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时后我们冲向爆心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零时后我们冲向爆心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我人生中很难忘的一段时光是在青海二二一厂度过的，我是被选调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期满回国后分配到那里的。青藏高原具有高海拔、低气压、低气温的环境特点，初上高原，身体稍一大动就气短、气急，时间长一点才会好一些。但由于我们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伟大事业，与之相比，什么样的困难都不算啥了。可能上级考虑到我在杜布纳从事中子物理研究，于是我被分配到实验部，承担核试验的现场测试工作。张兴钤当时任二二一分院副总工程师，是分管现场测试的实验部领导。由于每次核试验都是对前期理论、设计及各类非核试验成果的检验和鉴定，而且核试验成本高，如果现场测试工作做得不好，该拿回的数据拿不回来，那就意味着试验不成功。

因此，每次核试验前的准备工作都要持续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张总都要召集汇报会，听取各测试组组长汇报白天所做准备工作的情况。经张总多次、反复强调以后，这个信念已印在大家的脑海中，即要努力排除一切隐患，以确保试验与测试的万无一失。现场核试验要搬的东西很多，仅仅是用于防护辐射的铅砖就要搬很多。要预先把示波器等设备运进预定为爆心地区的由土围子护卫的半地下式的掩蔽部里，并一台一台调试好，以便将核试验时产生的中子与γ射线等信号由裸露在地表的仪器探头记录下来并留存在示波器胶片上，然后在核爆炸过后由冲进试验区的作业队员从仪器上卸下胶片装进暗袋后放入铅罐中取回，以供后方对本次核试验的效果进行评判。

图 6-20爆轰试验的防护装备（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

经过约一个月的现场准备，核试验如期进行，这是一次新型核爆试验（空爆）。那是1966年，时年我30岁，而张总已近45岁，作为核测试作业队长，张总要和我们一起冲进爆心去回收数据。首先我们穿上了防化服，就是大家在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电影上看过的那样，头戴防毒面具、足蹬长筒橡胶靴、身穿白大褂，总之需要把全身保护得严严实实的。当时我仗着年轻也正积极追求上进，对核辐射的危险性考虑得不多，在缺氧的高原上，当防毒面具（核试验现场的人将其戏称为“猪鼻子”）一罩住面部后感到气急。尤其是张总年龄大一些，更有些受不了，从安全区出发到回收现场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到现场以后，张总一个劲地对我说：“憋得受不了，受不了！”我透过面具上的玻璃镜片看到张总被“猪鼻子”憋抑得难受的样子，我一边对张总说，过一会儿就好，一边禁不住要笑出来。平日里作业队彼此都很熟悉，一戴上“猪鼻子”往日的形象就完全变了样，尽管一再强调要严肃，但在心里总有些忍俊不禁。其实把防毒面具称为“猪鼻子”是有缘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正是根据野猪在嗅到刺激性气味时喜欢用嘴巴拱地来躲避的现象，发现野猪拱地时是借助于泥土颗粒来过滤刺激性气体使它能够躲避毒气的侵害，从而发明了呈猪鼻子外形的防毒面具。(www.guayunfan.com)起爆零时前张总和我等5个回收队员一起爬上敞篷卡车，站在车上等着零时的到来，当核弹一投下来，蘑菇云起来后同志们兴高采烈地欢呼试验成功，就是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场景，随后回收数据的卡车径直冲向爆心。我们前面是防化兵的同志们，他们的任务是先进去搬开围在掩蔽部外作为“土围子”的沙袋，然后我们再进到掩蔽部里面，取出记录仪器上的胶卷，将其放入铅罐后装到卡车上。我们拎着铅罐在沙漠上来回跑着，一个又一个掩蔽部，一台又一台记录仪，谁都希望这个回收过程尽量缩短，以减少现场存留的放射性“脏物”“污染”胶片上的正常信号。这期间在沙地上一跑一跳，弯腰伸臂，身上一出汗，不光是张总，年轻力壮的我们都被“猪鼻子”憋得难受极了，整个回收过程持续约1小时（其中路上颠簸约20分钟）。一回到安全区，我们忙不迭地脱下防护服，这时，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内已是汗水淋漓了，我们赶紧去洗澡，当莲蓬头喷出热流，汗流浃背的身体在一片水雾的笼罩下那才真的叫如释重负。

后来，由于组织机构变动我们各奔东西，我调到九院，而张总去了903，我们接触的机会就不多了。但张总率领我们一起冲进爆心的经历和体验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此后一有见面机会我总喜欢向张总提起这段往事，然后，就是我和他会心的畅笑。几年前，当我访问张总早年在美国就读与工作的麻省理工学院时，与张总当年的学友与同事见面，他们对张总的学德与学业还记忆犹新、嘉许有加，从而令我对我的老领导更加敬佩。

各级领导冲在一线，以身作则，全厂职工也焕发出冲天的干劲。全体科研人员都是全身心地投入，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双职工都分别住在单身宿舍，每天早上醒来穿好衣服即步行或乘车到厂区，在车间洗漱后到食堂吃点稀饭、烤馒头片，然后立即投入工作。中餐、晚餐根据实验情况，抽出2~3人一起拿着大锅把饭菜打回来，大家再分别或一起就餐。每个人月初都把发的保健票、自己买的食堂饭票放在办公桌的右边小抽屉，谁去食堂打饭谁自取。晚上基本都留在办公室查资料，处理试验数据或学外文等。张兴钤经常到办公室来听试验结果汇报，并和大家一起讨论、分析、总结，找出下一步的试验方法，运用自己掌握的前沿知识给大家释疑。晚上10点后，大家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回宿舍休息，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没人觉得单调，日子过得充实、愉快、有意义。

氢弹设计中有一个“结构保护问题”，就是引爆装置引爆之后，是否会对聚变装置的结构产生破坏，最终导致氢弹不能够按设计发生聚变爆炸。要搞清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光靠理论计算十分困难，必须要靠实验部多次的、精准的、目的明确的实验取得的数据作为支撑，才能避免理论计算走过多的弯路。但这样的实验仅探测技术，就有X光衍射法、微波法、光学探测等多种方法。实验部在研究过程中发动科技人员群策群力，组建了由实验部的多个研究室和设计部等多方面的技术人员组成的实验部新2室，重点利用X光摄影技术研究与探测“结构保护问题”。张兴钤是X射线技术应用专家，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是白天下到一线指导，夜里回到办公室兼宿舍的厂部办公大楼，加班的灯火总是亮到很晚很晚。

实验部的陈常宜想起那段日子，感慨地说：“张兴钤同志，实验部主任，这么重要的试验他肯定要在场。我记得准备工作都就绪了，我们准备要关铁门，做实验要拉警报了，他感觉到憋气很厉害，因为高原嘛，那怎么办呢？我就劝他是不是回总厂去，他不干，非要和我们一起把实验做完。我没办法就找防护的人员，我说你们有没有氧气啊？我们自己没带，他说有，有这种小盒子出氧，能产生氧气的小盒子，我赶紧给张总，让他吸氧，那个氧气量很少，也不怎么灵光的，当时他就靠吸氧坚持到最后做完实验，所以从这一件小事看出来，张兴钤同志的确是很负责任的，在很重要的时候，尽管身体不行，还是坚持把实验做完，所以他在实验部群众关系很好，我们和他关系都不错。”陈常宜访谈，2013年9月13日，北京。资料现存于馆藏基地。

无数人历经了10个月的奋战，离氢弹突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967年5月初，九院组织了四百多人的试验工作队——第九作业队，制订了“保响、保测、保运输、保安全”的各项措施。随后，第九作业队的人员分4个批次抵达核试验基地，开展试验现场的准备工作。按照计划，九院二二一厂为这次氢弹空爆试验共准备了数枚试验弹，其中有供空军空投训练用的配重弹，也有供核试验场综合预演用的遥测弹，还有试验弹。6月5日，正式用于核试验的氢弹在二二一厂最后加工完毕，并在二二一厂进行了氢弹试总装配和引爆控制系统的台架试验。按照训练计划，轰6甲飞机分别进行投弹飞行训练，共投掷了4枚配重弹，解决了在试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宋炳寰.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往事［J］.神剑，2009，02.。6月8日，正式用于核试验的氢弹运抵发射基地。经检查，各部件技术状况良好。6月上旬，在站级联试的基础上进行了全场联试。相关部门全面检查了现场准备工作，重点检查了机、伞、弹的情况，氢弹空爆试验的全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图 6-21我国第一颗试验氢弹在空投中（1967年）

美国1952年的氢弹原理试验爆炸的是一个65吨重、3层楼高的氢弹装置；苏联1953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能用飞机空投，但威力只有40万吨。而我国这次试验能够成功实现体积较小，重量较轻，聚变达到百万吨级TNT当量吗？

6月12日，周恩来总理召集李富春、叶剑英和聂荣臻一起听取了关于氢弹试验的汇报。周总理再次要聂荣臻去主持氢弹试验，14日聂帅飞抵发射基地。他抱病执行总理布置的任务，带着高烧病体到现场检查。

6月16日，张震寰、张蕴钰、李觉等领导分别向聂帅汇报了有关情况，随后建议，正式试验“零”时定在17日上午8时整。经向周总理和叶帅请示，同意17日上午8时试验。

图 6-22首次氢弹空爆试验的火球（左上方亮点为太阳）

17日上午7时，天刚破晓，徐克江机组驾驶代号“726”的轰6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起飞。8时整，飞机进入空投区，在试验场上空盘旋了两圈，领航员孙福长果断地按下了自动投掷器。

一个白色圆柱体从机舱里滑出，拽着降落伞，缓缓地飘向地面。一声惊天动地的轰响，氢弹在预定的高度爆炸，蘑菇状的闪光电球骤然腾起……

综合各种测试诊断结果，经过科技人员的计算，这次试验威力达到了百万吨级TNT当量，与理论设计完美吻合。不但试验一次成功，而且立即可以投入使用，完美地诠释了“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意图。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3年零10个月，英国用了4年5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这一速度当时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为什么中国能搞这么快？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氢弹却抢在了法国前面成为世界第四，据说当年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还为此大发雷霆。后来，美国为了诋毁我国核武器发展的伟大成就，抛出了《考克斯报告》，他们用想象和捕风捉影制造谎言，诬称中国是通过间谍手段窃取了美国的核机密才能这么快地研制成功现代战略核武器。他们的根据之一就是美国总共进行了1030次核试验，而中国只进行了46次，不可能达到与美国相近的水平。对此，主持中国氢弹原理突破、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院士指出：

图 6-23主要核国家从原子弹到氢弹研制成功时间对比表

我们能用较少的试验次数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与我们的方针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美国采取的是进攻性战略，因此它在历史上总共研制了70多种型号，我们采取积极防御战略，主要是为了打破它的核讹诈，所以我们只着重研制了几个重点型号，这是我们缩短战线、明确目标的一贯政策。另外，我们在研制核武器中，严格执行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方针，形成了一套具有我们自己的特色的技术路线。这样，我们几个试验就上了一个台阶，几个台阶一上，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考克斯报告》制造的这些谎言很快就不攻自破、潦草收场。郑春开.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Z］.北大纪念建国六十周年讲座报告，200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