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史通”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诗与史通”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诗史同源、诗史相通的思想。孟子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19]他把《诗经》和《春秋》都看成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诗经》等于是《春秋》之前的史籍。至汉代，儒者们采用“以史证诗”的方法来研究《诗经》，更明确地把《诗经》视做历史文献。隋末大儒王通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三经皆史”的看法：“子谓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20]这就是说，《尚书》、《春秋》和《诗经》都表现了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生活，都可以当做历史来读，其区别仅仅在于所记述的角度与方式不同而已。至宋代，学者普遍采用“诗史”的观点来评价杜甫的诗歌，他们推重杜甫的诗歌，把杜甫誉为“诗圣”，同这一观点大有关系，从而使得诗史相通的思想愈加深入人心。及至明末清初，在社会大动荡大忧患的刺激之下，这一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钱谦益提出了“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的看法，他还以宋末的诗歌为例，指出：“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21]黄宗羲也发表了近似的见解，认为诗可以“补史之阙”，特别指出：“明室之亡，分国鲛人，纪年鬼窟，较之前代干戈久无条序。其从亡之士，章皇草泽之民，不无危苦之词。以余之所见者，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声、苍水、密之十余家，无关受命之笔，然故国之铿尔，不可不谓之史也。”[22]

与流行于明清之际的这种诗学理论相呼应，吴伟业也十分明确地发表了“诗与史通”的观点：

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23]

他的另一篇文章说出了同样的意思：

依古以来，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于诗之正变辨之。[24](www.guayunfan.com)按这段话是引魏裔介的话，吴伟业表示了赞同。

以上引文均强调了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也就是与历史相通的关系。正由于此，吴伟业认为诗人不应无病呻吟，尤其在明清易代之际，“方海宇多事，士不能为《铙歌》、《鼓吹》诸曲，铺扬武功，而徒咏牛渚之月，问莫愁之湖，张讥清谭，岂能效萧郎破贼？麈尾蝇拂，可烧却耳。”[25]意思是诗歌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一定要反映时事政局、民俗民瘼，不可把诗歌弄成空洞无物、无关痛痒的消遣，倘若那样，就可以罢手不写。

吴伟业之所以会产生“诗与史通”的思想，除了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以外，同他很早就担任了史官，很早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从年轻时起就有了记录一代历史的责任感，别人也对他寄予了这样的厚望，在本书第二章我们曾经引录过前辈文人陈继儒祝贺他“钦赐归家娶亲”的两首诗，其中有“珍重千秋惇史笔，多情莫恋画双眉”两句，便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后来吴伟业雅以著史自命，写文章，结尾每每自署“旧史氏”、“异史氏”、“国史氏”，[26]正是此种意识的反映。影响所及，写诗，论诗，他特别强调发挥诗歌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的功能当然也就不奇怪了。

了解了以上观点，对于加深对吴伟业诗歌的理解大有裨益，因为他正是用这种观点来指导自己的创作的。这种观点表现在题材上，就是要注意选取易代之际的重要事件；表现在写作上，就是要事俱按实，具有史书“实录”的品格。我们还记得他对自己《临江参军》一诗的评价：“余与机部相知最深，于其为参军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即谓之诗史，可勿愧。”[27]可见“真”与“当”乃是成为诗史的必要条件，不真不当，谈不上诗史，而要做到“真”与“当”，特别是“最真”与“最当”，就需要于其人其事“相知最深”、“周旋最久”，需要对包括细节在内的所有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当然，诗毕竟不同于史，它不是对于历史事实的纯客观的记录。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它始终伴随着作者强烈的感情活动，因而富有情韵。对这一点，吴伟业也有所认识，他在为友人诗集所作序中提出了“心史”的说法：

映薇之诗，可以史矣！可以谓之史外传心之史矣！[28]

所谓“心之史”，指的该是作者内心世界所感受到的那种历史，是融合着价值判断、美学理想的那种历史，一句话，是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那种历史。但遗憾的是，对这个问题，吴伟业没有做进一步的阐发，刚一点到，就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