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彭春的交谊_关于梅兰芳的故事

张彭春的交谊_关于梅兰芳的故事

出于对赴美的结果不可预知，所以在决定赴美后一直到动身前，他和“智囊团”成员做了大量的准备宣传工作，几乎面面俱到，意图先让美国观众对中国文化、中国戏剧有个初步认识。他们与美国的新闻界、各大戏院剧场联系，寄去照片、剧照并配以文字说明。齐如山临时编撰了几本书以加大宣传力度，其中有详细介绍中国京剧知识的《中国剧之组织》、专门介绍有关梅兰芳这个人的《梅兰芳》和《梅兰芳歌曲谱》和对演出戏加以逐一说明的《说明书》。这些似乎还嫌不够，齐如山、黄秋岳又画了两百幅图，涵盖了剧场、行头、扮相、脸谱等十五类，可谓详尽细致到无可挑剔。

对于剧场和舞台的布置，存在着几种意见：“完全中国式”、“中西合璧式”和“完全西式”。梅兰芳和齐如山都倾向于“完全中国式”，理由很简单，他们是中国人，演的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戏，自然需要中国式的舞台作为载体；另一方面，他们这次赴美，目的就是全面展示中国戏剧，无论美国人是否接受，但他们看到的毕竟是纯味中国戏，如果舞台是西式的，何以凸显“中国”模式？

因此，齐如山在用纸板比划了几十次之后，最后决定采用中国故宫里的戏台模式。舞台布置完全是中国特色：第一层是剧场的旧幕，第二层是中国红缎幕，第三层是中国戏台式的外帘，第四层是天花板式的垂檐，第五层是旧式宫灯四对，第六层是旧式戏台隔扇。至于剧场，门口满挂中国式宫灯、梅剧团特有的旗帜；剧场内也挂着许多中国式纱灯，上面绣有人物故事、花卉、翎毛；壁上挂介绍中国戏剧的图画；所有剧场人员包括检场、乐队、服务人员都着统一的中国式服装。这样一来，观众从靠近剧场开始就将被中国文化所包围，也有助于他们对中国戏的理解。

除此之外，赴美成员还接受了一些礼仪训练，包括在火车轮船上的规矩、外国街道上的违警标志、旅馆里的章程、吃饭穿衣的习惯等。光为吃西餐时，如何拿刀叉、怎样吃面包、名种菜怎么吃、汤怎么喝等，他们就排练了几十次，一会儿到德国饭店、一会儿到英国菜馆。

为慎重起见，梅兰芳遍访在华美国人和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以做可行性研究，频频与熟知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接触，一方面了解美国文化以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也在寻求他们的帮助，其中出力最大的便是胡适和张彭春。(www.guayunfan.com)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胡适在“五四”时期也是力主改良旧剧的。不过，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不废旧剧不罢休的极端思想和傅斯年、周作人等同样主张改良旧剧但态度尖锐言词激烈相比，胡适的态度是温和的。新文化运动战将，有的对梅兰芳采取正面鼓励，而有的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胡适赞同前者而反对后者。其实在他们大喊改良旧剧之前的1913年，梅兰芳就已经顺应潮流而着手进行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的创排。因此，胡适的高足傅斯年就曾经撰文肯定了梅兰芳的表现并赞扬了他的成绩。胡适更是为维护梅兰芳的声誉而发表了一系列言论，说“梅兰芳是需要的！小叫天是需要的！电影明星黎明晖也是需要的”(4)！这一切便是梅兰芳和胡适交谊的思想基础。资料显示，梅兰芳在1925年就开始了与胡适的交往，胡适的恩师著名教育家杜威正是由胡适引领去“梅宅”拜访梅兰芳的。后来，胡适到英国伦敦参加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受聘中国公学校长，再返回北京，其间过去了三年。

此时，梅兰芳正在为赴美做准备，自然是要去请教胡博士的。他向胡适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观众的艺术爱好与欣赏习惯、剧院状况等，更请胡适帮他选择欲在美演出剧目，还请胡适用英文翻译《太真外传》说明书。反过来，胡适积极支持梅兰芳的赴美计划，不仅出谋划策，还用英文写了一篇宣传文章《梅兰芳和中国戏剧》，被收录在一位叫欧内斯特·K·莫的先生编纂的《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的英文专集中。胡适的支持与帮助给了梅兰芳很大的信心，而出面邀请他赴美的“华美协进社”正是由胡适、张伯苓、杜威等中美学者共同创办的。胡适在美国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公会早就做好了迎接梅兰芳的准备，杜威博士也准备好了晚宴，连欢迎辞都拟好了。这一切，都为梅兰芳在美国演出取得成功，起了一定作用。

梅兰芳登船赴美那天，胡适亲自到码头送行。胡适还因此招来了非议。有人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胡适竟然“送一个男扮女装的戏子出洋”，实在很无聊，还认为胡适是在“开倒车”(5)。胡适并没有因此中断和梅兰芳交往。在梅兰芳从美国回来后，他又到码头迎接。

对于胡适的理解、关怀和尊重，梅兰芳自然心存感激。回国之后，他立即登门拜访。那天，胡适的学生罗尔纲正在胡家。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忽然跑到楼上罗尔纲的房间，大叫：“先生，快下楼，梅兰芳来了。”罗尔纲被胡思杜拉下了楼，他看见胡家所有人都已经挤在客厅门口往里面张望，不用说，都在看梅兰芳。胡思杜人小个矮，看不见，急得不得了。最后是家里的厨师把他给举了起来，这才让他看见了梅兰芳。

一个月以后，胡适遇见刚从美国回来的友人吴经熊。吴经熊对他说：“美国只知道中国有三个人，蒋介石，宋子文，胡适之。”胡适却笑着说：“还有一个，梅兰芳。”(6)

后来，梅兰芳又到苏联去演出，邀请戏剧家余上沅作为剧团副指导。而余上沅之所以接受梅兰芳的邀请，除了欣赏梅派艺术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架不住胡适的极力游说。除了余上沅，胡适还向梅兰芳推荐了一个人，就是张彭春。

张彭春也是一个兼通中西方戏剧文化的学者。胡、张二人是美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同受业于杜威门下。其实，“华美协进社”之所以愿意出面邀请梅兰芳赴美，正是接受了张彭春的建议。

张彭春自幼爱好京剧，留美期间因为哥伦比亚大学与著名的百老汇剧场相邻而有了很多观看西方戏剧的机会，他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对戏剧也颇有研究。回国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后，他便被推选为“南开新剧社”副团长兼导演。他既熟悉西方戏剧，又深谙中国京剧，还精通话剧；既有文学、哲学做底子，又进行了比较戏剧的研究，连胡适都对他的学识及戏剧造诣推崇不已，称他是“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7)。

多年以来，张彭春在美国开设中国戏剧课，在中国开设西方戏剧课，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成绩斐然。他相信：东方戏剧和西方戏剧只要相遇，非但不会相互排斥，必然是从相遇、相知乃至相辅相成。因此，在他看来，梅兰芳作为中国戏剧的领军人物，如果能去美国演出，让崇尚“眼见为实”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中国的确存在着虽然与莎士比亚、易卜生不同但同样精美绝伦的戏剧艺术，将会极大地改善中国戏剧在西方的地位。这是他力主“华美协进社”邀梅访美的思想基础。

有齐如山等“智囊团”成员在细节上的充分准备，有胡适的鼓励、出谋划策和积极参与，有张彭春的戏剧理论做基础，如此种种，梅兰芳赴美前的准备工作可谓精心和充分，但难免有疏漏，那就是“演出剧目”问题。

1930年元月底，梅兰芳率团到达美国。2月14日，应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的邀请，梅兰芳率先到华盛顿参加伍公使特意安排的演出招待会。当晚参加招待会的都是政府官员、各国大使、地方官绅、社会名流，在美的最高级别的头头脑脑能去的几乎都去了。正在外公干的胡佛总统未能参加，甚至还颇为遗憾地派人嘱咐伍朝枢，希望梅兰芳能在华盛顿再待两天，等他回来。

在如此高规格的首场演出，梅兰芳的剧目是《晴雯撕扇》。不知为什么，梅兰芳在演出时就预感到这场戏对美国人来说，实在不易懂得。这个故事发生在端午节，而外国没有这个节日，由此发生的一系列细节，外国人自然也就无从理解。果不其然，张彭春在观剧后就直言：“他们看不懂。”

《晴雯撕扇》，梅兰芳饰晴雯

梅兰芳充分意识到剧目选择至关重要，而只有像张彭春这样精通中西戏剧差异，又熟知西方观众心理的人，才能准确地挑选剧目。同时，张彭春有丰富的现代戏剧知识，熟谙西方戏剧的表演程式，并具备多年导演话剧的经验。善于博采众长的梅兰芳感觉到，他不能缺具有深厚传统戏剧底蕴的齐如山，也需要张彭春的帮助，特别是身处异国，面对完全陌生的文化和观众，张彭春的作用似乎更大。

于是，在梅兰芳的恳请下，张彭春加入进来。首先重新选定剧目，他认为外国希望看到传统的东西，因此必须选择他们能够理解又含中国传统的故事，同时，由于外国人听不懂中国话，所以又要选择那些做、打多于唱、念的戏。在这种前提下，梅兰芳后来在美国演出多集中在《刺虎》、《汾河湾》、《贵妃醉酒》、《打渔杀家》等剧目上，还有《霸王别姬》里的“剑舞”。果然，《刺虎》最受美国人欢迎。

其次，张彭春不仅作为梅兰芳的顾问从旁辅佐，更担负了导演的职责。严格算来，张彭春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京剧导演，京剧导演制也由此成立。这其实是梅兰芳的最聪明之处，是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又一佐证，也是他从善如流的又一表现。从此意义上看，梅兰芳的成功是必然的。

2月17日，梅兰芳在纽约四十九街戏院公开演出。按照导演张彭春的部署，演出次序是：开演之前，张彭春身着燕尾服上台，用英文作总说明，说明中国剧的组织、特点、风格及一切动作所代表的意义。然后由剧团邀请来的华侨翻译杨秀女士用英文作剧情介绍、说明。接着，梅兰芳才正式亮相。考虑到美国人的时间观念较强，张彭春严格限定时间，包括说明、介绍和每场戏的演出时间，整台演出绝不超过两小时。时间之准，甚至连美国剧院也不常见。

当初张彭春在梅兰芳和“华美协进社”之间架起了第一座桥梁，从而促成梅兰芳访美。如今，他又在梅兰芳和美国观众之间架起了第二座桥梁，从而缩短了中西方的差异，有助于美国观众理解看懂梅兰芳的戏。观众在理解剧情的情况下，又见绚丽的中国红缎湘绣幕布，耳听清亮悦耳可听的东方管弦乐声，再看那“东方美人”身着华丽彩服，迈着柔柔的碎步，扭着纤纤细腰，摆出变化万千的手势，伴随着悠悠扬扬的唱腔，浑身洋溢着无与伦比的美丽和高贵，他们震惊了：遥远的中国果然有如此曼妙的音乐、动人的舞蹈和感人泪下的故事。他们没有想到，中国戏，竟会美得如此令人炫目。于是，他们便不吝啬掌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