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刘”的总体评价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对“三刘”的总体评价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敞、刘攽和刘奉世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务实的治政作风，以及不卑不亢的做人原则，本着对君主，对朝廷的一片赤胆忠心，勤勤恳恳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在朝中，他们“食朝禄，谋朝事”，尽到一个朝臣应尽的努力和职责。在地方，他们亲力亲为，为下属树立清正为官的榜样，为百姓排难解忧，造福一方。他们克己奉公，不计个人得失和荣辱，不畏小人佞臣的谗言和毁谤，保持一个朝官为政应有的良知和责任心。他们勇于向皇帝直言进谏，即使招来贬谪之祸，也在所不惜。这种勇气和决心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不过这与他们刘氏家族优良家风的熏陶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在墨庄家学和家风的严格管教与濡染下，他们沿着祖辈、父辈们的足迹，勤奋耕读，刻苦求知，达到了博学强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超凡境界。他们通过科举考试，登上进士榜，成为朝廷的重臣和学术领域的名儒。他们秉持儒家传统，入世进取，和历史上许多有志文人学士一样，心怀辅政报国，济世救民的远大理想和抱负，积极作为，效命朝廷，不仅得到朝中刚直不阿之正臣的敬佩和举荐，同时也受到皇帝的重视和厚爱，以及平民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固然，他们在朝中正直敢言的独立个性和毅然挺拔的傲岸精神，也招致了一些狭隘佞臣的妒忌和诬陷，甚至得不到皇帝的理解和支持。为此，他们都有过放出朝廷，贬谪地方的曲折命运，好在他们坚持信守儒家圣贤之道，以一颗平常之心，坦然对待人生的不平遭遇，最终都能顺利渡过难关，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和认可。正如刘奉世所说：“我家世代只知道侍君尽忠，自我反省没有什么可以愧疚的，这完全可以让士大夫来评说。人生有得有失，这是常理，就像寒暑加身，即是善于养生之人也会生病一样，对此应泰然处之。”这正是他们整个刘氏家族成员步入仕途为官之心态的真实写照。

刘敞、刘攽和刘奉世的成功作为，不仅进一步发扬了他们刘氏家族家学、家风的优良传统，还彰显了刘氏家族治学治政的强劲实力并将刘氏家族门庭的荣耀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时期，使得他们刘氏家族，在北宋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他们在为官、治学两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已载入史册，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历史上许多文化名人对他们的学识、为人和做官等方面的成就和表现给予了高度的称赞和一致的好评。

《宋史·刘敞传》是这样评价刘敞的：“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为文尤赡敏。欧阳修每与书有疑，折简来问，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可见刘敞的博学多知有目共睹，得到了历史的认可。

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辟署录话》中是这样称赞刘敞的：“刘原父博学多闻，前世实无及者”。(www.guayunfan.com)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称“原父才思极多，涌将出来，每作文多法古，绝相似。”“气平文缓，乃自经史中来，比之苏公，有高古之趣。”认为刘敞的文章比苏轼的文章更具高雅古韵的趣味。

苏轼在《祭刘原父文》中称颂刘敞道：“昔公在朝，议论绝伦。挺然不同，其气以振。谈笑所排，讽喻所及。大夫庶士，敛衽以服。自公之亡，未几于兹。学失本原，邪说并驰。孰能诵言，以告其非。公自平昔，灼见隐伏。指挞讥诮，俾不克立。公归于原，谁于正之。”为刘敞的离世，深感惋惜，并认为是朝廷的一大损失，也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刘敞与欧阳修一起成为了金石考古学的开山祖师，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这样说道：“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而集录前代遗文，亦自文忠公发之。后来学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金石录》卷12《谷口铜甬铭跋尾》）把刘敞看成是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

刘敞研究学术力求探圣人之道，自己也以圣贤人格要求自己，刘攽在《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中称赞刘敞：“公为人亮直正固，其处己明甚，循理蹈义，志之所充乃形于言，不以纤毫异内外也。”刘敞精通老庄之学，他很赞同庄子灵活自在的处世方式，“内直者，与天为徒;外屈者，与人为徒。”（《送从父弟斁序》）他把内心刚正直爽，外在随和灵活的这种做法贯彻到了政事之中，并与其堂弟共勉。

欧阳修在《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并序》中亦说刘敞“规切人主，直言逆耳……方嘉祐中，嫉者众而攻之急，其虽危而得无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刘敞的直言进谏得到了仁宗皇帝的赏识和认可。

陈植锷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中总结刘敞对于宋学的贡献为三方面：自出新意，增字为释，改经就意。并举其《七经小传》对于《论语》一些例子加以了论证，点出刘敞开启了宋代改经的风气。指出“刘敞的《七经小传》，特别是关于《春秋》的五种四十卷著述，无论从质量还是从数量上讲，均超过了孙复的同类著作《春秋尊王发微》以及欧阳修的《诗本义》等经学专著”。

“清江三孔”中的孔武仲也写诗称颂了刘敞的博学才华及为人正直挺拔的高贵品格：“原父吾不识，闻之士大夫。少时己绝群，卓荤千里驹。读书足智虑，万卷力有余。善发六艺蕴，高谈低先儒。天文地理学，道藏及浮屠。纤悉无不讲，讲之皆集如。文章弄豪赡，咳唾玉与珠。为人又挺特，不与侠者俱。伉健虎独步，轩昂鹤仍孤。身虽登两禁，未及秉钧枢。爽气随流靡，敛收入清都。磋磋刘夫子，信是荀扬徒。富贵非穷愁，而复多著书。”（孔武仲的《刘公诗》）

刘敞一生不仅博学多才，胸襟坦荡，而且乐于助人，宽厚仁爱。欧阳修在《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并序》中说：“公为人磊落明白，推诚自信，不为防虑。至其屡见侵害，皆置而不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问有无，喜周宗族，既卒，家无余财。”对刘敞为官清廉，乐于助人，不敛私财，节俭治家的品格给予了高度称赞。

可见刘敞的为官、为人和学识等诸多方面都能得到同代及后学之士的敬佩和仰慕。

刘攽和他兄长刘敞一样，学识渊博，为人坦诚通达。《宋史·刘攽传》是这样记载的：“（攽）为人疏俊，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

王安石在《送刘贡父赴泰州清水》诗中这样称赞他：“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在《过刘贡甫》诗中又赞美他：“才高意大方用世，能言奇字世已少。”还常说：“吾在京师心服者二人，攽与吕公著是也。”苏轼、范存禄等人都称赞他：“博记能文……身兼数器。”

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在给刘攽写的祭文中说：“强学博敏，超绝一世。肇自载籍，孔墨百氏，太史所录，俚闻野记，延及荒外，阴阳鬼神，细大万殊，一载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旧章，盈廷不知，有问于子，归如得师。直贯傍穿，水决矢飞。一时书林，众俊并驰，满堂贤豪，视子塵挥。”生动地描述了刘攽渊博的学识，下笔自能舒卷自如，充满神采。

朱熹也曾提到：“贡父文字，工于摹仿，学《公羊》《仪礼》，亦复称之。”

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对刘攽诗歌的评论说：“风格上是欧阳修的同调。”高度评价了刘攽的诗风格调达到了欧阳修的水平，与欧诗比起来是毫不逊色。

刘攽才思敏捷，精于史学。他协助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负责汉史部分修编。刘攽不仅负责战国秦汉部分编写，还为司马光删定《前汉记》整理《后汉记》和《魏记》，并起草魏至隋部分。司马光高度评价刘攽“研精极虑，穷竭所有，夜以继日。编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挟擿幽隐，校到毫厘。”刘攽为完成中国最伟大的史学经典，功不可没。

刘奉世继承了父亲和叔父的勤奋好学之传统，经过自己的刻苦耕读，最终也成为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并且在治政方面有独特的才能。《宋史·刘奉世传》是这样说的：“奉世优于吏治，尚安静，文辞雅赡，最精汉书学。”

欧阳修曾对刘奉世的才华也是称羡不已，说道：“生子如刘奉世者，真千里驹也。”

曾巩对刘奉世评价很高。他说：“（奉世）文学法理，咸精其能。”对刘奉世的多才多艺给予高度称赞。

总之，刘敞、刘攽和刘奉世顺应了宋朝推崇文人治政的时代需求，集官吏、文人和学者等多种才能集一身，是典型的多栖人才。他们在政治仕途和学术领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既是他们刘氏家族墨庄家学严厉科教的结果，也是他们自身自觉秉承家学传统，刻苦耕读，拥有真才实学所结出的人生硕果。正如朱熹在《刘氏墨庄记》中所说：“鸣呼！非祖考之贤，熟能以诗书礼乐之积，厚于子孙，非子孙之贤，熟能以仁义道德之实，光其祖考？！”既有祖上垂范，又有后人传承，才造就了像刘敞、刘攽和刘奉世这样精政博学的旷世之才。可见，一个家庭的家学家教之风，对后代的影响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