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哉新女性_关于郁达夫的故事

美哉新女性_关于郁达夫的故事

郁达夫和孙荃订婚伊始，相互间即有亲密的书信来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感情的日益加深，其频率也是越来越高，内容涉列广泛，罕为所见，诗词文章，书画艺术，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左邻右舍，无所不包，无所不谈，笔墨所至，则如长江大河，奔腾咆哮，一泻千里。

他们二人首次相见的时间是1917年的8月之初，未几日，孙荃便托人将一封“密信”转送给了郁达夫。读之再三，反复玩味，心潮难平，感慨良多，遂作《云里一鳞》长信相复。

《云里一鳞》的首章是：

八月九日某以书来谒。予东行在即，欲作答苦无时，不答则又不足以报垂顾之盛意，于是每日于月落参横际，割一小时，依枕疾书，将所欲言者尽笔之于书，使闺中弱女子，亦得知二十世纪之气风若何。盲人行，须求助于相，否则亦必待行杖之扶。予虽无相者之指挥术，或者亦能代行杖之支助乎。

八月十日旧历六月二十三夜书(www.guayunfan.com)这段文字说明，郁达夫是真的爱上了孙荃，而且还准备按自己理想的形象来塑造她。郁达夫理想中的女性，首要一点就是思想解放，行为文明，道德高尚，为人清清白白，做事光明磊落。因此，他向孙荃明言道：

我国古制，男女不相授受。近来年，西风东渐，男女交际自由之说，亦横流于中土。石下青蛇，一旦出世，便吐舌屈身，欲求自试——近来男女间有种种离奇事者，要亦不外乎此耳。故曰过渡时代，有百危而无一安。

郁达夫称这种现象为“过渡时代之危祸”。论及“文明”在国家和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时，郁达夫也有人木三分的真知灼见：

文明有益于国，人尽皆知。文明有害于民，人不察也。杭州风俗，旧尚纯朴，近则乞儿佣妇，亦衣绸帛，少年人皆戴金约指、金袖表矣，是则文明之害也。虽然，予之所谓文明之害者，亦中国人之尚虚荣贱实质之心有以致之。

故乡中下层社会民众对现代“文明”的误解和践踏，引起了郁达夫的深深忧虑和极大反感，所以，他提醒孙荃“虚荣不可慕”。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一定是要知书达礼的，这也是郁达夫深信不疑的信条之一。

女子不可不读书，不读书则不知礼仪之所在。乡愿每有贼德事，女子读书而未造极者，亦女子中之乡愿也。人以多才为女子病，误矣！

很显然，郁达夫的这番话，是对流传了几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旧论理思想的彻底否定和有力批判。

人世间的书有千千万万，而“女子读书当求真书读之”，则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女子不患多才而患无真才”，这也是郁达夫提醒孙荃要时刻谨记的，“子曰‘恶紫之夺朱也’，多才岂病人哉”！

《云里一鳞》的重头戏和看点，是在郁达夫对孙荃诗歌写作和文学阅读的具体指导方面。孙荃是诗歌写作刚人门者，所以，郁达夫对她的指导，是既全面而又细致入微，从诗之分类，文之分类，历代诗歌的千秋，古今诗人的万象，一直讲到写诗之门径及其所要读的书，甚至连应读诗书的前后顺序都一应有所交代。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基本是诗之王国，诗之传世。从春秋的《诗经》，到唐代的以诗取士，诗在国家社会和人类活动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既然是诗的王国，那么，在这个王国里也并非单一曲调或一种服色。郁达夫的诗论观是：

诗之种别也颇多，有忠臣孝子之诗，有文入学士之诗，有老庄之徒之诗，有黄莺云雀之诗。每饭不忘君父，流离颠沛，悲歌于柳阴泽畔者，忠臣孝子之诗也；云开北阙，人返南窗，挥泪葬花，含情弄月者，文入学士之诗也；曳尾泥中，放情濠上，忽而化蝶，忽而梦鹿者，老庄之徒之诗也；春日正浓，春花欲语，春草如波，春山如笑，高歌低唱于枝头云表者，黄莺云雀之诗也。儿女子但学咏黄莺云雀之诗可耳。

此番论说对诗之门类的划分，各类诗内涵的概括，大致精当准确，不失为一家之言。诗是一门综合艺术，它不单单需要掌握写诗的技巧就行了，文史哲经，天上地下，生灵万物，人间万象，无所不容。一句话，没有广博深厚的文化知识和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要想写出好的诗或进入更高一个境界，那将是空谈和妄想。对这一点，郁达夫是深有体会的。如小说《三国演义》《会真记》《红楼梦》等，杂剧《西厢记》《牡丹亭》以及《资治通鉴》《唐宋诗文醇》等都曾使他如痴如醉，并且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悟出了许多人生的真谛。因此，他认为，学诗不能不读诗以外的文化典籍。他的文论观是：

文亦多种矣，有言语动作之文，有韵律之文，有山川草木自然之文。自然之文，天地之气化也；言语动作之文，裸虫之制作也；韵律之文，人类之灵感也！所感不同，则所发之韵律之文亦异。述吾人之思想，表吾人之喜怒，足以撼动天地，震醒聋聩者，统曰之为诗。诗之思也，大哉诗乎！亦大哉思乎！

精辟阐述了中国诗的种类，文的种类后，郁达夫又结合自己学诗写诗的心得体会，告诫孙荃，《诗话》之类，是初学写诗者不可不读之书。

古典诗词中“如冲淡，如沉着，如典雅高古，如含蓄，如疏野清奇，如委曲、飘逸、流动的神趣”和意境等知识，他就是从唐司空表圣的《二十四诗品》那里学来的。

在论及《诗话》之类的文化典籍对初学诗者的影响时，他指出：

诗话剖词断句，有益于初学者不鲜，然亦有受其害者。如《随园诗话》之类，有益于初学，有害于进步，可读一过，不可奉为终身宝筏也。

诗话之妙者，有《全唐诗话》、《沧浪诗话》、《带经堂诗话》（王阮庭著）、《瓯北诗话》等。

《诗话》之类仅仅告诉人们的是作诗的门径，而真正要踏进诗之门槛成为诗人，那就必须先到浩瀚的诗的海洋里去遨游一番。他力劝孙荃读诗要先读唐诗，而且无须贪多，重点是在汲取营养。

唐诗选种类颇多，最知名者为王尧衢注之《古唐诗合解》、蘅塘退士之《唐诗三百首》、某氏（忘其名）之《续唐诗三百首》、某氏《忘其姓氏》之《三体诗选》、李于鳞之《唐诗选》等。首列二书，家各藏之；后列各书，富阳不多见也。能熟读前二书，一生已足受用，不必抛手里之孤禽，求林中之两鸟也。

对唐诗，郁达夫一向是很有研究的，他认为，“盛唐诗不及晚唐之近情，宋人诗不及元人之多致”，再言之，他是从学习唐杜甫的近体诗里，才悟出了如何使句法生动奇秀的秘诀——“辞断意连，粗细对称”。

对杜樊川、温庭筠等人的诗，郁达夫也是很喜爱的，领悟得也比较深刻。所以，他教导孙荃说：

李太白诗虽豪健，不宜于女子，不读可也。杜樊川诗，虽多杨柳烟花、金钗红粉之句，然描神写意，各得其致，闺阁中之好伴侣也。温庭筠不遇终身，敏才逸思，徒消费于红薇斗帐之中。其诗哀而艳，其词雅而香，所谓百读不使人厌者，其唯八叉集乎！

虽然唐诗使郁达夫获益匪浅，但真正指示他作诗门径，引导他进入诗歌殿堂的还是清初吴梅村等人的诗。因而，他谆谆教诲孙荃，在读唐诗的同时，切不可不涉猎吴梅村、龚定庵等人的诗文——“清初吴梅村，查初白诸人诗，风光细腻，一咏三叹，诚学诗者之好模范也。”又云：“清诗人有龚定庵者，仁和产也。诗句秀艳类吴梅村。”

对独尚神韵的清诗人王渔洋，郁达夫也是很推崇备至的。

王渔洋《灞桥寄内》诗云：“长乐坡前雨似尘，少陵原上泪沾巾；灞桥两岸千条柳，送尽东西渡水人。”此绝句中格调之最上乘也，可法之。

对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郁达夫却不甚喜爱，他认为：“诗非不佳，读之觉神丧气阻，无一往之深情，不可学也。”孙荃应该读谁的诗，学什么样的诗体，郁达夫在《云里一鳞》里也一一有指导。

诗格须细而诗意须深。“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何等紧饬，何等幽闲。

五言长古不宜于妇人，毕生不作一首可也。

七言长古如《春江花月夜》《代悲白头翁》《长恨歌》《圆圆曲》等篇，不可不读。

妇人作诗，宜多作律诗。盖心细者求对亦切也。

女子作绝句亦佳，然必须运用新意。

七言绝句，最好一二句使对，并使钾韵。末二句，断不能使对，一经对煞，便觉读不响亮，此音韵上之病也。

郁达夫认为，像孙荃这样文化程度的诗词初人门者，小说和经史之类的著作亦不可不读，但必须是有选择的。他认为：“近世小说，多淫猥怖人之作，不可读也。《三国演义》尚可供儿女子消闲之用。”

对“经史”类的著作，郁达夫给孙荃开列的“书目”也很详细。

经史不可不读，不必多读，百子亦然。宜读书名略记之，则得。

《左传》《诗经》《四书》《纲鉴易知录》《庄子》《孔子家语》《世说新语》《荀子》《烈女传》《古今注》《天宝开元遗事》等。

对孙荃练习什么样的字体与她的性情相吻合等问题，郁达夫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字亦不可不习。王右军、褚河南、王梦楼、董其昌诸人帖佳。赵子昂小楷亦可观”。

说起家事时，郁达夫向孙荃进言道：“家事亦不可不习。然顾东则易失西，须以不害学业为度”。郁达夫将孙荃的学业看的很重，远在她的“习红装”之上。

对孙荃的行为规范和处事原则，郁达夫也有自己的看法——“举止不可太轻，亦不可太鄙。要之久执厥中，方足表大人家之态度耳。”要而言之，为女子“举止不宜轻鄙”也。

综上所引可知，《云里一鳞》对初学写诗的孙荃来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本“诗之大全”，或者说是诗之历史教科书。

郁达夫为孙荃编之“诗之大全”，可谓是用心良苦，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未婚妻孙荃，能够不间断地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每时每刻都要去汲取有利于自己成长的社会知识，以便将来与夫君取统一步伐，共谱文坛新佳话。

继《云里一鳞》，郁达夫在此后的通信中，还数次给孙荃开列书单，指导她如何读诗书，及如何进行诗歌创作。

写日记，一方面能提高记忆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练习文笔，好处很多，郁达夫长年坚持这样做，受益无穷，也多有经验之谈。所以，他嘱咐孙荃也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最有益于修身，文自前年正月起，迄今未尝一日阙。……至今风雨晦迷，神魂不定时，一翻旧时起居注，即觉精神百倍，万虑俱忘。是则日记之能移人情性之证左也。”

1917年10月10日，他在致孙荃的信中再次督促她写日记：

前书教汝作日记，不识亦已作过否？如有辞不能达意处，不妨作白话。盖文章以运意为主，丽辞藻语，非必要物也。韩昌黎文起八代之哀，观其书，无一华艳语；王杨卢骆，满纸骈句，世不以四家之作为第一流文字，而必推韩文公者，以其运意雄宕耳，非有所取乎对偶之工整也。

实乃创作经验之谈。1918年3月28日，郁达夫在致孙荃的信中又写下了谆谆教诲她“写诗”的话语。

三月十六日所发书已到，附寄之绝句四章，亦已为改正寄上，可详阅之。汝诗已佳，然苦读诗不多，故平仄时有错置处。此后可取《元诗别裁集》中之七绝读之。再三熟读后，诗风当能一变也。（《元诗别裁集》，此书予曾交汝兄转达，不知亦入览否）《世说新语》多作诗典故，文笔亦轻快，读之当有所得。若有不解处，可就汝兄问之。不耻下问，方能进步，切不可怀疑窦而不思问人。汝亦曾读韩退之《师说》否？文公说此弊甚力，我辈不宜再踏此辙也。荀子去圣人之道不远，其所说，多出入于孔孟之间，读之于人品上必有进益处。庄子文笔如秋日明霞，读之愈精，趣味亦愈深；然思想太高，恐非儿女子所能领悟也。他年返国时，当于牡丹花下共汝读也！

有鼓励有批评有要求，语语中的，字字见真情。

1919年8月6日，郁达夫在致孙荃的信中，再次不厌其烦讲述诗的经典大义。

晚唐诗人以李义山、温飞卿、杜樊川为佳。试取李商隐《无题》诸作而读之。神韵悠扬，有欲仙去之概。世人以其过于纤巧而斥之，误矣！诗必纤巧而后可，何过之有？

……来诗大有进境。“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碎离人万里心”，佳句也，已欲与文诗相杭矣！

在同年同月致孙荃的另一封信中，他就人们争论不休的“香艳诗”一类的问题，向孙荃进行了解答。在谈到清朝有花间体诗人之称的王次回时，他指出：“王次回有《疑雨》《疑云》二集，多风流香艳语，诗格不高，才亦不大。”

对王次回著名的《别阿锁诗》，郁达夫也是极为轻蔑的。该诗是：

问郎灯市可曾游，可买香丝与玉钩。 可有美人楼上看，打将瓜子到肩头。

郁达夫将该诗抄给孙荃读时，在诗后批注“轻薄极矣！”。他认为，全部王诗中，只有《短别纪言》两首可取。

为郎愁绝为郎痴，更怕郎愁不遣知。 叮嘱寄书人说向，玉儿欢笑似平时。 去信匆匆趁早船，恨无针指寄郎边。 亲封几叶秋茶去，教试南冷第一泉。

对这两首诗，郁达夫尾批是：“妙绝”，而且在每一句上都加了双圈。

在这里，郁达夫对花间体诗的态度是一清二白了。他认为“妙绝”的两首诗，恰好是王次回诗中最不够香艳的。总之，能撼天地，泣鬼神及表现真情实感的诗，是他推崇喜欢的，反之，挑逗轻薄，肉香腻艳的诗，他是深恶痛绝的。

郁达夫与孙荃订婚之初的一二年间，彼此间的书信来往、诗词唱和是比较多的。以诗来表白当时的心情、心境、心态，是这个期间郁达夫和孙荃最常用的表现形式。

1918年3月5日，段祺瑞执政府为苟延残喘，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悍然与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草案，其目的一目了然。该《协定》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一样是丧权辱国的，自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中国留日青年学生与国内的爱国仁人志士、进步团体一道，奋起反对《协定》草案，并组织了一千多人罢课回国请愿示威。郁达夫因故未能回国，但也断然拒绝日本的官费津贴。为了生计，他先是逃赴乡间，后来又回到东京做了一段时间的佣工。

虽深居富阳乡间，因其弟孙锦川也在日本留学，所以孙荃不可能不对这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有所风闻，更不能不对未婚夫郁达夫的处境表示担忧。为解除孙荃的挂念和担忧，郁达夫专门照张像寄回，以示自己的健康和安全，而且用诗回答了自己的心境和心态。

题写真答荃君三首

文章如此难医国，呕尽丹心又若何？ 我意已随韩岳冷，渡江不咏六哀歌。 乱世何人识典谟，遗民终老作奚奴。 荒坟不用冬青志，此是红羊劫岁图。 儒生无分上凌烟，出水清姿颇自怜。 他日倘求遗逸像，江南莫忘李龟车。

1919年6月2日，郁达夫思国思家思亲人，怀才不遇，百无聊赖诸种复杂情感一齐涌上心来，而一时又无法用言语向未婚妻表达，故将几年前为小说《金丝雀》写的几首小诗寄赠。

盈盈一水阻离居，岂不怀归畏简书。 能向阿香通刺否？风云千里转雷车。 白日相思觉梦长，梦中情事太荒唐。 早知骨里藏红豆，悔驾天风出帝乡。 客馆萧条兴正孤，八行书抵万明珠。 知君昨夜应逢梦，问我前宵入梦无。 浮搓客路三千远，回首家山一发青。 犹忆前年寒食夜，与君联步上西泠。 河桥灯火夜将阑，知汝深闺梦已残。 心事莫从明月寄，中天恐被万人看。

此诗虽然写于几年前，但所表现的情感正和当时诗人的心情相吻合。富阳——东京，虽云天相隔，苍水茫茫，但郁达夫和孙荃二人间的交流却没有中断，除诗歌唱和外，书信来往也是很频繁的，这其中上至国家大事，民族生计，人类前景，小至兄弟N，邻里不安等，都有所涉及，有所探讨。如1917年9月至10月间的几次通信，大多都谈到了郁达夫与兄长曼陀先生发生龃龉一事。

郁达夫幼年丧父，父亲是什么模样，他连一星半点的感性认识都没有，而对长他12岁的长兄曼陀先生却是记忆深刻的，他的学业、前途、以至诗文作品，参考读物，全赖兄长一一指导，就连决定他一生行程的日本留学，也都是由长兄拍板决定的，“长兄对他的这种超乎通常手足的情谊，极自然地形成了他对长兄一贯的尊重逾恒，拳拳服膺。长兄的教导，以至长兄的诗词，铭记常新，在作者早年的日记中屡见不鲜”。（于听《郁达夫风雨说》）

一向情深意浓的兄弟，却因一件小事而发生龃龉，几乎绝交，不复来往。

长兄给小弟设计的美好前程是学医，他是“希望小弟读些真才实学的东西，他自己就颇通家传之医道，但既已学法，就寄厚望于两个弟弟来学习新医术，以延续割股济世的家传”。

对长兄设计的前程，郁达夫还是乐意接受的，他在报考一高预科之前，首先选择的就是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并大有“不为良相当良医”的宏愿，可惜的是未曾考上。

报考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名落孙山后，郁达夫又重新报考一高的预科。1914年入学时，初选的是文科，“后来听从长兄的意见，在预科毕业前改读了第三部，也就是医科”。第二年，也就是1916年秋季入学时，“他却事先不征得长兄同意而突然改读第一部的丙类，并且情愿吃亏一年，重新再从一年级读起”。

郁达夫从就读的医科而突然改读文科的原因，他本人在1917年2月15日的日记中有过陈述和表白，“夜膳后访大贺先生。归途中，仰视星月，颇有天体有恒，人事无常感。因欲立遗言状一纸，防死后之无人识我意也”。

遗言状草稿

予生三岁即丧父，虽幼时尝见先考形图，然终不能想象其为人。“汝父正直，故有汝辈。他年汝辈之子、若孙，亦当以是告之。”此祖母之言也。“汝父正直，谨饬而自晦，使汝父若在者，汝辈当不至有今日。”此生母陆氏之言也。予脑中之先考行状，如此而已矣！……翌年二十一岁更至名古屋八高欲习医，因给供不支，改习文学理财。曼兄不知，怨予志不一定，绝不与交，亦不欲以弟视予。予无力与之争也。平生喜藏书，得钱尽买书。故日用时不足。曼兄疑予无行，是以屡告急而不欲为之助。此番绝予，想亦此之由。而予卒因不能自明而死……

天暖后当小作校外功程，以救目下穷状耳！

这真是一篇出奇的妙文，恐怕只有“在高等学校的神经病时代”方能写得出来。明明白白地不想自杀，却又庄重严肃地立下“遗言状”告白亲人，以明心迹。

《遗言状草稿》奇妙归奇妙，但它毕竟道出了诗人放弃医科而改读文科的原因，那就是人不敷出的经济状况，使他无力再攻读高学费的医科。造成他经济窘迫的原因是“平生喜藏书，得钱尽买书”了；长兄怀疑他行为不端，将钱用到烟花柳巷去了，所以不再给予资助。基于以上诸种因素考虑，他“情愿吃亏一年”，放弃医学而改读文科。

长兄曼陀先生不明这其中的曲折，一听他放弃医学重新读文科，当然很生气，并去信责怪他游移轻浮，学志不专，不再以兄弟视之。

骤闻长兄要与己绝交，且不再“以弟视”之，郁达夫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神经质也就大大的发作起来，对长兄遂由爱而生恨，继之反目为仇。

在小说《沉沦》里，他对与长兄反目成仇的心态描写得很是详尽。

他同他的北京的长兄，为了一些儿细事，竟生起龃龉来。他发了一封长长的信，寄到北京，同他的长兄绝了交。

那一封信发出之后，他呆呆的在楼前草地上想了许多时候。他自家想想看，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其实这一次的决裂，是发始于他的。同室操戈，事更甚于他姓之相争，自此之后，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他被他人欺侮的时候，每把他长兄拿出来作比：

“自家的弟兄，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呢！”

他每达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必尽把长兄待他苛刻的事情，细细回想出来。把各种过去的事情，列举出来之后，就把他长兄判决是一个恶人，他自家是一个善人……

郁曼陀先生写信表示与小弟“绝交”，是愤怒中的气话，是希望他快点悬崖勒马，别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是关爱的另一种表示方法；而小弟与兄长“绝交”的表示，则是属于少年气盛，带有神经质的病态。

尽管兄弟俩“绝交”了，但长兄对小弟的爱并没有减弱，而小弟对兄长的依赖也亦然如故。有时候实在穷迫不过，不得不偷偷地向长嫂陈碧岑诉苦告饶，而长嫂也总能“偷偷”地去接济他。

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兄也就慢慢地了解了他的学习、生活、性情和爱好等情况后，也就不再对其进行责怪了。

对和长兄的这次龃龉，郁达夫很可能原原本本地向孙荃讲了，不然的话， 1917年9月22日致孙荃的信中就不会没头没尾地提这件事。“……予自去国迄今五易寒暑，其中得失悲欢事颇多：祖母病报至不泣；侄儿死耗至不泣；去年因微事与兄争，曼兄绝交书至亦不泣……”

由此可见，郁达夫在富阳宵井与孙荃相见时，是将兄弟间的这次龃龉讲给孙荃听，而且还引起了她的关注。

一向温柔敦厚，谦恭自抑的孙荃，自然会奉劝郁达夫要珍视兄弟情谊，理解长兄的苦衷和美意，化怨怒为友爱。这之后，她在回复郁达夫的信里，还在委婉地相劝，希望弟兄二人早日化干戈为玉帛，和好如初。

也许郁达夫早已有所反省，听了孙荃的规劝，加快了与长兄和解的步伐，到同年10月17日再致孙荃的信中，与长兄的怨恨已冰化雪融。

……弟兄争攘事，本世间愚人之所为。予与胞兄某均达理之人，决不至此，请勿念。二人不通信虽及半年，然所以不通信之由，在两人服事之无暇，非在意见之不合也。……东来后两人已照常通信，前言尽作戏观，兄弟间已无复有少许怨恨矣。

从这段话里至少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孙荃对郁达夫兄弟间的龃龉是十分关注的，也确曾抱着一种委婉规劝的态度，良心苦口，殷殷在望，牵肠挂肚，否则，郁达夫在回她的信中也不会出现“请勿念”的字样；其二，郁达夫兄弟间的龃龉，在彼此不通音信半年之后突然冰释，应该说，孙荃的规劝在郁达夫的身上多少是起点作用的。

热恋，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幸福无比的，同样也是弥足珍贵的。尤其是那些风流倜傥的多情种子，他们把初恋的感情和行程足迹看得更为重要。郁达夫就是这样的人。他与孙荃订婚之后的书信来往，诗词唱和，每次都很郑重地记录在日记里。如1917年10月11日的日记是：“兰坡书来，附有《戒缠足文》……”十天后，他在日记中又写到：“得兰坡书，有诗、文六篇附人。”1919年8月5日的日记是：“接兰坡书，附有诗四首，其《夜雨》一首……颇可诵也”。

次日，他在致孙荃的信中便表示出了对《夜雨》等诗的推崇之意。

孙荃是一个谦抑自牧的人，对自己的作品一向视如敝帚，从不自珍，吟为自泄，既泄而足，顶多抄付郁达夫一阅，寄出就算完事。而郁达夫却不这样看，他在一封信中曾告诫孙荃，应该将它们好好地保存，“来往诗词、书函，异日年老，亦可发表”。1918年的3月16日，他还为孙荃开列了诗集的定题、署名直至式样：

予已为汝改诗若干首。下次书来，乞寄数张抄清诗稿来，当为汝制小序一篇，夸示同人。若有能文者，当为汝乞题序也。抄时用玄书纸亦可，土纸亦可，格式如左：

（并头）

夕阳楼诗稿　富春兰坡孙荃著

（低二格，题目）

秋闺

（并头）

菊影穿帘月上阑，怀人千里梦难安。金风摇落梧桐老，一夜深闺翠袖寒。……

“夕阳楼”是郁达夫十分钟情的一个楼名。如1921年5月他发表在《创造》季刊的一篇论文就叫《夕阳楼日记》。将自己钟爱的楼名赠给孙荃做诗稿的命名，可见这期间他们二人在感情和思想意识上已浑然一体。

郁达夫对孙荃的爱表现在各个方面，除以上所讲的情感交流，心灵宽慰之外，对她的学习和生活，也表示了热切的关注。如1919年农历七月八日，他致孙荃的信便是这种种相爱情感的集大成。

卒业考毕后，久欲作书告近状，卒以俗务，故迁延至今。文已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卒业，下半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此番来即为预备入学也。树棋日夕过从，客居亦颇不寂寞，所恨者他乡米贵，每食不得食粱肉耳。刻北京长兄书来，谓十月间北京有高等文官考试，按考试条例，文当然有预试资格，十月间颇欲乘兴西游，只愁路费孔多，又不得不将先祖遗田典卖耳。梅子黄时，晴雨无常，汝起居亦佳适否？迩欲稍学书法，是以于日记书简之类不敢粗杂书。

如果单从字数上来看，这封情书是够简短的，通篇不过200字，然而它所蕴含的内容却是极其丰富的，言有尽而意无穷。

其一，诗人向孙荃解释自己近来未作书信向她报平安的原因——是因为正忙于毕业和升学考试及其他俗务，而并非为异乡的花草所迷恋。

其二，诗人通过向孙荃透露自己和她侄儿孙树祺过从甚密的关系，表现自己的爱屋及乌之情。

其三，诗人以欣喜和悲哀相互交织的情感向孙荃报告自己将要回国参加高等文官考试的消息。欣喜的是彼此相会的时刻即将到来，悲哀的是这次回国“又不得不将先祖遗田典卖耳”。

其四，诗人以关心和爱抚的口吻，告诫孙荃在阴雨连绵容易发病的秋季，要多加注意饮食起居的规律性，以保证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其五，是指导孙荃学习书法的要领秘诀。

总而言之，这里的字字句句都包含着郁达夫对未婚妻孙荃的一片深情厚谊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