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派鼎立到江西派独据文坛_梁寅的传奇人生

五派鼎立到江西派独据文坛_梁寅的传奇人生

明初文坛的格局为五派并存，吴、越两派声势最大，其次为闽派、江右、粤派。但明初以后文坛中心发生空间转移，刘崧、陈谟等为代表的江西派成为影响力最大的文人群体，新余的梁寅、胡行简均榜上有名。江西文人群没有吴中文人逞才使气、诗酒放荡的名士风流，也缺少越中文人才赡学博、功名成就的显赫声名，是什么原因成就他们的文坛地位？

从上述在朝文人、遇难文人、避祸文人的文学特征来看，政治的压力对文学格局发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人各自不同的命运联系着他们不同心境之下创作，逐渐形成明初文学的特点，文学格局也因此而发生空间上的演变。

空间上的文学演变，主要体现在文学流派的地域重心的转变上，元末明初时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胡应麟《诗薮》一文中描绘了当时文坛朝气蓬勃的盛况：“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贵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裕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但是随着明王朝的政治压制，以地域为中心的文坛重心开始有所偏移，明初文学之演变由此而始。在这五个文学流派中，尤以吴、越两派声势最大，为当时文坛的两大中坚力量。吴中文人因为与张士诚的瓜葛而被朱元璋打击，始终游离于政治之外，他们所代表的张扬个性、秾丽哀怨的文风都随着文人命运的悲剧而逐渐消歇。越中文人（浙东文人）曾一度受到朱元璋的重用，但在辅佐朱元璋消除群雄、建立新朝以后，却逐渐遭受冷落。江右派因其自甘淡泊的行为方式和雅正平易的诗风，较少地受到现实政治的打击，主要实力得以保存，继而在永乐年间成为文坛主力，而闽派在永乐以后始有作为，从理论到创作上都标举盛唐之音，实为后来复古文学之宗。粤中派人数少规模小，其影响主要在广东一带。这五派影响力的转变说明了明初文学的地域性发展的特点。而后，这种以地域分布为主要依据建立流派的文学发生了根本的演进，新产生的文学流派，如茶陵派、复古派等，主要以同年同僚关系为联系纽带，成员构成具有了全国性。从李东阳时开始摆脱这种地域性，到前七子时形成统一的全国性文学流派。这一演变历程，正是从洪武时期的地域文学转变开始的，其中政治因素成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1]

首先，明朝廷所极力营造的以理学为宗的思想文化环境，为学风和文风的演变都产生了很大的指引作用。朱元璋“召誉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的做法触动了儒士心底追求道统的神经，符合大部分文人的意愿。因此，有志于弘道的文人必然身体力行，重新定位文学思想并实践文学活动，使其与国家初兴的气象相一致。(www.guayunfan.com)

其次，恐怖政治对文人命运的操纵和打击，强制性地改变了洪武文学的格局演变。文人因惧祸而慎言慎行，掩饰内心，言不由衷，文学内在的真实性因素逐渐为虚言假意或不痛不痒的空洞之词所代替。而吴中、浙东等集团大批文人的受害也使原本异彩纷呈、茂盛多姿的文学创作之风戛然而止，文坛渐趋萧条乏味。

再者，朱元璋对文学的具体性干涉影响了文人的价值取向，也加剧了文道统一的程度，文人创作既要迁就满足于帝王，那么一些崇儒扬道的话语自然不能免除。

明初文坛五派并存，但对明初及以后独据文坛却是江西派。江西文人群没有吴中文人逞才使气、诗酒放荡的名士风流，也缺少越中文人才赡学博、功名成就的显赫声名，但他们淳孝仁厚、明哲保身的道德操守，自甘淡泊、隐忍以行的处世方式，发而为诗文则呈现出一种和平醇正、闲适淡雅的艺术风格，这与明初政治文化情势更相吻合，因而逐渐成为明初文坛的主要力量和主导风格。

江西文人群中梁寅自然是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其次当提到同是新喻人、当年与梁寅同时被召入京的胡行简。胡行简在元至正间任江西廉访司经历。元亡归家隐居，以传授生徒经义为业。洪武二年（1369）与同郡刘于、刘永之、梁寅同被征至京与修礼乐，事毕，以老病辞官，赐帛遣归，所著诗文有《樗隐集》六卷。

其他重要江西文人群代表人物如下：

刘崧（1321—1382），旧名楚，字子高，吉安泰和（今属江西吉安）人，为江西十才子之一。洪武三年（1370）以明经举，授兵部职方司郎中，不久因为胡惟庸所恶，坐事谪输作，寻放归。十三年（1380）胡党案发，征拜礼部侍郎，擢吏部尚书，不久致仕。明年，征拜国子司业，与上朝夕相见，见辄长谈不息，可见其亲密程度，因病终老于家，朱元璋亲为文祭之。所著有《刘槎翁诗集》。

陈谟（1305—1400），字一德，又字心吾，吉安泰和（今属江西吉安）人，学者称为海桑先生。元时一应科举不利，即弃去。洪武初征诣京师，宋濂、王袆等请为国学师，引疾辞归，所著诗文为《海桑集》十卷。

梁兰（？—1410），字庭秀，一字不移，吉安泰和（今属江西吉安）人。元末兵乱，养母至孝，不以家贫为意，苦学不辍，明初屡辞征辟，永乐中卒，有《畦乐集》。

刘永之，字仲修，晚年自号山阴道士，临江路清江（今属江西南昌）人。元至正间，曾任建宁左卫镇抚，与南昌刘崧、万石、同郡杨伯谦、彭声之、辛敬、江宁周浈、泰和王佑、王沂等称为江西十才子，交游唱和，长达半个多世纪，声名远播，当世歙然从之。明初被征召至京与修礼乐，事毕，以重听辞归。所著有《山阴集》，其弟子章、何光编有《刘仲修先生诗文集》八卷。

王沂（1317—1383），字子与，号竹亭，泰和（今属江西泰和）人，与弟王佑（字子启）同为江西十才子。精于程朱性理之学，明太祖洪武三年，被征至京，上书论事称旨，授福建盐运副使，以老疾辞归。王沂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根柢于诸经，涵濡乎百氏，体制严而幅尺宏，音节谐而理趣远，有益乎伦理之重，不爽乎物则之则”（宋濂《王君子与文集序》，《宋文宪公全集》卷七），诗若干卷，同郡杨伯谦为之作序，现存宛委别藏本《王征士诗集》八卷，无杨序。

刘于（1317—1372），字允恭，又字永泰，吉安永丰（今属江西吉安）人。曾受学于虞集，深受器重，中至正七年丁亥乡试，授泰和学正，元末辞官归隐。洪武元年征召遗逸，以病辞谢。洪武四年，再征至京师，讲书称旨，聘为福建、广东考官。朱元璋欲授以官，坚辞不受，太祖怜其老，命太常赐酒放还，隐居以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