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东击西谋新路_关于吴佩孚的故事

声东击西谋新路_关于吴佩孚的故事

1930年6月。

川东山区，又进入了一个碧野绿荫的盛夏。4日黎明，一支队伍浩浩荡荡从绥定出发，经过梁山，直驱万县，这支队伍，就是吴佩孚的讨逆军。军容整齐，队列壮观，杏黄色帅旗在前，另有一幅墨绿大旗相并；马队在前，马步缓缓；步兵紧随，绵绵延延；吴佩孚坐在一乘四人小轿里，双目微闭，面带微笑，随着整齐有节的脚步声，右手五个手指轻轻地在膝盖上击出节拍，大有一副凯旋之态。

吴佩孚要出川了！他要到川外去再展鹏翅，翱翔长空，要去获取他应该有的地盘和地位——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1930年，似乎着意给吴佩孚降下千载不遇的良机，他将要结束寄人篱下的游荡生活，而跨入国家最雄伟的殿堂！(www.guayunfan.com)

这一年，在中原，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开展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几乎使大半个中国都炮火连天；汪精卫一伙国民党的改组派和另一伙西山派合流一气急急北上，召开扩大会议，酝酿改变政局；北方，段祺瑞传出舆论，要和吴佩孚一起组织政府……从南到北，中国土地上的各路“英雄”，又卷入一场巨大的动乱之中！吴佩孚自诩是英雄中的佼佼者，他不甘寂寞，他要争强斗胜！在这之前绥定便热闹了许多天，吴佩孚第一大活动，就是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将本来有将无兵的警卫第一旅旅长萧尊邦升为第一师师长，第二旅旅长郭泰安升为第二师师长，第三旅旅长张彦文升为第三师师长；并任命四川失意军人、曾任过师长的刘季昭为讨贼联军总部参谋长，任命李蕴山、袁崧生为总部高级参谋。阵容扩充，准备出战！

出师是要讲个出师“名称”的。思来想去，于5月6日吴佩孚终于发出了“出师声明”。通电说：

国人厌乱极矣，兵连祸结，喘息难呻，满目疮痍，战争可畏。佩孚避地川中，亦已四载，不问国事已久。屡感各方敦促之情，兼怀匹夫有责之义，耿耿此心，不忍始终缄默，拟即日出川，居中调解，用尽国民之责，入襄和平之局。自审绵薄，弥惧弗胜。关于战事如何劝阻，地方人民究应如何救济，统一宜如何完成，教育宜如何改进，政治、法律宜如何始能适应国情，国计民生宜如何始止至善？尚祈海内贤达，公忠袍泽，惩前毖后，尽量发挥。务期国政决诸国人，是非听诸舆论，竭诚请益，电与神驰。

吴佩孚对他亲手拟就的这篇通电十分欣赏，“居中调解”，谁人敢有非议？谁人敢公开倡战？吴佩孚成了国中“忧国忧民”的豪杰英雄！唯他最具国家、民族之良知！

通电发出之后，便拟启程，但又恐外国人惹麻烦。所以，紧接着又以“孚威上将军”名义通告各国驻华使节、领事，企图得到他们的支持。

通电连发，起程在即。吴佩孚恐仍有不测，并派刘泗英为代表去上海、北京接洽外面援助；又派人到重庆、万县去游说，企图通过潘文华、范绍增、王陵基等人去劝导刘湘，撤除川东封锁线，以便假道出川。

就在这时候，段祺瑞的代表王冠英、曹锟的代表钟崇波先后到绥定，连连密谈，情投意合，更助长了吴佩孚出川的决心。

吴佩孚坐在轿里，乐悠悠地在想另外一套计划：什么居中调解？那不过是欺世之谈。吴佩孚乐思于他的“第三势力”计划。这个梦久了，只是没有机会实现。现在不同了，南北混战，中国大乱，是再好不过的机会。否则，他吴佩孚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又给外国人送“秋波”。这个诡计，在6月7日刘泗英从绥定给在万县的陈廷杰的密电中已承认如实。电文说：

顷得北京冬电，玉帅对外通电，已由颜（惠庆）顾（维钧）转致各公使。款弹正竭力进行中，曹总统在京亦召集同仁筹拨款项。又据上海有电称，东北方面愿与西南一致共作调人。又据张师长锡章来场（即吴暂住的麻柳场）称：阎冯拟俟攻到江岸，即请帅座担任收拾南方。

吴佩孚川东出兵，刘存厚率队护送，直送至万县边境之七里沟，始欢宴告别。吴佩孚信心十足地对刘存厚说：“行迹匆匆，途中不再等候将军了。武汉再会。”

刘存厚也说：“最后相会，可能会在北京。四川毕竟是大帅的根据地，有朝一日，务望厚待！”

南京的蒋介石，一时一刻不“关心”着吴佩孚。虽然大战在即，他还是心不敢“丢”，很怕吴走出四川。“吴子玉是个瘟神，他出川，必然带来新祸。”蒋介石派了许多人暗察吴的行迹，并且及时向刘湘许诺优厚条件，拨给大量军火、薪饷，要求刘湘“务必阻止吴东下去路”。刘湘也向蒋发出了“谨遵钧命”的密电，并同时向驻扎万县的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发出电令，令其“拒吴于万县之西”。

刘存厚退回绥定，吴又派员去梁山布置行馆，其秘书长陈廷杰则先期到达万县，急急去见王陵基，要王敞开通道，放吴东行。

出兵当晚（即6月4日）军至麻柳场，憩宿。次晨继续东行，午到绥梁交界处的凉风垭，突然，一支部队拦住去路。人报吴佩孚：“前路有阻。”“何人？”吴急问。

“自报为二十一军三师九旅。”“为什么阻我？”

“说是奉军长刘湘之命。”

“刘湘？！”吴佩孚心里一惊，“又是这个刘湘！他为什么总与我为难？”吴转身对参谋长说：“季公，请你到前面看看。可能是一场误会，解释一下吧。”

刘季昭走了之后，吴佩孚仍然信心很足。他觉得此次出川对川人有利；川人是支持他东去的。刘存厚早就发出公开通电，说：“拥护钧座出川调解，俾战局得早日数平”。吴佩孚想：“川军各将领难道不包括刘湘？”拥护吴出川的，何止“四川各将领”，甘新宣慰使，回部总司令李谦也有拥护通电。吴佩孚想起大竹被缴械事，“大约又是王陵基缺少武器了吧，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刘季昭很快便回来了。

“玉帅，”刘季昭说，“我见到旅长许绍宗了。”“他怎么说？”吴急问。

“许说，‘奉军长刘湘命，只让玉帅一人单独通过，随同人员概不放行。’”

“你没说明情况，刘湘也是拥护我出川的。”“说明了。他只说‘奉命行事’。”

——刘湘除了受蒋介石收买之外，自己也有私心，他并不想与吴结怨，只是怕吴假道东出，杨森、刘存厚等人随之倾泻而下，门户洞开，重庆将失去形势上的重要。所以，他在万县设卡，阻吴甚坚。

交涉无效，吴又不能离开军队，不得已，只好折转绥梁接界的麻柳场暂住——刚刚举起的孚威将军帅旗，在刘湘的挡将牌高挂之下，迅速倒了下来，一场东去的美梦，瞬间便破灭了。唯其留下一点微波，便是：决定再派刘存厚向刘湘疏通，争取让道，以便继续东行，不至于使已通告天下的计划落空；另外，又派陈启天驰赴北京、天津，向段、曹再取得联系，争取外援。天知道，这样的活动会不会有转机？

吴佩孚回师麻柳场，正焦灼不安之际，忽有甘、青地区马麒、马麟、李谦等人以“全体回族代表”名义给吴佩孚发来拥戴的电报。电报说：

吴玉公乔岳峻峙，命世英豪，所冀蜀中袍泽，海内贤达，并起推尊。

吴佩孚接电，颇为欣喜。“我已到了这种田地，还能得到回族将领的同情和爱戴，总算天不绝人。”其实，吴在由大竹去绥定时，早已派人去西北，向回族各部首领进行活动，意欲联同他们，阴谋再起。今天，只是活动的回应罢了。吴佩孚想改道西北而后打入中原——然而，西北之道是否畅通？他并无把握；西北各将是否真心？他也说不准。唯其可定者，他自我感到“同西北将领关系不如西南。所以‘并起推尊’者，多半是礼仪之词。”于是，吴佩孚还是以假意谦让，暂时不去西北。他给马、李等人发了回复电报：

佩孚山居清寂，不闻治乱久矣。日惟与二三同志，探讨新篇，重研故籍，求中国治乱之病根，而谋得其结论。乃谬蒙以命世贤豪相加，重以翊戴之雅。静观大局，默察前途，兹事体大，今日不敢表同情也。

吴佩孚的这封回电，当然是假意谦虚，但在甘陇回族将领中，却产生了极好的影响，为其后去西北，奠定了基础。此是后话。

兵困麻柳场数日，进退维艰，吴佩孚又困惑不安起来。麻柳场地僻山荒，军行途中被迫而栖，自然心慌意乱。他急匆匆求告刘存厚，刘亦觉麻柳场不可久居，建议吴率队转驻自己的戍地宣汉城。时已7月，酷热难度，吴佩孚不得已只好急急兵转宣汉。

宣汉虽小城，乃川东北重地，地势险要，物产富庶，前有城口、万源，守则有托，出可去陕南、鄂西，堪称一片宝地。只是吴佩孚是乍热还寒之际，不得已而来，总免不了郁郁寡欢，终日眉头不展。不几日，便一场大病染身，先是高热、懒食，闭目缄语，渐渐地便人事浑浊，言语失态起来。

夫人张佩兰害怕了！她怕山野僻处，少医无药，自己身边虽有医又不良，担心会无可救治。

陈廷杰等幕僚也害怕了！局势纷乱，大军迫退，又是众目所瞩，万一遭到探刺，岂不束手待毙？

“夫人，”秘书长心事重重来到张佩兰面前，“大帅目标甚巨，一病难起，我看最好转移至一个僻静去处。”

“我想还是赶快请良医，来此诊治。”张佩兰说。

“良医是可请，也必须请，但还是转移在急。”陈廷杰说明利害，张佩兰这才勉强答应。

宣汉郊外，有一个僻静的小场镇，镇辖一个大村，叫下八庙，是一个既偏僻又繁华之处，但除当地土人之外，很少与外界接触。陈廷杰先遣重兵驻在四周，然后便秘密转吴佩孚于村中。

吴到下八庙当日晚上，即昏迷不醒，点水不纳，开始喋喋呓语，但语言十分含糊，无人可辨。张佩兰更怕了，她仿佛感到其势不祥，求佛烧香而外，暗自关起门来，用黄表纸为丈夫求卜。

吴佩孚是由于忧郁和气闷而引发的病，出了一次大汗也就好了。只是，从此之后，他的性格变得沉默起来，连夫人也不想多谈话。秘书长、参谋长为应急而向他提出的“或速从紫阳入陕，或速由兴山入鄂”的建议，他只淡淡地望一眼，便放下不理了。处境艰难，来日渺渺，何去何从？似乎都与他无关，他在下八庙，不过是悠闲度假而已。

——有什么办法呢？机关算尽，到头来不是还得受形势的摆布么？与其算路难通，倒不如耐着性儿，因势利导吧！吴佩孚猛然产生了听天由命的思想。

逐鹿中原的蒋、冯、阎大战，更趋激烈了，北京的扩大会议也就要开锣。四川的刘文辉一反沉默而响应冯、阎，结成了川中将领反蒋统一联盟。这显然是对着吴佩孚的一派“明媚春光”！到了9月6日，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便发出反蒋通电；9月8日，他们又联合杨森、刘存厚等人，由李家钰领衔，代表该五部旅长以上军官发表通电，畅论国情，坦诚表露自己的观点。电文说：

桂军奋力于江汉，张军举旗于宜沙，唐部护党于中州，石部挥戈于浦口，冯、阎两军则再接再厉，正义所趋，不谋而合……蜀中非坐守之国，明智以进取为先。应迅举义旗，克期东指，会师宜汉，分道前驱。

这个主张，竟和吴佩孚东出夔门的目标完全一致。吴佩孚的“病”完全好了，他在小小的下八庙，又运筹起国事来。五十五岁的吴佩孚，流川四年，身体略有发福，但性格变化很大：沉默起来，闭门静坐，谁也别想听到他一句言语，更别想见他一个笑脸；兴奋起来，却又夸夸无度，他身边的所有人，谁也别想清静片刻；有时候午夜坐起来，还要攀谈、争论。

国内形势骤变，吴佩孚的下八庙顿时热热闹闹。忙乱之中，他忽然想起一个消声多年的四川文人罗荇农。他问陈廷杰：“川中有个叫罗荇农的人，不知还在不在？”

“是不是当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作过议和委员的那个罗？”陈廷杰问。

“是他。”吴佩孚说，“当年袁项城任直隶总督时，他在幕府走动，是个颇有运筹能力的人。”

“他还在。”陈廷杰说，“听说常在邓锡侯那里。”

“我很想结识这个人。若有可能，我真想把他当成一臂。”

“这容易。”陈廷杰说，“派个人去，一请准到。因为他这几年很失意。”

“那你赶快找个合适的人去请他，就说我很敬慕他。”

罗荇农被请来了。这是一个业经朽得像一块腐木似的人：瘦瘦的身个，瘦瘦的脸膛，连眼睛也是瘦瘦的。穿一件长衫，戴一顶礼帽，手里拿一根拄杖，杖头雕着龙头。貌虽不惊人，气宇却还不凡。见到吴佩孚的时候，只鞠了个躬，轻轻地喊了声：“玉帅——”

吴佩孚求贤若渴，不能不礼贤下士。忙站起身来，展开双臂扑向他，说：“罗老先生，一向可好？”

“托玉帅福！”罗荇农说，“还过得去。”

“我们曾经见过面。”吴佩孚说，“当初在保定……”

“往事莫谈了。”罗荇农说，“玉帅把老朽找来，必有吩咐。但请开门见山，老朽定然鞠躬尽瘁。”

“子玉入川以来，甚想做几件有益于川人的事情，怎奈各方掣肘，力不从心。听说先生声望颇高，但愿能助我一臂。”说着，吴佩孚转过胸去，对陈廷杰示意一下，陈廷杰微微一笑。

“罗公德高望重，川人无不敬仰。玉帅了知罗公与刘湘军长是老友，与邓锡侯将军是同乡，并与范绍增将军私谊甚厚，故而请罗公以副秘书长身份在各位中与之通融，共成大业。”“事情我倒是乐意做，这副秘书长一职么……”

“名正才能言顺，”吴佩孚说，“罗老先生还是别推辞了。”

不久，罗荇农便开始了重庆、成都行。

吴佩孚又兴奋了，兴奋得忘了吃睡，他在下八庙里，一忽儿写信给范绍增，以教训的口吻对他说：“隶人旗帜之下，自难独立进退，所冀能偕仲三（即潘文华）之徒，力回其意，期与各方同一动作。”一忽儿又写信给潘文华，嘱“向刘湘进言，勿再固执，坐失良机。”在吴佩孚看来，此次出川，绝不同于以往，完全可以一举成功。至于越过重庆这一重镇，吴佩孚想：“不是刘湘加入反蒋组合，即是武力夺取渝万，绝不再姑息他。”

吴佩孚的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下八庙虽偏，却像人体中的任何一支脉胳一样，是相通联的！南京的蒋介石在对付冯阎的同时，在与东北磋商调停条件的同时，亦曾派遣使者来到下八庙，愿意和吴一道“力挽狂澜’；他的旧部于学忠，亦穿针于东北之间，何况东北所派接收北京、天津两大员中，于学忠则是其一，并担任了京津卫戍重任。“只要我加强与东北方面的团结，我就有了更广阔的活动地盘。”所以，吴又同北京加强了信使往还。与南京的函电也逐渐频繁起来——“我下八庙，目下已处于中枢神经地位！”吴佩孚在做梦！是在睁着眼睛做梦！

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了，突然发出调停电报，挥兵入关，占领了平津；

北京的扩大会议仓皇间偃旗息鼓；冯阎反蒋之战节节败退，蒋反而操了胜券；四川刘文辉的反蒋计划成了幻想；

刘湘神气了，立即发出通电，响应张学良“弭兵息乱”通电，主张拥戴中央，完成统一……

吴佩孚从天空跌到地穴，又迷惑、徘徊，不知去从了。

吴佩孚不神气的时候，蒋介石神气了。冯阎已无虑，东北又修好，北京气焰也息，四川只有少许分子，吴佩孚却是他们的“主心骨”，因而，蒋介石笑嘻嘻地做了一个决定：“欢迎吴佩孚来南京会晤。”并在电报上说，已在杭州为吴布置了行馆，到时，将陪同他一起，畅叙国事。蒋对吴，一时间真可谓“言甘币重，谦礼有加”。

吴佩孚坐在下八庙的密室，心里猜测起来：“我和蒋先生没有如此厚情，我在四川，他是不放心的；我要干什么，他是明白的。他为什么要来请我，并且如此盛情？”思索之后，他淡淡地笑了：“这是一次‘鸿门宴’！”

鸿门宴归鸿门宴，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戳穿它，显然是不明智的；逃脱，是无济于事的，临时措施，只好立即复电、欣然表示应召前往。

电报发出之后，吴佩孚把高参都请到下八庙，拿出蒋介石的邀请电，说：“各位斟酌一下吧，看看我们是立即东去南京，还是滞留四川，还是另有高见？”

陈廷杰迫不及待，他立即站起，慷慨激昂地说：“南京，绝对不能去！蒋介石野心极大，对于妨碍他独裁中国野心的人，他绝不放过。请去南京，明显是一条诡计，不能上当！”

刘泗英比较沉着，他说：“目前，大局对蒋先生有利，蒋先生积极修好，兴许是一个大人物的心胸，有大海之量，可以容纳百川。不去是不是有悖于理？”罗荇农叹息着，摇着手，慢条斯理地说：“应该首先肯定的是，蒋先生此请，绝非修好，这颇有点赵匡胤对待南唐之态度。但是，请——他又占着一个礼字。这样，此人的两面性便显现无余了。我们怎么办？好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回电给蒋先生，应邀前往，但应而不往，以观形势。不过，绥定是不能久住了，我们必须借此平稳之机，另寻他途！”

吴佩孚十分欣赏罗先生之见，说：“我对蒋不存幻想。在政治上，此人虽奸，但毕竟嫩些。就照罗先生之见，做点小小的姿态给蒋先生看看，我们干我们的。”

1931年5月22日，吴佩孚在下八庙发出发“东行”通电：

此次承蒋介公电约南游，溢精之爱，义当即日敬赴嘉招，借酬雅意。居蜀五载，诸叨庇拂，青城峨眉又屡经袍泽见邀，迄未一往。名山胜友，两系于怀。际兹首夏清和，便拟寻幽访旧，兼与诸友临歧把别，面申谢悃，随即取道渝万，转轮东趋。佩孚野鹤闲云，踪迹所至，务请诸公视为寻常羁旅，但期快谈风月，一偿夙愿，万勿稍事供张。掬诚奉达，尚祈惠察。

吴佩孚的通电，无疑是通知了成都和川北的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杨森等人：“我要走了！”于是，一封封欢迎他的电报，接踵而至，他们盛情欢迎，准备接待。李家钰、罗泽洲还在电报上说，吴经广安时，便前往顺庆、潼川去浏览嘉陵山水。邓锡侯单独电吴，“望早日光临成都，供张候驾，在礼必然。”

吴佩孚“声东击西”，以防万一。由下八庙启程并非东下，而是西上。蒋介石并非蠢材，吴佩孚的举止，他已猜透几分。于是通知刘湘，嘱其“在吴离川时所经行途间，妥为‘保护照料’。”

什么保护照料，乃监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