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的生平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的生平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攽（1023—1089），字贡夫，一作贡父，赣父，号公非，是刘敞的同胞兄弟，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刘攽与兄刘敞同举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任曹州、兖州、亳州、蔡州知州，官至中书舍人。一生潜心史学，治学严谨。曾帮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充任副主编，负责汉史部分，著有《东汉刊误》等。刘攽、刘敞与刘敞之子刘世奉尝合著《汉书标注》，世称三人为“墨庄三刘”。

刘攽一生经历了仁、英、神、哲宗四朝，主要活动在神宗、哲宗两朝。《宋史·刘攽传》称刘攽“仕州县二十年”，远离京城，辗转各州县做官，这种沉沦下僚的仕宦经历与他的政治主张及他喜欢谐谑、耿介直率的性格密不可分。刘攽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庆历六年（1046）进士登第之前是第一个时期；庆历六年至嘉祐八年（1063）任国子监直讲是第二个时期；嘉祐八年至熙宁四年（1071）贬泰州通判是第三个时期；熙宁四年至元祐四年（1089）离世为第四个时期。[1]

一、读书求学和随父迁徙优游期（1023—1046）

刘攽自幼天资聪慧，读书刻苦，从小跟从其兄刘敞为学，未冠的时候就博览群书，通晓五经，显露出出众的才能。徐度《却扫编》卷下记载：“彩选格，起于唐李邰，本朝踵之者有赵明远、尹师鲁。元丰官制行，有宋保国，皆取一时官制为之。至刘贡父，独因其法，取西汉官秩升黜次第为之，又取本传所以升黜之语，注其下。局终，遂可类次其语为一传，博戏中最为雅训。初，贡父之为是书也，年父十四五，方从其兄原父为学，怪其数日课程稍稽；视其所为，则得是书。大喜，因为序冠之，而以为己作。贡父晚年，复稍增，而自题其后。今其书盛行于世。[2]”(www.guayunfan.com)

刘攽的父亲刘立之流徙各地为官，主要在吴越一带，刘攽年少，也跟随着父亲游历其间，曾经到过福建、湖北等地。正是有了这些漫游各地的经历，祖国名山大川的优美景色感染了他，再加上他精通史学，遍览五经，十四岁时写下的《庵岭鱼叟诗》就流露出不凡的气度，“溪叟厌尘网，移家临水居。开扉对山邑，堰水活嘉鱼。蓬棹自相得，笑歌还自如。犹嫌子陵傲，老更就蒲车。”

诗歌形象逼真地写出了一位厌弃尘世、避世而居、悠然自得的老人，他以山水为伴，靠打渔为生，过着清歌自娱、恬淡闲适的自由生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自然山水的喜爱，更能体会出诗人对“溪叟”生活的羡慕，字里行间漫溢出诗人潇洒自如的风度。

这一时期的刘攽大多优游于山川泉林之间，时而抒发对古人遭际的感叹，时而赞美自然景致的迷人，时而抒发自己的志向。此时，他在文学方面的创作技巧逐渐走向成熟，思想深度也逐渐加强，在诗歌创作上吸取多方面的营养，转益多师，为他成为北宋文坛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奠定了基础。

刘攽对政治虽不是特别热衷，但是有宋一代，崇文抑武是统治者制定的基本国策，文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不仅宰相，甚至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在这样一个“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的时代中，刘攽也有着事君治民的抱负。他在《京东运使谢上表》中说自己“志在诗书，本求名于稽古，耳剽律令，亦有意于治民”，可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是他的理想之一。

二、步入仕途与地方为官的宦游期（1046—1063）

庆历六年（1046），刘攽和哥哥刘敞同科中举，为贾黯榜进士。刘攽中第之后，判为凤翔府节度判官，从此开始他将近二十年的游宦生涯。二十年中，他历仕凤翔判官、汝州推官、江阴主簿、庐州推官等职，可以说是沉沦下僚、仕途偃蹇。在汝州时有诗歌《早春怀都下》，诗中有“沈滞幕府官，三见春华换”之句，在《年三十三》诗中，诗人发出了时光渐去而自己却无所作为的感慨，“年光过眼日复日，世事无成三十三”。《初调江阴主簿》可以说是他这一时期经历的真实写照，诗云：“小来读书非为名，约身不肯事公卿。祗怜狂简真吾党，漫有文章渐老成。汉廷好武臣尚少，郎官不见十年调。青衫黄绶赤诏除，落拓敢辞流俗笑。”

诗人首先申明了自己高洁的志向，抒发了自己多年以来沉沦下僚的苦闷，好在诗人最初的志向未改，虽不得志但却绝不随波逐流。此时的刘攽由于仕途的不如意，常常在诗中流露出对岁月蹉跎的伤感和对超然归去的向往，如《除日得王深甫书因寄》：“除日令休吏，官曹停簿按。深居念驰光，忽忽自兴叹。七十称寿翁，我今已过半。时命岂不知，胡为此羁宦。况兹山野性，放荡破崖岸。应接人事间，何时无谤讪。屡颂小雅章，惧为朋友怨。忽传故人书，远道情不问。上言久别离，下有加餐饭。赠我新诗谣，金碧光凌乱。鵷鸾不铩翮，龙虎谢羁绊。乃知鞲上鹰，不及蒿下鷃。往事那复追，来今犹可谏。终当颍水滨，躬耕为尔伴。”

诗人绝不是无病呻吟和自命清高，而是岁月荏苒，青春不再，眼前充满“谤讪”的现实让诗人更加感到友情的珍贵。虽然对现实不乏失望，但刘攽并未消沉，在嘉祐五年（1060）刘敞以起居舍人，知制诰为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时，他虽为庐州小吏，但在《送原父帅永兴》诗中却充满了豪放之情：“读书当为王者师，论兵要作万人将。古来志士希两遂，白首儒生彼无望。骐驎一出凡马空，豫章蟠根岁逾壮。金华事业烂然新，徂西谋谟谁与让。”

诗中赞赏了其兄的壮志豪情和非凡才能，而“读书当为王者师，论兵要作万人将”更是刘攽所要追求的目标。

刘攽青年时期初入仕途阶段，辗转各州县做官，为人性格耿直，“不为轻与肥”，调度各地，没有升迁。刘攽少年跟随父亲来往于常州、润州等地，其间遍读五经。中第后，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节度推官。仁宗皇祐元年（1049），因父亲去世，刘攽回颖州守丧。自1053年，刘攽先在陈州（今河南）做地方官，后任庐州（今安徽）推官，江阴（今江苏江阴）主簿。接着任汝州（今河南）推官。嘉祐六年（1061）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推荐刘攽进入试馆任职，嘉祐八年（1063）刘攽担任国子监直讲。由此开始了他进入朝廷的朝官生活。

三、进入朝廷为官辅政期（1063—1071）

刘攽在朝廷为官的这些年，是他人生经历最丰富也是最坎坷的一个时期。他身处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被尖锐党争的漩涡左右着人生。虽然在嘉祐六年欧阳修曾上《举刘攽吕惠卿充馆职札子》内云：“臣伏见前泸州推官刘攽辞学优赡，履行严谨，记问赅博，可以备朝廷询访”，但是并未得到皇帝的认可。直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刘攽才开始提拔为国子监直讲。

在朝期间，刘攽一方面担任国子监直讲，又奉诏与钱藻等六人刊正《后汉书》，作《后汉书精要》，“剟其精义，以夫善谋，别为短书，概见大略”（《后汉书精要序》）。正是由于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对汉代的历史精钻细研，后来才得以和司马光、刘恕等共同修编《资治通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著作。

英宗治平三年（1066）刘攽由欧阳修、赵概等推荐，参加馆职考试，试入优等被任命为馆阁校勘。此时刘攽已为员外郎，故事，试入优等当除直馆，又根据宋制，员外郎不为校勘，但是刘攽与王陶有夙憾，王陶联合侍御史苏寀一起排挤他，所以仅得馆阁校勘一职。

虽然刘攽才学突出，但其性格好玩谑，有时不免失之太过，开罪于人，对其仕途影响甚大。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马默击刘贡父玩侮无度，或告贡父，贡父曰：‘既称马默，何用驴鸣？’立占《马默驴鸣赋》，有‘冀北群空，黔南技止’之警策。”[3]可见马默奏其轻薄，不当置在文馆实由刘攽加以玩侮所引起的。

徐度《却扫编》卷中记载：“刘贡父旧与王荆公游，甚款。荆公在从班，居京师，每相过，必终日。”[4]由此可见，刘攽与王安石有着良好的私交，但在政治观点上刘攽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他更倾向于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熙宁中，刘攽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当时王安石在经筵任讲读官，要求讲解经书的人坐着讲。刘攽上书《侍讲不合坐状》，曰：“侍臣讲论于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语，乃古今常礼。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乐道也；若不命而请则异矣。”明确反对王安石的要求。当时许多礼官们都同意刘攽的奏议，所以讲经的人就没有坐着讲。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以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罢考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策、论试进士，当时评议的人大多数想改变旧法。苏轼上疏认为不必变，刘攽亦作《贡举议》反对改变旧法，曰：“本朝选举之法，行之百有余岁，累代将相名卿，及今之所谓贤材，与天下之议论者，皆非以他途进者也，而诬以未尝得人，臣窃以为过矣。故臣愿朝廷且毋庸轻变选举之法，不如因旧法，而慎选有司之为愈也。夫士修于家，足以成德，亦何待于学官程课督趋之哉。”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刘攽倾向旧法自有他的依据，对新法的反对也并不盲目，而是确实看到了新法的一些不足之处。

同样在熙宁二年，刘攽与王介考试开封举人，试《节以制度不伤财赋》，内有举子多用蓄积字，声近御名，王介坚持欲以黜落，刘攽不肯，二人相争遂至渲忿，后来二人皆罚赎金。但是中丞吕公著意不乐，以为议罪太轻，遂夺其主判，使归馆供职。对于此事，刘攽在《与青州欧阳尚书别纸》中详加记述并抒发了对时人落井下石的愤懑，尤其是“中宪吕公，以为朝廷纲纪，在此一奏；风俗惇厚，在此一举。不放逐奸佞，不足以正邦”，讽刺不满之情溢于言表。王安石颁行新法，由于实施不当，朝野民间多有怨言。刘攽作《与王介甫书》论述新法中青苗法的不便，认为王安石“直以周公圣人为证，上则使人主无疑，下则使廷臣莫敢非”，而“今百姓取青苗钱于官者，公私债负逼迫，故称贷出息以济其急。介甫为政，不能使民家给人足无称贷之患，而特开称贷之法，以为有益于民，不亦可羞哉。今郡县之吏，方以青苗钱为殿最，未足，不得催二税。如此，民安得不请，安得不纳，而谓其愿而不可止者，吾谁欺，欺天乎。”对青苗法表示明确的反对，言辞从容不迫而又析理精微，极具说服力。另外，《宋史·刘攽传》记载，“礼院廷试始用策，初，考官吕惠卿列阿时者在高等，讦直者反居下。攽覆考，悉反之。”正是由于刘攽种种不合时宜的行为，王安石对他很是不满，将他贬谪为通判泰州。

四、从贬谪泰州直至因病而离开人世

因政见不合，刘攽被贬泰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罢任，宋神宗想以史官召回刘攽，可是侍御史蔡确言其不可，遂拟他官以进。根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刘贡父呼蔡确为倒悬蛤蜊，盖蛤蜊一名壳菜也。确深嫌之。”[5]可见蔡确是公报私仇。刘攽再一次因他的喜好谐谑、口无遮拦的性格给自己惹来贬职之祸。

刘攽虽然满怀着贬谪的苦闷心境和无奈之情，可这并不影响他对人民的同情和爱护。熙宁八年（1075）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曹州为盗区，重法不能止。刘攽到任后，治尚宽平，盗亦衰息，或问，则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陈师道在《后山集》卷十二《彭城移狱记》中也有记载：“刘叔贡父为曹州，盗贼衰息，犴狱屡空。或问弭盗之术？叔贡父曰：‘吾何求焉，不以重地视之而已。’”[6]由此可见，刘攽为官有方，治民有术，不失为一位有才能的封建官吏。但是由于他反对新法，在京东转运使任上没有很好的贯彻革新派的主张，在吴居厚代京东转运使后，能奉行新令，致财赋，乃追究刘攽在职废弛，黜监衡州盐仓。在此期间，曾巩擢中书舍人，但他举刘攽自代，上《受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曰：“蒙恩受前件官，准编敕节文，知杂御使已上受讫，许举官自代者。右谨具如前。臣伏见朝奉大夫、充集贤校理、知亳州刘攽，广览载籍，强记洽闻。求之辈流，罕有伦比。臣窃以谓引拔众材，弥纶世务，至于博学之士，固宜用在朝廷。况今圣质高明，究及今古，凡在左右当备顾问之臣，尤须多识前载，然后能称其职。如攽所长，实充兹选。况攽累历州郡，治行可称。至于文辞，亦足观采。兼此众美，臣实不如。今举自代，谨具状奏闻，伏侯敕旨。”[7]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巩对刘攽的推崇之意，也可知刘攽的确是一个具有全面才能的人。但是由于被吴居厚所弹劾，就连《资治通鉴》书成，参与编修的主要人员皆有升迁，刘攽虽在书局五年，贡献巨大，恩也不及。刘攽贬监衡州盐仓，时年已62岁，王安石作《送刘贡甫谪官衡阳》相送，诗曰：“刘郎刘郎莫先起，遇酒当歌且欢喜；船头朝转暮千里，眼中之人吾老矣。九疑连绵皆相似，负雪崔嵬插花里。万里衡阳雁，寻常到此回；行逢二三月，好与雁同来。雁来人不来，如何不饮令心衰。莫厌潇湘少人处，谪官罇俎定常开。”[8]

虽然王安石和刘攽在政治上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两人私下情谊却依然深厚，从此诗可窥端倪，诗中明显流露出王安石对刘攽的宽慰之情。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刘攽起知襄州，作《知襄州谢上表》曰“脱身谪籍”是也。是时苏辙上《乞擢任刘攽状》略曰：“刘攽多闻直谅，文有师法；才力通敏，所至称治；流落外官，众所嗟叹。……攽才术有余，用之未尽。陛下方网罗遗滞，以助大化。如攽之贤，不可多得。”[9]

1066年至1086年，时值北宋新旧党派纷争，刘攽隶属旧派，卷入党派争斗，随着政党时局的变化，其仕途三落三起。

英宗治平三年（1066）刘攽遭御史中承王陶排挤，降为馆阁校勘。熙宁年间（约1069），刘攽任尚书考功，因反对更新贡举法，被罢官职。熙宁四年四月（1071）刘攽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谪泰州任职。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罢相，刘攽曾回京师。熙宁八年二月（1075），王安石又复相，刘攽为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调往曹州任职。熙宁九年（1076），刘攽调任开封府判官，不久复出为东京转运使。熙宁十年（1077），刘攽封为国史院编修官。

熙宁十年至元丰三年三月（1080）刘攽一直任京东转运使。元丰四年（1081）他调往充、毫二州任官。元丰六年九月（1083），刘攽被贬为监衡州（今湖南衡阳）盐仓。哲宗初年，政局发生变化，新法废除，支持新法的人遭贬黝，属于保守旧党派的刘攽得到重用，元丰八年七月（1085）他被起用知襄州（今湖北襄樊）。之后，刘攽到汴京担任秘书少监。哲宗元祐元年六月（1086）刘攽担任蔡州知州，《知蔡州谢上表》中刘攽以年老多病等为由上表辞官。孙觉、苏轼等纷纷向皇帝上书举荐刘攽，他又被提升为中书舍人。

元祐元年（1086），召刘攽为秘书少监，但此时刘攽全身为风寒病所困扰，鬓发和眉毛全部脱落，连鼻梁骨也塌陷，所以请求离去。

苏轼、胡宗愈、孙觉、范百禄等上《乞留刘攽状》，曰：“右臣等伏见朝复康强。谨按攽名闻一时，身兼数器，文章尔雅，博学强记，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离困踬，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区区诵说。但以人才之难，古今所病，旧臣日以衰老，而新进长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为朝廷惜也。欲望圣慈留攽京师，更赐数日之告，稍加任使，必有过人……”[10]。

于是哲宗听从了他们的奏议。刘攽在蔡州数月，召拜中书舍人，“命下之日，无贤不肖，莫不称为得人。”[11]刘攽晚年多疾。“至蔡数月……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12]。《苕溪渔隐丛话》称“刘贡父晚年得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怆感惭愧，转加困剧而毙”[13]后人多推断刘攽在元祐四年（1089）去世。刘攽去世后，其子弟私谥他为公非先生。

综其一生，刘攽青年性格直率，难讨上级欢心，一直在地方做官。中年因党派纷争，仕途历尽坎坷。晚年恶疾而终。值得一提的是，刘攽是宋代江西的历史名人，所在家族“墨庄”刘氏和宋代江西诸多家族一样，是学养深厚的显赫家族。刘氏子孙多以文章器业显达一时，其中刘敞、刘攽在当时政坛、文坛均有较大影响，刘敞之子刘奉世史学成就突出，后人称他们为“三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