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敞的文学成就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敞的文学成就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敞的文学创作以诗、辞赋和散文为主。根据其弟刘攽的《〈公是集〉序》所说，刘敞著有《公是集》75卷，其中古诗20卷，律诗15卷，内集20卷，外集15卷，小集5卷。但后来明代的《永乐大典》载有《公是集》54卷，清朝馆藏《四库全书》依照《永乐大典》的记载，刊有《公是集》54卷。这个54卷本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公是集》全本。

刘敞学识广博，不仅为文敏捷，而且思想宏深通赡，所作文章都能根植于儒家圣贤经典，在创作技巧方面又善于集众家之长，兼收并蓄，熔铸一家，形成独特的高古文雅的特色。在骚赋上，既有屈原《离骚》中浓烈的自我抒情色彩，善于学习先秦骚赋的铺陈比事，又能将骚赋的华彩、结构、韵律和思想内容有机结合，彰显骚赋在文学性与现实性方面的属性和功用；在散文上，刘敞的政论文如论、议、说、奏疏、义辨等出入经史，破立有据，语言平雅，体势遒劲，远承孟子，近师韩柳，和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一道，把古文推向通俗化、主流化、实用化的进步方向，以较高的成就成为宋代散文运动的代表之一；在诗歌方面，刘敞诗歌善于用平易晓畅的语言将自然物理物态与内心情感熔铸、升华，形成味淳理质、格调高古，境界浑成的特色，长于五古，在宋初诗坛中自成一家。

一、儒家正统、经世致用的骚赋[27]

刘敞现存赋和骚体文共31篇，其中律赋21篇，其余均为骚体。他的辞赋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高扬忠君为国思想，宣扬忠信礼义的核心观念，表现自己以完美道德人格自命而特立于衰世的孤独感，同时意在树立圣贤古道，为治世垂训的准则，体现了浓烈的经世致用之情怀。(www.guayunfan.com)

首先，刘敞的辞赋表现了自己以高尚道德人格自命而特立于世的孤独感。刘敞治经跳开泥古派恪守章句之学的老路子，直探圣贤心传，潜思默想，凝诚弗变，深得儒家教义的精髓。他自身坚持追求高尚和完善的道德人格，以合于圣贤经传的人格理想自律，这种征圣和体圣并举的品质和同时代的儒者大异其趣。因此，刘敞辞赋中的孤独感正是以高尚和完善的道德人格自随和不见知于世俗的苦闷，是德行修养方面曲高和寡的孤独。《秦昭和钟赋》是一篇托物抒怀的佳作，是作者直集贤院时所作。时值治平三年（1066年）左右，刘敞在赋中写秦昭和钟律具有幽赞神明、沟通天人的音乐境界。由此，作者巧妙地喻指自己抉探古之圣贤之壶奥，直承圣贤之古道，具有极高的人格境界。赋中写世道凌夷，昭和钟湮没无闻，借以比喻在大伪斯兴的衰世，圣贤古道久不行于世。赋中写道：“夫固夏声之所出兮，袭二周之余徽。苟延陵之既没兮，哀知音其为谁。询款识之尚传兮，邈沮、颉之遗迹。世行隶之趋俗兮，又虽久而不觌。响沉潜以寂寞兮，文幽晦而蔽匿。鲜人情之好假兮，在独异而为谪。”刘敞认为古之长沮、延陵等固守节操的人才是自己的知音，季世人心趋俗，自己曲高和寡，知音难求。作者以直承古道者自命，表现了浓厚的崇尚道统之意识。在《栟榈赋》中把栟榈描绘成一个刚健专直，廉正可亲，中立不倚，克己修身，表英众木的君子形象。赞颂栟榈洁身自好，遁世无闷的光辉品格，文末鲜明地宣告：“明告君子，吾将以为则兮。”很显然，作者是托他物言己志，抒发自己以实际行动实践理想人格的进取精神。《离忧赋》塑造了一个精魂骏迈蒙翁，气形贸乱荒瘁，抚心抑志，远徙穷荒而不肯输欢驯教，事废而志激扬，弥谤于当世却驰思于昊天，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却因不肯同流合污，放弃理想而决心以死蹈义的屈原形象。作者完整地把握屈原在“独醒”的孤独寂寞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强烈爱国精神的召唤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品德。深刻揭示了屈原矛盾痛苦的精神世界。以离忧为题，正是表明代表时代方向的“人”不见信于世，“道”不见行于世的“离”及“忧”，这是超越小我，为社会的利益而离忧的宽广情怀，因此屈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可见作者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贵知我者希赋》中，作者赞扬老耽以“圣人不从事于俗，贵知我者希”相标榜，作者和其光，同其尘，所以不顾“鹜民”之怨，追求的是出乎类，拔乎萃，他认为古之圣贤以贱为在人，以贵为在己，因此“益审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理，是以不同誉于流俗，期度越于诸子。”“道之精者可以神交，不可以功计，意之微者可以心照不可以言谓，是以知之弥众者其术弥下，识之愈希者其身愈贵。”感叹世俗之士“务于人之知而不计其不可，急于己之贵而不悟其在我，市义于比周，而衔名于众伙。”表明作者追求高洁品质的理想。

其次，刘敞的辞赋大力倡导圣贤之道，为治世垂训作准则。刘敞思想的核心是要实行王道，因此他有强烈的崇礼复道的使命感。在辞赋中对所谓治世之道大加褒扬歌颂。如在《王配于京赋》中引历代皇帝之事迹指出：“文武并用而治乱随时，明圣不同而述作相继”。作为皇帝如果以德治国的话，就不必“道上古之书，希成康之治，语鸿荒之事，慕尧舜之名”，并具体提出：“上方法太祖之武以平叛，继二宗之文以永图”。也就是说，德是治世的基础，皇帝推行圣贤之道，就能像古代圣贤们那样治理国家。针对现实，作者提出了文武并用的德治方针。在《三命不逾父兄赋》中主张封建礼教的作用应受到重视：“正外者必慎其内，代远者亦资于迩”，所谓蛛不凌近，卑不读尊。“百官辣也，故朝于外；九族亲也，故治于内。于外故右贤而贵爵，于内故尚亲而立爱。”“礼或三赐，亲唯一概。”“事父严则忠可资于君，事兄谨则顺可达于治，故尊尊贵贵者礼之叙，亲亲长长者仁之至，爵虽无士，非父党之可逾，位绝诸昆，亦雁行之相次，是谓人之大伦，国之元纪，以睦兄弟，以亲父子，贵抚骄汰之失，贱有和顺之理，故曰：正家而天下平。”同样也是从治国高度来考察评价礼制的重大作用。《下令如流水赋》以水喻君之令，“得其道则万方咸，犹川之决焉。失其义则千里违之，如泽之童尔，必也。”“舒漠定命，平易近民，使上渊源之喻，下无垫隘之固。”主张“开物成务，稗王泽之咸均”，强调“令出于上，民行于下”的关键是顺民心，指出“功以众成，官以理盛，未有违众而功遂，越理而官正。”说理形象透彻，层次井然，说明了王事最终“渐于人不渐于事”的深刻道理，闪耀着人本主义的光辉。这样的见解在当时来看确实是新颖独到。明显地在圣贤经传的基础上做出了较大的理论创新，对现实也是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在《后非贤不刈赋》中，刘敞深刻阐述了延览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国家万民，不能只靠君主一个人去教化和管理，因此要博选群智，仰成众职，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国家的管理应该“用之者众，治之者专”，才能“聚精会神，增固本朝之重”，要想创业垂统，就必须推举当世贤才。非明君不能得士，非贤士不能康时，因此圣王应该“总览英雄，族别能否，仄席思进，询谋虚受，重禄赏以劝其前，远谗邪以固其后，名泽纯粹，士得以愿忠，功烈昭明，下欣于戴后。”并且说：“虞舜之圣也，由穆穆而兴，文王之仁也，以济济而宁。”古代圣贤君主之所以能够创造太平盛世，都是因为人才济济，能者云集。他说：“好善者得民之大略，颇俊者事帝之王经。”喜欢有才干的人的君主往往能把握百姓的疾苦呼声，任贤用能往往能王显帝业，“一德永孚，实茂宣于圣职，众材并用，弥上潭于君灵，盛矣哉。”所以如果君主能够按照作者所主张的那样去实行的话，就一定能实现“太平之功，垂万世而不废。”这是从人才的角度去论述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也涉及到国家的发展战略的根本问题，同样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在《御试戎祀国之大事赋》中，刘敞提出了在国家安全上积极防御的思想。他说：“戎在御侮，祀在飨神”“惟保民者莫若戎，以驭神者莫若如祀”“威四海者兵为急，叙五经者祭为最。”“民神之事不一，皆以底和平，腥熟不姐不同，皆以福中外。”“故圣王劳意于用众，致诚于逆禧……犹仲尼陈三慎之端斋及战，箕子序八政之目兼祀与师。”特别强调“天下虽治亦将御戎，大而慎之则蒙福，细而慢之则亡功。”“非戎无以威远，非祀无以著洁。”

作者认为，武力也是为了和平，即使是治世也要准备用武，只有软和硬两手抓，才能保持和平。作者这种积极防御的思想，在宋仁宗实行妥协的对外政策下更能显示他的高瞻远瞩。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契丹、西夏等外族政权对中国的侵扰和威胁，主张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纵横论》中他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得出破纵散横的策略，就是打破契丹、西夏的联合对北宋构成的巨大威胁，同时在国内时刻备战，不让妥协思想瓦解自己的对敌斗志。“敌兵盛西北”“相望戒轻矫”（《初雁》卷10）“国耻吾亦羞，如何扫封疆。”（《初夜》卷8）这些都表明刘敞非常重视武力在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重大作用。其他如《圭璋特达赋》《享礼有容色赋》《乡饮升歌小雅赋》《不下堂见诸侯赋》《路寝听政赋》《郊用夏正赋》等都能从圣贤之道的各个方面条分屡析地倡扬儒家教义，企图为世人树立儒家重礼厚文的行为标准及完善的道德人格。

刘敞在用人、军事、礼制、人事等问题上的看法，集中表明了他推行王道，励志图强，振颓拔弱的愿望及理想。他善于从全局角度去思考，根植于儒家思想和历代兴亡治乱的深刻教训，但又不拘泥于经典和教条，在重大社会问题上总是在继承中有所变通，具有宝贵的自主精神和开拓进取意识。

第三，刘敞在辞赋中表现了挽救世道人心的使命感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他以直承古道者自命，希望通过宣扬圣贤之道，来唤醒沉溺于势利之争的乱世，具有强烈复兴古道的使命感。在《在陈赋》中，刘敞感慨孔子穷而忧大道之不行，抒发了自己的淑世情怀。这篇赋由孔子困厄于陈蔡引出对保身与救世问题的思索。赋中首先表现了对孔子孜孜以求的困惑：“方从者之告病兮，门人愠而加疏。虽藜羹有不具兮，死与生而杂居。麟伤足于组商兮，龟见縻于豫且。处陷阱而不知避兮，谓圣智其焉如？其身之不皇恤兮，庸后世之能图？游中国莫我信兮，在蛮貊而行乎？”儒者主张立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子在门人加疏、藜羹不具的困厄中，却为复兴礼乐教化而奔波，作者对此感到十分费解，更使他费解的是，孔子当时处在一个以权诈武力争雄的乱世，大道沉沦，圣人当遁世无闷，处身乱世而以求传道于世，孔子的行为似乎不合儒者的立身原则。在这里，刘敞采用欲纵故擒的手法，写自己的费解、困惑，其实是为了突出孔子为天下作则，为治世立法的使命感。所以，赋中结尾，刘敞抒发自己拯救颓世的志向道：“所贵松柏之特操兮，非以其在春夏而青青。必将历岁寒而后彤兮，斯可以见天地之炳灵。”“感吾党而怀归兮，聊舒忧以淫衍。躬木铎而周流兮，岂戚嗟而思反？”从这篇赋可以看出，刘敞对遁世无闷、明哲保身的立身准则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向往不论穷达都济世救民的人生。在《七经小传》卷下解《论语》“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章说：“‘浮于海’，非仲尼意，而仲尼为若言者，盖言己在天下，道不行，则去周流四方，若乘桴之游，随波转薄矣。”他把“乘桴浮于海”理解为“周流四方”去传道，这种见解有悖于孔子本意，却反映了刘敞的立身原则和治学作风。这则文献与《在陈赋》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在刘敞看来，不管在什么境况下，儒者都应肩负起挽救世道人心的使命，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因此，他不主张隐居守志。《吊海文》凭吊徐衍等人，这些人在君昏政乱之时，自放海上，刘敞一方面赞美他们洁身自好：“先生之意，我知之矣，上暗下塞，是非罔诏，孰若自放至清之流？行乎无朋，言乎无伍，孰若高蹈，与世无睹。”另一方面又指出浮海的行为实不足取：“嗟东夷之溷浊兮，孰有慕夫先生之所为？诚自托于圣人兮，名磨灭而无期。”指出消极避世非儒者之举。这篇赋有明显模仿《楚辞·招魂》的痕迹，文中描写沧海之险恶，东夷之荒蛮，不易久居，手法与《招魂》一致。

第四，刘敞的辞赋围绕义、利，对人生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北宋中期，党争兴起，当时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利、义之辨。刘敞在义、利的问题上具有保守倾向。他认为立德、笃守儒家之义是人生第一要务。在《题东汉逸民传后》当中刘敞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此所谓不遭时者，非激世长往者也。古之君子进以礼，退以义，故进不谓之贫，退不谓之伪，以其身为天下法也。”明确指出，立身进退，唯义所存。在《吊二岳生文》中，刘敞进一步阐明义在立身行事方面的重要性。赋的序称，州郡立学，命处士往受。岳州二生辞亲而来，既久告归，渡洞庭遇大风而亡。这篇赋是为了凭吊这两位不得已而入学的生员而作。作者认为修身立德远甚于入学求仕，儒家大义重于个人私利。赋中指出：“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利，夸者汉权，贪夫踣势。岂独二子兮，又吾以悲于今之世。竞进之为悦兮，静退之为愚。干禄之为敏兮，守节之为迂。”他对世上见利忘义的行为进行谴责。刘敞崇尚的是重义轻利的人生态度：“昔重华之事叟兮，躬秉来乎历山之下，受帝禅之不喜兮，夫孰欣于进取？”“故君子审乎自得，安乎幽贞，道德为爵，仁义为荣。不以贵故学问，不以贱故自轻。”主张笃守仁义，不以贫贱富贵而动摇。

刘敞的辞赋在艺术技巧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形成了“事信、理淳、质实、辞美、意畅”的美学风格，作者在创作中善于以事推类、以理导情，如在《王配于京赋》中，作者首先总结宋太祖在群雄纷争、五季瞥戒局面下，“自天生德，内揖让以兴治，外征伐以宣力。武节飘逝，枯恶者丧其巢，盛德日新，为善者得其职。”从而得出要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作者并不是崇尚武力，相反强调要以德治国，接着深刻阐述从成康之治，尧舜之名，到文王之仁整个上古社会圣君贤主的共同特点——以德治国，继而挖掘德与治国之间的联系和内涵，这样以事推类，从而得出唯德是求的结论。逻辑性强，词句之间主旨含而不露，凝而能畅，贯穿始终，语言简洁雅厚，证据充分，思维通透，因此读来使人觉得文理兼畅，蔽塞顿开，说服力强。又如《享礼有容色赋》指出接待外宾时的仪容仪貌。“聘既尽礼，享难极恭，俨多仪而将事，发和气而盈容，庭实序陈，嘉奉辞之逊悦，宾容改观，之结好也，知饰貌之肃雍。”在外交场合中，应该把握礼节的度：“过恭而奚害客非俨而何观？张驰者，所以为文武之道，茂悦者，宝四器以同升，体盛则文缉，率众介而将事，心广而体胖。”所以昭邦国之欢。外交礼节的原则是“济君灵于辑睦，戒臣节于轻惰。”从外交的仪式上说明俨仪式和体貌，耸温颜来达到结好的目的。因事而发，对现实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宋代外交频繁的一种需要。作者始终站在国体国威的高度对各种礼节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标准，从中可见严谨爱国的感情。

刘敞辞赋词采丰富，气象浑成，句式于整齐藏有变化，音乐性强。首先是音律上，以《路寝听政赋》为例：“朝位非一，邦仪必分，稽辨方于路寝，资听政于人君。深居法宫，耸顺昂之上德，总揽几务，集王远之洪勋。古之大献，礼存异数，朝廷有内外之辨，必为之定位；宫室有游燕之别，宜慎其常度。于赫太寝，维亲庶务，政教于此乎成，号令于此乎布。收视反听，虽深处于虎门，安上治民，将率遵于王路。业业明后，巍巍广居，诚制治而钦若，岂便安而自如。高拱内朝，思无求于出位，究观治体，制必便于宗予。大则四方之风，小则一国之政，举而失，则民受其蔽，行而当，则世蒙其庆……”通过朗读，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音节上的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句与句之间参差错落，句式回环往复，音域宽广，旋律优美，可见作者在音韵上的功力相当深厚。其次在辞藻上，刘敞辞赋“词章灿然”。如上例，名词如朝位、深居、总揽，邦仪，法宫、几务，路寝、人君，上德、洪勋，动词如稽、资，耸、集，形容词如业业、巍巍等，都能相关相对。对仗工整。特别出色的是刘敞辞赋贵体不贵奇，文字得体朴素，质实理淳，整体上气平文缓，境界浑然。体现了很高的文学素养和思想修养。可以说，刘敞辞赋和他的散文一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二、开合自如、论辩有力的散文[28]

刘敞登上文坛时正是处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高潮时期，他和诗文革新运动的两位主帅欧阳修和梅尧臣极友善，特别和梅尧臣志同道合。同时刘敞也是诗文革新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刘敞的诗风和梅尧臣是一路，在散文上他博采众长，在道与文的关系上，以六经为旨归，与欧“道胜而文自至”的观念相一致。表现在文章上，则表现为立论高严旨远，破立精准到位，论证条分屡析、气平文缓，庄重有体，用词意义周详，语言精练晓畅。特别是奏疏一类，由于刘敞深得仁宗皇帝器重，允许他对时事中的敏感和棘手问题私下发表看法，因此他的奏疏就有开导聪明，献计献策的巨大功效，这就在客观上对文章写作提出了比一般奏折更高的要求。不但要求持论准的，论述精当，思虑详瞻，泾渭分明，而且在官场斗争中，大臣们因为各自利益互相攻击，或各执一端，皇帝不能裁决的时候，作为近臣，要想自己的主张被皇帝采纳，就必须善于分析，长于论辩。特别是在语言上既要诚恳得体，又要把握分寸，既要文雅可观，又不可僻涩古奥。这样就形成了刘敞的散文在思想上持论准的，语言上文雅可观，长于分析论辩的独特艺术特征。除了奏疏、论、辩之类，刘敞还有一些记叙文，如序、跋、记等。在序跋中刘敞喜欢称赞别人长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须纤有致，有种兴到笔至，随意挥洒的灵动和潇洒。一些记如《欣欣亭记》等记叙之中揭示道理。刘敞还有一些杂著，或发明心得，揭示圣贤之意，或针砭时弊，以矫世俗，或考证正误，溯本追源。

刘敞散文中最出色的是奏疏之类的政论文。在北宋初期政治革新、边患、天灾人祸、礼制人事等诸多问题上，刘敞都根据事实本身的是非曲直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而不从个人或党派的私利去言事干政，因而提出了很多正确的主张，并且大多数为皇帝所采纳，对国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如在人事问题上，至和二年（1055）六月，御史中丞孙林、翰林学士欧阳修、知制浩贾黯、韩绛等人因为上书请求罢免宰相陈执中不成，纷纷请求补外（离京任地方官），得到仁宗皇帝允许，殿中侍御史赵作上书表示反对：“窃见近日以来，所谓正人贤士者，纷纷引去，如吕漆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吴奎被黜知寿州，韩绛知河阳，此皆众所共惜其去。又闻欧阳修乞知蔡州，贾黯乞知荆南府。侍从之贤，如修辈无几，今坚欲请郡者，非它，盖不能曲奉权要，日虞中伤，皆欲效漆、襄、奎、绛而去耳。今陛下又从其请而外补之，万一有缓急事，陛下何从而询访，何从而质正也？伏望陛下勿使修等去职，留为羽翼，以自辅助。”当时任知制浩的刘敞看到这种情况，连上《上仁宗论辩邪正》和《论邪正》二疏，前者以人体五体元首、股肪心普、耳目、筋肌枝节血脉譬喻朝廷里君、执政、谏官御史侍从、内外群有司等人，认为君臣之道本是一体，人体一脉不和则为疾，国家一官不和则为害，就像人体股肪心普发生病变危害最大一样，执政不和对国家的危害也是最大的。“夫执政者，辅赞万机，为国大臣，日至君前议论天下之事，赏善罚恶，进贤退不肖，喜怒系乎人情之舒惨，邪正系乎朝廷之盛衰。（《公是集》卷31）执政和则“类无猜嫌，所议皆合，事必极其理尽其善，然后行下，人固悦服而察从之。承流宣化，风动草僵，遂使天下蒙其利，岂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升平而令国家享祚于数百年者矣。”并以西汉陈平、周勃，唐朝房乔、杜如晦四位贤相用心至和而使国家长期升平事迹为佐证。执政不和则“议事之间动有疑贰，或忿争于官府，或辨列于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无至当之论。假使疆自牵合，终或乖决。互相厌苦，阴肆倾挤，门下宾朋，助为摇撼，彼此窥伺，是非纷絮，忿逞私憾之仇，何恤公家之事，既行于下，人不悦服而不肯察从，沦青展转，遂至天下受其蔽……至有贾祸召乱，为国大患而不可救者矣。”并以唐朝贤相裴度与奸相李逢吉一兴一乱对比，唐嘻宗时郑政庐招二相营私拘己，用心不公，挤陷忠良，败坏时政，剪弱王室，覆亡宗社的历史教训为戒。接着指出君子常寡小人常众，小人常胜君子常不胜的事实，揭露小人“不胜则阴阳交结，互为朋蔽，驾虚鼓扇，白黑杂揉，千岐万辙，眩惑主听，必得其胜然后能己也，小人既胜则益复肆毒于良善，袅心尬志，无所不为”的险恶嘴脸。从而提出明君的第一要务在于能辨别君子小人而取舍，而不在于“烦思虑、亲细故”的见解。最后作者诚恳而深情地说道：“恭惟皇帝陛下察上圣之资，嗣累朝之业，缆服未久，勤劳己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乱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机，凡所选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逮用之，所怒者未可逮弃之……又人所毁者未必为恶人，所誉者未必为善人……臣昨蒙陛下召从，僻左之外，起于衰病之中，抵是念其旧人，授以国钧……愿陛下持古鉴今，选贤与能者，乃犬马之至诚也。”后者更直接肯定欧阳修等人有直质无流心，议论不阿执政，有益于当世，不应该让他们离朝外任，以免奸臣当道，使境外政权觑觑朝廷，有可乘之机。这样的奏疏其理灼灼，其情昭昭，议论削切，作者讽喻之旨不言自明。经过刘敞等人的讥讽，欧阳修、贾黯等正直有才之士又重新留在朝中。在《上仁宗论吴充不当以遣责礼生被逐》《上仁宗论大臣不当排言者》中，针对执政陈执中怒谪不附己意的礼官吴充的事件，指斥执政“蔽君之明、专君之权而擅作威福。”要求皇帝“收揽权威，无使聪明蔽塞，法令不行。”

在涉及礼乐的问题上，刘敞更是当仁不让，推原《春秋》之法，维护礼乐的庄严，至和元年（1054）正月，仁宗宠爱的张贵妃在31岁时英年早逝，号温成皇后，有官员为迎合仁宗的悲痛心情，提出为温成皇后立忌日，仁宗不顾礼官反对，执意下旨为之立忌，刘敞上《上仁宗论温成立忌》（《公是集》卷32），说宗庙大礼，至尊至重，后庙（仁宗四位母后）尚且不立忌，为贵妃立忌是变古越礼，是“贵娶于批，尊璧于嫡，上不足以事宗庙，下不足以教后嗣。”会贻笑万世，亏损盛明，引导仁宗认识到不能因为一己私爱而置礼法于不顾，这样仁宗才改变决心。

嘉祐四年（1058），仁宗想要为自己废除的郭皇后建影殿，配于后庙，并下学士院详定，议者认为可行，刘敞上《上仁宗论景灵宫不当建郭后影殿》（《公是集》卷32），认为郭皇后只能复其皇后之位，但不能享受谥号及后庙之礼，因为这样做会给后面的君主出现有二嫡的情况，给后代以礼分不明的严重后果，礼官张洞等人与刘敞反复辩难，但是皇帝下诏同意刘敞的主张。

嘉祐四年（1058），仁宗将要在太祖庙举行袷祭（袷音虾，古代天子把远近祖先的牌位集合在太祖庙举行大合祭的活动），宰臣富弼想在仁宗大祭之前为他加“大仁至治”的尊号，刘敞掌礼部兼领名表，按惯例要由刘敞撰写表辞，富弼请刘敞撰写表辞，刘敞阻止他说：“陛下自宝元以来不受徽号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咸知天子持盈好让，今复加数字既不足以尽圣德而前美并弃，诚亦可惜，愿加深思”。富弼不高兴地说：“适己奏闻，乃是上意欲尔，不可止也。”刘敞当时只好应付过去，回家后对家人说：“吾备位近臣，当献可替（替字疑衍）否，宁得罪权门，岂可使主上受虚名而弃实美耶？”（刘攽《彭城集·刘公行状》）于是上疏《上仁宗乞固辞徽号》请求道：“陛下尊号既已云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好德，尽善极美矣，复曰大仁不足以增光，而曰至治则有若自矜。”请求仁宗坚决辞受，富弼等人闻知，又上书请求加尊号，表凡五上，刘敞疏凡三上，仁宗最终不肯加受尊号。

同样在这一年，皇帝举行拾祭，张洞、韩维建议把孝章、孝惠、章怀等四位皇后放在别庙，不一起合祭，刘敞与胡宿等认为既然是拾祭，就应当一起祭祀，但是欧阳修、韩绛、吴奎、包拯、唐介、范镇等认为应当按照张洞、韩维之说，也不同意一起合祭。仁宗皇帝知道事关重大，向群臣征询意见，但两方各持己见，于是久久不能决定，刘敞这时又单独上章，引《春秋》之义详细说明理由，并说：“群臣不务推原《春秋》之法，而独引后儒疑似之说，欲摈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窃恨之。夫宗庙之礼，神灵之位，岂可使举措数有后悔哉！”（《续资治通鉴》卷58）最终皇帝亲自下手诏，同意刘敞的意见。这样，刘敞一下推翻了众议，引起了众人的嫉妒，“公既骤屈廷臣之议，议者己多仄目。”（欧阳修《文忠集》1102一281）刘敞在其他涉及朝廷礼乐的大事上还有很多建议深得皇帝肯定，特别是在遇到礼乐方面的新问题的时候，他有着比常人更深一层的理解和把握，因而成为朝廷礼乐方面的权威，以至于“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宋史·刘敞传》卷319）

在边患等问题上，刘敞也能从实际出发，提出一系列正确的建议，如《上仁宗论城古渭州有四不可》，其实宋朝在古渭州筑城守边己筑了半年，耗资巨大，但是遭到羌族人不断袭击，仁宗皇帝考虑到“渭州存之则为害，弃之则伤国威”，进退为难之际，刘敞详细地为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害，指出既然劳民伤财，示人以兵，不如弃之以示威抚，眼光独到又能行之有效。在《上仁宗请罢五溪之征》中，以历史事件为例，说明彭氏父子之争，朝廷不必兴师以伐，应当存仁义。在《论边臣》《论张茂实》中，专谈用将之术，指出西夏元昊死后，其国内多事，边关得以安宁十余年，但是其子孙已经成人，威胁渐大，而我方边备松弛，朝廷应当积极备战，整饬将士，面对军中人才缺乏的现实，主张皇帝爱护人才，不拘小节，对孙涌、吕漆、张茂实、狄青等优秀将帅要“阔略细过，取其大节”，使他们“乐职嗜事，展力效用”。正因为如此，当谏官、御史要治狄青、张茂实等人重罪时，他力主只解兵权，使他们仍不失富贵，显示爱护之心。

在政治革新方面，刘敞对当时的一些政治体制提出改革建议。《上仁宗论辅郡节制》中，认为不宜将辅郡和节制重设，以免开后代诸侯因缘封建之萌，京师内建近辅周卫，就不应当留五州节制之号。实际上是精简机构，避免政府与军队在同一个治所各有藩号的混乱，以免重设。在《论纠察司》中针对纠察司下属三处在狱讼中“形势既均，利害略同，更相顾望，自为地道，宁伸吏曲，莫念民枉”的枉法现象及制度弊端，提出改革建议。

针对宋代私学之风，刘敞又上《奏乞州郡选人为教授》一疏（《公是集》卷33），提出朝廷大任在于选举，但是时下的选举只是偏重于其言论和文章，致使有些有其言无其行，华而不实的人得以入选。作者认为应当在州郡聘请教授，四年一任，使读书人集中在一起学习、生活，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考核，这样“一郡之士，性之若否、习之邪正、能之多少皆可豫见而早定。”然后举其优秀者应举，这样才能选出精英，也可以纠正读书人游离不定，到处干谒找关系的不正之风，使他们“各安其土，相厉以义，相尚以节。”并预测一纪之外三十年之内就可以“教成而俗定”，甚至能恢复“治古之风”。可见刘敞重视人才培养，更重视其德行的培养。

针对朝廷外官亲戚相代的弊端，刘敞又上《奏外官亲戚相代》（《公是集》卷33）一疏，这应当是刘敞于至和元年（1054）权同判吏部流内锉时所奏，作者发现审官院三班流内锉拟定的外官，有兄弟伯叔子侄彼此相代的现象，作者认为这样弊端甚多，因为如果前任官员政风不正，后任因为是亲戚不好改变，因循前人就“害政而负于义”，如果废除或者检举揭发的话又“伤恩而庆于教化”，特别是前任官员因为吏民之怨而被迫离位，后任如果是亲戚，就会出现打击报复的情况。因此作者认为在五服之内的外官都不能先后同治一个地方。说明刘敞处处为为社会公平去考虑朝廷的一些人事。

刘敞奏疏，常常引经据典，历史教训，拈之即来，而且微言大义，精妙前识，体现了深厚的学术修养，以及他对六经的理解博大精深，因此，他才能正确地理解并运用到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去。梁代萧绎说：“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刘敞不同凡响之处恰恰就是不但能识其事，而且能通其理。刘敞奏疏中表现出来的不光是思想的通达成熟，还体现在其奏疏内在逻辑环环相扣，气韵流动，思维畅通无阻，这正是艺术修养和思想修养高度成熟的缘故。因此，他的奏疏往往能力压群雄，被皇帝优先采纳。

刘敞政论文中的议论文章，也写得很有特色。围绕着儒家正统观念，以及刘敞对圣贤经典的理解，着眼于现实社会弊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刘敞的王道理想和道德追求。在这些论述中集中代表他王道理想的是《三代同道论》三篇政论。刘敞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通赡的经学修养，总结了代表封建社会“治世”典范的三代之“道”：首先是“忠、敬、文”，这是礼的内涵。父子之道，君臣之义，夫妇之亲、宾友之好、长幼之序是“人道”——伦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忠是礼之本，敬是忠的体现，所以敬是礼之体，文——仪式（礼节）是敬的外在表现，所以文是礼之成。“是以发于内者则隆于忠，接于外者则隆于敬，旁畅曲巧极物之变则隆于文。”在这三者的关系上，“忠、敬、文，三者之于道，本末也，表里也，相待而成，相须而行，不可一日离而以为千岁而代兴。”这是对古代人曲解礼的内涵的纠正。“古者有言，夏后氏尚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救野莫如敬，商人尚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救鬼莫如文，周人尚文，文之敝，小人以健，救俊莫如忠，三王之道若循环。”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思维，人为地割裂礼的内涵及三者内部之间的联系，作者深入到礼的本质，用统一的观点看待三者的区别和联系，从而得出忠、敬、文三者统一于礼的结论。

其次是德，“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亲定宗族，三者不失其处则王道成。”这是德的内涵及其表现。作者总结历史教训，秦右货而尊利、魏弃亲而崇势、晋侈亲而灭制，各偏一方，最后都导致亡国。同样地，作者纠正了“古者有言，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商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的把“德、爵、亲”三者割裂的错误论断。“治天下者（有九德）爵天子，臣兆民，治一国者（有六德）爵诸侯，臣万民，治一邑者（有三德）爵大夫，臣陪隶，治一职者（有一德）爵为士，臣舆皂。”“三年之丧达乎天子……其在宗庙则以齿。”说明德、爵、亲三者统一于德。这是以德治国的理论依据。

最后是政，“民事则尊命，鬼事则尊神，王事则尊礼。”这是政的内涵，作者批驳了“夏人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礼”的片面观点，“命、神、礼”三者同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统一于政。这样，刘敞在批判前人谬误的基础上深入而系统地揭示了王道的内涵：“道者，所以革物而非革于物者也；德者，所以变俗而非变于俗者也。故三王之所改者，正朔缘于历而改，律吕缘于声而改，都邑缘于地而改，徽号缘于色而改，乐舞缘于功而改，官职缘于事而改，田赋缘于俗而改，械用缘于便而改，及夫以性为内，以情为外，以名为制，以礼为体，此所谓道德之本也，苟不改则忠也，敬也，文也。三代同尚矣。德也，爵也，亲也，三代同贵矣；命也，神也，礼也，三代同尊也。且不独三代，以此推之，三代以前，七十二君，其实一也。”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刘敞对封建社会从伦理、政治、精神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正统的理论架构，这些论述触及到了封建统治的核心理念和本质问题，体现了刘敞在学术上的才华横溢和不同凡响。可以说这也是刘敞本人学术精神的集中体现。

围绕着这种王道思想，刘敞对其他具体礼制、道德问题、对社会政治、经济、边防、人事、财赋等等方面都提出了正确的看法和主张，如《四代养老论》论述养老之意义，也是站在治国的高度来看待的。如《不朽论》论述“士”达到不朽的三条途径及其意义。如《为仁不富论》提出仁义之人立身处世要先义后利，先德而后禄，以礼为法，以智为辅，以文为表，以义为内。“仁者为家则正其居处以应法，薄其奉养以应礼，均其有徐以济不足，言其利以去其贪，仁人为国爱民而时使之，养民而薄敛之，取民而节用之，币帛宝货与百姓共其利，弗专有也。藏之于民而上下皆足，故无富之号，故小为一身，大为一国，取予施舍，进退行止必出于仁而无富者矣。虽然其无富，乃所以为大富也。故仁者虽一身而贫贱不能辱，虽一家而万乘不夺，虽一国而天下不能倾。近者亲戚安之，宾友归之，远者四邻怀之，九夷向之，沿非大富乎？不仁者苟为一身而已，力之所及将无不攘，智之所及将无不取也，故在下则盗，在上则暴，为仓凛至于使百姓无以食，为府库至于使百姓无以衣，可谓富矣，然而不仁之患又至焉。”其他如《贵功论》《患盗论》《赏罚论》《贤论》《纵横论》（为庆历中重讲西北和盟作）等，都能发人所未发，对现实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刘敞还有一些序跋、送行、题记之类的记叙文，这些文章没有政论文那么严肃，多是为亲朋好友而作，因而情感因素较浓，推贤扬善，称誉勉励，透露出作者淳朴诚挚的美好感情，而且作者又不局限于叙亲情或友情，赠序中对同辈而言，就称赞他人之长，着眼于其学、其品的称赞。如《送江邻几序》中赞扬江休复的治学态度：“若夫大不为功名，细不为词辩，不伪于谶纬，不炫于文字，居今之世无有禄利之劝而治左氏者，惟独邻几。邻几之学，则可谓得乎其性，而出乎其心矣。”在《送梅圣俞序》中肯定其注《孙子十三篇》的价值和深谋远虑，感叹两人之间的忘年交（梅大刘16岁）：“昔者边鄙无事，士大夫耻于言兵，圣俞独先注孙子十三篇献之，可谓知权矣。及其有事，士大夫争言兵，或因以取富贵。圣俞更闭匿不省利害，可谓知道矣。夫圣俞前非勇也，知天下忘战之必有忧也；后非怯也，知功名之说胜则隳教化也。某（我）少圣俞十六岁，然圣俞与我为友，所以从之游”。对晚辈而言，就重在谆谆劝勉和教导。如《送舒安上序》指出为学应广而博，深而明，否则为害自己，没有好处。《送焦千之序》说明君子之学，至于自得而已，要专注于道德学问的修养，而不要为世俗功利，勉励他在欧阳修门下“造于道而不流于俗”。《送杨郁林序》指出前世之所以能治，在于为官择人，后世之所以不治，在于为人择官。认为那些志得意满、坐而养交以著富贵的“真若长者”，是历史所贬的。《送从父弟斁序》在斁出任苏州户曹掾时，以兄的身份对他做官提出勉励，首先用圣贤之言“形莫若就，德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说明“内直者与天为徒，外屈者与人为徒。就而入者可以群，和而出者则掩上也。内而不直则其中不立，外而不屈则众厚怨之。”希望从弟志存高远，莫屈陷世俗，并语重心长地说：“夫智无小也，学而己矣，官无小也，敏而己矣。知学不病，知敏不匾，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难之夷狄犹足恃也。”这完全是用自己的做官感受，来对晚辈进行谆谆教诲，使人心悦诚服，感动不已。刘敞还有一些题记，如于庆历三年作的《岁寒堂记》，于嘉祐四年（1058）知扬州军时作《伯父宝书阁记》，记叙伯父以尚书郎致仕归苏州，聚书数千于“宝书阁”，并指阁对子孙说：“此先帝以赐先子者也，此先子所以教后嗣者也，吾尝以此事亲，以此事君矣，行八十无悔于心者，忠信学问而已矣。”表达对伯父此举的敬仰之情以及希望继承良好家风的美好愿望。

刘敞政论文继承了孟子文章善于论辩、逻辑严密的特点，但是在风格上他没有孟子滔滔雄辩的气势，而是以气平文缓、逐层深入的说理风格，给人以根深叶茂、通达成熟的感受。也继承了韩文“文从字顺，唯师是尔”的优点，语言淳雅有力，其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思维通畅，气盛而文明，同时也吸收了骄文多偶句、句式整齐多变的长处。他的记叙文因事生议，议论上兼杂抒情，记叙、议论、抒情多种表达方式运用，情感、理性于笔端自然流露，比较质朴、淳淡。因此，思想通赡，逻辑严密、质朴淳淡、文从字顺、尚偶多变是刘敞散文的特点和艺术风格。读刘敞的散文，有种茅塞顿开、精妙前识、雅意深沉的美感和艺术享受。

三、关注现实、质朴高雅的诗歌[29]

刘敞的诗歌作品很丰富，现存诗歌约有1600多首，有骚体诗、四言诗、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古诗、七言律诗。按内容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写景状物抒怀的诗歌；二是应酬唱和的寄赠诗、挽诗；三是人生感悟诗、乐府诗、杂诗、咏古诗等。这些诗的题材非常丰富，是作者一生的社会活动和个人感情的生动写照，同时又是作者一生学习、工作、感情、生活的实录。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政治态度、兴趣爱好、社会交往、情感世界。

宋代《蔡宽夫诗话》中有一则关于宋代初期诗风的言论：“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居易）诗，故王黄州（禹偁）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亿）、刘中山（药）、钱思公（惟演）专喜李义山（商隐），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白）、韦苏州（庄）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甫）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对宋初诗坛作了比较明确的分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大约六十年间，诗歌主要承袭中晚唐，方回说：“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流行最早，诗风平易晓畅，作者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以王禹偁成就最大，晚唐体学贾岛、姚合，以清逸幽隐为归，作者有“九僧”、林逋、魏野、潘阆等。昆体学李商隐，辞采密丽精工，杨亿、刘筠是这一派的领袖。兴起在真宗景德年间，其酬唱诗结集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西昆体曾耸动天下，风靡一时，但是“格力卑弱”“以偶丽为工”的流弊引起了诗界内部反对声浪的涌起，随着仁宗时代的政治改革浪潮日益高扬，北宋初的诗风和文风一样，通过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洗尽了浮艳积习，完成了诗风改革。他们提倡发扬杜甫诗歌关注重大时事的传统，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累以赴之，竭尽乃止。”在这一重大背景下，刘敞无疑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和梅尧臣、欧阳修等人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后者正是诗文革新的主将和旗手。欧阳修的贡献主要在散文方面；梅尧臣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诗歌上，在宋初诗坛享有崇高地位，（注：陆游说欧阳公之文，蔡君谟之书，与先生之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梅尧臣的诗以“闲远古淡”为风格，强调兴寄美刺的社会作用，为宋代诗歌的开山祖师。刘敞比梅尧臣小16岁，但是二人在诗歌兴寄美刺的诗歌观念上是相同的，而且都坚持“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的所谓“直法”。刘敞与梅尧臣的不同之处在于梅诗“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欧阳修《六一诗话》）而刘敞“高古淳雅”，自成风格。而且，梅诗更清切精新，各种诗体都很擅长，而刘敞深受经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擅长于五言古体诗，深得五言古体诗之精要，但在近体诗方面显得有些薄弱。

刘敞的诗歌创作理念在《编杜子美外集》一诗里说得非常明白：“少陵诗笔捷悬河，乱后流传简策讹……斯文未丧微而显，吾道犹存啸也歌。”说明作者正是把杜甫之“道”引为自己的“为诗之道”的，就是诗歌要关注社会现实，要有所兴寄有所讽托，此外，杜甫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崇高品质也是刘敞所钦佩和欣赏的。

刘敞诗歌最长于五古，他善于吸收前人的成功经验，善于模仿前人句度，在五言古诗的创作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刘敞在《石林亭成宴府僚作五言》中说：“吾爱谢宣城，适意安独往。虽聊凤池步，不废山泉赏。吾慕应休琏，感事能属书。颇婴下流谤，独占仁智居。寥寥二贤后，忽忽千载余。若士不可追，此风或在予。”鲜明地标榜自己是谢朓和应璩的继承者。应璩“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谢朓“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刘敞染经学既深，且学识广博，诗歌创作独取二人为宗，主要是他的志趣性格与当时追名逐利的世俗之风格格不入。他学应璩“感事属书”，发挥诗歌的战斗功能，对社会的偏弊进行针砭和挽救，而且他的内心世界与谢朓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同之处。同样是怀着利禄的留恋与仕途的恐惧，因而在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之间左右不定。

应璩以《百一诗》和杂诗闻名于世，刘敞也作了《杂诗二十二首》（《公是集》卷4），其中第十二首（名贤本、刘本此诗单列，题作《杂诗效玉川体》）：“毁巢凤不至，竭泽龙不游。贤者有所归，得非龙凤侍。周公下白屋，圣行被九州。赵禹谢宾客，汉朝以为优，浇淳不相袭，用舍何其缪。苟循一身利，不为万姓谋。哀彼杕（音弟）杜诗，死生遗道周。”

诗中举周公，赵禹等人以德服人，以诚求贤，说明士为知己者效力的道理，其讽喻之旨，是以古代的事迹作为现实的借鉴，要求统治者要懂得任用贤能。

又如其十一：“古风不可复，习俗已久敝。咄磋忠与信，流荡为诈术。诈忠惑其君，诈愚安其身。色厉内以荏，行违貌取仁。三年始横流，后来更日新。至公弃涂炭，正道败荆榛。已矣千载后，谁能反其身。”

揭露北宋沽名钓誉，虚伪自私的士风，士大夫们看似忠信，内实奸诈，哀叹古风不再，对道德的沦丧表示极大的担忧。

又如其八：“秋风吹宾鸿，千里飞一息。水阔稻梁寡，天寒霜雪逼。岂不抱远志，憔悴伤颜色。鷾鴯乘春晖，采采华羽翼。侧身袭人间，慧巧谁怵惕。出入金玉堂，户牖初不隔。上无饮啄患，下有居处益。胡为事高远，肮脏莫自适。”

以宾鸿喻君子，以鷾鴯喻小人，君子被小人谗伤，虽然忠信却不见信任，志向不得伸展。而小人善于伪饰，以巧慧取得人君的宠爱，但是小人却只是为了衣食富贵。作者以春燕来打比方，描绘了小人庸俗丑陋的神态，同时也对主人不能辨别邪正给予了微讽：正因为“户牖初不隔”，才给小人以可乘之机。在《上仁宗论辨邪正》中说：“明君惟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为明矣。”因为小人无德无才，不顾羞耻，专以迎逢为能事，而君子光明磊落，正直廉明，容易被诽谤中伤，如果人君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被小人蒙蔽。

在第十五首中，作者写道：“岂能向时俗，干进心拳拳。世贵一人敌，又称朱丝弦。吾欲评其风，愿君咏此篇。”在第十九首中，作者又写道：“道薄德亦散，功名为时须。用力世所贤，守正众云愚。智者竟蒿目，小人复迩图。悠悠三季后，此风益已渝”。

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些杂诗是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杂诗二十二首》内容丰富，但其主旨非常鲜明，或借古喻今，或直接揭露世俗的黑暗，或通过隐喻等方式说明事理，正如应璩“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刘敞一向以古代仁人自居，对当时道德沦丧的世风非常痛恨，刘敞与世不合，就是因为与那些追名逐利之人势如水火，不同流合污，因而遭到世俗的忌妒和诽谤。对此，刘攽在《刘公行状》里说得非常清楚：“世俗方以夸严无实为成名，虚誉崇饰为尚贤，内不能自知则高自期待，外以悦人则复以才能许人，士之浮薄慕名者，喜乐之与公异操，故与世多不合。”这说明刘敞写这些诗是有感而发，并不是单纯地模仿之作。他之所以称扬应璩，实在是借他人之酒杯，倾自己胸中之块垒。

刘敞宣称自己接踵谢朓，也是由于现实的斗争驱使的。谢朓由于文才出众，早在任随王文学时就引起了同僚间的嫉妒，后来又受明帝萧鸾重用，使他对明帝深存感激，谢氏家族这时己丧失了全盛时期的煊赫，但谢朓在政治上却不甘寂寞，因此，对禄位的留恋，对仕途的忧惧和对明帝的感激，三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谢朓思想中的主导部分，支配了他的行动，并时时在诗篇中流露。刘敞和谢朓一样早年就文采出众，在32岁就直集贤院，接着连续升任考功事、右正言、知制浩等显职。加以刘敞处处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不肯迎合世俗，因此与世相违，“公以论事忤于时，又有构为谤语以怒时相。”（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刘敞内心也正是具有利禄和归隐两种思想，而且仁宗对他的信任同样使他感激不已，惟欲报答而后安。因此，一方面与世不合，另一方面唯恐报君恩不力，刘敞这种内心情绪是非常复杂的，这双重的焦虑感无法言传，只有诉诸于山水泉林之间来寄托。刘敞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游赏诗、甚至庭院诗，这些诗的主旨集中在排遣心情、寄托孤思、申明志向、刺讥时弊等方面。

如《闻莺》：“舍南舍北柳阴阴，竟日啼莺不自禁。羁旅可怜还择木，间关似欲向知音。鴂鶗无事催芳草，燕雀相喧夺旧林。幽独闭门惊岁晚，固烦求友慰愁心。”（《公是集》卷25）

《秋园晚步》：“秋物足悲咤，丘园良考槃。翱翔撼结虑，徙倚纵遐观。爽气使心厉，凄风令自单。酸念无径诧，那使百忧宽。鸟下见人寂，蛰啼知露寒。夕烟起城际，反照映林端。伫立不能返，迷怀增屡叹。”（《公是集》卷8）

两首诗都是诗人在独处寂寞的时候的心灵实录，（刘敞在多首诗中表明自己好独处、喜闭门读书。）第一首在春天，“燕雀相喧”春莺啼鸣，一派热闹景象，而诗人却“幽独闭门”，愁心满怀，因此想要求友来慰藉，一热闹一冷清，恰恰说明诗人的幽独无友，渲染了一个“愁”字。后一首在秋天，诗人仰望空中飞翱的鸟儿，一时间仿佛心内凝结的“百忧”也松散开来，但是秋气、凄风又很快令诗人想到痛苦和孤单，“酸念无径诧，那使百忧宽。”“酸念”用得格外醒目，使人想起会觉得有心酸的念头，却挥之不去，难怪诗人百感交集，无法释怀，虽然没有指明是因何事，但是从诗人久久伫立，频频叹息的行为来看，它给诗人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沉重的。诗人到园里散步，目的是要排遣心情，但是读完这首诗，读者会觉得诗人的“忧”不但没有减，反而增加了。

又如《吕梁》：“吕梁信天险，鱼鳖不可游。引棹出丛石，一絙用百牛。汹涌含风电，蜿蜒喷蛟虬。世自有畏塗，吾仍耻随流。侧见百仞奔，俯窥千丈幽。自非跂达观，未易宽百忧。夙昔涉老庄，纵心会虚舟。忠信犹足恃，放言礼门由。”（《公是集》卷9）

诗中借吕梁的险恶来比喻人世的“畏途”，但是尽管“畏途”深广，大有吞人之势，诗人仍耻于“随流”，这里隐约讲明诗人“百忧”的来源就是这样的人间“畏途”！诗人涉足老庄旷然物外的思想，来求得心灵的自由平静，但是他又无法彻底放弃功名的羁绊，来自官场上的“百忧”自然也就无法排除。所幸作者的忠信是皇帝绝对信任的，因此他才宽解一些。

在《三月九日过正衙》一诗中，作者写道：“去事驹过隙，此身江载萍。赤墀容再谒，清涕忽双零。海鸟眩韶舞，天潢愁客星。平生鸿鹄志，独有去冥冥。”（《公是集》卷20）

从这首诗的指事来看，应当写在晚年。“此身江载萍”正是作者在封建官场上如履薄冰的切身感受。作者虽然认识到官场的黑暗和危险，但是他始终着远大的抱负，“海鸟眩韶舞，天潢愁客星。”以“海鸟”“客星”来比喻自己，明显是将自己放在辅佐大臣的地位，“愁客星”之句有预知生命不长的喻义，所以作者才在结尾说志向不可能有得到施展的时候。欧阳修在刘敞墓志铭中说：“呜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岂一翰林学士而止哉！”这句话对此诗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刘敞长于五古，他广泛向六朝以前的五言大家学习，不仅学应璩和谢朓，曹植、刘桢、阮籍、左思、陶渊明等这些“五言之冠冕”也是他师法的对象，而且能将众长熔铸为自己的风格特色，总的说来，刘敞五古在内容上“指事”鲜明，其主旨大多是抒发内心的冤结和悲伤，自己的高洁品质不见信于世人的苦闷和沉抑，揭露当时的士大夫们道德沦丧，古风不存的庸俗虚伪，表达自己所宣称的“非吏复非隐”的矛盾思想。在形式上众体皆备，如谢朓之山泉诗，陶渊明之田园诗，阮籍之咏怀诗，应璩之杂诗，左思之咏史诗等等，并且大都能形神毕肖，深得其中精髓。在语言上，文雅高古，简洁清隽。在艺术手法上，将兴、比、赋这诗歌之三义用得比较纯熟。因而刘敞的五言古体诗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下再以三例来说明。

如《怀归》：“图养始干禄，执官复辞亲。外物与我违，幽怀安得伸。低徊畏简书，苟且谋贱贫。碌碌已无期，规规徒自珍。秋风卷层云，鸿雁知所宾。我独无羽翰，不能绝飙尘。”（《公是集》卷5）

这首诗酷似阮籍的《咏怀诗》，表现远大志向与现实问题存在的矛盾心理，希望超脱世俗的束缚，达到心灵上的平静与自由。

再如《昼寝三首》其三：“久思谢时俗，奔走难自谐。逍遥衡门下，虽陋得我怀。汲彼井底泉，扫兹风中埃。敲蒸为之去，襟抱萧然开。养心贵能适，造适不及排。胡为车马客，一往忘归来。”（《公是集》卷4）

《闭门二首》其一：“闭门无所事，岁月忽已极。岂敢空绝交，出门谅安适。是非敛外虑，文字惟四壁。尧舜参在前，孔孟凛居侧。昆仑默泛览，万里在瞬息。琼古时幽寻，千年仅顷刻。悠悠富贵士，此趣或未得。胡为逐车马，辛苦牵事役。”（《公是集》卷5）

这二首诗语言淳朴雅致，既不太平而显得卑弱，也不太深而显得跋滞。体势完整，或六韵或八韵，都浑然一体，不可增减。正如梅尧臣所说：“做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在艺术上，有兴、有比、有赋，如第一首，一二句先兴，三四句再赋，五六句后比。同样，读者不难发现，第二首也是如此，因此，诗旨在最后很容易得出：作者通过自身的感受，赞扬了他洁身自好的品质，表达了退隐的思想。

再如《种疏二首》其一：“时雨破膏壤，荷锄回城阴。疾耕意不足，覆陇力可任。里巷多父兄，往来迹相寻。见我山野服，欣然用盍簪。劝我勿灭裂，哀我识浮沉。虽微平生故，颇用愧其心。采芝商于岭，食薇首阳岑。念我非其人，岂敢慕山林。聊以资素饱，身世实崎嵚。丈人不我厌，荷条时见临。”（《公是集》卷7）

《春暮到小园》：“春余百芳歇，乔木有轻阴。客子成春服，商弦应鸣琴。独行连世俗，长往期山林。庭竹风正驶，池波雨已深。临流窥擢鱼，倚杖聆迁禽。顺时寄俯仰，适兴契飞沉。试谢及门客，未惭招隐吟。”（《公是集》卷7）

这些诗清淡秀逸，有陶渊明田园诗的淡泊之味。然而却于平淡的田园之境界中融入曾经官宦的沧桑之感，两相对比，隐逸的主旨不言自明。语言上如陶体“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善于运用白描，精细逼真地刻画山水物态，境界平淡雅秀，脱俗之气在字里行间表现得淋漓尽致，情与景适，景寓情怀。

再如《发桑干河》：“四牡怀靡及，侵旦肃征?。凝霜被野草，四顾无人迹。水流日边去，雁向江南飞。我行亦已久，羸马声正悲。览物岁华逝，抚事壮心违。岂伊越乡感，乃复泪沾衣。”（《公是集》卷7）

如《津亭》：“西风豁愁阴，天水两涵泳。微波荡寒日，极目万里净。离披蒹葭老，萧瑟原野迥。物容惊客怀，橹声动归兴。倦游发恐白，多虑身复病。缅慕苍梧云，无心自辉映。”（《公是集》卷8）

刘敞这两首诗，深得苏武、王粲、鲍照等人善发愀怆之词、驱迈之词的精髓。第一首是作者出使契丹时在路途中所作，诗人出使异国，身负巨大的政治使命，可以说举国之荣辱系一人之身，北方的外患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凝聚了中原人民太多的沧桑，因而作者此时沉重复杂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诗中用古语将一种悲怆的氛围渲染得极为凝重，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之情和忧患之意，异乡的景物和悲怆的心情自然交织在一起。第二首以阔大的境界来表现自然界的变化与人生的状态，个人的沉浮超越了天地时空，作者精细地观察物态及其在某种情绪下显示的意境，运用通感，使情与景浑然一体，达到情景交融的最高意境，正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方之表。”

刘敞广泛地向前代优秀诗人学习，其五古诗体势兼备，文质兼美，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敞在诗歌方面的探索和追求着力于高扬传统，刘敞作诗与做人是高度统一的，其学诗的高度与完善的道德人格的高度是相等齐的。评价刘敞的诗歌，这一方面应当是最重要的切入点。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在刘敞的诗中不难看到，他并不是单纯地为艺术而艺术。严格来说，刘敞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虽然他说自己“非吏复非隐”，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将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贯穿到他生命的血液里的人，他毕生的精力都是用在侍君上，文学完全是处于次要的地位，正如刘攽所说：“（刘敞）又以为德性苟充则功名可遗，学问苟明则文章不足事也。”刘敞对待文学的态度在北宋确实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人，他追求的是德行和学问，因为这两者都是经世致用所必需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很流行词的创作，刘敞集中没有一首。现存资料也没有刘敞有关作词的记载，诗歌也没有像欧阳修那样接受了西昆体的影响，有纤丽的风格。刘敞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在骚赋、散文、五古方面，特别是诗歌转而学习五古，是因为他崇高的道德人格，深厚渊博的思想学问更适合用五古来表达，而在近体诗方面成就不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注释】

[1]刘敞生平分期参见赖华先《论刘敞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南昌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2]参见黄惠运《欧阳修与刘敞》，《吉安师专学报》1995年11月第16卷增刊；刘美荣《刘敞诗歌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3]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李之亮笺注，巴蜀书社，2007年出版，第182页。

[4]同上

[5]［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83页。

[6]（南宋）朱弁撰《风月堂诗话》，《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第101页。

[7]（见《与刘侍读书》一六，（宋）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7年出版，第133页）

[8]（同上，第134页）

[9]（同上，第136~137页）

[10]（同上，第141页）

[11]（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中华书局，1985，P11。

[12]（宋）邵博撰，《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第140页。

[13]参见刘美荣《刘敞诗歌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14]程杰著，《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第107页。

[15]（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华书局1985版，卷下，第82页。

[16]（宋）刘攽撰，《彭城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出版，下册，第480页。

[17]参见刘美荣《刘敞诗歌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18]（宋）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7年出版，第二册第586页。

[19]（宋）刘敞撰，《公是集》，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8册第606页。

[20]杨恒平著，《宋代桐木韩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21]刘敞对《春秋》学的贡献参见张尚英《试论刘敞春秋》学的时代特色》一文，《史学集刊》2008年1月第一期。

[22]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P59。

[23]金景芳，吕绍纲，吕文郁《孔子新传》，湖南出版社，1991，P321。

[24]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责.201~202。

[25]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6，《春秋传提要》.中华书局，1965。

[26]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6，《春秋传提要》中华书局，1965。

[27]参见赖华先《论刘敞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南昌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28]参见赖华先《论刘敞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南昌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29]参见赖华先《论刘敞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南昌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