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庵捐躯革命_刘仲文畅言联合_关于刘公的故事

刘静庵捐躯革命_刘仲文畅言联合_关于刘公的故事

刘静庵，亦作敬安，原名贞一，于1875年出生于湖北潜阳县梅家嘴，父亲刘淇是贡生，务农兼商，有四子，其居长，母亲金氏甚爱之。少时，刘静庵在李书城父亲李金山的私塾读书，后来结识李书城。李向他介绍民主革命思想，并赠送给他《湖北学术界》、《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刊，激发了刘静庵的爱国思想，使他怀有救世之心。

20世纪初期，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位于长江中游水陆交通十分便利的武汉，革命力量发展迅猛，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先后出现了科学补习班、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30多个革命团体。1903年28岁的刘静庵在同乡李书城的介绍下到了省城，参与武昌花园聚会，立下“秀才造反”的志向。他慨然撕破长衫，投笔从戎，改名刘大雄，加入湖北新军，次年任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黎元洪的秘书，勤于操练，谨守军纪，时常与士兵谈民族大义。有一天，一封署名为张守正（闻系黄兴化名）的信寄来，落入黎黄陂黎元洪之手，其发现信中词句不少是隐语，便怀疑刘静庵是革命党人。他不想兴大狱以重己过，更不想以此邀功请赏，就找刘静庵谈话。黎黄陂说：“我看你志在国家，年轻人，正应如此。但我这里是军营，与革命乃冰炭难容。我不为难你，你去写份辞呈，就说自己有病，不堪军旅之苦，请求辞职出营，我给你批个‘准’字。”刘静庵心如明镜，就忙写了个辞呈交给黎元洪，然后说：“谢谢！”便离开了军营。

1904年6月，与张难先等人在武昌成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并与湖南革命团体华兴会取得联系，谋划湘鄂联合起义，后因起义计划泄露，科学补习所被封。

科学补习所被封后，革命党人愤甚，复聚武昌，图谋再起。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牧师黄兰亭1901年在武昌府街（今青龙巷）的圣救世主堂大院内兴办了一个以宣传基督教与开启民智的报刊阅览室，名叫“日知会”，寓有“日知其亡，月无忘其所能”，“日求一知，不断进取”之意。刘静庵常到那里阅览书报，与胡兰亭成为朋友。科学补习所被封，刘静庵就避居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当时正缺人手，已任圣公会会长的胡兰亭就聘刘静庵为阅览室司理，同时还兼任武昌文华书院神学系中文教习。后来刘静庵接受洗礼，取教名保罗。刘静庵利用这个地方，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宣传革命，结交朋友，渐渐地原科学补习所成员兴国人曹亚伯、江夏人冯特民和汉川人李长龄等向他靠拢。他用教会名义，从上海、日本订购许多进步书报，如《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革命军》及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等，供人阅读，开导民智。每周周末还举行演讲会，他亲自登台演讲，历数清廷暴政，号召国人起来将它推翻。日知会已由一个圣公会的阅览室，逐渐变成了反清革命活动的阵地。

在刘静庵的努力下，1906年1月29日（正月初五），趁着普天下都在过年，军队、学堂管理松懈，日知会里也十分清静，刘静庵召集志士仁人，成立湖北的第二个革命团体日知会。当时挤在阅览室里的有一百多人，热气腾腾。会议公推刘静庵为会长，日知会宗旨为“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推翻清政府，成立新中国。”(www.guayunfan.com)日知会的密设机关，除了圣公会，还有文华书院、湖南中学，涵三宫等处。日知会学教会的办法，每逢星期日公开演讲。刘静庵、冯特民、朱作梅等人先说教讲道，假借基督舍身救世等故事，引申为宣传革命；或者展开阐述世界大势到陈述中国危机，并依据圣经教义，提出当今救亡的道路。每讲到沉痛处，声泪俱下，听者无不深受感动。九江的胡厚斋牧师听了刘静庵的一次演讲，回去即办了阅览室，并附设一平民学校，以开风气。曹亚伯在他的《武昌革命真史》一书中喟然叹曰：“安得刘静庵，化身千百万，使腐朽之人物，一一觉悟哉！”

日知会还在湖北黄冈设一秘密印刷机关，由吴贡三、殷子衡专司其事，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日知会员陆费逵等编印了《楚报》，以辛辣的文字讽刺时政。日知会还自办了中学，江汉公学为刘静庵一手筹办而成；东游补习班，教材教法由留日同志提供，实际负责的仍为刘静庵；明新公学原由梁耀汉创办，后并入了日知会。日知会像吸铁石一般吸引着一些独立的革命团体纷纷加入并接受刘静庵的领导，如汉川人梁耀汉领导的群学社（武昌左二巷）、黄冈人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武昌正卫街）、钟祥人彭养光领导的安郡公益社等；黄梅人宛思演、文华学院教授张纯一以及余诚、范焕文、吴兆麟等也加入了日知会。武昌各军营和学校均派有本单位日知会会员作代表，从事联络。河南、湖南、四川、江西都有来日知会演讲的人，都有从日知会带回去的书。日知会不仅影响到省内县城及江苏、安徽、辽宁等省府，在日本东京也开辟了活动基地。

1906年5月28日，法国革命党人欧几罗由同盟会员乔义生陪同来武汉，刘静庵亲自到江边迎接，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公开宣传革命。欧几罗认为“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日知会举行的这一大型活动引起了清政府当局的注意。

日知会会务日日繁忙，湖北革命形势日益兴旺。1906年冬末，腊梅盛开时节，在东京的同盟会员余诚对湖北主盟人大为不满，认为“革命宜在内地策动，聚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遂受派回湖北主持分会事宜。余诚生于1881年，湖北麻城人，字剑斋，为人诚恳豁达。清末曾中副大榜。以后博览群书，接受了革命思想，于是就放弃了科举，投身到革命运动中。他回到湖北找到刘静庵，把同盟会湖北分会机构挂靠在日知会，同时也发展盟员。曹亚伯、范腾霄等日知会会员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亦成为两会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范腾霄曾以半价购得《民报》四千份寄回湖北，由日知会分发。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活动也就融入日知会的活动中，使日知会的革命活动搞得更加蓬蓬勃勃。余诚因肺病，1907年在家乡去世，年仅26岁，可惜英年早逝。

1906年12月4日，湖南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派朱子龙、梁汉忠、胡瑛等人回湖北，与刘静庵商议，准备联络武昌革命党人响应。1906年12月26日，刘静庵召集日知会干部和孙中山的代表胡瑛等在汉阳伯牙台秘密召开会议，商议起义事宜。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郭尧阶也参加了会议。郭尧阶为湖北沔阳人，性佻达，巧于辞令。张难先曾对刘静庵说：“郭尧阶轻浮浅薄，不可相信，还是提防点好。”刘静庵不以为然地说：“图大事须推赤心于人腹，岂可厚疑天下人？”郭尧阶回国后生活奢靡，日积月累，债台高筑。一位日本商人把郭尧阶告上法庭。法庭审理后拘其兄郭尧青为人质，限期要其筹款还债。其每天为此事挠头而无计可施。当时汉阳各显眼处都张贴的有缉捕参与萍浏醴起义“会匪”党羽的布告。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选择了最卑鄙下流的做法——投敌叛变领赏。他向武昌巡警道冯启钧告密，还妄指刘静庵就是张之洞悬赏通缉告示中的刘家运（即会党首领）。

郭尧阶的叛变使日知会土崩瓦解，在一个星期内使朱子龙、梁钟汉、胡瑛、季雨霖、李亚冬、刘静庵、张难先、吴贡三和殷子衡等九个主要日知会成员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丙午之狱”。在张难先被捕时，他趁郭尧阶不注意，狠狠地连扇了其几个耳巴子。在巡警道张难先又碰上了他，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张难先像猛虎一样扑向他，当胸一拳，打得他连退数步，又乘势一个箭步上去将其踢倒在地，并在其胸口猛踹两脚。郭尧阶大叫一声，面如死灰，咯血不止。不数日不治而亡。

刘静庵被捕后，张之洞令按察使梁鼎芬组织会审，逼令刘静庵承认为刘家运，并供出同党。刘静庵朗声说：“我是革命党，但我不是什么刘家运，我也不知道谁是革命党。”略停，又朗声说：“国家内忧外患，濒临灭亡，尔等不知忧国忧民，却甘愿作清廷的鹰犬、爪牙，百般地残害爱国志士，你们是不得好死的！”梁鼎芬听了刘静庵如此而言，就命人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刘静庵大怒，指着梁鼎芬骂道：“你这猪狗不如的畜牲，你做尽了坏事，革命党人会把你点天灯的，你会断子绝孙的！我就是死了，我变成厉鬼，也要要你的命！”梁鼎芬见他骂不绝口，就命人更加用劲地用鞭子抽打，而刘静庵也就更加起劲地骂不绝口，而梁鼎芬也就更加起劲地命人抽打，打得刘静庵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完好的皮肤，肉尽见骨，并几次被打得昏了过去。但一苏醒过来，仍怒骂不止，并且也不承认自己是会党的首领。当时人们听说刘静庵的事后，都称赞其为钢铁英雄汉，革命党人称他为“革命完人”，教友们称他为“活着的耶稣”。为逼供定罪，清吏趁刘静庵被打得不省人事时，强行拿着他的手在已伪造好的口供上面按了指印，判处死刑上报，并将于1907年1月29日执行。

刘静庵等人的被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同情，武昌圣公会胡兰亭、黄吉亭请美籍主教吴德施、牧师孟良佐联电北京美国公使乐克希进行营救。同时，彭养光也急忙赶到北京，请吴禄贞、程家柽等设法曲全，向官厅缓颊，利用各种渠道向清庆王、肃王上条陈，建议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清廷一方面迫于美国的外交压力，一方面出于缓和满汉矛盾。1907年2月7日电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刘静庵等人从缓处理”。后来真正的刘家运在湖南常德牛家塘被缉获，但湖北当局仍将刘静庵关押，并屡加重刑。

刘静庵、朱子龙、殷子衡三人入狱后所受酷刑最为惨烈。朱子龙因受酷刑，于1907年5月6日不幸咯血死狱中，年仅32岁。

丙午之狱的几个主要人物，除朱子龙已死外，其他几个人直至1909年夏才重新宣判，刘静庵和胡瑛被判处长期监禁，其他几个人所判年限不等。

刘静庵最初被囚于省城臬司狱，后转至模范监狱。刘静庵在狱中虽身体受到百般摧残，但仍念念不忘革命。他曾经与同狱的殷子衡说：“予持耶稣之名，求救中国之苦，身在缧绁，心在天堂也。”与刘静庵在一起坐牢的有一个人叫欧阳泽垠，是革命党人，性格刚强，看守监狱的吏卒都害怕他。其与刘静庵在同一监狱之后，时间久了，受到刘静庵的教育影响，变得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其他坐牢的犯人及狱卒等，都深深地受到刘静庵的教育而被感化，有不少人拜他为师。刘静庵在狱中威望很高，于是他与胡瑛、李亚东等在狱中组织“中华铁血军”，同监狱外面的各个革命团体取得联系，互通信息，并常为军队中的同志出谋划策。

监狱中的条件虽然十分恶劣，但刘静庵始终坚持读书学习。他学习的范围很广，包括经学、史学、音韵训诂之学及宋代明代理学，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的理想是天下一家，无洲界，无国界，无种族界，无富贵，无贫贱，无胜弱，无尊亦无卑，人人各尽天职。

刘静庵所留下的诗篇，字里行间充满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其中他的《九月初七移新监作》最能表现其矢志不渝的斗争精神：

向前已是惨凄极，那信惨凄更有深。

六月霜雪河海冻，半天云雾日星昏。

中原有士兆民族，上帝无信百鬼狞。

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

对革命坚贞不渝的刘静庵，只给自己最亲爱的母亲留下了一首《几回梦》的诗：

几回梦里回家去，拜见阿爹和阿娘。

绣幙慈严依旧好，画堂春色未更常。

牵衣握手咽难语，集喜丛悲感倍怆。

忽儆谯楼更鼓紧，园扉回顾泪阑干。

这首诗抒发了一个献身革命的儿子忠孝难两全的悲怆之情。

1911年6月12日，刘静庵因伤重而病逝狱中，年仅37岁。那些受到他思想熏陶的吏卒、囚徒没有一个不抚尸痛哭，就像死了家里的亲人与父母一般。

武昌圣公会中西牧师听到刘静庵在狱中死去的消息后，举行哀悼仪式，为其祈祷。美国圣公会牧师胡兰亭忙跑到监狱里将刘静庵尸骨抬到武昌圣马可堂祭奠。母亲金氏在圣马可堂看到自己已去世的儿子“抚棺痛哭，晕死者再；几不识其之真相，盖骨瘦如柴，年仅三旬余而须发皆白也，其为国所受之苦，可以想见（殷子衡语）。”后胡兰亭以教会名义收殓，将刘静庵安葬在武昌伏虎山麓。1928年由湖北省省务会议议决，将其公葬武昌伏虎山麓，张难先作墓志铭。1938年立石碑于日知会旧址，以纪其事。此是后话，于此言之，意在赤心为国之人，人民终将不会忘记也。

话说刘静庵去世噩耗传来，刘公自然是悲痛难抑，不由泪水噙满了眼眶。李淑卿见之，忙将手绢递到刘公手里，安慰他说：“你是革命党人的领导人，现在是武昌起义的前夜，不知有多少工作正等着你去做，你可不能做女儿态，伤心过度弄垮了身体，影响了工作呀！”刘公用手绢擦干了眼泪，对杨玉如说了前一回末尾的那番话后，又对站在身边的李淑卿、杨玉如、刘新三人说道：“刘静庵同志是为我们的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虽不能公开地开展大型的悼念活动，但还是应该开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以此来激发同志们发扬刘静庵的革命精神，以此促进我们共进会与文学社早一点实现联合。我认为开一个追悼会很有必要，你们认为怎么样？”

杨玉如说：“刘静庵同志的革命精神是很感人的，确实值得我们革命党人学习。你安排一下，我们按你说的做就是了。”

刘公说：“既然这样，追悼会的地点就安排在我住的这个地方吧，晚上七点举行仪式。玉如兄弟到文学社去通知蒋翊武，让他派几个代表来；淑卿去通知孙武，让他也派几个代表来；我和刘新简单布置一下追悼会会场。”

晚上七时，文学社的蒋翊武、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及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徐万年、杨时杰、杨玉如等人皆到了，在刘公的主持下向刘静庵举行了简单的悼念仪式。随后，参加悼念仪式的人每人端了一把已备好的靠背椅坐下。待大家坐定，李淑卿、刘新给每人沏了一杯茶，随后，二人也随便端了个凳子坐了下来。

因为是为刘静庵开追悼会，所以大家的神情都非常严肃，整个小会场没一个人说话，几乎连一根针掉到地上也能听得见声音。稍微停了一会，待大家的心情稍微平静了，刘公心情十分沉痛地说：“自从我留日参加革命活动以来，像邹容、陈天华、秋瑾、朱子龙、朱元成等无数个与我肝胆相照、出生入死的同志们，他们为了我们所从事的最神圣的革命事业都英勇地献生了，每当想到他们，我的心就像针扎一般地疼痛。今天，铁骨铮铮的刘静庵又离我们而去了，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其被捕后，敌人把他潜江的父亲和弟弟也逮捕入狱，然后对刘静庵进行甜言蜜语的诱供，刘静庵不为所动；随后恼羞成怒的敌人就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毒刑拷打，敌人的酷刑用遍，即使被打得昏死过去数次，刘静庵也没发出一声呻吟，而迸发出来的却是对敌人的高声怒骂。在坐牢期间虽对他进行百般摧残，条件万分恶劣，但他仍不屈不挠，与同他一起坐牢的同志组织“中华铁血军”，开展革命活动，团结难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凡听到刘静庵革命事迹的人无不悲痛万分，潸然泪下。今天我们开这个追悼会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那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斗争精神，要继承和发扬他那种善于团结人，善于教育人的精神。目前，武昌起义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共进会与文学社这两个革命团体能不能团结起来，能不能实现最有机的联合。在座的各位弟兄，我们都是孙中山总理最忠诚的追随者，都是为了同一个政治纲领在战斗，大家都是革命党人中的精英，都是有远见卓识之人，也都是能洞察万里之人，大家胸怀豁达，能像大海纳百川一样容纳万物。我们想一想刘静庵同志不平凡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还有什么利害冲突不能化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我们一定要加强团结，减少内耗，共同对敌。我坚信在座的各位弟兄是一定能够消除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自私自利主义的束缚，团结在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拧成一股绳，做到眼往一处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精诚团结，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革命堡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武昌起义的胜利，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听了刘公的一番话，不仅蒋翊武、孙武的内心深处受到触动，而且在座的每一位的内心深处都受到了触动，大家都感觉到刘公今天主持召开的“刘静庵同志追悼会”开得好，它使两个革命团体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又得到了的化解，对加快和推动文学社与共进会进行联合，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刘公话一落音，蒋翊武即率先发言道：“同盟会成立以来，革命党人虽发动了多次起义，但都失败了。细想失败的原因，我思之再三，感到革命党人的力量太单薄，这恐怕是历次起义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刘会长的话说出了我们在座弟兄的心声，我代表文学社的全体弟兄们今天在这里表态：凡我文学社弟兄皆认为刘会长所说的两个革命团体实行联合，融为一体，而后举行武昌起义的方案是十分正确而英明的。从今往后，我文学社弟兄再也不搞小团体了，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服从大局，一定从维护联合的大局方面想，做联合的促进派，不说不利于团体的话，不做不利团体的事，让两个革命团体实现联合的事早一点落到实处，形成一个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革命队伍。”

蒋翊武既然表了态，孙武怎能无动于衷呢？于是忙接着蒋翊武的话说：“两个革命团体实现联合是我们共进会会长刘公提出来的伟大构想，他提得好，提到了问题的点子上，我们共进会的全体干部及全体的弟兄们都极力赞成，万分地拥护刘公提出的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的方案。为此，我们共进会全体成员做两个革命团体实现联合的促进派，不说消极的话，不做消极的事，我们真诚的希望两个革命团体能早日实现联合。而后，我们在刘公的领导之下，实行整合，组建一个极具权威的武昌起义领导指挥班子。下去之后，我们一定秉承刘会长在这次追悼会上的讲话精神，号召全体共进会会员向刘静庵同志学习，像刘静庵同志那样忠于革命，像刘静庵同志那样英勇不屈地同敌人战斗，为争取早日实现两个革命团体的真正联合而尽到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

两个革命团体的主要负责人都依次先后发了言，其他到会的人也就没再说什么。而刘公感到开此次追悼会的目的已达到，为两个革命团体实现联合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心里自然感到十分高兴。人多，时间长了怕引起敌人的注意，所以孙武的话讲完后，刘公就宣布散会。为了安全，大家走时也是三两个断断续续地走。刘公站在会场的门口之内，同走的同志一一握手，并一再叮嘱大家：“要放眼武昌起义的大局，要携起手来，加强团结，为争取两个革命团体能早日实现联合而贡献各自的智慧和力量，争取能早一日打响武昌起义的枪声。”

每一个步出门口的同志都揣着一颗暖烘烘的激动不已的心情同刘公握手道别，都坚信两个革命团体实现联合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打响武昌起义的枪声也很快就要到来了。

而也就在武昌地区的革命党人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武昌起义的时候，四川又掀起了保路风潮，又名保路运动。保路运动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又起了一个强有力的催化剂作用。

保路运动是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而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这一政策招致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汹涌澎湃、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湖南绅耆谭延闿、龙璋、李达璋等组织湖南铁道协会，请愿力争路权。湖北绅耆亦集会遥为川湘声援。革命党人的革命情绪也空前高涨。居正、田桐、詹大悲等亦莅临会场演说，慷慨激昂。7月17日，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写的时评《亡国者，和平》。26日，又发表黄侃的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现把该文摘录如下：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长日为年，昏沉虚度，痛饮一杂，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将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以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此，男儿死耳，好之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这两篇时评实际上已吹响了革命党人即将发动武装起义的战斗号角。

清廷为此封闭了《大江报》，逮捕了该报主笔詹大悲、何海鸣，并将二人判刑投狱。这一暴行更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愤慨。

为了镇压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清廷命端方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四川“查办”。7月，端方调派湖北陆军第十六协步兵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一营前往四川，合计兵约两千余人。随后，端方又下令将四十一标调赴宜昌、沙市、岳州、襄阳等地。7月20日，入川各部队在武昌乘轮船依次西上。在此之前，文学社在小朝街机关开会，决定如果武昌发动起义时，如何通知调防他处的同志及时响应，商定以暗号通电讯，互相联系。如果武昌事败，就电“母病愈”；事有成功希望，就电“母病危”；完全占领武昌，就电“母病故”。以此避免调往他处的革命党人同武昌失去联系。

湖北新军的陆续外调，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深感不安，感觉到时不我待，必须要抓紧时间发动武昌起义。因为在湖北新军中，共进会会员有1500多人，文学社社员有3000多人。新军的外调，简直是在搞釜底抽薪，这对武昌起义是非常不利的。作为武昌起义的谋划者与组织者刘公怎么可能看不到这一点呢？他在主持召开了刘静庵同志的追悼会之后，又分别作了蒋翊武、孙武的工作。一次，刘公同蒋翊武、孙武、刘复基等在孙武住的地方又谈到了两个革命组织联合的事，蒋翊武望着孙武说：“世间无论何事，应以少数服从多数。”他认为文学社比共进会人多，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应该由他自己担任。刘复基实革命党人中有远见卓识及慧眼独具之人，乃对蒋翊武叱之曰：“今日之事，乃谋并力以摈清，非较势也。奈何妄言自大，君何由知共进会人数少耶也？”蒋翊武羞愧不能言。刘公又让王宪章、蔡济民、陈孝芬、潘善伯、陶德琨等人分别进行斡旋，孙武也让了步，不争主帅之位了。至此，刘公知两个革命团体实现联合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了，于是便决定再次召开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协商会议。只因此次会议的召开，有分教：

顾大局辞掉职位，识大体相让老大。

小溪千条归大海，革命党人是一家。

欲知刘公主持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协商会议能否取得成功，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