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调令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紧急调令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1963年，就在张兴钤的教学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突然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去哪里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一个在金属物理领域颇有建树的教授从此神秘消失了。他去的那个单位，最早叫九局，后来称九所、九院。张兴钤个人的命运其实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紧密相关，他的调离其实是在面对美国强权核讹诈，中国政府作出的研制原子弹“以核抑核”战略决策背景下的人才集结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1945年，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用于战争的核武器，据说这是提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其巨大的威力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当历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继美国之后，苏联、英国、法国也陆续掌握了原子弹。美、苏两国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核军备竞赛，核武器成为大国发展的战略重点，成为世界力量平衡的一个重要砝码，也成为国际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工具，成为决定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因素之一。毛泽东以辩证的观点对核武器与核战争问题做了分析，他说：“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但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原子弹，你有了，我有了，可能谁也不用，这样核战争就打不起来，和平也就更有把握了。”经福谦，陈俊祥，华欣生.揭开核武器的神秘面纱［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7.这是他关于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防止核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战略基点。

为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中国也要搞核武器。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梁东元.596秘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李四光介绍了我国铀矿资源情况及其与发展原子弹的关系，并拿出了一块铀矿石标本向大家展示。钱三强介绍了原子弹、氢弹的基本原理，建议抓紧建设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详细说明了两个装置的关键作用。会上，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原子弹这件事总是要抓的。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他事情太多，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安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火车，现在我们开始知道了，我们不但要有更好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降边嘉措.李觉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9.

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就原子弹问题再次发表重要讲话：“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还受敌人的欺侮和包围。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图 6-1毛泽东主席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58年6月）

1957年10月，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其中包括苏联帮助我国发展核武器技术的相关内容。

1958年1月，成立了以核武器发展为任务的三机部九局。

1958年2月，改称二机部九局，成为二机部最重要的一个局。从西藏军区抽调来的李觉将军任局长，吴际霖、郭英会任副局长，负责核武器研制的基地建设工作。同年7月，又在北京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4.。由此，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九局与二机部别的局不同，从一开始设立就不在部机关，它的地址在很多年里都是只有知情人才知道的。后来九局又改称核武器研究所、核武器研究院，对外称作“九院”，这就是“九院”这个名称的来历。

在北京德胜门外的花园路，由吴际霖、郭英会亲自主抓，7月动工，10月就基本建成一座贮存原子弹模型的仓库和一幢办公楼，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机构，既可以安放苏联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模型，又可以让工作人员有符合保密要求的正式的办公区域。

九局成立以后，要对中苏两国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作出具体实施核武器研制生产与计划。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内容，苏联应帮助中国建设与核武器直接相关的核武器研究设计、生产和爆炸试验场等工程。这些工程原定都要由九局负责筹建，但考虑到同时承担多个项目的建设，在时间、人力、技术上都有困难，中央最终决定二机部九局只负责设计和生产部分的项目建设。

图 6-2北京花园路3号，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北京第九研究所办公楼（1958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

机构成立了，办公地点有了，最重要的是人。中国制造原子弹刚起步的时候，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调集队伍。二机部组建不久，急需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些只能从各个地方和部门以及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抽调。但是，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全面展开，到处都需要人才，谁都想首先把自己的队伍建立起来，二机部要从人家那里抽调本来就稀缺的人员，有相当大的难度。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直接参与下，由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和部门坚决执行命令，责成各省市和中央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实现这一抽调任务。这样一来，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先后有一万多人集结到二机部，使得原子弹的研制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1958年6月，在安得列耶夫、卡列里奇等苏联专家的参与下，选址小组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工程最终选定在距西宁市103公里，离青海湖约30公里的青海省海北自治州的金银滩草原，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该地在青海湖畔，海拔3000多米，群山环抱，形成了天然屏障，水资源比较丰富，人烟稀少，易于移民，有利于保卫、保密，适合搞核武器试验。12月，由苏联帮助设计的二二一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资料运抵中国，同时，二二一工程筹建处正式成立。由于工程浩大且地处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带，辽阔的草原上完全是一片原始的地貌形态，所有的建筑设备、材料全部要靠从外面运进来，工程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青海省政府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对场地移民、设备加工、建筑材料、公路修筑、生活供应和保卫保密等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可是，就在工程紧张施工中，国家又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压缩基建规模，实行粮食、副食品定量供应。二二一基地是压缩规模还是下马停建？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基地党委经过再三讨论，一致认为核武器事业事关国家的安危，困难再大也要设法稳定队伍，坚持建设下去。如果停下来，队伍散了，以后再重新组织起来，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看，都是巨大的损失。于是在重重困难下，基地全体建设者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再加上中央和青海省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总算是顶住了“三年自然灾害”，坚持了下来。

图 6-3二二一基地概况（青海原子城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提供）

这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历程，据最初的建设者们回忆：“1958年10月5日，我们几个乘坐厂里的一辆大解放汽车进了厂区，来到了工地。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这里一片荒凉，四周什么也没有，我们只好临时住在麻皮寺的老藏民家中。房子很简陋，虽说刚立秋不久，但天气已经很冷，我们只好烧老乡家的干牛粪取暖。”揣金昌.事业因责任而神圣［Z］.从1958年到1962年，经过四年努力，二二一厂除主体科研生产用建筑外，还建起了一些配套设施，如住宅、食堂、道路，还建了一个小型砖厂，一个采石场。李萍.李英杰与核武器研究院［M］.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由周恩来总理领衔，7位副总理、7位部长组成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核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组织各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订和执行情况；根据需求，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整。从此，有关核计划中的重大问题决策，都提交这个“专委会”讨论决定，这个强有力的机构，从决策层面上保证了核计划的实施。

图 ?6-4二二一基地厂区功能说明图（青海原子城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提供）

1962年底，中央专委决定加快二二一基地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力量为核武器的研制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为了协调施工，指定由二机部、建工部、交通部、水电部、铁道兵、通信兵和青海省有关单位就加快二二一基地建设组成现场指挥部。在全国的大力支持和二机部建筑公司的共同努力下，1963年底，完成了大部分厂房和配套设施的建设。1964年中，各类设备安装基本完成，建成铁路专用线路，与青藏铁路在海晏县火车站相接。同年，电厂开始发电，输电线路、通信线路、上下水管线、热网管线铺设到位。这为核武器研制工作从北京转移到青海开展全面的技术攻关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建成后的基地有18个厂区，4个生活区，总建筑面积为56.4万平方米，其中33万平方米是优质的厂房，铺沥青路面的标准公路75公里，与青藏、青新、湟嘉公路相连。

据当时参与基建工作的李英杰回忆：那个时候叫两个大会战，其中一个是“基地建设要加快”的大会战。我去的时候海晏县连个吃饭的小餐馆都没有，全县8千人，就管那么几十个畜牧队。李觉开了个会动员了一下，包包一背“走啊，上前线”，说走就走，这一下把几百个人就带上去了，包括朱光亚、王淦昌、郭永怀。去了没有地方住，吃啥？后来我们就把我们住的房子，就是单身宿舍让出来给他们，我们住帐篷。那时候一共上去了有4万多人将近5万人，中央下命令，调了一个工兵师，专门修路，调了一个铁道师，专门把铁路修进去，铺专用线。没有电，那原来只有个很小的电厂，让水电部从新疆调来一个安装公司，负责大战前的施工安装，然后水电部又调进去一台列车电站，火车发电站，支持发电供电。通信由邮电部负责由二二一到北京的直通电话，由他们负责接进去，一个是公用的一个是保密的。建设单位弄了十几家，西北建工局，铁道兵10师，工程兵54师，这个师后来跟着我们到四川来，24公司、23公司、西北二公司、新疆电力安装公司，邮电部工程处，搞通信的，我算了算当时可能有11个部都派人进去了，叫抢建那个基地，要为科研创造条件啊。李英杰访谈，2013年3月25日，四川绵阳。资料现存于馆藏基地。

图 6-5听从召唤奔赴草原（青海原子城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提供）

经过这一番苦战，一座占地1167平方公里的原子城，在青海湖畔拔地而起。初步建成的二二一基地分为甲乙两区。甲区是基地政治、科研、生产、文化中心。乙区在海晏县城，有4个生活区。甲区有18个县处级单位，简称“18甲区”。因为保密的关系，只有双职工才能住在18甲区，单职工的家属都住在乙区，这部分职工就每天乘专用火车上下班。

中央专委成立以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科研需要，进一步从全国各地抽调科研人员充实到核武器研究中来。第一批105人从1960年10月开始，第二批126人由1962年6月开始，分批调入九院。

1963年7月，张兴钤来到离家不远的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报到。利用在北京待命的时间，张兴钤经常去旁听理论部组织的学习会，为了更好地了解即将从事的工作，他彻夜研读资料。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才知道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曾经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

中国政府最早的核武器梦，缘于美国军火大王史密斯的一句话一说是时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魏德迈。。1948年抗战胜利之后，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效果，使国民党政府也开始有了研制原子弹的想法。时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和兵工署长俞大维为此约见了史密斯，史密斯认为，要想搞原子弹，就应该派人去美国学习，并答应承担一切费用。蒋介石为此召见了叶企孙、华罗庚、曾昭伦和吴大猷等人，让他们推荐赴美学习人选。精心挑选之下，朱光亚、李政道、孙本旺、唐敖庆、王瑞珗5人入选并按计划到达美国。然而，美国政府根本就不可能愿意让别国掌握这一尖端武器，朱光亚他们到了美国后，不但不让他们接触有关原子弹的科研工作和任何资料，而且根本就不予以任何官方形式的接待，蒋介石的原子弹梦想也就此成了泡影。

图 6-6“用牙咬用手抠也要造出中国人的原子弹”（青海原子城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提供）\

在北京德胜门外的花园路，九局紧急修建的用于安放苏联原子弹模型的仓库始终没能等来它的房客。1959年6月，苏联政府已经开始拒绝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并陆续撤走了全部专家。由于前面几经周折，苏联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模型和资料的交付时间，中国政府已经预感到苏联会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并做了一些应对的准备。宋任穷部长到核武器研究所视察工作，向科研人员传达了这一消息，全体职工无不义愤填膺，宋任穷部长鼓励大家要把这种气愤转化为力量，要潜心研制我们自己的原子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争气弹”，苏联人的毁约只会更加坚定我们自力更生的决心。中央的要求是“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的时间搞出原子弹”，而二机部制定的原子弹八年规划的总任务是“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从中央的要求到部里的规划，都是要求争取在五年内突破原理、制成原子弹，并进行核爆炸试验。为了适应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需要，二二一厂在全国范围内采用借用、合用、调用的办法调集工作急需的设备仪器，此外还因陋就简自行设计制造了一些满足工作要求的简易设备。比如说当时急需的高速转镜照相机、精密示波器、高频电炉等，都是从其他单位紧急征调而来，原子弹的研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但是，要“自己动手”完成的毕竟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任务，这样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员协同攻关，因此，才有了从1960年到1962年两次在全国范围内的选调科技骨干充实核武器研制队伍。除了及时补充高、中级科技人员以外，还从全国各地的工厂抽调了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

离开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之前，高芸生书记曾经找张兴钤谈过，跟他说了很多钢院的困难，也说了钢院是如何挽留他的，但对他将要去的单位却一直是讳莫如深。报到那天是在朱光亚的办公室，朱光亚递给他一份材料，并说：“欢迎你的加入，你将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张兴钤仔细地看着手中的材料，直到朱光亚询问他的意见和看法时，他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也直到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将要做的事情是参与到研制我国的核武器这一意义重大的系统工程中来。在这之前，他从未想到过研制核武器这种工作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对核武器的了解也仅限于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代号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虽然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科研领域，但对于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千方百计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的张兴钤来说，是国家给予的莫大信任，他感到无上的光荣，但同时也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毕竟对这个学科领域知之甚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在这个系统工程里做些什么。更何况组织上直接给他的任命就是去担任实验部的副主任。工作内容从未接触过，专业上是一个大转行，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与以前都有着天壤之别，他将如何应对？这一切无疑都是对张兴钤的一个严峻考验。

1963年，北京，还带着一丝凛冽的寒风吹得北郊元大都古城墙边的枯树叶不住地摇曳，已经可以看见有一丝新绿从树枝间萌出。人们身上的冬衣还不曾脱去，但铁道部干校的礼堂内已是春意融融。

张爱萍将军正在做草原大会战的动员报告。他激昂慷慨地描述着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前景，动员科技工作者们为了祖国的伟大事业，走出大城市，到大西北草原去创业。讲到大西北，他随口吟咏起古人的诗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他说：“我们要去工作和战斗的地方，过去是荒无人烟的边关，古人留下了苍凉悲切的诗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但是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奔赴大西北试验基地，是‘春风已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有故人’，不管我们走到哪里，祖国和人民都和我们战斗在一起。”

李觉将军不失时机地跨上主席台，对着台下黑压压的几百名科技工作者，振臂一挥，朗声说道：“同志们，跟我走啊!上草原去！”

会场上群情激昂，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张兴钤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一起站起了身，眼里噙着激动的泪水。多年以后，也一同参加了那次动员会的蒋国强这样回忆着：“很短很短的几句话，归纳起来就是‘走！走！走！’不管你有什么（困难），由于任务需要，由于抢建工程，你们不管在北京有什么困难，都得要上前线打仗，非常简单，我估计大概就是有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话，归纳起来就是三个‘走’。”蒋国强访谈，2013年9月5日，四川绵阳。资料现存于采集小组。

1963年8月，张兴钤告别了家人，登上了西去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