壮大。然而，时间进入5月份后，情况变得异常不妙起来，敌人抓紧了对南岸的长期清乡，使他们很难立足，不得不做出撤出的决定。吴子见被调到开县工作，齐耀山工委书记由支队司令员刘孟伉接任并坚持当地斗争，而工委组织委员杨建成、宣传委员刘本德和罗曙南则分头撤往万县，寻找下川东地工委或万县党组织接受新的安排。

杨建成到达云阳时，没有找到先行的刘本德和罗曙南，却意外地碰上了刘德彬。杨建成已经不知如何找到涂孝文或地工委的其他同志，很是忧虑。刘德彬说：“先到万县隐蔽起来吧。有办法找到江竹君的，她不是留了个和成银行的联络地点给我们吗？”两个人到了万县，住在乡下刘德彬的一个叫萧第西的同学家里，装着钓了一天鱼，冷静地商量了寻找地委委员江竹筠的办法。次日，两人进城去和成银行，转过二马路时，迎面意外地碰到了江竹筠。江竹筠急急地低声问：“都撤回来了？”3个人寒暄了几句，杨建成这才知道罗曙南已经先他一步见到了江竹筠，只是临时规定带队的刘本德还没联系上。紧紧张张地碰了个头，江竹筠果断地说：“你们先找地方隐蔽起来，把通讯地址留下，以后的工作，等你们的领导人回来了，就通知你们。”

大家都不知道重庆已经出了叛徒，因为涂孝文只顾自己隐蔽，连那边的情况都没有告诉江竹筠、雷震等人。杨建成便决定暂回重庆去找在教育学院读书的未婚妻冉隆娴，临行前把秘密通联地址告诉了刘德彬。

南岸的失利，使江竹筠万分心焦。联想到卢光特上次来见面时谈到重庆敌人疯狂捕人的情况，她感到情势一天天危急了，便立即安排她估计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赶紧转移。她最先想到的便是她带到万县来的才十六七岁的小妹妹周毅，亲自为周毅置备行装，又送周毅上船，把她交给在船上当二副的一位“表弟”，临别时还特别地鼓励周毅说：“小妹，好好熬过这一阵，只要你坚持革命，党组织一定会找到你的！”

安排同志们转移了，江竹筠自己却依旧留在万县坚守着。转眼就是6月11日的端午节了。节前的晚上，江竹筠想到自己的处境和紧急的情势，尤其惦念儿子小彭云。她特别感激谭竹安和幺姐对彭云的抚养，因此这几个月工作后一领到薪水和津贴就汇点钱去，但还是觉得太拖累竹安和幺姐了，如今虽然情势恶劣，她还是打算必要时把小彭云干脆接到万县。在这一天，她给谭竹安写了她在万县的最后一封家信——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

……云儿复原了没有呢？没有加重他的病吧？我惦记着云儿是否拖累你们了……若需要他离开的话，我可以把他接来……

直到这时，江竹筠依然还是更多地考虑到他人的难处，唯独忘了自己的危险境地。她渴望着战友们都安全，也盼望着能早日与儿子小彭云团聚，甚至想到有一天能见到心里一直感激敬佩的、从未谋面的幺姐谭政姴。

然而，江竹筠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就在端午节发出给谭竹安的信时，重庆的叛徒就带着一批特务到了万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