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阴影_关于郁达夫的故事

孤独的阴影_关于郁达夫的故事

酷暑消尽，凉风送爽的金秋时节，脚蹬圆口平底新布鞋，一袭靛蓝色粗布长衫的郁达夫，背着装满秋冬两季换洗衣服的行囊，一腔热血，满怀豪情地再度来到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开始人生的新起点，迈人光明的新世界。

犹记得，年初之际来杭州来考学时，西湖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半年多不见，里外湖的荷叶荷花，已经开始枯黄凋落，堤边的杨柳也渐渐淡起来。山里的桂花和几只残蝉，刚在告人以秋至的消息。

从心情上来讲，他这一次落脚雷峰塔下、西子湖畔是和第一次刚到时不大一样。那时候，他先是兴奋、激动、紧张，一切都感到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充满朝气和活力，之后，却是“三宿匆匆出凤城”，沮丧、颓废、失望和无奈。而现在的景象则是平静祥和，从容不迫，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的二哥接到家信，按时按点地到码头接住了小弟，一个多月不见，兄弟俩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思念之情，但二哥最想知道的是祖母、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和亲友们的动态消息。正处在兴奋之中的郁达夫，边走边简明扼要地回答了家乡的见闻和二哥所关心的一切。而郁浩则替他背着沉甸甸的行囊，亲自护送他到学校，一切都帮他安顿好，又请他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才离去。当然临别时，也没忘塞给他几块零花钱。

望着二哥远去的背影，郁达夫鼻子一酸，禁不住地滴了几滴“惜别”的泪水。(www.guayunfan.com)直到二哥的背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苍茫天际的尽头，郁达夫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学校的环境。少顷，他的思绪又飘向历史的时空。

杭州府中，坐落在直大方伯街，与省立图书馆对面。参天树木掩映下的古建筑庄重典雅，花草簇拥的新楼房宽敞明亮。换言之，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和西方科学技术的曙光，二者达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

文献记载，杭州府中的前身，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官方出资创办的养正书塾，萃萃学子多是已有秀才功名，继续深造，准备再考举人的。郁达夫的大哥就是在这里读书，并考中举人，再派遣到日本留学的。废除科举后，为顺应时代的新发展、新变化，与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取同一步伐，养正书塾遂放弃旧学体制和教学模式，改“书塾”为“学堂”。这是国人最早创办的“洋学堂”，名流云集，学者荟萃，东南半壁，首屈一指也。

郁达夫前来就读时，杭州府中已按全省中学的统一部署和排序，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但人们在习惯上，仍以原名称之。

担纲杭府中学监督的邵伯絅，是个很了不起的大人物。邵家世代书香，朝朝有高官。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中进士，先授翰林院编修，后外放，官至奉天提学使，四品卿衔。学问也很好，经史子集都有研究，见解独到，而且精于书法，尤善行草。

邵伯絅为官清正廉洁，恪尽职守，有所为有所不为，深得同僚和地方绅士的推崇。难能可贵的是，他思想维新，趋向进步，主张改革变法，拥护共和。鉴于东西方列强虎视耽耽，欲壑难填，而国势日渐衰弱，岌岌可危，为民族生死存亡之大计，他毅然辞去高官厚禄，自费到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从日本留学归来，他谢绝朝廷的重要任命和封疆大吏们的再三聘请，投身乡梓，服务教育，以培养国家栋梁之材为己任。杭府中学堂创办后，欣然接受地方乡绅和学界的共同推举担任监督。

在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下，杭府中学堂，很快完成从书塾到学堂的蜕变，中西文化并存，新旧思想兼容，是东南数省教育界的一面旗帜。

郁达夫能从嘉兴府中，不托关系，不找熟人，仅凭一张修业文凭就轻而易举地转到杭州府中，如果不是邵伯絅思想开明，爱惜人才，无论如何是不会这样顺利和简单的。

以后的实践证明，邵伯絅不愧为慧眼识珠，纳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教育家，时代的先驱。

杭州毕竟是浙江的省会城市，杭州府中和它的监督邵伯絅及众多师长，又是那样的声名显赫，引领风骚，所以，同学之中，大半是锦衣玉食的官宦和富商人家的子弟，因而，每个班级之中，衣饰美好，肉色细白，举止娴雅，谈吐温存的同学，真不知有多少。

像郁达夫这样布衣寒士家的子弟，p0是少之又少。

富人和穷人，因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家庭教养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也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彼此间，似乎有一天然鸿沟，即使朝夕相处，擦肩接踵，也很难沟通融和。这是郁达夫到杭州府中后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其次是中途插班进去的缘故。

新学期伊始，全班之中唯有郁达夫一个是新面孔、陌生者，大家都用异样的目光来看他，而语言木讷、性格内向，又不善于迎接这异样目光“挑战”的他，更不会处理这尴尬的场面，于是乎，他便采取了躲避的态度。在宿舍里，在课堂上，和同班的老学生们，好似两个国家的国民。

从嘉兴府中转到杭州府中，离家的路程，虽贝IJ是近了百余里，但精神上的孤独，反而更加深了！不得已，只好把洋溢在外表的热情收敛，化作正能量，埋藏在心灵深处，坚毅、执着地固守着道德和情感的壁垒，始终不愿，也不敢去逾越人与人之间相隔膜的那条鸿沟。

再其次，看不惯同学之中的一些把“肉麻”当有趣的不良习气。在当时，也许是时代的风气使然，每个“肉色细白”的同学的身后，总要有一个比他年长一点的同学附随在一道，充当“护花使者”。他原先读过的富阳高等小学堂和嘉兴府中，这样的一种“香艳”之风、“脂粉”之气，并不是说一点没有，可是绝没有像这里那样的公开，那样的流行和普遍。更令人作呕的是，同班中几个这样的同学，非但不以被视作女性为耻，反以为荣，竟然熏香敷粉，搔首弄姿，故意装腔作怪，炫耀富有。

这一种奇异现象，用今天的眼光和标准判断，显然是“同性恋”一族无疑。

郁达夫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喜怒于色，爱憎分明。对“同性恋”者，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同时，对这种情形也真是看不下去，气愤不过，很明显地表示了恶感。这样一来，他的“怪物”之名也就不胫而走，愈传愈广，相互之间的那一道无形的墙壁，自然也就愈筑愈高。

称郁达夫为“怪物”，除他的性情有点怪怪的因素外，也与他中途插班进来后的几篇作文不无关系。

当时，无论是小学堂，或是中学堂，虽然都在大力提倡学习西方，并将英文列为重要的科目之一，老师在认真地教，学生也在刻苦地学，但究竟还是旧习难除，中国文化依旧是分别等第的最大标准，简单地说就是一篇作文分月生负。

在杭州府中教郁达夫那一班国文课的是一位“桐城派”的主将王老先生，很有些学问，名气也大，教育界的同行们都唯他马首是瞻。他对郁达夫的作文很欣赏，给予了热情鼓励，以为孺子可教，将来必成大器。并多次在课堂上讲，郁达夫的文章从立意、取材、架构、行文，到遣词造句，都属上乘之作。“大气磅礴”“行云流水”也。能得到“桐城派”主将王老先生这样高的评价，作文自然是了不得的。

由师生们的眼里看来，一个不善交际，衣着朴素，土里土气，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才，作起文章来竟能独占鳌头，压倒济辈，当然是怪事、奇事，所以就送给他一个“怪物”的绰号。

尽管当面没有人敢喊他为“怪物”，但私下里却都是这样称呼他，见面时的目光也都是怪怪的，久而久之，使他更加感到孤独。

所谓的孤独，虽不能说是苍天所赐，与万物共生共灭，但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是普遍存在着的，是客观不争的事实，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特别是郁达夫，一生都未能摆脱“孤独的阴影”。如果允许像摄影机那样拉远镜头，放在更广阔的视角里去纵观，则不仅他的孩提时代，青春期，东洋留学的岁月是这样，就是中年之后，甚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由孤独相伴的。

只不过各个不同的时期，他排遣孤独的方法不同而已。读高等小学堂时，他是借用女性的温柔，来化解心中孤独的块垒；在杭州府中，他是用读书和作诗，来抵御孤独的侵扰。在学校里既然成了一个不人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那么，他的情感，他的时间与精力，当然只有钻向书本子去的一条路可供选择。

学校里的阅览室和对面的省立图书馆，是他课余之暇，去的最勤和最多的场所。许多课堂上老师提到过，也曾引起过他兴趣的古本秘笈，就是在这两个地方看到的，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另外，新时代充满反清兴汉革命言论和浓郁斗争火药味的报章杂志，也是在这里目睹的，像上海的《神州日报》、《全浙公报》《之江日报》等，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很风靡，争相传阅。从中既能窥视出全国如火如茶的革命斗争形势，也能学到许多贴近社会，贴近人生的人文知识，为他以后倾向进步，热爱大众，献身民族解放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一生不屈服邪恶势力，敢打敢拼，英勇无畏的铮铮傲骨就是在这里得到滋养，并开始练就的。

郁达夫读书的另一途经是买书。

杭州府中读书期间，郁达夫家中的经济状况和以前相比，已有很大改善。1910年，长兄郁华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北京参加以留学生为对象的官吏擢用考试，以中等成绩被授予洋进士，分派到外务部供职，成了一名七品小京官。之后，又通过司法考试，到司法部任行走，继之任北京高等审判厅推事。

虽然是七品小京官，但都是实职、肥缺，收入并不算少，接济家用还是能做得到的，更何况他还是个大孝子呢！

再者，二哥郁浩也从杭州陆军小学堂毕了业，当上清政府驻防杭州新军的一个排长，大小是个官，衣食住行之外，每月也有二十几块的大洋津贴。

兄弟俩都是从苦日子里挣扎过来的，也知道母亲支撑这个家的艰辛，所以，有了钱，首先想到的是孝敬祖母、母亲，对小弟的学习也是时常挂在心间。

家中祖上遗留下来的几亩薄田和那一部半庄书的收入，已足够婆媳二人的口粮和日常开支，并略有盈余。自然，兄弟俩分别从京师和省城汇来的银钱，全用到郁达夫在杭州的学费和生活费上。因此，这时他并不像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时那样，处处捉襟见肘，为钱而发愁、苦恼。零用钱有了，那么由零用里节省下来的仅少的金钱，也就做了他的唯一娱乐——买旧书的源头活水。

每当星期天或节假日来临的时候，家住城里和附近乡下的同学，头一天晚上或一大早就被家人接了回去，而官宦和富商的子弟，也都有寻访亲友和游玩的计划。空荡荡的寝室里，多数时间只有郁达夫一人在独守坚持。

黎明曙光初现的时候，他就仰卧在床上，计算计算在这一礼拜里可以省下来的金钱，和能够买到的最经济和最有用的册籍，就先可以得着一种快乐的预感。

杭州旧书铺，大多聚集在距离杭州府中不太远的丰乐桥、梅花碑的两条直角形的街上，步行几十分钟就能赶到。买完书还可以赶回学校餐厅吃中午饭。有时候在书店门前徘徊，或者对某本书是买是不买拿不定主意，稽延得久了，赶不上回宿舍吃午饭时，就上大街羊肉汤饭店隔壁的小面馆去吃一碗清面。这时候，他的心里是懊恨与快乐并存的。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几个铜子的浪费，快慰的是一边吃面一边翻阅书本时的那一刹那的恍惚；这恍惚之情，大约是和哥伦布当年发现新大陆的时候所感觉到的一样，除了激动还是激动，喜悦之外还是喜悦。

正当他想有意识、有计划地去看点中国古代小说，扩展扩展知识面的时候，在梅花碑街上散步的当中，突然在一家旧书铺里看到同学们闲聊时屡屡提起的《西湖佳话》和《花月痕》来，心中窃喜，没有犹豫，也没有讨价还价，便买了回来。读之，果然惊心动魄，引人入胜。

《西湖佳话》全称《西湖佳话古今遗迹》，题“古吴墨浪子搜辑”，成书于康熙十二年，短篇小说集，共16卷，描写葛洪、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西湖故事。其中的每一个短篇，他起码读两遍以上。

《花月痕》，清魏子安著，长篇小说，共12卷52回，较早有光绪十四年刻本。

小说之后，他的涉猎面更广泛。不久，就又动了买些浪漫曲本来看的心思。一时间，市面上流行的各种传奇杂剧，只要能够买到的，他全买回来看了。《桃花扇》和《燕子笺》是他最钟情和最喜爱的两个剧本，百读不厌，回味无穷。

《桃花扇》是清代孔尚任历时十余年完成的一部传奇剧本，以归德公子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中心线索，“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以南明王朝的兴亡为内容的历史悲剧，共40出。与《长生殿》《西厢记》《牡丹亭》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剧。

《燕子笺》是明末清初阮大铖作。剧写唐代扶风才子霍都梁与名妓华行云、尚书千金郦飞云的曲折婚恋故事，与《春灯谜》《双金榜》《牟尼合》合称“石巢四种”。阮大铖的戏剧语言华美，情节多变，追步汤显祖，但其人品颇为后人所诟病。

关于在旧书铺买书的故事，有心酸的，也有令人捧腹大笑的。

一个年仅十四五岁，初次从乡下跑进城来的毛头学生，在书铺主人的眼里是不值半文钱的，而郁达夫偏偏又有爱逛书铺的习惯。

记忆中，每次去书铺，并非全是为了买书，浏览、翻阅、鉴赏是主要目的。所谓的买，也是挑最便宜和最有用的，慎之又慎。因此，他属于不受欢迎的顾客之一。

偶尔要买时，在问书价之前，书铺的店员不是问他“你能买得起么？”就是说“你有钱么？”轻蔑的眼神，语气的高傲，不屑一顾的样子，实在让人心里很不舒服。一次，他正翻阅黄仲则的《两当轩集》，一个店员很不以为然地走过来说：“这书是很贵的哟，一块现大洋，你买不起的，别再乱翻了，弄脏了，我们就不好卖了。”说话间，伸手将书夺走了。

真是莫大的羞辱，他立时就涨红了脸，嘴唇发紫，恨不能挥拳将这势利的小人暴打一顿。

年轻气盛，又好面子，没有来得及多想，摸摸口袋，还真的有一块大洋，迅即掏出，“啪”的一声摔在店员的面前。

忍痛出一块现大洋，买回来的这一部黄纸印成的《两当轩集》，既不是急需的，也不是想要的，翻翻读读，实在也莫名其妙，除觉得有些凄艳的近体诗，读起来倒还顺口外，别的也没有看出与众不同的地方。

黄仲则是清乾隆时期的诗人，一生坎坷，时运不济。四岁成孤儿，家境困难，考乡试老是考不中，东跑西走，以“母老家贫子幼”之身，又加上“狂傲之谐”“上视不顾”之习，为养亲糊口想谋一县丞而未得，却早为债家所逼，抱痛而逾太行后以三十几岁的壮年，客死在山西的运城。除苦难之外，黄仲则也是很辉煌的，走尽几万里路——九州历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作了两千多首诗、两百多首词、无数的散文和骈文，又生一子二女，结交许多朋友。《两当轩集》在黄仲死后不久，由其孙收集、编辑、刻印、出版，风行一时。

十四五岁的郁达夫，对黄仲则的生平事迹了解得并不多，对《两当轩集》也没产生什么兴趣，当时为了赌口气，才花重金把它买了下来。

一块大洋，在当时已是很顶用的，可以买好多的东西。对穷学生来说，其价值和意义更是非同一般。郁达夫心疼、后悔了许多天。但是，这本赌气买来的书，后来还是派上了用场。

同班中有一位年纪要比他大得多的绍兴籍学生，用绍兴式的杭州话老在开口袁子才，闭口袁随园地卖弄学问。郁达夫实在看不惯，反感极了，所以，每当他走近书桌时，就故意翻开《两当轩集》，硬装作是十分爱读的样子，意在给他一个提醒，我也是有知识有文化有追求的。不是吗？你以袁随园卖弄，我就以黄仲则来应对。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差。

表面是平衡了，实际上在内心里，却只是埋怨那书铺的人无礼，和那一块现大洋花得冤枉、可惜。

后来辗转迁徙，花重金买的《两当轩集》也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这一点说明，当时赌气买来的这部书并没有给郁达夫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也没有把它当成贵重之物来珍藏。

人世间的事，往往是复杂奇妙的，正像俗语所言，山不转来水在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读中学时，赌气买来的《两当轩集》，当时没有什么，而十年后，却与郁达夫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安庆教书时，闲来无事，想多读一点线装的旧书，于是想到黄仲则的《两当轩集》，熟人不多，与旧书铺也没有关系，为弄到这一部书，费了好多时间。

十几年前读《两当轩集》时，因年纪小，阅历少，没有读出什么韵味，也没感觉到它有哪些特别的地方，现在重新读之，却感觉“好句原是处处都有”。

细读两遍之后，感动最深的是他的那种落落寡合的人生态度，和悲怀壮烈的死。用他读后感的话说，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话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

他非常欣赏黄仲则诗中的“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这两句，把诗人忧愁苦闷的心理状态，写得生动入微。他说自己每每处于这个意境，闹中独静，呆看星空，身边一切都忘了，甚至忘了自己。又如“全家都在寒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句，诉说穷困潦倒的凄苦之情，也是催人泪下的。再后来，他还以黄仲则为主人公，写出新编历史小说《采石矶》。

也许，这都是一块大洋买《两当轩集》引来的故事，传出的佳话。

除小诗、戏曲之外，郁达夫买书买得最多的还是诗话之类。《全唐诗话》《沧浪诗话》《带经堂诗话》《瓯北诗话》《随园诗话》等就是这期间买下的。

像大浪淘沙，经过一代又一代筛选出来的优秀文化典籍，郁达夫当时虽则还不能欣赏它们的好处，但不知怎么，读之后的那一种朦胧的回味，仿佛是三春天气，喝醉了几十年陈的醇酒。

凝聚着人类心血、汗水和智慧的古代文化，陶冶了郁达夫的情操，进一步坚定他的爱国主义信念，树立起人生理想的标杆，同时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郁达夫本就有创作的才气和欲望，在嘉兴府中读书期间，稚气满幅的五言和七言的诗句，接二连三地将一册红格子的作文簿写得满满的。

到了杭州，又读了这么多的古典精品，创作的欲望之火燃烧得更烈更旺，灵感来时，笔走龙蛇，一泻千里，有时候兴奋得厉害，晚上还妨碍了睡觉。他在《孤独者》中很形象地说到，既然与这些书籍发生了暖昧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养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子。他所谓的“私生子”，无疑是指一腔热血和豪情化作的诗歌。

郁达夫早期的诗多为模仿之作，像李太白的五言，杜甫的七律，清初的吴梅村，乾隆时的黄仲则等，都是他重点学习、模仿的样板。

亲自尝试创作的滋味，再看报纸上的诗词歌赋，猛然间发现，原来的所谓名人大家，其作品也无非如此这般而已，马马虎虎的，狗屁不通的，浅显通俗的，顺口打油的，无聊应酬的，比比皆是，有许多连自己的涂鸦之作都不如，心里开始犯嘀咕，如此拙劣的东西就能登大雅之堂，占据报纸的宝贵版面，而自己潜心创作，精雕细琢的作品却藏在深闺人未识，难道就不能露一下小脸？

让他不敢投稿的原因有三：一是在自己一叠一摞的诗稿中，不知道哪些是与前人重合的，哪些是新创意的，因为咏史、怀古是老而又老的主题，历朝历代的诗人都写过，好诗不胜枚举，一时还拿不准自己的作品有没有抄袭之嫌。二是不知道报刊上究竟需要的是抒发个人情感的，还是针砭时弊的。三是弄不清楚，这些报纸的副刊，是名人的私家花园，还是公众自由发挥的空间。这些问题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所以他迟迟不敢将作品寄出。促使他下决心投稿的大力，是来自长兄郁华的无形助推。

长兄虽以法律见长，但他的诗画都负盛名，柳亚子称赞他“诗才俊逸，尤擅绘事”。1909年，柳亚子、高天梅、陈巢南等风云人物发起成立南社，“借诗文以鼓吹革命”时，他也列名其上。

在阅览室内的报纸上看到长兄加入南社的消息，郁达夫内心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

那时候，南社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凡能人社的，都是大家、名流、贤达，自己的哥哥榜上有名，这是何等的荣耀啊！

长兄一直是他学习的楷模。南社能邀请长兄参与盛事，说明他们已认可长兄的诗作，给了他一席之地。

长兄能做到的，自己为何不能？长兄能以诗画闻名，自己又有何不可？追随长兄的脚步，投稿，向《神州日报》《之江日报》等在全国有影响的报纸投稿，让世人也认识认识郁华的小弟——郁达夫吧！

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发表欲自然也是作者内心的冲动和要求。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积得多了，第二步自然是向各报馆匿名投稿。

将几首自己认为最得意的五言诗寄出去之后，当晚就睡不安稳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溜到阅报室里去看有没有新出的报纸送来。早餐和上课之类的事情，只能说是一种日常的条件反射；舌尖上哪里还能感觉得出饭菜的滋味？讲堂上哪里还能听进去先生的说古道今？下课铃一摇，又是逃命似地向阅报室狂奔。

一连几天就像着了魔似的，疯疯癫癫，恍恍惚惚，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

第一次投稿被采用的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报纸是《全浙公报》。当看见自己缀联起来的一串文字，被排字工人排印出来的时候，虽然用的是假名，阅报室里也没有人会知道作者是谁，但心正在狂跳着的郁达夫的脸上，马上就变成朱红色。轰的一声，耳朵里也响了起来，头脑摇晃得像坐在船里。眼睛也没有主意了，看了又看，虽则从头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几遍，但自己还在疑惑，怕这并不是自己投去的稿子，或许是重名重姓的别一个人吧！

再狂奔出去，上操场上去跳跃蹦跶一圈，回来重新又拿起那份报纸，按住心头，复看一遍，这才放心，方感到快活，快活得想大叫起来。

有了第一，便会有第二和第三，从此是一发而不可收，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有七八成的把握，才敢老老实实地署上自己的真名实姓。大约那个期间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以及上海的《神州日报》等都曾登载过他的诗作。

与“五四”新诗人徐志摩同窗共读了一个学期，也是郁达夫在杭州府中时很值得一提的幸事。

徐志摩是杭州府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与郁达夫同年岁，生日相近，又是同班同学的徐志摩，乃民族资本家、开明绅士徐申如之子。

明朝的正德年间，浙江硖石镇的徐家就已开始经商，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至其父徐申如时，产业又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在本埠经营酱园、钱庄、绸缎庄外，还参股开办了电灯厂、蚕丝厂、布厂、双山习艺所，以及上海的票庄银号等。

作为一个商人和实业家，徐申如颇具开拓精神和远见卓识。当年江浙商界集资修建沪杭铁路时，他是积极参与的主要股东之一。

沪杭铁路原计划从上海出发，经嘉兴、桐乡直接南下杭州，硖石不在线内。但徐申如深知要振兴家乡经济，发展工商业，没有发达的交通是不行的，于是便上下疏通关系，力争沪杭铁路绕个弯穿越硖石。

地方上的封建保守势力，怕轰隆隆的火车声惊扰祖先的灵魂，长蛇一样的铁轨破坏风水，竭尽全力进行反对，百般阻挠，甚至纠结一伙人公然到徐家进行破坏，以示抗议。然而，徐申如顶住各种压力，硬是说服铁路当局和地方政府，让沪杭铁路穿境而过，一下子将硖石的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因此“徐申如”的名字响彻沪杭商业圈。

徐志摩是徐家的单传独子。全家人视为掌上明珠，呵护有加，并寄予天大的希望。四岁人私塾，11岁读洋学堂，学习国文、数学、英文、修身等新编课程。13岁时就有相当根基的国学底蕴。这从他的《论哥舒翰潼关之败》中可以看出一二来。“夫禄山甫叛，而河北二十四郡，望风瓦解，其势不可谓不盛，其锋不可谓不锐。乘胜渡河，鼓行而西，岂有以壮健勇猛之师，骤变而为赢弱顽疲之卒哉？以匿精锐以示弱，是冒顿饵汉高之奸谋也。若以为可败而轻之，适足以中其计耳，其不丧师辱国者鲜矣！”这哪里是13岁小孩子所能思考的问题，但它确实是徐志摩所为。

《论哥舒翰潼关之败》确乎有苏老泉《六国论》的气势，徐志摩的文学才华初露端倪。

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相比，徐志摩少儿时代的家庭教育是相对开明的，环境气氛也相对轻松自由。这除了他是独子单传的因素之外，也与其父是个近代开明的实业家不无关系。

徐申如依靠祖传的产业为基础，凭借他的经营手腕与眼光，使他的产业从传统的封建业主型向近代资本家型转化，而不是凭世袭的政治地位赢得产业兴盛。因而他观念中的封建家长式的专制意识就不那么强，而且具有一定的民主平等意识，这一因素与对独子的溺爱之情一起，促使徐志摩幼年时代的活泼好动、放任纵情的天性得以生存和发展。

1911年春，徐志摩从故乡的开智学堂毕业后，徐申如便通过亲戚蒋谨旃致信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委托他向杭州府中监督邵伯絅说情，同意接纳徐志摩和表兄沈叔薇到杭州府中读书。

凑巧的是，郁达夫中途插班进去的就是徐志摩和沈叔薇所在的那个班。

他们从相识到朋友，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初出茅庐的乡下少年郁达夫，突然间闯入省城，周围的万事万物看起来都觉得新异可怕，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地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出壳来。同他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在同一年级同一宿舍里，还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

一个是身体长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徐志摩。郁达夫自己虽然也只有14岁，然而看见徐志摩那个样子，心里却老是在想，“这个顽皮的小孩子，样子生得真奇怪”，好像自己已长成大人似的。

另一个是日夜和顽皮小孩子在一块，最爱做种种淘气的小把戏，个子又高又大的“成年人”，是徐志摩的表兄沈叔薇。表面上看，沈叔薇已有30岁的样子，实际年龄也是十六七岁之间，行为言语有点早熟而已。

他们俩，因家族背景的关系，对杭州早已不陌生，又因天性使然，所以，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在交头接耳的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一会儿和这个说几句，一会儿又同那个闹闹，经常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尤其令郁达夫惊异的是，戴着金边近视眼睛的顽皮小孩徐志摩，平时是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得分数最高的一个。

按当时杭州府中的明文规定，凡是期终考试第一名者任年级长。这一殊荣，在郁达夫那个班，一直为徐志摩所拥有。

徐志摩横溢的才华，活泼爽朗的性格有力地吸引住了郁达夫，同样，作起文章来，竟能压倒济辈的“怪物”郁达夫，也给徐志摩留下深刻的印象。英雄惜英雄，才子爱才子，就这样，两个家境悬殊、性情迥异的同学成了终生不渝的好朋友。不可否认，善于恶作剧的徐志摩，这期间也没少调侃、作弄郁达夫。

有一次，郁达夫从梅花碑的旧书铺买了几册很中意的书，满脸春色。刚到宿舍，徐志摩就一脸严肃地对他说：“郁文啊，你到哪儿去了，刚才有个军人来找过你，等了好半天不见你回来，啥也没说就走了。”

“二哥！”郁达夫脱口而道。

郁浩常到学校里来看郁达夫，这是众所皆知的事。

一听说二哥来找，郁达夫撂下书本，火烧火燎地跑向军营。兄弟俩相见，这才知道是那个“顽皮小孩”搞的鬼，相视一笑，不了了之。

徐志摩呢，看着郁达夫急匆匆的样子，心里直觉得好笑，等他出门远去，马上拿起他买的书，优哉游哉地翻阅起来，真的是好快活，好满足。

世上的事情总有许多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当初是那样的爱看小说，整日手不释卷的徐志摩，日后却是以新诗蜚声文坛，而一直钟情于诗话，并擅长古体诗写作的郁达夫，竟是以写小说立足天地间。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的工夫，郁达夫到杭州来已两个多月，初到时，山里的桂花树和西湖的荷花刚透出秋之将至的讯息，而现在已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深秋。

辛亥年的深秋，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秋，是一个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深秋。

经常去阅览室看报纸的郁达夫，综合各方面的消息进行判断分析，已认定，大清王朝内忧外患，腐烂溃败，无药可救，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被压迫、被欺辱达两百年之久的汉族百姓，终于不堪忍受，神州大地烽火四起，杀声震天。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仁人志士英勇的牺牲精神，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对满清大员的刺杀行动，激起青年们沸腾的热血。而这前后，上海、苏州等地发行的《民吁》《民立》之类的报纸，则是直接灌输种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动，唤起一般民众的觉悟。到宣统二年的冬天，清王朝虽忙着召开资政院会议，组织内阁，赶制宪法，冀图挽回颓势，欺骗百姓，苟延残喘，但四海淘淘，革命的气运，早就成了矢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局面。

宣统三年（1911年），对清政府来说，是多灾多难，雪上加霜的一年。一会儿英国大兵侵入云南占领片马，一会儿东三省疫病流行，一会儿广州的将军被刺，凡此种种听到的消息，看到的事实，无一不是无能的政府，因专制昏庸，而酿成的惨剧。

那时，革命党人反清排满的宣传，做的也很到位，无孔不入，城市乡间，脸上画着八字胡须，身上穿着披开的洋服，有点像外国人似的革命党人的画像，茶坊酒肆、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经常在茶馆中过日子的老人们，也压低喉咙，皱紧眉头，低低切切，很严峻地在谈论国家大事。

阴历三月，黄兴等革命党人发动的广州起义，虽然以牺牲72名烈士的鲜活生命宣告失败，却是强有力地震撼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阴历四月，四川“保路风潮”的爆发，更是直接敲响了旧政权行将灭亡的丧钟；十月，汉口俄租界里革命党人的炸弹爆响，从此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武昌革命军的义旗一举，不消旬日，这消息竟同晴天霹雳一样，迅速就震动和波及到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报纸上的消息，篇篇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用二号大字作标题，宣告某处独立，拥戴某人为都督的新闻，一日里总有几起。同时，城乡里的谣言，也是青黄杂出，莫衷一是。有的说“杭州在杀没有辫子的和尚”，有的说“抚台已经逃了”，一时间人心惶惶，乡下人听到风声去城里避难，城里人闻讯到乡下躲灾。

学校当局，看着朝野日益混乱，是非不明，遂通知放假关门，要师生们各自寻找出路，想法去躲避说不清是灾祸，抑或是福星的革命浪潮。郁达夫的《自述诗》第十七首云：

鼙鼓荆襄动地来，横流到处劫飞灰。 秣陵围解君臣散，予亦匆匆出马嵬。

诗的后注是：“八月武汉革命军起，杭州亦乱。学校散后，予奉祖母、母亲避难家居。”这里所说的“八月”，系指阴历。

于是郁达夫匆匆从杭州回到了故乡富阳县城。他原想着回到家里，远离时代的风云，总可以安宁，实际则不然，小县城里同样是波翻浪涌。这一年的夏天，富阳县西北的几个乡闹出一次青红帮造反的事情，省里派一位旗籍的都统，带了兵马杀几个客籍的农民之后，城里的街谈巷议，更是颠倒错乱，不知从哪一处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每夜的四更左右，江上东南面的天空，出现了一颗光芒拖得很长的扫帚星。郁达夫和祖母、母亲，赶着四更起来，披衣上江边去看了好几次，可是扫帚星却终于没有看见。

对新的革命运动，郁达夫虽还不甚理解，但从内心深处是持欢迎态度的。日日地紧张着，日日地渴等着报纸来；有几次在秋寒的夜半，一听见喇叭的声音，便发着抖穿着衣裳，上后门口去探听消息，看是不是革命党到了。而沿江一带的兵船，也每天看见驶过，洋货铺里的五色布匹，无形中销售出去大半。义军打出的旗帜是五色的，民众争相购买五色布匹，很显然，他们是拥护、支持这场大革命运动的。

终于在一个阴寒的下午，有几只张着白旗的船从杭州驶过来了，几十个穿灰色制服、荷枪实弹的兵士，雄赳赳气昂昂地占领了县衙。县城里的知县，已于先一日逃走。商会的巨头，绅士中的几个有声望的，以及残留着在城里的一位贰尹，联合起来出一张告示，开一次欢迎那几位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的会，家家户户便挂上五色的旗帜；杭州城光复，属下的富阳小城，总算也未遭兵燹，而平平稳稳地脱离了满清的统治。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中，对自己没有一点作为，待在“大风圈外”的表现，郁达夫深感内疚和自责。

平时老喜欢读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挥起笔来，也老是痛苦淋漓，呜吁满纸的一个热血青年，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一个革命志士，遇到这样的机会，却也终于没有一点作为，只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空拳头，滴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