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指导改进排字架的几件史料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指导改进排字架的几件史料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1922年、1923年期间，张元济先生为减轻排字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亲自设计新型坐式排字机。他认为，“排字工人终日站立，屈伸俯仰，亦复甚劳，且字架占地太多，不可不设法改良。”[1]此机器当时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曾试用过，后因故停止。

30年后的1952年9月初，86岁高龄且偏瘫卧床的张元济从报纸上获知，西安日报印刷厂工人杨树斌创设坐式排字机的消息，感慨万分。他取出当年自己的设计，要求商务总管理处组织人员比较两种方案优缺点，研究改良。在他老人家指导下，同年年底商务印书馆印刷厂试制成功“三面坐式排字架”，效率提高30%，很快投入使用。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原为手稿的张元济《拟制新式排字机议》被调往北京，后来编入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2]一书，作为历史文献保存了下来。

1952年张元济指导改进排字机的经过，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第565页有所反映。笔者最近发现两件新史料，与《年谱》摘引而未录全文的几件旧史料，按时间先后一并介绍如下：

韦傅卿致张元济书

（1952年9月5日）(www.guayunfan.com)菊公尊鉴：奉示敬悉。谨分覆如左：

（一）我公因见报载杨树斌创造坐排字架，忆起昔年尊拟新式排字法，附下图说一份及工友汪君所写铅字字数原表一张，均经诵悉，并遵转王雨楼兄会同工友研究，得覆再行上闻。坐而排字，较立而排字，一定省力不少，我公在卅年前即以提倡，闻此后同人中亦颇有研究者，惜均以时局不定，未能实现。杨君方法果能适用，我馆亦可仿行，倘再有更好意见提出，则杨君自必采纳。统容厂中实地讨论后详细报告。

（二）出版总署交与本馆任务，是在该署召开中央一级九家出版社（内公营七家，私营两家即商务、中华）会议时所指示，并无公文，亦未说起以政府影印线装书叫我馆承办。耑此上覆。敬颂健安。

晚韦傅卿谨启　52/9/5

雄飞、季湘附笔致敬。

再，房管处对本馆闸北房地产估价，仅为廿三亿三千余万元。今日俞明时先生已趋前面陈，谅先鉴洽。刻正要求加价，如何情形，容再报告。贱体如常，承念至感。

菊公再鉴。

晚傅卿又上。　52/9/5

按：韦傅卿，名福霖，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毕业生。曾任该馆襄理、协理、代经理，时主持上海总管理处工作。王雨楼，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厂长。雄飞，即张雄飞，季湘，即沈季湘，两人都是当时商务总管理处负责人。俞明时，商务董事会董事。此信似为商务管理层答复张改进排字架提议的第一信。信中还涉及当时出版总署指示，以及商务闸北房地产估价等事，不无史料价值。

张元济致商务总管理处的信已佚。此信原件照片见于孔夫子旧书网[3]。

关于张菊生君及杨树斌君所创拣字方法之初布意见

1952年9月12日

张君及杨君所创之拣字方法，其最大之动机，均系使拣字员工能安坐拣字，不需终日站立，左右奔走，以节劳力。此其相同之点。兹将张君及杨君所创之拣字方法，述其概要如下：

张君之方法，乃使拣字员安坐在固定之座位上。在座位前，装设可旋转之圆塔形字盘两只。拣字员工可转动圆塔形字盘，以检取分层安放于该圆塔四周字盘中之铅字。并于并列之两圆塔形字盘所构成之倒三角形空挡中，另设倒三角形之平面字盘一座，以载放两圆塔形字盘所不能尽载之铅字。至于圆塔形字盘之构造及高低尺寸，以适合在座拣字员工手目所及和载字数量为准则（详细说明可参阅张君来稿）。

杨君之方法，乃使现用之长列平面字架，向内折成圆形。而拣字员工则安坐于此圆形字架中一只可四周转动之座椅上。以脚撑地，转动座椅而拣取左右前后所需之铅字。并在座前设一特制之架子，其目的在安放稿件及手盘，使空出左手，帮同右手并用于拣字工作。至于圆形架之构造及周围高低尺寸，亦以适合在座拣字员工之手目所及为准则（详细说明可参阅报章所载）。

兹再将上述两方法之优缺点，约略提述如下：

张君之方法

优点：1.字盘占地较省。

2.拣字员工可安坐拣字。

缺点：1.该字盘架构造复杂困难，制造成本较大。

2.字盘重，拨转颇费气力。

3.拨转字盘时，须徐徐转动。如转动稍快，则盘内之铅字即向外甩出（此点由汪连发君指出，汪君曾参加当年该种字盘之试用之作）。

4.拣字员工工作之快慢，每视其对于字架上各字安放之位置熟悉程度如何而定。而圆塔形字盘，因拣字时时在转动，各字之位置，除层次高低能固定外，而左右前后即无法固定，致拣字员工每拣一字，必须先以目力检视圆字盘现在之地位，然后以脑力鉴定所需拣取之字，究在左、右或后面，然后始行拨动圆字盘检视而拣取之。其所费之目力、手力、脑力及时间，有过于现行之方法甚多。

杨君之方法

优点：1.该字架之构造较简单，改制条件较好。

2.拣字员工可安坐拣字。

3.字架固定，每字在字架上亦有固定之位置，使拣字员工能熟悉各字在圆架上前后左右之位置。拣取时不必多耗脑力。

4.座前设有特制之架子，以安放稿件及手盘，故可空出左手而并用两手拣字。在开始时可能略感不便，但熟练后当能运用自如，而速度亦必较单手拣字为快。此其最大之优点也。

5.以脚撑地转动身体位置，而以两手拣取所需之字，相辅并用，不损时间。

缺点：1.字架所占地位较大。

2.圆字架内地位狭小，遇还字时拣字者须让出，并每副字架只能供一人应用。

3.圆字架之高低及圆周，因须适合在座拣字员工之手目所及，故尺寸受一定之限制。根据杨君现已改成而应用中之圆架，仅能安置三千余字。如排装普通书籍报章，则已足应用，惟本馆所排装者，遍及于各方面之书籍，用字范围极广。根据约略估计，本馆常用字数多达五千余。故此种圆形字架即无法应用（现排字课同志已在着手节缩字盘及剔除不常用之铅字，以尽量缩小字架之范围。如能缩小至圆字架之尺寸或相近时，则此项缺点即可弥补）。

［王雨楼批注］

本意见由张厚培、费云海两君整理后交来，王雨楼注。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

按：原件钢笔横行书写，两页，张元济遗物，现由张人凤兄收藏。当时商务在沪保留有“北厂”与“静厂”两处。“北厂”即位于闸北天通庵路190号的原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厂。“静厂”指设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青海路口的商务平版制版印刷厂。“北厂”主要从事铅印生产。厂长王雨楼对张元济指示改进排字机极为重视，很快组成小组研究试制。张厚培，该厂主管排版印刷的业务负责人；费云海，车间青年制图员。原件当为费云海手迹。他们比较了张、杨两个方案的优缺点，很快写出了这份初步意见书。意见书很专业，从他们认真的态度来看，始终贯串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讲求从商务自身实际出发，综合两种方案各自特点，避免各自的缺点。因此最后取得成果。

王雨楼致总管理处书

（1952年9月13日）

总管理处：

一、你处（52）总字第497号函，并录示菊公来信及新式排字架图说一份，均谨收悉。

二、在最近几天我们曾邀集几位排字有关人员（昔年曾经试用此机之汪连发君亦在内），把菊公的来件和报章上所载杨树斌的创造圆架坐式排字法，互相参校，并深入研究。兹将各人总结意见，另单附阅。是否适当，还请指正。

三、除了这个意见之外，关于我厂自用排字架之如何改良，盛字木盘及铅字数量之如何紧缩，非常用铅字之如何处理，连义字之如何布置，正由张厚培、章嘉海、王文金诸君，会同其他同人继续研究。俟有具体办法，另行奉告。

四、附还菊公《拟制新式排字机议》原文一本，计十一页。又字架每层字数表一张。均希察转为荷，并致敬礼。

王雨楼敬上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三日

按：原件毛笔直书，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信笺。张菊老遗物，现藏张人凤兄处。这是王厂长向总馆报告研究张、杨两种坐式排字架后的汇报信，上述意见书即附于其后。信中提到参加研究人员多名，“昔年曾经试用此机之汪连发君亦在内”，这一条很重要，说明1923年张氏新式排字机曾制成试用过。提到“附还菊公《拟制新式排字机议》原文一本，计十一页”，即后来收于《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里的那篇文章原稿。

王雨楼致张元济书

（1952年12月10日）

菊公钧鉴：九月十八日下午，晚与张厚培[4]、汪益、费云海三君奉邀到府，承指示改进排字架事，极为详尽，欣幸奚似。回厂后即组织改进字架研究小组，由章嘉海、徐元燡、王文金、邱根宝、杨传福等君担任。章君等五位，关于新型排字架的设计，颇具热忱，经三月来的研究，已有了初步的规模。兹将字架形状、字盘布置和字位的调整，详见另单。敬请鉴洽。该字架已制成三架，经各排字工友轮流试用，其工作速度较旧式架约增百分之三十。最显著优点：（一）体积较小，节省地位。（二）坐而工作，避免俯仰奔走。至于旧字架改制新字架用料，尽量利用原有木架木盘，以符节约原则。附还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拟制新式排字机说明一份，敬祈察收为荷。谨致敬礼。

晚王雨楼谨启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

按：原件同（二）。信的上方编有文号：“（52）厂字一四八”。可见此信是作为文件上报董事长的。1952年9月18日下午，张元济曾邀集王雨楼等来寓所商量改进排字机事。事后王厂长马上组织起改进排字架小组。经过三个月试验，坐式排字架制成，工作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十。试验成功了！钱普齐先生《坚持印刷出版同步发展的张元济》一文，附有一幅照片：1952年底一位排字工友坐在可旋转360°调节高低的座椅上排字。字架上方有“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横幅标语，表达了当时全厂工人与张元济先生共同的心声[5]。可称上述王厂长向张元济报喜信的补充。

张雄飞、韦傅卿致张元济书

（1953年1月20日）

菊公尊鉴：

手示敬悉。承发还前报及京处来信抄稿各一份，已分别归卷。又承交下我公前所拟制新式排字机说略原稿一份，以此作为史料，自最正确，但恐一经交出，即难收回。上次曾将打字副本送还（此间已无存），要否先以副本送出，原稿暂仍保留？如蒙同意，请将副本交下，原稿即当送还。是否乞示，敬颂炉安。

晚张雄飞、韦傅卿谨上　53/1/20

按：此信原件照片见于孔夫子旧书网。其来历应该与第一件韦傅卿信相同，此信所说“发还前报及京处来信抄稿”与“交下”《拟制新式排字机说略》原稿，张的“手示”当为此事。商务北京办事处拟索取张元济文稿，可能就是为张静庐辑编近代出版史料准备之用。张雄飞、韦傅卿考虑比较周到，建议用打字副本送去，原稿“暂仍保留”。后来究竟以原稿还是副本送京，不太清楚，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史料发掘出来。

上面五件史料，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新中国成立之初，张元济先生热情指导改进排字机的全过程。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病榻上还在为祖国的出版事业操劳、真可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原载《出版史料》2010年第1期）

注释

[1] 张元济《拟制新式排字机议》，《张元济全集》第4卷，第372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

[2] 中华书局1957年12月版。

[3] 此件当为商务印书馆散失之老档案。参见本书卷五《商务印书馆老档案散失之谜》等文。——2016年6月

[4] 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第565页误植郁厚培。郁氏为当时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印刷处主任。

[5] 《张元济研究论文集》，第9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