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旦”排座次_关于梅兰芳的故事

“四大名旦”排座次_关于梅兰芳的故事

从观众对《霸王别姬》最后一场打戏的欣赏态度的变化可知：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民国建立十年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社会民众的审美心理已大为改变。反映在京剧舞台上，生行、旦行的位置逐渐颠倒，已由生行为主转而为生、旦并重，再到旦行占据着主角地位，观众看旦行表演的兴趣开始高于看生行的。不能说生行戏就一定不如旦行戏美，只不过生行戏的美表现为粗犷直露，而旦行戏的美则表现为婉约含蓄。对美的心理追求的改变，客观上抬升了旦行的地位，这是社会原因。

就生行、旦行自身而言。在梅兰芳出生前后，老生行有“前三鼎甲”（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后三鼎甲”（汪桂芬、谭鑫培、孙菊仙）之称，他们把持着京剧舞台的主力位置，旦角只是他们的陪衬。民国前，汪桂芬、孙菊仙先后去世，只剩下谭鑫培。虽然杨小楼很快跻身于名武生行列，王凤卿以汪（桂芬）派传人的身份也一度名列老生榜首，但相比梅兰芳等一批年轻旦行演员的迅速崛起，生行不免后继乏人，旦行却人才辈出。这自然也有社会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梅兰芳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顺应时代潮流，在强烈的观众意识的前提下，不安现状积极挑战生行演员，主观上使旦行成为舞台的主角。

在生、旦两行潜在的明争暗斗中，旦行演员是积极主动的。以梅兰芳为例，他早期虽以演老戏为主，但却从不满足一招一式不偏不倚地模仿，而是在精炼老戏之余寻求突破，以演出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汾河湾》即是如此。《汾河湾》之后，他将演出的每一部老戏都或多或少地以自己的理解赋予新的内容，既让观众以为看的仍然是老戏，却又从中看出新意。以他为榜样，其他名旦如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也都是如此。比如他们四人都唱《玉堂春》这样的老戏，却各有千秋，而决不是按前辈留下的模式照搬。

梅兰芳开创了自排新戏的先河，其他旦角紧随其后。程砚秋曾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连续排演了《红拂传》等七部新戏，尚小云更创排了如《摩登伽女》之类的时装戏，荀慧生也毫不示弱。到抗战前，他们四人各自都排演多达二三部新戏，其他旦角如徐碧云、朱琴心等也都新戏迭出。反观生行，在排演新戏方面明显弱于旦角，除了马连良、高庆奎等人，大多数人仍然沿袭前辈遗留下的传统，创新显然不够。这自然也造成旦行抢了生行风头的局面。

“四大名旦”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长久以来，许多人都以为这是由观众投票选出来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又是怎么来的呢？(www.guayunfan.com)1927年6月，北京的《顺天时报》举办了一次投票活动，名为“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五大名伶”，除了现在说的梅、程、尚、荀之外，还有一个旦角演员徐碧云。后来就有人认为“四大名旦”就是由这次活动选出来的，事实上单从活动的名称来看也并非如此，因为它选的是戏，并不是人，更不是选“四大名旦”。

准确地说，这次是要求投票者从五个人所演新戏中分别选出最佳的一出戏。

为缩小范围而使选票相对集中，主办方从五人所演新剧中各选出五部作为候选，一共25部，分别是：

梅兰芳：《洛神》、《太真外传》、《廉锦枫》、《西施》和《上元夫人》；

程砚秋：《花舫缘》、《红拂传》、《青霜剑》、《碧玉簪》和《聂隐娘》；

尚小云：《林四娘》、《五龙祚》、《摩登伽女》、《秦良玉》和《谢小娥》；

荀慧生：《元宵谜》、《丹青引》、《红梨记》、《绣襦记》和《香罗带》；

徐碧云：《丽珠梦》、《褒姒》、《二乔》、《绿珠》和《薛琼英》。

一个月以后，投票活动结束。7月23日，《顺天时报》揭晓了投票结果。从收到的选票来看，这次活动很受读者支持。主办方共收到选票14091张，五大名伶各自的最佳剧目分别是：

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得票总计1774票；

程砚秋的《红拂传》，得票总计4785票；

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得票总计6628票；

荀慧生的《丹青引》，得票总计1254票；

徐碧云的《绿珠》，得票总计1709票。

其实，“四大名旦”的称谓是由天津《天风报》社长沙大风首提的。当时，北京城内称直系军阀曹辊的内阁大臣程克等4人为“四大金刚”，而旦行演员梅兰芳、尚小云、朱琴心、程砚秋的名气不亚于“四大金刚”，所以有人称他们四人为“伶界四大金刚”。后来，荀慧生后来者居上，逐渐取代了朱琴心，“伶界四大金刚”便转而指梅、尚、程、荀四人。沙大风认为“金刚”之名不大好听，便率先提出“四大名旦”这一称谓。

四大名旦合影 （左起）程砚秋、尚小云、梅兰芳、荀慧生

1930年8月，上海的《戏剧月刊》举行了一次有关梅、程、尚、荀的征文活动，此活动名为“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第一次以文字形式明确了梅、程、尚、荀为“四大名旦”，也就是第一次白纸黑字地确认了“四大名旦”这个称呼。

论及四大名旦的成功原因，除了社会环境因素以及他们自身的勤奋努力外，不得不提到“智囊团”的作用。有人说，四大名旦的竞争其实蕴含着文化的竞争。何以如此说？原因便是在他们的身后都有一批文人在加以辅佐。梅兰芳身边有齐如山、李释戡、黄秋岳、吴震修、冯幼伟等，程砚秋身边有罗瘿公、金仲荪、翁偶虹等剧作家，荀慧生身边有陈墨香等，尚小云身边有清逸居士等。

梅兰芳（右二）与李释戡（后中）、齐如山（右一）、姜妙香（左一）、姚玉芙（左二）等合影

或许“智囊团”成员能力水平有高低，但无一例外地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认识，更有如齐如山等人又精通西方戏剧理论。以知识分子的力量推进京剧发展，是梅兰芳们的最聪明之处。他们用他们的文化和思想影响着自己，反过来，又通过他们的手笔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审美理想，两者互补相得益彰。

四大名旦之间始终存在着的积极的艺术竞争，也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名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他们属同一师门，均曾受过王瑶卿教诲，私底下是很好的朋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艺术上的竞争。

除了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和尚小云的《楚汉争》外，当梅兰芳创排了以武功见长的《红线盗盒》后，程砚秋排演了《红拂传》，尚小云排演了《红绡》，荀慧生改编演出了《红娘》，亦即著名的“四红”。其中《红拂传》中的舞双剑场面，很显然吸收了梅兰芳《霸王别姬》中“虞姬剑舞”的精华。尚小云《红绡》中的昆仑奴摩勒与程砚秋《红拂传》中的虬髯公又极为相似；当梅兰芳演出了《一口剑》（即《宇宙锋》）后，尚小云排演了《峨嵋剑》，程砚秋排演了《青霜剑》，荀慧生排出了《鸳鸯剑》，即著名的“四剑”；当梅兰芳的宫廷戏《贵妃醉酒》大受欢迎后，其余三人也分别创排了宫廷戏，尚小云的《汉明妃》、程砚秋的《梅妃》、荀慧生的《鱼藻宫》；当梅兰芳创排了《木兰从军》后，其他三人也都创排了主要人物是女扮男装的戏，荀慧生的《荀灌娘》、程砚秋的《聂隐娘》、尚小云的《珍珠扇》。

如此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竞争，一方面丰富了京剧剧目，拓宽了表演形式和表现手段，对京剧事业的贡献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有益的积极的竞争也使他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并不断超越自己，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

在对四大名旦的排序中，有人从“年龄大小”、“成名先后”、“声誉名望”这三个方面进行排列。论年龄大小，梅兰芳是老大，排第一；论成名先后，梅兰芳最先成名，排第一；论声誉名望，梅兰芳还是排第一。还有人分得更细致，从天资、台容、身段、表情、扮相、嗓音、唱工、做工、武工、旧戏、新戏、昆剧、品格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甚至用数据说话，进行打分。结论，仍然是梅兰芳排第一。

这个结论，并不出乎人们意料。在他们四个人当中，只有梅兰芳出身梨园世家。他出道最早，8岁学戏，10岁登台。他初登舞台时，尚小云和荀慧生只有4岁，而程砚秋刚刚出生。因为年龄最长，所以梅兰芳成名也最早，最早接触到新文化，最早意识到文化对于戏曲的推动作用而最早结识知识分子。在他的身边，聚集着一批有文化、有见识的文化人，比如齐如山、冯幼伟、黄秋岳等。他也最早注重与社会各界如新闻界、文化界、企业界建立良好关系。在他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时，就广泛拜访各界名流。

梅兰芳最早将京剧传播到国外，早在1919年他到日本去演出，是民国以后第一个出国演出的京剧演员。除了日本，他还到过美国。在日本，数十万日本人为梅兰芳疯狂，还戏言，看了梅兰芳，日本美人都成灰土了；在美国，他被授予“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梅兰芳最重要的一个“最早”，是他最早创排新戏。早在1914年，尚小云和荀慧生只有14岁，程砚秋只有10岁，梅兰芳就创排了第一出新戏《孽海波澜》，到1928年时他已经创排了23部新戏。其中有最著名的《霸王别姬》。

在过去，人们进茶楼戏园，不叫“看戏”，而是叫“听戏”，他们甚至背对着舞台，一边谈笑吃喝，一边听戏，冷不丁冒出几句“好”来。从梅兰芳开始，人们逐渐由“听戏”转向了“看戏”。为什么呢？因为梅兰芳改变了过去青衣演员“抱着肚子死唱”的传统，他创排的新戏，除了唱腔悦耳动听以外，更载歌载舞，还配以绚丽的服饰、变幻的灯光、新颖的伴奏。毫不夸张地说，是他让京剧舞台由单一走向绚烂，也是他将京剧带入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