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退出关外_关于张作霖的故事
1927年末到1928年初,北京面临着一个极为反常的冬天:奇冷,多雪,多风!天空像一块倒悬的黑石板,大地像一块无缝的冰;行人稀少而匆匆,商市萧条寂静。坐在大元帅府的张作霖受到气候的影响,也显得萎靡不振。虽然有时候也激怒暴跳,跳过之后,还是垂头丧气。刚刚五十四岁的人,就暮气沉沉了。统帅无神,整个帅府便一片悄然,冷清得和外边世界一样。
许多大事都使张作霖不愉快,因为办得不顺利,他很烦恼。烦恼有什么用呢?没有办好的事还悬在那里——
张作霖在北京杀了共产党人李大钊,觉得可以和南方革命军的蒋介石平等起来了,要联合,也得对等。
蒋介石愿意和张作霖和好,并且派了代表迂回到北京。然而,刚一接触“和好”的问题,蒋介石的代表就定了调子,要张作霖易旗,把所有的军队都改成“国民革命军”。张作霖大怒了,他拍着桌子大骂:“蒋介石欺人太甚!他妈拉个巴子不看看自己有多大力量,就想吞了我?好吧,咱们较量较量再说吧!”(www.guayunfan.com)
张作霖不和蒋介石联合了,蒋介石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攻张作霖。于是,便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联合,组成一、二、三、四四个集团军,对奉军发起进攻。山东的张宗昌部节节败退,最后退出济南。奉军在京汉、京绥铁路线上的部队,惊慌失措,不得不退守保定、怀来。北京紧张了!
缩在大帅府的张作霖,眼看蒋介石要进入北京,急了。他把身边的将领都找到,咬牙切齿地说:“蒋介石逼人太甚了,联合要我易旗,不联合便派大兵来吞。我还没有到一无所有的地步,他蒋介石比我强不了多少!好吧,我就跟他妈拉巴子在京津这一点拼一场,拼它个鱼死网破。”
将领们并没有积极响应,他们觉得和蒋介石再拼一场,不一定能胜。万一败了,可就倾家荡产了。可是,谁也不敢明白反对他。张作霖说:“回去各自准备一下,等待我的命令。”
张作霖刚刚动员对蒋作战,奉军内部却有了变化:涿州之战有功的万福寿部在丰台哗变,驻守军粮城的戢翼翘师师长独自发出了“息争通电”,并且得到李景林的旧部一些师、旅的响应……军心不定,厌战情浓。杨宇霆和张学良都觉得形势不利,建议“暂不出战”。张作霖惊慌了,郭松龄之乱记忆犹新,现在不能再激怒众人。于是,他马上收回作战命令。
不打蒋介石,蒋介石打过来怎么办?张作霖有顾虑,但却没有好办法,心中有些焦虑。他还是老办法,焦虑时便把所有的门窗都关闭,自己在房子里踱步;踱累了,便躺倒床上,闭目喘粗气。
张作霖自从进了北京,仿佛就没有一天过得舒服,也没有像在奉天时随心随意。就说他就职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这件事吧,他认为是“水到渠成”了,可是,除了孙传芳、张宗昌这两个经过授意的将领发一通拥戴电之外,几乎冷冷清清。张作霖要不是主动安排,只怕连过场也没有人去组织。也不知怎么糊涂的,就职之后,他竟发了这样一个通电:
作霖与孙中山前大元帅系多年好友,谬蒙推戴,实欲继中山之志……张作霖通电发出的当口,就感到事情办错了。我怎么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孙中山领导革命军,革命军的革命任务就是要消灭我张作霖,我怎么会自己消灭自己?
他尤为后悔的,是电报中这样几句话:
……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派,只要反赤,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
“混蛋,混蛋!”他击着脑袋自责。“蒋介石反赤,我杀了共产党最有影响的人物李大钊,他却转回头就对我进攻,我何必跟着他的屁股转呢?”
张作霖瘦了,困乏了,大眼睛中充满了血丝,常常头发晕,腰背酸疼。中南海中到处红花绿叶,清泉潺潺,他却总是长吁短叹!
张学良轻脚轻步来到他跟前,明知他是对形势焦急,却不敢直接问,只说:“爹,您消瘦多了,应该好好保重身体。”张作霖只冷笑、摇头。
张学良又试探着说:“爹,目前我们处境虽然困难,可也并不是没有希望。我们的力量还是很强的。蒋介石不一定会把咱们怎样。”
“蒋介石……”张作霖不耐烦地“哼”一声,又说,“光是蒋介石,也不用费这么大心思了。还有……”
张学良以为是奉军内最近出现的不协调事情。忙说:“都是跟您多年的部下了,一时思想不一致,慢慢便会统一起来的。”
“还有日本人!”张作霖不耐烦地瞪着眼睛,瞅了张学良一眼。一提到日本人,张学良也感到了形势的严峻——“日本人得寸进尺,气焰嚣张”。
张作霖越来越感到日本人对他态度变了,变得不友好,变得敌对了。他们总是借着大大小小的事,给他为难,对他挑衅。令他恼火的是,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一天晚上,张作霖感到精神稍舒服些,便把梁士诒、李宣威等几位客人找到中南海纯一斋打牌——他许多天提不起这种雅兴了,正想开心它一夜。突然间,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来访。“不见!”张作霖有点扫兴。
梁、李二人忙推下牌说:“既然公使来访,我们便告退了,改日再来。”
张作霖眉头皱了片刻,说:“我与芳泽没有多少好谈的,你们稍等,我去去就来。”
张作霖走进客厅。
芳泽大约是等得不耐烦了,一照面,便阴阳怪气地说:“大帅好忙呀!连待客的时间也没有。”
“谁都有谁的琐碎事。”张作霖也不示弱,“公使先生事先并没有告诉要来,既来了,我总得穿戴一下吧。”
芳泽举目一看,张作霖便装拖履,连扣子也未扣齐,哪里有一分待客的形状?又说:“大帅进北京了,地方变了,心情自然也变了,待朋友么,恐怕……”
“芳泽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张作霖颇有点咄咄逼人,“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不会在这里坐多久。”
“那好,我很欣赏大帅这种办事利索的态度。”芳泽不客气地说,“我们曾经提出过的,关于修筑吉会铁路的问题,大帅是不是抓紧把合约签订一下?”
“吉会铁路……?”张作霖心里明明白白,这是日本人又一项新的侵略行动,便假装糊涂地说:“没有这件事吧?”
芳泽一见张作霖想推诿,冷笑了一声,说:“大帅,我们很了解您的处境,也很同情您的烦恼。如果您答应了这件事,我们自然不会没有表示的。”
“噢!有什么表示?”张作霖问。
“我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日本人真会抓时机,他们明白张作霖目下最头疼的事就是蒋介石北上。所以,他们要刺激张作霖这根最“敏感”的神经。
张作霖一愣,立刻感到了日本人讹诈的嘴脸。也冷冷一笑,说:“这是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
芳泽见张作霖关门了,迫不及待又有些气急败坏地说:“大帅,你们有力量打过蒋介石吗?”
“打不过我们就退出关外!”“只怕未必能回得去吧?”
“关外是我的家,我愿意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有什么不行?”张作霖有点发怒了。
芳泽见张作霖态度强硬了,便采取威胁的手段,从怀里拿出一张纸交给张作霖,说:“我这里有份报告: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了几十名日本侨民,您看这件事怎么办?”“我没有接到报告。”
“张宗昌是您的部下,他的行为您应该负完全责任!”日本人讹诈又恫吓了。
张作霖忍耐不住了,他由座位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摔去,摔成几段,声色俱厉地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岂能只凭你们一张白纸!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我负屁的责任!”说罢,转身要走。芳泽急忙拦住。
“大帅,今天既然这样,咱们就把话索性说明了吧。”“我们之间没有不明白的话。”张作霖站着没动。
“我们的新首相田中先生已经下了决心,要把‘满蒙问题’诸悬案都解决。”芳泽逼人了。“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对我们两国都不利,尤其是对大帅。”
张作霖眨眨眼,说:“还有悬案,还有许多悬案?这我就不清楚了。”“这么说,东北一些问题大帅就忘了?”芳泽瞪着圆圆的眼睛。“既然是东北问题,那就请公使先生回奉天吧,那里的交涉署会跟你具体谈的。”说罢,张作霖又喊了一声:“送客!”
芳泽谦吉被逐了。他气急败坏地站起身,愤怒地说:“阁下这样推诿,后果您想了没有?我很遗憾呀!”
日本人不是平白造事的,原来他们自己内部日子也十分不好过:日本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若内阁下台了,田中义一出来组阁。田中是著名“仇华派”,历来主张以武力征服中国。这家伙上台之后即出兵山东,不久,又专门召开所谓“东方会议”,讨论对张作霖的策略问题。什么张作霖问题?说穿了一句话,日本人要侵占满蒙,只不过用什么方法侵略他们内部尚不统一。日本政界主张用外交、经济的扩张法,侵占满蒙的权益,而军界则主张用武力去强占满蒙的权益。田中则想两种办法都用,即外交、军事并用。
日本人首先派出一个强大的团体找张作霖,要张作霖履行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以个人名义同日本签订的密约,其中包括东三省修筑七条铁路线,要求日本军警参加满蒙地方治安,还要签订治安协定。张作霖的谈判代表刚出马,东北人民群众便知道了,于是,展开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日高潮,东北各地有数十万人游行抗议。张作霖不敢轻举妄动了。
一举不成,芳泽谦吉才又赶到北京。
张作霖对于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十分害怕而又恼火。为了稳住他的北京大权,又在谋士杨宇霆等人的策划下,转而拉拢英、美帝国主义国家,企图求得他们的支持,牵制日本。张作霖在北京频频与英、美公使来往,并重金聘请美国军事顾问,主动提出与美国合作修筑热河至洮南、齐齐哈尔至黑河的铁路及葫芦岛军港,并且答应将来收回中东铁路时欢迎美国投资。
张作霖联络美英的活动,哪里瞒得住日本人,这便引起日本人的嫉恨。芳泽此次来北京,既是向张作霖讨债,也是来探探张作霖在北京势力的虚实。
芳泽回去了,日本掌权的侵略分子恼了,他们下定了杀张的决心!日本政府一方面发表了《关于中国动乱及满洲问题警告南北双方觉书》,声称“大日本帝国具有维持满洲治安之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帝国即将采取断然措施……”一方面准备调三个师团的兵力开赴奉天、锦州、山海关,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奉天,还在南满铁路属区分设六个警备大区……一个并吞东北三省的罪恶行动悄悄地开始了。
张作霖顶不住这个压力,便又同日本政府派来的代表、满铁社长山本商谈。张作霖表示:对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在东北修筑铁路的问题“可以签订秘密条约。”小胡子日本人摇头了。
“密约早就有了,也是阁下签的字。有什么用呢?现在再订一个密约,还是废纸。”
“那有什么办法呢?”张作霖无可奈何了。
“必须由双方政府签订正式合同才行。”日本人寸步不让。
不得已,张作霖以政府名义同日本人签订了敦化至图们江、长春至大赉两条铁路的合约。但是,东北人民大力反对,采取各种形式对抗施工,合约依然无用。日本人还是紧逼不放。所以,张作霖最后才决定同日本人决裂。
芳泽谦吉走后,张作霖知道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便把儿子张学良找到面前,进行了家庭式的密谈。
“六子,”张作霖一边吸着旱烟,一边没精打采地说,“跟小鬼子这么一闹腾,就得做最坏的盘算了。你说呢?”他望望儿子,见儿子有点沉默,又说:“今天没外人,只咱爷儿俩,你说心里话。”张学良说:“爹,我看这事不一定太严重吧。”“为啥哩?”张作霖问。
“现在步步逼紧,主要恐怕还是关东军。日本政府想是会全面考虑的,跟咱们闹僵了,于他们也没有好处。”
张作霖摇摇头。“你轻看了这件事了。不只是关东军,是田中内阁。你不了解田中这个人,我了解他:太狠毒了!他恨不得一口吞了咱东北,吞了咱中国!”“他们还有天皇呀!”“妈拉巴子天皇又是好东西吗?”张学良不声响了。
张作霖拼足力气抽了几口烟,磕出烟锅里的灰烬,又说:“咱们得做一个长远打算了。你说呢?”
对于奉军的去从,张学良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当初郭松龄还没有谋反时,他们就有过密议,一致的看法是不出东北,尽量给东北百姓多谋点利益。官养着民,民才会养官!张学良对自己手下的武力,似乎也比张作霖看得客观些,他认为奉军守住东北,还绰绰有余;假若扩大到华北,扩大到长江南北,就不可能应付得了。事实也十分明显:新联合的孙传芳不堪一击,败退黄河以北,似情有可原;那么,一直作为“亲军”的直鲁联军该有战斗力吧,张宗昌不是也不堪一击么!自身战力薄弱,本来是朋友的冯玉祥、阎锡山,又先后倒向蒋介石。北伐军节节胜利,张学良觉得眼下是奉军面临的最严峻局面。所以,在老帅以父亲的心情让他对大局说点意见时,他不得不坦诚地说出己见。“爹,学良认为,趁着当前还没有大的战争,蒋介石北上也并不急进,我们自己的主力还相当雄厚,我觉得咱们应该撤回东北去。”
张作霖猛一抬头,烟袋从口中脱了出来。他张着口,吃惊地望着儿子,仿佛他不应该说出这样的问题。可是,他把眼瞪了半天,对于儿子的意见却没有表示反对,并且点点头,说:“把想法都说出来。说完。”
张学良说:“这样做,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避免与蒋介石的直接冲突,并且可以把关系缓冲下来,做进一步谈判的准备;第二,也可以缓和一下和日本人的关系,军队都回东北了,日本人的行动也会收敛;第三,这一点极为重要……”“快说,重要在哪里?”
“直接冲突缓解了,大的战争不会马上发生,我们的实力也就可以保全下来,也就有可能加以整顿,便能提高素质……”
“嗯……”张作霖迟滞的目光猛然闪了一下,那紧锁的眉头也展开了。
张学良急忙又说:“爹,学良的意见不成熟。大主意当然还得爹来决定。”
“好好,你说得有道理。”张作霖又抽了几口烟,舒舒坦坦吐了阵子云雾。说,“这件事关系重大,让我仔细琢磨琢磨再说吧。”
张学良要退出去的时候,张作霖又说:“六子,这件事无论对内对外,都十分重大,咱爷儿俩知道就算了,切不可外传,免得生异。”“是,爹。我知道了。”张学良这才走出去。
一些时期来,北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人人都议论着局势。但是,人人又都说不准局势会发展到哪一步。
张作霖几乎比所有的人都惶慌。形势使他的头脑发晕:才几天呀,就变化如此大!还不到一年吧!那是1927年6月18日,他的安国军政府在北京成立,他在怀仁堂就任了执掌中国大权的海陆军大元帅。他觉得自己到顶峰了,该享受了。可是,他连曹锟、段祺瑞那种“登基”的荣誉都没有享受到,而只有几个把兄弟为他庆贺了一番,和他想象的登基时的那个滋味完全两样:没有欢呼,没有朝拜,没有内宾,没有外宾;没有贺电,没有贺词。连一阵鼓乐也没有。北京,这片堂皇的帝王之都,皇帝出了一大群,谁是这样登上宝座的呢?张作霖真有些伤心。这也总算过来了,最令张作霖伤心的是:拥护他上台的人,不久便渐渐反对了他,冯玉祥走就走了,阎锡山也投向蒋介石了。本来想着的“蒋阎奉”三家联合,结果变成了“蒋阎冯”三家联合。张作霖成了孤家寡人;再加上日本人的强逼,他连孤家寡人的日子也不安生了。
张作霖是这样的不安,他身边的人也更慌张。大家似乎都有一种感觉,是不是真像日本人说的那样,老帅出不了山海关了?难道日本人真的要占领东三省了?人人惶恐不安,但又只好闷声不响地混天了日。
杨宇霆心情很矛盾,他终日垂着头,默默不语,也不多到张作霖面前去。他常常闭门自问:“难道日本人真要‘换马’了?”杨宇霆老奸巨猾,极有心计。在张作霖同日本人交往中,他也独自同日本人秘密交往,日本人向他提供消息,给他许多许诺。最近几天,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向外务省提交了一个报告,叫《有关中国时局对策考察报告》。这个极秘密的文件曾有个复制件传到杨宇霆手里。杨宇霆获悉了一个很心惊但又很欣喜的消息,日本人真的要丢弃张作霖了。他们认为张作霖已经威信扫地,不值钱了,日本人在弃张之后物色了两个代理人,一个是前省长王永江,另一个便是他总参议杨宇霆。杨宇霆思想乱了:丢张岂不是要引起一场大乱!打起来难保胜负。可是,日本人丢张扶他杨,他又觉得自己有了宽路。想到自己的后路,杨宇霆马上又想到了张学良,他知道张学良对这两条路都是不愿意走的,他既不允许赶老帅,也不会做傀儡。张学良不干,别人谁也走不通。欣喜一阵之后,他又慌张起来。
张作霖终于做出退出关外的决定。那是1928年5月30日的清早,阳光刚把第一抹彩霞投进中南海,张作霖便把他的文武要员都找到纯一斋会议室。这片神圣的天地立即神秘起来:岗哨森严,荷枪实弹;所有该到会的人都有专人去请,而请到会场的谁也不许再出去。人们面面相觑,一双双目光惊恐地交织,头脑都在思索着“这是怎样一个会议”,但是,谁也不敢交头接耳去询问一声。
张学良进来了。孙传芳进来了。杨宇霆、张作相、莫德惠等“内阁”成员先进来了。但是,他们都是那样脚步沉沉、面色沉沉,各自入座之后,便各自垂下了头。
张作霖最后走进来。他的神态还算平静,他举目向到会的人看一眼,和谁目光相对时还微笑着点一下头。他没有坐,扫视片刻,便宣布一个简短而坚决的决定:
“我已做出最后决定:奉军立即撤退奉天。任何人均不得迟缓,不许恋栈。任命杨宇霆、张学良为撤军正、副总指挥,暂行留守京中,其余所有人一律于6月1日离京返奉。”
虽然大家都感到事情太突然,但命令已出,谁敢不从。撤退令下达当天晚上,张作霖还发出了“出关通电”,略云:
余此次入关,本为救国救民,今救国之志虽未得偿,亦不忍兴兵再战,危及国民,爰即整饬所部,退出京师。
要退兵了,中南海顿时失去宁静:一日即撤出京师,谁能来得及收拾杂物?于是,各室各厅,吵吵嚷嚷,箱笼柜橱,稀哩叮当,废纸碎屑,遍地横飞;大小车辆,鱼贯而入。这里,成了最嘈杂的闹市,比当年慈禧远逃西安,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堂堂的一个执掌国家大权的元帅府,一天之中怎么搬得了呀?!其实,张作霖是粗中又有了细,撤兵的命令、通电发出之后,6月1日他却并未动身——他是放出一颗“探照灯”,看看这个世界对他撤兵持什么态度。
——就在张作霖要兵撤奉天的前几天,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的铁桥附近一带,日方即不许行人通过,由日本守备队在此放哨。平日频繁的来往火车,也渐渐减少。发现此种异情,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立即电报北京。说:
五月下旬以来,日本守备队不时在皇姑屯高道口铁路一带戒严,行动可疑,务请防备。
这个报告是先到张学良手中,他十分惊讶,立即拿去见老帅。张作霖看了电报,只淡淡一笑。说:“齐恩铭跟我多年,人虽精细,就是好放空炮。不要理他。”并命人给驻守沈阳的吴俊升和奉天省长刘尚清发了一个电报,说:
齐随本帅多年,素知其向来轻举妄动,好造谣言,现日本方面对我缓和,毋庸顾虑,应严予申斥。张学良却不放心。深夜又去找老帅。“你怎么又来了?”张作霖问。
“爹,有件事我一直不放心,还想……”张学良吞吐着说。“什么事?”“齐恩铭的电报值得重视。”“还有新情报?”
“有一份情报,”张学良边说,边从身上拿出情报。“说5月22日夜间就是在那个铁路桥左近发生了一件日军用刺刀挑死两名所谓‘南方便衣队’事件。日本领事馆请奉天交涉署派员调查,该署调查报告说:两死者年均约三十岁,身着新灰布制服,足穿黑布便鞋。尸旁有印着‘救国军总司令部公用笺’一张信笺,上写着‘兹派×××等去东北三省一带工作’文字。日方则认为是南方派来的便衣特务,日方询问不答把他们扎死的……”“有这等事?”张作霖也感到惊讶。
张学良又说:“但据奉天交涉署派去调查死尸案的科长关庚泽报告:这是日方设的一个嫁祸于人的阴谋。”“有根据么?”
“有。”张学良说,“就在这两个尸案发生的前一天,奉天监狱忽然跑来一名身穿灰布制服、黑布便鞋的人请求监狱能收容保护。这个人说他们‘在南满站做小工,被日本警察强行抓去拘留,又强行剃头洗澡,然后换上这身衣服,并给好的吃,好的喝,然后带到南满铁路桥让我们自由自在地跑。结果,日本人就用刺刀扎。我在后边,拼命跑出来了’。这个情报十分重要。”张作霖锁着眉,半天不开口。
张学良说:“爹,我看回奉天时,您老是不是改道乘汽车由古北口出关,绕道南满路,从奉天北道入城。这样,就安全可靠了。”
张作霖马上摇着头说:“不。不走那一条路。”停了停,又说:“此次撤军我已经很不体面了,如果再偷偷摸摸地溜回奉天,就更让人家瞧咱父子熊包了。此次回奉天,我要大大方方地乘火车;到奉天还要轰轰烈烈地摆场面。”
“这好吗?”张学良放心不下。
张作霖还是满不在乎地摇着头,说:“不怕,车上车下多加防备就是了。”
老帅决心已定,张学良便不敢再说什么。可是,他却心事重重地离开了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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