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洲题刻_关于米芾的故事

药洲题刻_关于米芾的故事

作为政府官员，作为治安官员，作为诗人，作为玩石玩砚的雅士，米芾在浛洸任职的两年中，似乎如鱼得水，都有所获。但是，作为一名日后扬名于世的书法家，那时的米芾似乎没有给这座岭南小城留下什么墨迹题刻。在英德的北江边，有一座秀丽的南山，山间有著名的摩崖石刻，上面留有自唐至民国六朝千年之间的一百多通碑刻。此外，英德南郊燕子岩碧落洞里，矮山坪村里的观音岩摩崖上，长岭大塘村通天岩和摩岩，以及连江口镇的浈阳峡石壁上，都有无数的摩崖石刻，曾任英州或是到访英州的文人墨客们都在此留下了题刻，其中不乏元杰、苏轼、张俞、方希觉、洪适、袁枚和李调元等名家，但是，遍览这些墨迹之后，就会发现一个遗憾：作为大书法家的米芾没有在此留下任何墨宝。

米芾没有在首次任职之地留下任何墨宝，这件事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米芾自述他六岁习字，十岁时就自成一家了。在二十一岁之后他的字应该已经初成气候了。没有在浛洸找到他的墨迹，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题书。根据他一生中喜欢到处留名题刻的习惯，肯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没有发现并不代表他没有写过，只是没有找到而已，他不是个惜墨如金的人。南宋时的方信孺就曾在浛洸发现过他的墨迹和石刻，不知是留存在何处，现在已经无从寻觅了，如果有所发现，当会填充这一空白。

大而言之，米芾在广东有没有留名题刻这一悬案，直到七百多年后才被后人揭晓。

广州有一处著名的园林，名叫药洲。它位于现在的教育路，占地虽不大，但却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里面的景观虽微而美，幽深可人。就在这一方寸之地里，藏着米芾的墨迹题刻。

药洲原是南汉时割据岭南的刘氏王朝的园囿。南汉的高祖刘龑原为后梁时的南海王，后自立称帝，认为自己是汉朝刘邦之后裔，因此名国号为汉，为与同时的北汉有别，史称南汉。南汉的国力虽不强盛，但倚仗有盐渔之利，资源丰富，又有南岭阻隔，山高皇帝远，别有一方天，到了宋朝时，竟与吴、蜀、荆、江南等地并称富足。刘氏诸帝在广州穷奢极侈，大营华屋，甚至令人入海采珠，以珠贝和玳瑁为殿饰，药洲便是刘氏旧宫苑的遗址。刘龑在这一带利用原来的天然湖沼使罪徒扩凿长湖，沟通水系，湖区长达五百丈。他又把疏浚河道的淤泥在湖中堆成洲，在上面遍种药材，置方士于其上炼丹炼药，因而得名为药洲，使其成为一处具有南方水乡特色的皇家宫苑。刘龑又取方士之说，派三千囚徒远赴淮北江南，运来巨型的奇石，按照天上星宿的位置而布列于园中，称其为九曜石。曜者，天上的星宿也。这些石块奇形怪状，因而得名于天下，此地又被人誉为“石洲”。(www.guayunfan.com)宋太祖派大将潘美灭南汉，从此南粤归顺中央朝廷，设广南东路。以后宋徽宗也爱石，慕药洲的九曜石之名而置“花石纲”，并在东京的皇苑里堆艮岳，就是仿其制。刘氏的宫苑虽废，但园池尚存部分，残存的仙湖、药洲和九曜石仍是南来的文人雅士游乐吟咏之处。到了南宋时，据《舆地纪胜》说：“其下有池百余步，池中列石，其状如屏。”看来已经恢复了部分景观。至少在明代，“药洲春晓”仍是“羊城八景”之一。只是到了后来，才渐而潴塞，湖淤为池，水变成陆，那珍贵的九曜石也不知去向了。

到了清朝乾隆年代，翁方纲在广东任学政使，他是著名的金石书法家，也是个铁杆的“米粉”，对米芾一直非常崇敬。他三任广州，前后达八年多的时间。他在任期间就闻知米芾曾来过广州，在药洲的九曜石上留有题刻，就四方寻找，但在前四年里均无所获，原有的皇苑早已成为废沼，药洲非复旧池台了。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原有的九曜石不知何年间已被移入广东布政使署的东园里，便在园内反复寻找，最终居然在榕树气根和竹丛里找到了，已濒湮没。这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事，距离米芾题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六百三十四年。一向崇敬米芾的翁方纲如获珍璧，心中大喜，当即令人斩除榕根，去除杂草，并洗净石上苔藓，仔细辨认，发现上面确有米芾的题字，而且还有他的署名，翁方纲在其著作的《粤东金石略补注》一书中说：“米黻题药洲，是二段共一石，药洲正楷二十五字皆米书。”完全肯定这是米黻手书的真迹。欣喜之余，他还自撰了《九曜石歌》以志庆，他又在诗后附以记：“九曜石在药洲旁，南汉刘龑罚罪人移自太湖灵璧，浮海而至。石凡九，其一在今布政使后堂东院，上刻‘药洲’二字，左行书‘米黻元章’，而旁题都不可识。其八在使院后池中，西北一石。”

药洲园中的九曜石原有九块，据翁方纲的发现和研究，米芾留下题刻的是在一块名为“笏石”的石上，写着“药洲，米黻元章题”，共七个字；此外，还有另一段在石的左侧，是“时仲、公诩、积中同游，元祐丙寅季春初八日题”这十八个字，两石一共为二十五个字。翁氏认为这是值得大书的一件大快事，他成为发现米芾在广东题刻石踪迹的第一人。他担心原石损坏，自己把这二十五个字摹刻上石，嵌在碑廊上。

翁方纲既然已经有了伟大的发现，就想把这九块珍贵的石头追回原址安放。布政使是当时广东的最高行政长官，翁便向当时的布政使欧阳兰畦提出物归原处，移至药洲园内。但这位欧阳大人也是个爱石如命的人，岂肯放走这些名石？便婉言谢绝还石。翁是管理全省教育的长官，多年来一直向数任布政使要求还石，一直不允。后来，翁氏回京，一位继任的布政使赵慎轸在石旁建起一亭，写信到远在八千里外的京师去请翁氏把他发现米石的始末根源写成文章，立石于旁为记。翁氏看来索石无望，只得为之撰写了《米题药洲石记》并附绝句二首、古诗一首，和自己撰写的《米海岳年谱》一书一并寄送给赵慎轸。由于翁氏是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所以赵慎轸得之大喜，令人精工刻石成碑，自己题碑跋，立在亭中为记，称这事堪与米芾先后辉映，并列为书法双璧。

翁方纲发现的米芾药洲题刻是两处，都位于一石之上。在继翁方纲之后来广东任学政使的翁心存，就是著名的光绪老师翁同龢的父亲。他又在布政使的园内进行找寻，怀疑还有未现之石，可能就在竹丛和树根之中。他派人斩除榕树气根，疏剔残石，果然发现在一块石上有米芾的题刻。这处题刻与以前发现的那块不同的是：翁方纲发现的只是留名题刻，而翁心存发现的则是一首五绝诗，由米芾自己书写：

九曜石

碧海出蜃阁，青空起夏云。

瑰奇九怪石，错落动乾文。

（米黻 熙宁六年七月）

全部题刻共三十一字，而且有准确纪年。题刻末署“黻”而不是“芾”，这是符合翁方纲的考据的，表明这是米芾在四十一岁前所书。熙宁六年（1073），正是米芾在浛洸县尉的任上，当年二十三岁。翁心存非常高兴，撰成《仙掌石新得米元章诗刻记》一碑，以记其事。由于此石的形状似手掌，五指朝上，故命名为“仙掌石”。

这样，米芾为药洲的题刻就有了两石三题。前两题位于“笏石”上，后一题位于“仙掌石”上。

翁方纲认为笏石上的两段留名题刻都是米芾所书，尽管七字在石的正面，十八字在侧面，这二十五字应为一题，可以连读。但据后题的纪年来看，应该是元祐元年（1086）的事，这时的米芾已经三十七岁了。所以他在所著的《米海岳年谱》中，把药洲的题刻归于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年。

这样一来，米芾留在药洲的题刻就有了时间上的矛盾，他的此三题是前后两次游历广州所题的，也就是说，先有了《九曜石》诗，后十四年才有了留名题刻。

这一问题，在他之后来广东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却持异议，认为翁的所说非也。

阮元也是一位大学者，他在仔细研究了米芾的年表之后，在所著的《广东通志·金石略》中提出，米芾在药洲上的留名题刻应该只有“药洲米黻元章题”这七个字，后面的十八个字不是他题的，应是后人所书。他的根据是：在熙宁末年的时候，米芾的踪迹是在广南一带，但到了元祐元年的时候，他的踪迹已经在江淮一带，何况他三十七岁那年在润州丁母忧，居丧在家，不可能到广东来远行题刻。按常理来说，一个人的题刻都只题在一块石头的同一平面上，不可能被分在正侧两个面上。他照此推理：米芾来广州时，在药洲题了“药洲米黻元章题”，又为之题了一首五绝诗《九曜石》，分别刻在两石上。十四年后，有人在笏石上附题了十八字，由于字体相近，被后人误认为米芾同书的了。

阮元的这一观点，被许多后代学者所认同，认为这是更正了翁氏之误，并为许多广东的史志所认可引用。

阮元提出这一观点之时，翁方纲已经作古，他不可能与阮元直接产生争论。但后世都乐于传言这一前代的公案，以致米芾药洲题刻一事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不过，尽管有着两题还是三题之争，米芾在熙宁六年（1073）从浛洸来广南，在药洲留名题刻一事，却是确凿的，当时广南运转使衙门就位于药洲，他是有可能留下墨宝的。只是焦点集中在他以后有没有来过广州这一点上。

药洲的九块怪石经历了近千年的世事沧桑，因为石上的米诗题刻而引起了无数后人的仰慕和追随。从那之后，一直到清代，都有人前来观赏、摩挲、留名题刻，因此，这九块怪石上已经布满了历代文人的题刻，所有可以书写的平面上都有字迹，文化遗产之丰富，足道大观。而要求归还这九曜石于药洲故园之争，也在清末之时画上了句号。这九块名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力争之下，先从原布政使的东园迁到总督府的园内安置，又从总督府迁回藩署东园内，这时的东园，已经是广东省教育厅属的广东省图书馆，最后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里，终由东园迁回到药洲故园内安置，到这时止，才算是完成了翁方纲当年的夙愿，可谓历尽艰辛。

现在的药洲只是教育路上的一个小小园林，已被四周的高楼重重包围，令人难以想象刘龑当年宫苑的盛况。园内仍有浓密的榕荫，仍有一池碧水，池水左右，九块怪石仍按当年的位置错落摆放着。令人惊异的是，这九块怪石的色彩极其鲜碧艳丽，石质呈明亮的灰白，上面竟然长着厚茸茸的绿苔，一丛一丛的，与白石相间，如同绒毯。据记载，这些怪石并非是岭南所产，而是刘龑当年派遣罪犯远到江淮去运回的太湖、灵璧石。从广州到江淮之间，遥遥有数千里路，为了君王一己的享受，竟然不远千里去运回怪石来供自己欣赏，这已无异于在宋徽宗之前的“花石纲”了，其运送的距离和艰难的程度要远远超过了“花石纲”。

九曜石上已经被密密地刻满了前人的题刻文字，字迹漫漶，几不可辨。九块怪石形状各异，都已被古人起了名字，有的立于池中，有的半跨池岸，有的则立在岸上，如蹲如踞，如蜷如伏，如立如倚，各尽其态。米芾留名的那块石立在岸上，上尖下扁，石形如笏，这就是著名的“药洲”题刻。而另一块题有《九曜石》诗的“仙掌石”，因其形似手、掌心有纹如手纹而得名。

根据近年的文物调查，发现米芾留在广州的题刻还不止于药洲一处。在广州著名的光孝寺里，发现还存有他为之题书的匾额：

阿弥陀佛 释迦文佛 弥勒尊佛 米黻

光孝寺在唐时就是岭南名寺，以禅宗六祖在此落发受戒而著称。寺里供奉的这三尊佛并称为“三宝佛”，米芾分别为他们题书了佛号，每尊佛一块匾，每个字都是如斗大小，精工刻出，并排挂在寺内的正殿上，供人礼拜。这三匾，连同药洲翁方纲发现的两题（那时《九曜石》诗题刻还没发现），被翁方纲誉赞为广州城的“米三宝”，有“光动诃林三佛号”的诗句。此匾书被写入《光孝寺志》里，成为该寺一宝。但它在“文革”中难逃一劫，不知所存，但此匾的木刻拓片尚在中山图书馆内收藏。

米芾在浛洸的任上时，还只是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尽管他称自己十岁时在书法上已经“自作一家”，但以这般年纪，要想成为书法名家，到处题刻，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但是，他以二十三岁的年纪，竟然就能在都督府所在地广州的名石古迹上留下了字迹，而且还不止一处，这无论如何也表明他的书法已经出人头地，并且声名远扬了。即使在现在，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要想在古迹上留名题刻，还是不太容易的。

米芾一生虽然号称各体兼擅，但还是以楷书和行书出名，他留下的众多墨迹中，绝大多数都是行书，只有极少数的墨迹是楷书，而且楷书还多是他年轻时所书的。米芾留在药洲石上的题刻，都是楷书，较之他的行书工整。而留在光孝寺上的题书则字大如斗，足显功力。在来浛洸之前，米芾似乎还未能以书法而出名，也未有在任何地方留下墨迹。广州应是他作为书法家的第一题，是他艺术人生的开始，也是他从文艺青年到书法家的一个重要起点，出手即不凡，这个起点是相当的高，已足够为后世仰视千年了。他以一位北方远来的青年官吏，能够在这南方首府留名勒石，应是相当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