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的史学成就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的史学成就_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刘攽学识渊博，与兄刘敞齐名。欧阳修称其“辞学优赡”“记问该博”。苏轼在《草拟刘攽中书舍人》的制书中称赞他“能读坟典丘索之书，习知汉魏晋唐之故”。刘攽著作极为丰富，除了参编《资治通鉴》外，自己独立完成的著作还有100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有《东汉刊误》4卷、《汉宫仪》3卷、《经史新义》7卷，《五代春秋》15卷、《内传国语》20卷、《诗话》2卷，《芍药谱》3卷，与兄长刘敞、侄子刘奉世合著《汉书标注》6卷等多种。《东汉刊误》原散附于北监本《后汉书》中，罗振玉辑《窟翰楼丛书》，用日本崇兰馆所藏宋本复刊，收“古籍丛刊”中。

从刘攽的著述看，他的主要成就则是史学。《宋史》本传载“攽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予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

一、为后人所称道的《东汉刊误》[23]

《东汉刊误》，是刘攽奉敕所撰，治平三年（1066）奏上。据晃公武《郡斋读书志》述刘攽“序”称：“英宗皇帝读《后汉书》，见‘垦田’字皆作‘恳’字，而命国子监刊正，攽为直讲，校正其谬误，不可胜数。”《宋史·艺文志》“正史类”云“刘攽《汉书刊误》四卷”，赵希弁《读书志》“附录”载：刘攽《西汉刊误》《东汉刊误》各1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作《东汉刊误》1卷，又南宋吴仁杰撰《两汉刊误补遗》。这样说来，书名有《东汉刊误》《西汉刊误》《两汉刊误》之别，卷数有1卷、4卷之差。据罗振玉在重刊宋本《东汉刊误》“跋”中考证云：“《艺文志》称《汉书刊误》四卷者，乃东汉之讹也。《读书志》亦有《三刘汉书》一卷，殆即《书录解题》及《艺文志》之三刘《汉书标注》，唯又误六卷作一卷耳。合观诸书所载，知攽以治平三年奉敕刊正《后汉书》，后因与修《资治通鉴》，于西汉遂亦有《刊误》，但乃与敞及奉世合为一书，《东汉刊误》乃奉敕撰，至三刘《标注》则为私家著作，其称《两汉刊误》者，必是后人取两书删并，各为一卷，非其朔也。”这就是说，是后人把《东汉刊误》及三刘《汉书标注》删并后各为1卷，而《东汉刊误》单行本则是4卷。南宋初，有《东汉刊误》4卷本流传。明初又有人把《东汉刊误》散附北监本《后汉书》中，但与宋本刊对，脱者9条，迳改正文而删刘说者39条，已改正文而仍存刘说反致迷周者2条，可见北监本《后汉书》中所散附的《东汉刊误》已与原本有很大出入了。(www.guayunfan.com)

《东汉刊误》的具体内容，王应麟在《玉海》卷49《汉书刊误》中载：“刘攽嘉祐八年奉诏与钱藻等六人刊正《后汉书》，攽增损其书，凡字点画偏旁不应古，及其文句缺衍，或引采经传有谬误者，率以意改之。”王应麟的说法是对的。

但是纵观《东汉刊误》，不仅刊正《后汉书》正文，对章怀太子李贤注之误，也有纠举。再从《刊误》多次纠举李贤之误来看，《后汉书》之误，多由李贤作注时所造成。《刊误》不仅刊正错误，在许多处亦有考证，论述致错之故。尤其若干“题卷后”之语，更见刘攽考证工夫之深。

《东汉刊误》所刊正错误，总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1.因刻印导致错误的。

这一类较多，一般不作考证。错字如：帝纪卷第二“因任一岁”，“任”当作“位”。缺字如：帝纪卷第一“注，王莽建国六年改为天凤”。莽号“始建国”凡三字，此少一“始”字。衍字如：帝纪卷第一“注，各置诸事曹史”。多“事”字。

倒字如：列传卷第五十一“论因失时宜”。当作“因时失宜”正文，注文不分如：列传卷第二十一“民不聊生自活”。“自活”非本传文，是“注”以解“聊生”耳。

2.因避讳导致错误的。

这一类皆阐述致误之故。如：

（1）帝纪卷第一“题卷后”指出：章怀注书，避“世’字，作“代’作“叶”，“民”字，作“人”：“治”字作“理”，作“化”。所引他书，亦皆易之，后人不知，或辄改还本字，又不能都换之，亦有误改“代”为“世”者，虽不甚害义，聊记之，以晓学者。”

（2）列传卷第五十“题卷后”指出“此卷内“诏’字，多改作“制’字，“待诏’作“待制’是也。又“吉浩群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诏’字，盖或太后讳“照，此时悉回避“诏’字，后人既已改还本字，尚有遗者故尔。”

3.因学识导致错误的。如：

（1）列传卷第三下四“邓彪，关中侯”，汉无“关中侯”，“中”当作“内”。

（2）列传卷第三十七“注，平津都尉”。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盖是“平淮令”，误“淮”为“津”，因转令为“都尉”也。典（即桓典）又为钩盾会，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

（3）帝纪卷一“题卷后”，天子适诸侯日巡守。守，音狩耳。字不作“狩”，“狩”，田猎之名。《春秋》无，可尽改。又，他书亦多作“巡狩”字，盖世俗相传，迷误已久，以彼证字，或真以“狩”字为是，故粗论之，以晓学者。

4.因读音错误导致错误的。如：

（1）列传卷第四十一“题卷后”“陈禅传，掸国注：音徒丹反”。“和纪”皆作“擅”音“禅”字，亦无作平声者，而此音徒丹，当由注者，见前音。擅，误以为擅而音之也，又检《说文》，掸，音徒旱反，如此则与徒丹平侧之闻身。语言或有轻重之殊，然注书当定从一说，不宜二三也。

（2）列传卷第二十“传相坏误”“坏”当作“拄”，“趁”音“卦”，“坏”音“怪”，声相近，故误之。

《东汉刊误》之后，南宋人吴仁杰又作《两汉刊误补溃））10卷，《四库全书总目》谓：此书补前汉者8卷，补后汉者仅2卷。在2卷之中，订正《东汉刊误》仅有5条，其余皆是补遗，这说明，《东汉刊误》所作“刊误”已很详尽了。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吸收了《东汉刊误》的成果，从而使今天通行的《后汉书》，成为较好的本子。

二、与司马光一起编修史书巨著《资治通鉴》

刘攽在史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与司马光一起参与《资治通鉴》的编撰。编写《通鉴》这样的巨著，决非司马光一人所能胜任。他是主编，还有三名助编。三名助编是由司马光选请来的，分别是刘恕（字道原，1032—1078）、刘攽（字贡父，1023—1089）、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1041—1098）。主编司马光的突出贡献，就在于识得人才和善于用人。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司马光奏请继续编写《通志》（次年改名《资治通鉴》），得到英宗允准，并准予设立书局、选请助手。是年司马光选请了刘恕和刘攽为助手。到了熙宁三年（1070年）六月，司马光又选请范祖禹为同修。

三名助编，各有所长。就三人初进书局的情况来看，刘恕勤奋好学，博学多才，又精于史学；刘攽博学能文，精于汉史；范祖禹智敏好学，谦晦不伐。司马光初为主编时，四十八岁，算是小有成就的老年专家。刘恕同修之初，三十五岁，是刚进入中年的通才。刘攽同修之初，四十四岁，是中年专家。范祖禹同修之初，只三十岁，刚到而立之年，后生可畏。这样的修史班子，可谓老、中、青结合，通才与专家搭配，比较合理、协调。

司马光为了编成《通鉴》，所选用的助手都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选请助手的条件是有特殊成就的名家，刘攽是两汉专家，刘恕是魏晋南北朝与五代史专家，范祖禹精于唐史，因而让他们分修自己所擅长的部分。

二刘入局同修始于治平三年。刘攽当时可谓汉史专家，故说邀请他以专门名家身份入选条件是合适的。刘恕当时也是“精于史学”，尽管还不是魏晋南北朝史和五代史专家。司马光对二刘的分工是，先安排刘攽分修两汉长编，然后安排分修隋以前的南北朝长编，而对刘恕，在安排讨论编次、解决疑难、协助删定两汉纪的同时，又安排分修魏晋长编。

刘攽入局修书之始，正是司马光着手编写两汉纪之时。司马光既然选请了汉史专家，必然让他分修汉史。司马光在修订两汉纪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与刘攽商量是在所难免的。刘攽于治平四年（1067年）四月之前完成前汉长编，约于熙宁二年间完成后汉长编。接着，司马光就安排他分修隋朝以前的长编。

在熙宁二、三年间变法与反变法斗争中，司马光与二刘反变法受挫，因而影响到书局人事的变动。熙宁三年四月，刘攽被黜放通判泰州，但他仍留开封，直到次年二月尚未赴任。

刘攽于熙宁四年二月以后赴泰州，是后还担负分修工作。熙宁四年下半年《答范梦得》还提到刘攽修隋以前长编。刘放分修，可能继续到熙宁八年（1075年）。司马光在《进通鉴表》上写同修者刘攽的官衔是“充集贤校理”。刘攽早年为馆阁校勘。熙宁四年以后，才“充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刘攽知曹州，是熙宁八年二月以后的事，其充集贤校理当亦自此时始。刘攽充集贤校理，一直保持到元丰六年九月才因贬默而降为“朝请郎”。司马光《进通鉴表》写刘攽之衔，既不写其早年的馆阁校勘。也不写其元丰六年的朝请郎，而是写“充集贤校理”，其故就是刘攽于熙宁八年充集贤校理时还参修《通鉴》。从刘攽有五、六年工夫修南北朝长编的情况（尽管黜放外任要受到影响）来分析，他必定基本上完成了分修南北朝长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