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大杀党人_刘仲文写诗明志_关于刘公的故事

黎元洪大杀党人_刘仲文写诗明志_关于刘公的故事

刘公一到北京，黎元洪就摆出一副国家栋梁的样子，利用革命党人的弱点大肆攻讦说：“不意专制政治尚未尽除，而假共和以遂私图之事，迭次传闻。或假之以谋私利，或假之以报私怨，或假之以蹂躏商贾，或假之以侵损人权。种种怪状，人道何在？是又岂起义时我同志始愿之所及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固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尽全国之俊杰，而共救时艰。”（注：《致中央及各省消除私念》电，见《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一，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35页）按照黎元洪的说法，第一步应当是“革命党消”，第二步应当是“革命军消”。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有这样革命的胜利果实才会落入到他和袁世凯之类反动透顶人物的手里。而事实正是按照黎元洪所说的那样在演变和发展的。武昌首义胜利后，黎元洪窃取了湖北的领导大权，当了都督；从全国来看，袁世凯窃取了全国的领导大权，当了大总统，掌管全国的军政大权。从地方到中央，革命党人权力尽失，黎元洪何须再伪装呢？怎能不露出刽子手的真面目，而对革命党人进行大肆杀戮呢？他知道刘公德高望重，不敢在武汉对刘公下手，就与孙武联合拼命地排挤刘公。刘公不得已只好率师回襄阳北伐。黎、孙意欲使刘公在北伐中身遭不测。谁知刘公治军有方，到了襄阳如龙归大海，万事如意，事事顺心，不仅北伐顺利，而且襄阳也治理得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刘公政绩越显著，黎元洪越恼火，于是就派人暗杀刘公。暗杀失败，又与袁氏弹双簧曲，把刘公调到北京去任总统府高级顾问。刘公到了北京，黎元洪算是去了块心病。

接下来，黎元洪就开始对革命党人一个个地下毒手了。黎元洪对革命党人下毒手并不是直接出面，而是采用借刀杀人的办法。他利用孙武不择手段，一心想往上爬的心理，放权给孙武，让他去除掉湖北军政府中的革命党人，让革命党人与革命党人相互斗争，相互残杀，而他坐收渔利。1911年12月，在黎元洪的怂恿下，孙武先与同盟会的谭人凤联合，把蒋翊武排挤出军务处，随后又以谭人凤不知兵为理由，撤销了谭人凤在军务处的领导职务。

孙武办事独断专行，不讲组织原则，不讲民主，张振武特别反感，时常与他发生争吵。

孙武从组织成立武昌起义领导总指挥部时就野心勃勃，对位居刘公、蒋翊武身后就心怀不满；南京筹建民国政府时，孙武以湖北军政府代表的名义前去参加竞选，本想以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的资格，在黎元洪的帮助下取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次长一职。黎元洪比谁的心里都清楚，他对武昌起义无尺寸之功，他自己能当上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完全是窃取，此次竞选能否被选为临时政府的副总统心里是感到底气不足的，他哪里还有嘴在别人面前为孙武说好话呢？再说黄兴与孙武的交往既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怎会不知道孙武的德行差呢？他怎么会选孙武与自己共事呢？于是对孙武不屑一顾，而选了德行、军事才能都比孙武强的蒋作宾担任了陆军次长。

孙武的如意算盘落空，可谓是有兴而去，败兴而归，于是他便极其敌视南京政府。在他的脑海里只有权欲，没有政治观念与是非观念，也可以说此时的他已安全与黎元洪同流合污了。他跑到上海组织“民社”，开办《民声日报》，推举黎元洪为民社社长，对黎元洪言听计从，一心巴结，完全站到同盟会的对立面，与同盟会公开对抗。他说：“我宁愿承认北京政府，也不承认南京政府。还和所谓的“将校团”成员一起作威作福，残害革命党人。”(www.guayunfan.com)1912年2月5日。蒋翊武创办《民心报》，自任社长，坚决拥护同盟会与南京临时政府，大肆揭露孙武的“民社”及其支持的湖北军政府。黎元洪对此十分恼火，为铲除革命党人在湖北的势力，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之后，他与袁世凯暗通信息，让袁世凯把蒋翊武调到北京去任职。蒋翊武的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像孙武那样丧失人格，趋炎附势。在离开武汉前，于1912年6月召开会议，经与同志们商量，把文学社全体人员并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委任同盟会鄂支部长石瑛（字衡青）为《民心报》经理。蒋翊武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为文学社找到一个完美的归宿。

孙武利欲熏心，一心巴结革命党人的死对头黎元洪朝上爬，并与黎元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倒行逆使。他常常以党人领袖自居，傲视战友，作风专擅，竟然侮骂孙中山为“海贼”，攻击孙中山等人攘夺湖北革命党人首义之功。孙武等人的言行激起湖北文学社及共进会成员的极度不满。他们私下议论：“做了几天新官就瞧不起人，要是长久下去，那还得了吗？”此时黎元洪、孙武已成众矢之的。当时曾在汤化龙之流怂恿下，硬捧黎元洪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的蔡济民已感到非常后悔，非常痛心，他提笔写诗，以表达自己的无比悲愤：

其一：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迎狼。

铁血铸成真大错，头颅拼却反无光。

其二：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浩劫茫茫何日了，自惭无策济斯民。

不久，一场以“倒孙”的“群英会暴动”便爆发了。

群英会是1910年由湖北新军第三十二标士兵向海潜发起成立的会党性反清组织。武昌起义前群英会加入共进会，在武昌起义和阳夏保卫战中曾立下汗马功劳。黄申芗是共进会重要成员，原为具有革命思想的新军士兵，在会党中颇具声誉，却受到孙武的压制，于是他便联系其他一些对孙武不满的人密谋倒孙。1912年2月，黄申芗、向海潜等人以群英会为骨干，组成“改良政治群英会，”策划武力倒孙。2月27日夜，以黄申芗、向海潜为首的群英会成员，汇合第三十一标的教导团，由文学社领导的伤兵团体毕血会，起义老兵组成的将校团，以及由士兵组成的义勇团，聚众达数千人，佩戴群英会徽章，涌上街头，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的口号，随即包围了军务部及武昌大朝街孙武寓所。孙武事先得到消息，已匆匆逃避汉口。群英会等会众遂捣毁孙武的寓所，放火烧其房屋。乱兵未能逮住孙武，混乱中却将原文学社成员第二镇统制张廷辅打死。

狭隘的内江，使革命党人两败俱伤，而黎元洪却得以坐收渔人之利。事后，黎元洪以接受暴动者要求为名，乘机将孙武撤职，并将孙武的亲信苏成章等免职。接着假惺惺地要暴动总司令黄申芗接任军务部部长之职，黄申芗岂不知黎元洪之心机，于是力辞不就。黎元洪便顺水推舟地送给黄申芗路费，让黄申芗出国，军务部长就由自己的亲信爪牙清廷旧军官曾广大接任。黎元洪则让孙武在湖北军政府当了一名顾问而已。从此，孙武再也没掌实权，只不过是苟延残喘，于1939年11月10日病死北京。孙武机关算尽，恶事做绝，最终落得如此下场。有人写诗对孙武予以嘲讽：

孙武做事太乖张，专横跋扈害同党。

本欲高官与厚禄，到头黄粱梦一场。

自“群英会暴动”事件之后，黎元洪逐步地实现了他对湖北军政府与武装力量的掌控，成了一名实权在握的湖北都督了。

后来，黎元洪又以文学社诸人参加群英会“叛乱”为由，对文学社成员大加逮捕和杀害。群英会暴动的组织者是黄申芗，唯因“同盟会、文学社中人亦暗与群英会携手，所以文学社机关报《民心报》成为无形的联络机关，起事时各军团重要人士，往来报社络绎不绝。黎元洪对此早有耳闻，因引对文学社及蒋翊武恨之入骨。立即命令原共进会会员，现已卖身投靠黎元洪的蔡汉卿捕杀文学社社员数十人，并将所杀之人暴尸示众。”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黎元洪为收人望，捞取政治资本，以“武昌各种紧要问题急待商决，促即日来鄂”为由，电邀孙中山访汉。1912年4月9日，孙中山应黎元洪的邀请，偕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到达汉口码头，由第二镇统制王华国在江汉关率队迎接，旋乘“裕川”轮渡江到武昌，蒋翊武、张振武等乘小轮随同孙中山座舰在汉阳门登岸。经南楼、长街到阅马场迎至红楼副总统府，黎元洪率领湖北军政府文武要员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晚上，黎元洪为孙中山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10日。孙中山、胡汉民等到副总统府参加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黎元洪在致辞中说：“孙先生功成身退，光比尧舜……”对孙中山竭力进行恭维。4月13日孙中山一行离开武汉。孙中山在汉期间先后到黄鹤楼文学社成立大会旧址、彭刘杨就义处、工程营发难处、烈士祠等地参观瞻仰。

孙中山在武汉的短短几天时间里，黎元洪、孙武之流表面上对他十分尊重，但实际上对孙中山论述关于共和与自由以及与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的宣传是极为不满的，孙武曾散发传单，攻击孙中山：“于此时乃主张二次革命、民主主义云云，不啻为武汉间流氓暴动之导火索。”黎元洪则私下向胡汉民表示不满说：“武汉大局，方犹摇动不定，先生（指孙中山）奈何此言？”黎元洪、孙武说一套做一套，实属典型的反复无常的小人。

袁世凯窃国后，军政权力集于一身，接着同黎元洪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对革命党人、革命群众进行血淋淋的大屠杀。1912年7月间，他唆使黎元洪在武汉杀死了一些革命分子，其中有在武昌起义中立功的文学社社员祝制六、姜光国、滕亚纲等人。

群英会暴动事件后，孙武被解职，在湖北军政府中实掌兵权的只有张振武。张振武为人耿直，革命的原则性很强，不像孙武没有一点革命者的风骨，而是一身的媚骨。早在湖北政府成立之初，他就主张立刘公为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在组织湖北军政府时把革命党人悉数排斥在外，张振武大怒，曾说：“先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扬我革命神威！”为此，黎元洪对张振武恨之入骨。在以后的日子里，张振武不像孙武、蔡汉卿等人那样百般奉迎黎元洪，围着黎元洪转，而是刚直不阿，凡碰着黎元洪干损害革命利益的事，不搞繁文缛节，有时就当着其面拍案怒骂，把黎元洪搞得狼狈不堪。黎元洪虽说是都督，但由于底气不足，所以常常只好隐忍不言。

黎元洪欲削夺张振武的兵权，下令解散由起义老兵和革命党人组成的“将校团”，张振武不同意。黎元洪又欲遣散兵站总监所辖的六个大队千余人，张振武立即将其改编为军务司（原军务部更名）的护卫队。此后黎元洪“屡遣解散”，张振武始终“拒不遂命”。

更让黎元洪不能容忍的是张振武在国民公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时，竟公然说：“革命非数次不行，流血非万万人不止！”黎元洪心想，数次革命的对象必定是自己——在他认为这是张振武对他所进行的公开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张振武一天不除，自己就如芒刺在背一般，一天也不得安宁。

黎元洪朝思暮想，思虑着怎样杀掉张振武，自己又落得一身干净的计谋。想来想去，他想出一条借刀杀人的办法，那就是电请袁世凯，以调武昌首义有功将士入京授勋为由，将10余名首义精英调往北京，然后去密函一封，借袁世凯之手将张振武杀掉。

1912年5月，张振武被骗到北京，袁世凯授张振武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不久，又任张振武为蒙古屯垦使，却不给编制和经费，张振武怒极，返回汉口。黎元洪见张振武返回，大吃一惊，忙又与袁世凯合谋，再次诱骗张振武入京，并让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随行。张振武向袁世凯、黎元洪提了一些条件，二人均允予照办。

张振武本不愿到北京去，但挡不住上催下促，只好于1912年8月9日以武昌首义元勋名义，率领将校团团长方维等13人赶赴北京。

将校团的成员为何会催促张振武带他们去北京呢？因为他们都是被袁世凯、黎元洪蒙在鼓里，以为是到了北京袁总统要给他们授勋，哪里知道这是两个政治流氓设下的调虎离山之计，让他们到了北京以后而除掉张振武、方维呢？

袁世凯见张振武到了北京，一方面让段祺瑞，冯国璋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设盛宴款待，让张振武丧失戒备心理；一方面密谋策划，安排参谋次长陈宦亲拟密稿，派人交给黎元洪，让黎元洪照稿发电并署名，言张振武率“将校团”进京图谋不轨，祈大总统拿获，就地正法。黎元洪照发。

过了两天，黎元洪又复一电，言张振武怙恶结党，桀骜不驯，赴沪购军火侵吞巨款，并煽动“将校团”乘机思逞，以谋夺权等，再次请求袁世凯诛杀张振武。

由于袁世凯耍手段，每日让各界要人设宴款待张振武，使其完全丧失了警惕性，整日陶醉在黄粱美梦之中。8月14日，张振武在北京德昌饭店请客，大宴同盟会与共和党要人，在酒宴中还发表演说，调和党见。他说：“我目睹党争，危及大局，因此我不想结党，不营私利，但求党见日消，共维大局，力护共和。”要人满座，美酒满杯，张振武举杯一饮而尽，豪气干云。大家也都同意张振武的见解，认为政党不能强同，党见万不可有。有人还在席间发表演说，宾主兴趣浓烈，应酬到晚间10时，尽欢而散。

8月15日上午蒋翊武宴饮醉琼林。中午，同盟会诸人邀饮什刹海会贤堂。下午，王天纵邀饮六国饭店，同座者有蒋翊武、蒋作宾、刘成禺、邓玉麟等人，还有姜桂题、希芝贵、陈宦等亦在座。没有人观察到段芝贵的表情不太自然，，忧心忡忡，好像有什么心事。此时段芝贵已奉到大总统处决张振武的密令。这是张振武最后的一次晚宴，段芝贵心有不忍和不安，一席未终，称有事先行告辞，其余客人神情异常，也纷纷退席。张振武不知大祸即将临头。

当晚10点左右，张振武亦出城回寓。将至棋盘衔，忽枪声隆隆，兵勇如蚁，将张振武马车围住，打碎车窗，群向捆缚。张振武大喊着说：“国都之地，汝辈安敢劫人？我张振武也，尔辈何能如此无法？”言未毕，已被捆绑结实，围护兵千余人，将张振武押解至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一同进京的将校团团长方维在金台旅馆被逮捕，也被押解到了军政执法处。原来同为湖北军界的风云人物、辛亥革命的功臣，在袁世凯、黎元洪当政之时，竟不明不白地被沦为阶下囚，还要被枪决，可见袁、黎的统治实与满清政府无异。

据民史氏所写《张振武之革命战史》所云：“张振武，幼岐嶷，性颖慧，过目能成诵。时与诸童斩木为兵，作攻守战，人颇异之。及长，卓尔不群。”武昌起义胜利后，清军反扑，黎元洪逃到葛店，张振武率军与刘公死守武昌，与清军激战。清军的炮弹击中军务部，卫队死伤三十余人，又一枚炮弹落在军务部的办公桌上（所幸没炸），座中人无不惊骇万状，面无人色。唯独张振武从容淡然，笑着说：“把炮弹移到楼下，照常办公，大家不要害怕。”张振武为了新生的“中华民国”，首义之前变卖了罗田县和竹山县的祖产尽作革命经费；面临敌人的枪林弹雨竟然如此泰然自若，置生死而不顾，却惨遭袁、黎的杀害、袁、黎等怎会不像秦桧一样而遭到百姓千秋万代的唾骂呢？

在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向张振武出示了黎元洪请求杀他及袁世凯下令处决的密令。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张振武一下子就被蒙住了，他大声质问陆建章：“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竟然要杀我？”

陆建章摊开双手说：“我咋知道为啥要杀你呢？我只知道军令如山，这是无法转圜的。”

1912年8月16日凌晨1点，张振武在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被绑在军法处的一木柱上。行刑前张振武仰天长笑：“恨我革命党人有眼无珠，当初怎么立了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当湖北军政府的都督？袁大头如此滥杀辛亥革命功臣，这同清朝廷有何异哉？”行刑士兵不忍朝张振武致命处开枪，以至于打了六枪，张振武方含恨而去。方维于凌晨在城外被处决。纵观张振武一生，真可谓：

凌云壮志灭清帝，死守武昌建伟绩。

可叹屈死九泉下，英雄谁不伤心泣？

袁世凯、黎元洪狼狈为奸，倒行逆施，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真可谓：

魑魅魍魉聚一堂，枉杀功臣伤天良。

似此祸国殃民贼，乾坤安能手中掌？

张振武以首义元勋的名义赴京授勋，却招来如此杀身之祸，引起国人舆论大哗，革命党人函电纷至沓来，向袁世凯、黎元洪质疑，强烈谴责袁、黎编造谎言、滥杀无故的罪行。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措词最为强烈，他说：“现在政府杀人之手续基本和强盗没有区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今后凡是民国起义之元勋都可以一一捕杀，任凭某人为帝为王矣！”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袁世凯立即将杀张振武的罪名一下子都推到黎元洪身上，立即让陆军部将黎元洪请求诛杀张振武的密电公布于众。

黎元洪为给自己解脱困境，便在8月16日、17日、19日连发三电，为自己辩解。黎元洪说：“杀张振武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张振武蓄谋结党，颠覆共和；二是张振武在湖北发生的历次风潮中均为主要策划者；三是张振武自募军队600余人，抢夺兵站军米，诱令石友川联络领事团，令方维勾结李忠义、祝制六等，密谋起事。”

因舆论谴责不已，黎元洪于8月25日又以鄂军全体名义发出通电，列举了张振武15条所谓的罪状，把1912年春季群英会暴动倒孙的事也加在了张振武的头上。说什么武昌革命后裁兵之际，张振武暗握重兵，潜伏租界，如果逮捕，即动干戈。又说什么由于“军务长之凶焰，将校团之淫威”不敢将张振武杀于湖北而谋于京师。

但黎元洪的解释不能让在北京的湖北籍的参议员们满意，在参议院开会时，他们详陈事实，据理力争，为张振武辩护。他们认为武昌少数军人动乱，意图在于劫财，而这个时候张振武还在上海，没有回到湖北；他们驳斥了黎元洪的通电，说事实恰恰与黎元洪的通电相反，张振武改任都督府高级顾问后，听说少数军人动乱，即奔走各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说大家，才没有酿成巨祸。此事武汉很多人知情，何言乘机思逞！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黎元洪一面假装引咎辞职，一面假装出一副宽厚慈悲的可怜模样。

袁世凯为洗刷自己的罪名，沽名钓誉，宣布以大将的军礼安葬张振武，并拿出三千元为赙仪。

张振武被杀案使黎元洪名声扫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也把袁世凯、黎元洪搞假共和、真独裁的面目暴露无遗。

刘公于9月底到北京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很少与外界往来。在获悉张振武被害的消息后寝食难安，他难忘与张振武在日本时的相识相交，难忘一起赋诗时张振武那种豪气冲天的英雄气概，难忘与张振武誓志守武昌时的硝烟弥漫的日日夜夜……刘公不由奋笔疾书，写诗二首，表达对张振武的颂扬，对袁世凯、黎元洪的愤怒谴责以及自己顽强不屈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斗志：

其一：相识相交上十年，凌云壮志冲九天。

受骗授勋加高官，屠夫扬刀命归天。

其二：口称共和手拿刀，斩杀党人罪难逃。

东风吹遍神州地，荡尽人间群魔妖。

同在8月间，黎元洪还对报界下毒手，无理查封《大江报》、《民心报》，迫害其编撰人员，幸得蒋翊武竭力营救，何海鸣、蔡寄鸥二人才得免一死。

1912年2月28日群英会暴动事件之后，黎元洪借此机会大肆搜捕文学社、共进会的重要领导人，借袁世凯之手诱杀了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大量裁汰革命军。黎元洪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革命党人的不满，一部分激进的革命党人准备推倒黎元洪，夺回湖北的军政府大权。

在同盟会员何海鸣等人策划下，革命党人联络张振武的旧部，组织振武会，并在南湖马队、炮队和城内驻军、黄陂驻军中作大量的工作。南湖马队第一协二标自标统以下军官皆系革命党人，因而他们一律赞成“倒黎”斗争，并成为这次运动的主力军。由于这次运动打的旗号是“仇杀民贼”、“打倒黎元洪”，得到驻防省城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积极响应。暴动前夕，革命党人在武汉三镇均设立了革命指挥部，并且还确定武昌扎珠街13号为此次运动的总指挥部，由革命党人顾开文为总指挥，顾斌任总干事。

暴动原拟于10月10日武昌首义纪念日一举推翻黎元洪。不料，起义计划汇露，黎元洪防范加严。为避免遭受进一步的破坏，革命党人决定提前到9月24日暴动。由于叛徒告密，黎元洪派军警包围扎珠街13号的总机关，捕获了顾开文、顾斌、罗子常、罗子达等8人，又在长街南楼前汉华茶馆逮捕了发徽章的吴德胜、陈焕章等6人，其他机关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当晚，黎元洪将顾开文、顾斌杀害，并悬首南楼示众。

消息立即传到南湖。深夜一点钟，驻南湖马队的革命士兵决定提前起义，以免坐以待毙。举义士兵公推马队教练官刘国佐为司令，队官陈启胜为参谋长，副官严正朝为全军代表，整队集合，直扑起义门，希望与城内已联络好的部队里应外合，一举成功。由于指挥机关被破坏和起事仓促，事先所联络好的各部队均未响应，而且黎元洪伏兵于城门内外，并在城楼上架设大炮。当起义部队向城门发起进攻时，受到伏兵前后夹击，与敌人激战3个多小时，阵亡200多人，力不能支，加上天已明，只好退回本标营内。

第二天，黎元洪指挥部队对起义官兵进行围剿，枪毙200余人，俘获百余人。随后下令搜城，“巡查城内各军，遇有二标马队中人格杀勿论”。9月29日得知暴动余党在城外密谋起事，立即派兵前往搜捕，当场枪毙3人。黎元洪简直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年至1913年间，袁世凯、黎元洪仅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就杀害了参加辛亥革命的有功人员数万人。素有“屠夫”之称的黎元洪视人命如儿戏，杀人如麻。据章炳麟《大总统黎公碑》统计，黎元洪任鄂督期间曾残杀两万多革命党人和革命将士，此外，刘贵狗（汉口人，黎元洪手下一侦探，极其凶狠反动）也在武汉杀人逾万，而投靠黎元洪丧失革命气节的蔡汉卿、程汉卿二人无端处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辛亥首义的武汉三镇人民在黎元洪督鄂期间确实饱受了人间的疾苦，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黎元洪自以为顺着袁世凯的心思做，就能得到袁世凯的信任，就能长期独霸湖北，在湖北长期称王称霸，岂不知这只是他个人做的一枕黄粱美梦，到头来不过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杀害张振武之后，袁世凯就来收拾黎元洪了。他给湖北下了裁军令，规定湖北只留一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其余一律裁减。不仅如此，还令段祺瑞到武汉传达袁世凯的意思：黎元洪要么到北京当副总统，要么去江西省当都督。黎元洪心知江西是革命党人十分活跃的地区，自己去了怎能立得住脚？不用选择，自己只能去北京。由于作恶多端，离开武汉他也不敢大张旗鼓地走，还只能悄无声息地走，因为在武汉刚刚被裁汰的官兵中大多数为革命党人文学社社员与共进会会员，他们一旦得知黎要离开武汉，很短时间内便可聚而成军，若打起为张振武报仇的旗帜，其马上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恶贯满盈的黎元洪像丧家之犬一样悄悄地离开武汉，到了北京。

黎元洪到北京后，袁世凯让他在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南海瀛台居住，警卫由袁世凯指派。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黎元洪被搁置在瀛台，袁世凯不问不闻，而湖北的都督却由段祺瑞接任了。悠闲的生活使黎元洪感到很郁闷，他感觉到自己成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自认为自己利用孙武整革命党人的手法很高明，而袁世凯利用自己所干的一些事情同自己利用孙武所做的一些事情，细想起所用手法如出一辙，此时的他方真正地理解了什么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思了。此时的他还能干什么呢？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过一天一算天了。

话说袁世凯利用黎元洪大量地残酷地捕杀革命党人，其目的何在呢？那就是他想在中国搞独裁统治，至于他嘴上所说的“共和”、“民主”之类的词，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谁对他实行独裁统治构成了威胁，他就要除掉谁。正因为如此，袁世凯于1913年3月20日派人在上海沪宁火车站把宋教仁刺杀了。

宋教仁被刺杀，袁世凯反革命嘴脸大暴露。革命领袖孙中山此时正在日本长崎，获悉宋教仁被刺杀的信息，愤慨万分，立即回国，召集党人开会，向党人发出了讨伐袁世凯的进军令，也就是“二次革命”。自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革命派又展开了生死大搏斗。有诗为证：

刺杀党人宋教仁，大头独裁现原形。

孙中山回国讨袁，众党人“二次革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