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观察・思考_陆学艺评传_事迹

体验·观察·思考_陆学艺评传_事迹

当时，北京大学学制是5年，到1962年上半年，陆学艺的大学学业期满，面临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关系到职业和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如果由他来选择的话，他一定会选择最感兴趣的农业经济研究部门。但当时的分配体制无法满足他的愿望。还有，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虽风风雨雨，但也毕竟学了5年，受哲学大师们的影响，以及同学们在专业上的相互激励，陆学艺也感觉到了哲学的博大与有趣。既然不能如愿作农业经济研究，他决定退而求其次，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展，也不失为一种适当的选择。

1962年7月，他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作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容肇祖先生的研究生。

容肇祖（1897-1994），中国著名哲学史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1897年12月1日生于广东省东莞一个书香世家。容家三代都是饱学之士，其祖父容鹤龄为清同治年进士，一生执教为业；父亲容作恭，是清末拔贡，有诗文行世；母亲出自清翰林之家，自幼也受过诗书洗礼；容肇祖兄妹6人，其兄容庚，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其妹容媛，也是五四时代的北大学子。(www.guayunfan.com)容肇祖幼年在母亲和舅父指导下，学习文字学和传统经典。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高等师范英文部，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二年级时，发表《美国初期的思想变迁》和《述复社》，为胡适所赏识。大学毕业后，与鲁迅、顾颉刚等人任教厦门大学，后又到中山大学、岭南、辅仁、北大、西南联大，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民俗学、以及中国目录学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所任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容肇祖一生研究和著述颇广，涉及哲学、文学和民俗等领域。主要著作有《韩非子考证》、《明史思想史》、《迷信与传说》、《中国文学史大纲》、《魏晋的自然主义》等。他与鲁迅、胡适、顾颉刚、陈垣等人交往密切，在学术上，深得中国乾嘉学派的要旨，又与“古史辩”和胡适的实证主义思想相通融。虽一辈子研究国学，但他反对复古诵“经”，具有清初文人“拾寒琼于防草,著潜德之幽光”的性格。有人称他“治学多样性，杂而精，竟能各方出彩”，是一位“坐集千古之智”的人物。[4]

1962年，容肇祖先生招收陆学艺为弟子时，年已65岁，不过身体还不错。他除了给学生们开中国哲学史专题课外，还具体指导陆学艺对宋明理学的研究。

早在20世纪20年代，容肇祖就开始了对明史，尤其是明代思想史的研究，1941年，他出版《明代思想史》一书，被誉为是“一部拓荒性、奠基性的学术专著”。为了写作这一部书，容肇祖先生花费了数十年时间，遍读明及明前后诸家之书，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和学术走向，作了一个系统的整理。《明代思想史》出版后，也就在五六十年代，他开始沿着这个走向，继续作断代史的研究，并指导研究生对清代思想和宋代思想作专题研究。对陆学艺这一届学生指导的重点，是宋明理学思想的研究。

从1962年下半年进所，到1964年9月的大约两年时间里，陆学艺在容先生指导下，扎扎实实地坐了两年宋明理学的冷板凳。这两年，他系统地读了先秦、两汉到唐宋各家的文集和研究专著。哲学所图书室本来有不少古本善本书籍，他都翻阅了一遍；除此之外，为了查找某一个专题资料，他还到北大和北京图书馆去查阅。

在读书和查阅资料中，容先生对他的学生有一个“笨”要求，就是要动笔，“不动笔墨不读书”，要求边读书边记笔记，把有用的资料写在卡片上，记在本子上。按照这一要求，陆学艺两年下来，读了不少的书，也记录了不少资料。但在后来的研究写作过程中，这些资料并没有派上用场。这一方面是时局动荡，陆学艺没有条件做学术研究；另一方面，这一方法在方法论上还是有些问题。随着卡片越记越多，分类和查找是一个问题。查找不到，卡片的资料价值也体现不了。但是，容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不丝不苟的研究精神，还是深深地影响了陆学艺后来的研究与写作。

1964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又急剧地“左”转，阶级斗争硝烟四起，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种情况下，陆学艺同所有的学者一样，实际上已不能安坐在哲学史的象牙之塔，做皓首穷经式的学术研究了。这一年9月，组织决定，派陆学艺等同志到湖北省襄阳县参加那里的农村“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又称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社教”。它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之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前，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我国部分省区开展的旨在“反修防修”的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湖北省的“四清”运动，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2年10月至1963年4月，反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第二阶段，1963年5月至1964年7月，进行以清经济为主的“小四清”，即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第三阶段，从1964年8月至“文革”前夕，进行以清政治为主的“大四清”，即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问题。这一阶段是重点，湖北省决定先行在麻城、孝感、襄阳、江陵、枝江和建始等6个重点县试点。

陆学艺作为从中央下派到湖北省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干部，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握好“四清”运动的有关政策，帮助基层干部工作；二是向农民群众学习，了解基层情况。前一个，他只是一个一般队员，跟着走而已；后一个，他比较有兴趣，觉得能够实地考察和了解农村情况，机会难得。

来到襄阳之后，根据中共襄阳地委“四清”工作组的安排，先进行一个短期的培训，然后再分配到公社和大队一级的点，驻点工作。据他自己后来回忆，他被分派到襄阳县竹条区牛首公社黄丰大队。这是他走出高楼深院，第一次直接接触农村基层和从事真实的阶级斗争运动。

当时的农村，正处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的，农村经济体制调整时期，同前几年相比，这一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逐渐建立和稳定下来，农业生产得以恢复，1958-1959年大跃进时期干部“五风”（即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有所好转，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变。但由于高层对形势错误的估计和一些更复杂的原因，使得“四清”运动越来越成为一场阶级斗争运动，成为共产党发动人民群众革共产党干部的命的政治运动。有一篇对襄阳五四大队“四清”运动前因后果的回忆文章，介绍了当时“四清”的情况：五四大队是光化县白莲公社下辖的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在光化县甚至在襄阳地区，五四大队都是赫赫有名的。这个大队以及从这个大队走出来的几位干部，如亢运清、亢玉杰、付敦品、朱正忠等人，都是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干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工作积极，成绩显著，多次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但这一批人，大多出身贫苦，大老粗，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特别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五风”严重，对不服从领导的老百姓，打击报复，甚至捆绑吊打。长期以来，干群矛盾尖锐。

“四清”工作组驻村之后，用解放初期发动贫苦农民斗争地主的方法和策略，来进行“四清”，比如说，工作队员一律住在与干部有矛盾的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家里，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广泛接触群众，扎根串联，在贫下中农中发现和培养斗争的骨干力量，依靠他们来“揭阶级斗争的盖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串联、揭发，广大群众的“觉悟”被提高了，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怨气被激发出来了，干部的许多问题也逐一被揭发出来了：

“几年来，亢运清、亢玉杰、付敦品、朱正忠等人制造了9起冤案，采取捆绑吊打、罚跪斗争、扣口粮、扣工分、不叫社员吃饭等手段迫害贫下中农，共计捆绑吊打贫下中农77人，打死逼死贫下中农28人，逼跑贫下中农7户，罚跪的贫下中农44人，被斗争的有61人，……群众揭发的问题很快就化为一封封的检举信和一份份的证明材料，放在了工作组的案头。

在向光化县委汇报并得到认可的前提下，地委县委联合工作组对五四大队问题作出了初步结论：以亢运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是一伙漏划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以及富裕阶层农民的共同体，他们是牛鬼蛇神，立场观点相同臭味相投，为了他们的阶段利益和个人利益，当他们骗取了上级信任和站稳脚根后，就开始向贫下中农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和无情的政治迫害。”

于是，工作组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发动贫下中农对这几个“四不清”的干部进行“说理斗争”，虽然在会场上宣布只说理不允许打人，但群众被激怒后，也出现了打人的过火行为。批斗之后，上级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司法审理，亢运清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4年不等。还有党籍和职务的双开除处分。[5]

陆学艺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十分感慨。他认为“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对于打击贫农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对待。尤其是采取土改时对待地主富农的手段，对待干部，是不应该的。

1965年，他研究生毕业。毕业后留所作助理研究员，继续作容肇祖先生的研究助手。但由于政治运动的需要，这一年，他又被派往河北省徐水县德山村，从事“四清”的指导工作。在那里，他一呆又是一年半。因此，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6年底，他在农村搞社教两年半。

这在当时，是政治运动、组织委派，不能不去。好在他的兴趣所在是了解农村，了解基层现实社会。到农村去，虽然政治运动令他生厌，但在这期间，也有许多足以影响他人生道路的意外收获。这两年半，是他体验真实的农村生活的两年半，观察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给每个人和中国社会带来何种影响的两年半，也是他思考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社会变革出路的两年半。因此，参加“四清”运动的这两年半，是他人生的重要历程。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也说收获还是很大的。

1970年5月，陆学艺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人员一起，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息县是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所、文学所、民族所、历史所、外交所、哲学所、世界文学所、考古所、还有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中央机关单位“五·七”干校所在地。从1969年到1972年，一共有2000多人在息县东岳镇十多所“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当然河南息县只是中国众多“五·七”干校的一处，当时，中央机关在全国18个省办有106所“五·七”干校。各省及以下办的“五·七”干校更多。

“五·七”干校源于毛主席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信上说，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后来成为干部和知识分子劳动改造锻炼的一种形式。当时，几乎全部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要分期分批到各单位“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数年。社科院有不少知名人士都到息县“五·七”干校劳动过。例如，老一代的文化名人钱钟书及夫人杨绛、俞平伯、沈从文、胡绳、何其芳、吕叔湘、孙冶方、骆耕漠、顾准等。

陆学艺大约是第二批来息县劳动的。他在息县一住又是两年半，直到1972年10月才回到北京。

在息县，生活十分艰苦，住的是低矮的平房，大通铺，冬天冷得像冰窟窿，夏天热得像蒸笼，电扇和空调自然是没有的。不过吃的，尽管是自己种的萝卜白菜，玉米苞谷，但还算新鲜，绿色，只是缺油少盐，一个月能吃上几顿肉，就算是改善伙食了。他们白天到地里干活，同农民一样，耕地、翻土、种麦、种菜、养猪、脱粒、打井等等，往往是早上三四点钟起床，下地干活，六点才在地头上吃早饭，劳动到中午休息，下午和傍晚还要干。有时候下雨或不能干活时，还要学习，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陆学艺在息县“五·七”干校，虽然同大家一样，觉得是对知识和人才的浪费；刚来时，这里的生活，也让他无法适应。但时间一久，也便慢慢适应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虽觉得吃力和累，但也有锻炼身体的功效。他现在身体特棒，年轻人都比不上，可能与这个“五·七”干校的劳动有关系。农村的空气和景色，对于他这个从小生长在农村的人来说，也有一种久违甫见之后的惬意。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与当地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交谈来往，这让他感到亲切和高兴。经常地交谈和往来，他从农民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农村农业学大寨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农闲和雨天，他又系统地阅读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有些书，限于专业和时间，他以前还未读到。现在，他有的是时间，他可以读也只能读这些书。所以，两年半下来，马列原著和毛泽东选集，他读了不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补课”。“五·七”干校让他扎实地上了两年半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原著课，获益良多。

实地亲身体验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启示，使他对人民公社体制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这时，他已经感觉到，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极左的计划经济体制，非改变不可。但怎样改变？以及改变为什么样的制度？他还没有想好，思路还不十分清晰。从“五·七”干校回来后，他开始对农村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度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时，他的学术重点，已经从哲学史转为哲学史和农村经济制度的研究了。此后，他天天到科学院图书馆看资料，逐渐形成了对人民公社体制反思的一系列看法。

1975年他参观了大寨，1977年又到大庆参观。这是当时全国人民学习的典型，是文化大革命促进工农业生产的两个榜样。陆学艺参观之后，觉得里面有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例如大寨，尽管阶级斗争喊得震天响，但农民的生活仍然相当贫困；阶级斗争不能够使经典作家所主张的那种社会主义得以建立起来。限于当时的形势，这种看法，也只能私下同朋友们议论，而不能发表出来。

从1956年到改革开放前20年，是陆学艺思想形成和转变的重要时期。如果说哲学专业的教育和研究，训练了他能够从理论上思考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来观察问题的话，那么，20年中一系列政治运动使他到农村实地调查、观察，又塞翁失马地使得他更多地具有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参与感。他知道，从事哲学研究，尤其是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并从观念上解决现代化的人文精神动力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看到现实生活中极左思潮和路线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和深远影响，他又不能不放弃多年来熟悉和心爱的书籍，走出深宅大院，来到田间地头，专门从事更为紧迫的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现实问题研究。

【注释】

[1]陆学艺：《心系社会，笃学成才》，2011年9月在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新生入学时的报告。

[2]汪子嵩：《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网文）。

[3]陆学艺主编：《青春岁月在北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26-236页。

[4]陈静等：《考真伪剑指韩非疑作，拓荒原细掘明史内核》，《南方都市报》，2011年11月29日。梁茜：《参得经史万卷，勘破世事百年》，《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23日。

[5]龚强华：《湖北农村“四清”运动始末》，《湖北文史》，总8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