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敞的金石学成就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敞的金石学成就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宋代金石考古之学肇端于刘敞和欧阳修。赵明诚说：“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而集录前代遗文，亦自文忠公发之。后来学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赵明诚《金石录》卷12《谷口铜甬铭跋尾》）。

刘敞在金石学研究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新局面。自汉至唐，人们对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知之甚少，除了极个别的学者曾对出土的先秦器物作过零星的考释以外，大部分人都把古铜器的出土视为一种神秘的祥瑞，例如汉武帝在位的第25年（前116）就是因为发现了一件古鼎而改元为“元鼎”元年。在神秘意识的影响下，人们对先秦铜器的态度是膜拜而不是研究。直到宋代，学者们才开始把商周青铜器当作一种文物来看待，从而使所谓“吉金”真正成为欣赏和研究的对象，使收藏和整理青铜器成为一门新的学问。在系统研究青铜器方面特别是在结合历史研究青铜器方面，刘敞是第一人，所以他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欧阳修在《集古录》的跋文中说：“嘉祐中，刘敞为永兴守。长安为秦汉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没于荒基败冢，往往为耕夫牧竖得之，遂得传于人间。刘氏喜藏古器，由此所获颇多。”后来刘敞将自己收藏的11件古器物的器形和铭文描摹下来，集为一书，又在书前写了一篇总结性的序文，题名为《先秦古器记》。序文中说：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识，皆科斗书。为古学者，莫能尽通，以它书参之，乃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时，于今盖二千有余岁矣……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终此意者，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最后几句话指出，研究古器物及其铭文应从三方面入手：第一从礼家的角度研究它所反映的先秦典章制度；第二从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先秦文字；第三从谱牒角度研究先秦贵族的谥号世系。这些论述为以后数百年的青铜器研究确定了大致范围，见解是十分精辟的。诚如现代考古学者所说：“盖古器之学，略尽此数语。”

这种采用出土之金石新材料与前人著述相比勘印证的新方法，从制度文字世谥角度来研究古器物，与近世由西方传入的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多有相契合之处，可视作王国维“取地下之遗物和纸上的遗文相示正”的学术方法之先声。刘敞不仅提出此理论，而且用其进行研究。据方勺《泊宅编》卷6载：“刘原父帅长安，得汉宣帝时铜甬一，上有识云‘容十斗、重四十斤。’原父以今权量校之，止容三斗、重十五斤。”得出结论：汉代量器较宋代为小。又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刘原父博物多闻，前世实无及者。在长安有得古铁刀以献，制作极巧，下为大环，以缠龙为之，其首类鸟。人莫有识者。原甫曰：“此赫连勃勃所铸龙雀刀，所谓大夏龙雀者也。鸟首盖雀云。问之，乃种世衡筑青涧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这二例可以看作刘敞研究古器中“礼家明其制度”之实践，也可知其所指“制度”，不仅指狭义的宫廷礼仪名物制度，而且也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制度。(www.guayunfan.com)

刘敞长年搜集古器物，故对文物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刘敞在长安时，得到历代的钟、鼎、器皿数十件，都有篆刻铭议，文字奇古，刘敞按而读之，以此考证到前代的制度用匜（音姨）、敦（音兑）、簠（音甫）、簋（音轨），和前代的学者所说不同，他还发现了“齐黄同冕”的制度，甚至连《尚书》《三传》都没有记载。他对这些古物非常珍惜，并说：“我死，子孙以此熏尝（祭祀）我!”（《刘公行状》）在养病的时候“阅古器以自适”（同上）。他考古对先秦情有独钟是不仅因为器物的稀少而珍贵。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经学家认识到这些都是“圣王所立”而成的制度和规范。他说：“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记，圣王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矣，独器也乎哉？”（《公是集》卷36《先秦古器记》）因此，古器物和《诗》《书》一样是弥足珍贵的宝物。

欧阳修与刘敞都是北宋著名金石学家。欧阳修以《集古录跋尾》著称，刘敞以《先秦古器记》闻名。南宋理学家朱熹说：“集录金石于古初无，盖至欧阳文忠公始。”所以有人称欧阳修是金石学鼻祖。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指出“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所以也有人称刘敞是金石学开山。应该说欧阳修与刘敞在金石学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占有同等的地位。

欧阳修一生酷爱收集碑帖和古物铭文，努力纂成《集古录》。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所谓“六一”，其中之一就是“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集古录》始集于庆历五年（1045），完成于嘉祐七年（1062），前后花了18年时间。

欧阳修集录金石文字，除了自己多方搜求外，还依靠朋友的大力帮助，其中以刘敞出力最多。嘉祐六年（1061），刘敞知永兴军时，常常将获取的出土文物制成拓片寄给欧阳修。欧阳修记载云：“故余家《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最后成余志者，原甫也。”如《毛伯敦铭》《韩城鼎铭》《叔高父煮簋铭》《商雒鼎铭》《周姜宝敦、张伯煮臣铭》《伯冏敦、张仲医铭》等，都是刘敞赠送的。

欧阳修集录古器物铭文，不仅是为书法和文章艺术欣赏，主要目的是为考订史实。他在《集古录目序》中说：“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网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刘敞不仅为欧阳修赠送古器物或铭文拓片，而且运用古文献、古文字知识帮助他“考按其事”。欧阳修记载说：“原甫博学，无所不通，为余释其铭以今文。”

在帮助欧阳修编纂《集古录》的同时，刘敞利用知永兴军的便利条件编成《先秦古器记》。刘敞在文中序言里说：“先秦古物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识，皆科斗书，为古学者莫能尽通，以他书参之，乃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王时，于今盖二千有余岁矣……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侯好古博雅君子焉。”刘敞搜集古物奇器也不是徒具耳目玩好而已，而是详细记录其获得地点和具体形状，考定其时代，释读其铭文，指出其功用。如他在《张仲簋赞》序中指出：“右二簋，得于骊山白鹿原。簋者，稻粱器。其铭曰‘张仲云云’。张仲，见于《小雅》，宣王臣也，所谓张仲孝友者矣。籀书奇字，不能尽识，当有能辨者。”刘敞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会饮时，常常拿出收藏的古器物或铭文拓片给客人观看，切磋金石之学。有一次，刘敞拿出家中所藏《周亚夫印》等古器给梅尧臣等人观看，与他们“字辨亚与恶”。还有一次，永兴军李士衡观察史家藏一端砚为刘径州所得，他们都宣称是宝。刘敞取来一看，大笑这是假的，并作讽刺诗：“李侯宝砚刘侯得，上有刺史李元刻。云是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灵卵石。我语二客此不然，天宝称载不称年。刺史为守州为郡，此独云尔奚所传。”这首诗从古文物鉴赏的角度揭露了赝品，使李士衡砚不敢再招摇过市，保证了历史文物的纯真性。刘敞还有《永叔附寄滁州庶子泉李监题十二字》诗云：“琅琊山侧白云溪，石壁何年李监题。翰墨一时称妙绝，尘埃数字尚端倪。惊看龙虎潜光彩，恨使莓苔损角圭。大叫发狂心未足，竹林幽赏负招携。”由“大叫发狂心未足”句可见，刘敞对古代铭文十足的痴狂。其中体现出宋人对古器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资以修养自身雅趣的倾向，显示了宋人雅化的意趣。刘敞和欧阳修二人对古代器物的整理，为后人用心于此事起了引导的作用，赵明诚《金石录》卷第十二《古口铜甬铭》跋云：“右《古口铜甬铭》，旧藏刘原父家，一器而再刻铭。始欧阳公集录金石遗文，自三代以来法书皆备，独无西汉文字，求之累年不获.会原父守长安，长安故都，多古物奇器，原父好奇博识，皆购求藏去。最后得斯铭及行镫、博山香炉，模其铭文以遗欧阳公，于是西汉之书始传于世矣。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而集录前代遗文，亦自文忠公发之，后来学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充分肯定了刘敞和欧阳修在古器物整理上的先导作用。刘敞另有一些表述他进行石刻研究的诗，如《麻黄州送李斯石铭二十一字》：“麻侯昔为莱子国，海滨渔人献文石。云是秦始皇帝东巡碑，二十一字李斯迹。桑田变海岸为谷，此石亦沈沧海侧。浪翻水转石段空，偶存数尺非人力。文章虽传失首尾，犹与史记无差忒。字形讹缺非昔时，蛰龙病虺相排迮。念昔属车八十一，气如虎狼食中国。方士献策通神仙，谀臣奋笔夸功德。始皇未死名已灭，秦地初分石皆泐。迩来似觉天意然，欲令后世羞其惑。君不见夏禹九鼎传三王，末年乃随殷社亡。时平往往暂一见，龙文玉铉曾无伤。圣贤作事宜万代，是非圣贤多立坏。”等。

刘敞不仅自己考证古物，还帮助好友欧阳修编撰《集古录》，刘敞出知永兴军时，特意将收集来的古器物制成拓片送给欧阳修，而且二人经常在会饮时以阅古物自娱，欧所记《集古录》很多经过刘敞的考订。“昔子读欧阳公集古录，知其所记古器物，形制、量数、篆刻、字画，必经刘原父侍读反复论辩而后定，原父之学不可知矣。”欧阳修自己也说：“故余家《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原父博学，无所不通，为余释其铭以今文。”又说：“最后成余志者，原父也。”由此可见刘敞在金石学上的造诣是很深的。王国维也是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他说：“原父所云‘制度、文字、世溢’三者，虽经数百年数十家之攻究，所通者劣得其半。”而刘敞在《先秦古器记》中谦虚地说：“众不可概，安知天下无能尽辨之者哉？”大学者王国维的话最终证明其后几百年的数十家学者在这些古器物研究上没有达到刘敞一半的水平。《宋史》本传记载：“（刘敞）尝得先秦彝鼎数十，铭识奇奥，皆案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孙以此蒸尝（祭祀）我。’”他喜爱文物并非局限于欣赏，而是想把文物上升为研究历史的材料，这一点尤为难得。对于刘敞的古器物癖好，当时有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刘敞晚年患有脑疾，“不复识字，日月儿女皆不能认”，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当年“多发冢墓求古物”得罪了神灵。后面这种说法仍然植根于对古墓和古器物的神秘意识，表现出一种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两相比较，刘敞发墓考古的行动就显得更为可贵了。

在多年钻研的基础上，刘敞总结出一套金石学研究方法，即“礼者名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这种制度、文字、世谥三面法，对欧阳修等人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