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_关于马克思的故事
19世纪40年代中叶,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刚刚诞生,在德国和欧洲,产生了许多冒牌社会主义,干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破坏工人运动的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
批判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
魏特林
魏特林(1808—1871),德国人,出生于裁缝工人家庭,德国早期工人活动家、著名理论家。魏特林受法国空想主义学说的影响,奉行建立一个财富共有共享的平均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他认为:在平均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对劳动的轻视和讥笑,没有对进步的限制,没有对知识和言论的压制,劳动不再是一种苦役而成为一种享受,妇女将得到解放,儿童将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们可以充分享受必需的东西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魏特林还从唯心主义出发,用人们的主观欲望来说明历史的发展;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小生产者的幻想;把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慈善者混为一谈,歪曲共产主义的阶级内容;在实现改造社会的途径上,对使用革命方式和采取暴力行动极不彻底又相互矛盾。(www.guayunfan.com)马克思对魏特林的粗陋的共产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1843年秋,马克思在跟卢格的通信中指出: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存在的影响。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粗陋的共产主义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在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时,魏特林不顾德国的客观条件,反对参加和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主张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魏特林这种脱离实际的思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非常清楚,资产阶级是自己的敌人,任何人都没有我们这样不希望资产阶级统治。但由于当时德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因此,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应支持他们的行动。魏特林的策略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背离了工人阶级利益,帮了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忙。
魏特林对马克思的批评大为不满。在给赫斯的信中,他攻击马克思:“我看马克思的脑子里只有一部很好的百科,却全无天才。”一个多月后,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批判克利盖的会上,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了克利盖鼓吹的以爱为基础的甜蜜的共产主义,并通过了《反克利盖的通告》,只有魏特林一人投了反对票。会议结束不久,魏特林就给克利盖写了一封信,以极其恶毒的语言对马克思进行了攻击。
其实,马克思对魏特林的批判,既不全面否定,但也绝不放弃革命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早期的理论活动给予肯定的评价,对这个出身于工人的理论家给予了宽容的态度,对其错误进行了批评教育,希望他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但马克思又有着坚定的原则性,对魏特林的执迷不悟和他鼓吹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指引着工人运动坚持正确的方向前进。
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同时,还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萎靡和堕落的政治家、记者和诗人,其中主要有赫思、格律恩、吕宁、克利盖、皮特曼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宣扬爱就是一切,反对阶级斗争。他们抹杀社会中人们的阶级区别,大谈所谓的“纯粹的人”、“真正的人”;美化小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维护德国封建统治制度,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鼓吹“革命是过了时的政治手段”,宣扬和平改良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宣扬狭隘民族主义,把德意志民族标榜为模范民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出现时,就密切关注它的行动。由于这一思潮严重破坏了德国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严重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5年开始,就把它们作为危险的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力图保持小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实质。他们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来反对资本主义,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企图保全小私有制。这不仅行不通,而且是反动的。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才刚刚开始,德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同封建专制的矛盾。因此,德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应该置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外,更不应该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资产阶级。
宣传抽象的人性,用爱的梦呓反对阶级斗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其反对阶级的斗争、宣扬阶级调和的理论。他们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人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关系中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因而根本不存在什么各个阶级“共同的人性”。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他们指出: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主义者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1846年5月11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反克利盖通告》,彻底地清算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错误。
批判蒲鲁东冒牌社会主义
蒲鲁东
蒲鲁东(1809—1865),出生于法国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1840年出版《什么是所有权》,1846年出版了《贫困的哲学》,蒲鲁东在这些著作中宣扬了许多错误的观点,蒲鲁东主义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错误思想是一种有较大破坏力的冒牌社会主义。
蒲鲁东主义的主要错误是:反对工业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认为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资本主义私有制摧毁了小私有制,财产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违背了公平的原则;反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把小私有制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幻想把社会一切成员变成小私有者;把货币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祸害根源,主张用无息贷款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改良,反对通过革命的途径消灭资本主义,鄙视工人运动,反对工人组织工会,反对工人进行提高工资的斗争。
为了批判蒲鲁东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于1847年出版了《哲学的贫困》,从理论上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清算。
马克思指出,任何经济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蒲鲁东把经济范畴当作永恒不变的东西,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
针对蒲鲁东矛盾的“科学公式”,马克思指出: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针对蒲鲁东构成价值的谬论,马克思指出:他自认为构成价值是自己的发现,其实不过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劳动价值的拙劣的翻版。“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12)。
马克思指出,工人组织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这种组织起初是为了维护工人的工资,后来逐渐具有政治性质,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决定的。蒲鲁东反对工人组织、反对调整工资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在批驳蒲鲁东反对生产力发展的谬论时指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反对冒牌社会主义的产物,是打击蒲鲁东主义的一枚重磅炸弹。这部著作对团结工人阶级、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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