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文人隐逸方式之二：名士雅集之风尚

元末文人隐逸方式之二：名士雅集之风尚_梁寅的传奇人生

一、轻歌曼舞、恣意寻欢的文人雅集

前文讲到至正八年（1348）行省架阁官张君济请梁寅到江浙行省集庆路首府江宁（今南京）来训导他的儿子，从此他久寓江宁，与当时名士打成一片，尊李晋仲先生为师，结交陶主敬等诸位名士。

虽然目前尚未找到梁寅结友聚会的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梁寅这样拒绝与权贵交往的文人也与诸多名士交往甚密，这正反映了彼时结社聚会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风尚，被称之为“雅集”。

“文人雅集”其实由来已久，很多史料都记载了历史上被人们传诵的文坛盛事。最著名的是晋永和九年（1353）会稽内史王羲之与谢安等42人在山阴兰亭的聚会，他们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中饮酒畅叙，“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为此王羲之所书的《兰亭集序》成为千古绝唱。此外，汉魏邺下之会、竹林之会、东晋庐山莲社之会等也被时时提及。吴自牧《梦粱录》、耐得翁《都城纪胜》等记录了当时各种行业竞相结社的情况。欧阳光先生在《宋元诗社研究丛稿》中曾评述：宋以来各类会社争奇斗妍的现象说明，随着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分工更加细密、各种社会群体分界日益明显。在这样的社会趋势之下，作为社会人文精神聚焦的特殊群体，文人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组成了各类“课会”“课社”“书会”“文会”“诗社”“诗会”。虽然名目不同，组建方式不一、存在时间或长或短，但都可以归为“文人雅集”。欧阳光先生《宋元诗社研究丛稿》首开对宋元诗社的系统研究，在大量原始材料中梳理出宋元各类诗社57个，其中以宋末元初结社者为多，取得了备受瞩目的成果。但也有很多史料显示，元明之际同样是文人雅集的高峰时期，且表现出不同于宋末元初的特点。(www.guayunfan.com)

大量元末史料和文人别集都足以表明，这一时期的文人来往非常频繁，尤其是在文化渊薮之地江南地区，举凡元末略有声望的文人都聚集于此，在轻歌曼舞之中，他们登山临水、觞咏其中、濡墨作画、挥座清谈，在高雅的审美情趣中透露出世俗的享乐欲望。但看似逍遥自在、热闹欢畅的表象下，掩盖了元末文人身处乱世时难以言说的迷惘和悲哀。社会心理学分析认为来自外界的压力和威胁是引起特定群体凝聚的重要因素，因而越是处于风雨飘摇的社会背景之下，人害怕孤独、渴望交流的天性表现得越加强烈。元末的文人正是以恣意享乐和同道互慰抵制现实恐惧，正如顾瑛《柳塘春口占四首》所附的于彦成序中的心声：“嗟乎!世故之艰难，人事之不齐，得一适之乐如此者，可不载诸翰墨，以识当时之所寓。况南北东西，理无定止，焉知后之会者谁欤？”

二、乱世乐土——玉山雅集的兴衰

顾瑛（1310—1369），一名阿瑛，又名德辉，字仲瑛，别号金粟道人。平江昆山（今属江苏昆山）人。家业豪富，轻财好客。曾筑玉山草堂，常年与四方名士如张翥、杨维桢、柯九思、倪瓒、张雨等诗酒唱和，名闻东南。张士诚据吴，为避张氏征聘，顾瑛一度流寓嘉兴，未久，因母丧归里。张氏再聘，顾瑛乃削发为在家僧，自称“金粟道人”。明洪武元年，以子顾元臣曾任元官，被勒令徙临濠，次年三月卒。著有《玉山璞稿》《玉山逸稿》；编有《玉山名胜集》《草堂雅集》。

顾瑛名列江南三大首富（松江曹家，无锡倪家，昆山顾家）之中，且性情豪宕，轻财结客。年三十，始折节读书，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筑别业于茜径西，曰玉山佳处，或称玉山草堂。草堂设景点二十四处，如种玉亭、小蓬莱、听雪斋、拜石坛等，每一处都悬知名文士的题额和自题之作，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皆冠绝一时，顾瑛晨夕与客置酒赋诗其中。顾瑛所编《草堂雅集》记载的唱和活动多集中在至正八年（1345）到至正十六年（1353）之间，尤以至正十年（1350）前后为盛，有记载者大小共五十余次。草堂主人往往根据季节变换在草堂选一适时佳处举行盛宴，宾主拈韵联诗、行令饮酒。接到顾瑛手书邀请的文人莫不将此视为一种荣耀，慕名来访的远客同样也得到主人盛情款待，顾瑛在《送郑同夫妇归豫章分题得洞庭湖》一篇中记载：相逢在草堂的宾客“未暇问姓氏邑里，行李所从来，辄举酒相与，献酬杂还，亦不计年齿，貌苍苍者上坐，饮酣歌舞，各以所长自适”。从现存杨维桢《玉山雅集图记》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盛况玉山草堂的文学聚会实际上是以文学为中心，兼及绘画、书法、歌舞、吟咏在内的综合性文艺活动。在顾瑛等人看来，生逢末世，不必去过多理会道德戒律的束缚，而应当珍惜时光，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至欢至乐。他们在唱和交游、品茗清谈的同时，更极力追求耳目声色之好，借以忘却现实的苦痛。身处衰乱之世，玉山草堂俨然成了元末文人疗伤避难的乐土。

然而，随着张士诚开府平江，玉山草堂和众多富家一样未能免于浩劫。顾瑛在《记》一文中曾痛苦地回忆道：“余家玉山中亭馆凡二十有四，其扁题书卷皆名公巨卿、高人韵士口咏手书以赠予者，故宝爱甚于古玩好。今年春正月兵入草堂，书画无长物，夏四月，有军士数百持戈特来索予甚急。时予与家累辈尚在山中，由是获免，然不知其故，后三日始知为不义者诬。及归草堂，而诸卷皆为之分挈而去。每与汝阳袁子英叹诸朋辈手泽不可复见。”玉山雅集由此渐趋萧条。

由上述资料可见，文人雅集已成为元末文坛的一时之尚，既延续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雅集传统，同时又表现出元末乱世背景下新的特征。

三、文人雅集与争奇斗妍的通俗文艺

元代是各种通俗文艺兴盛的时期，杂剧、南戏、陶真、词话等各体艺术形式争奇斗妍，这与元末文人雅集这种城市色彩浓厚的文化的盛行不无关联。

自元统一以后，东南一带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元末文人大都同商贾、市井艺人有密切交往，流连于城市的繁华生活，有的自身即为富商（如顾瑛、曹知白）。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带有明显的城市文化的色彩。这种有乐妓助兴的文人雅集，看似与唐宋时期文人的歌筵酒席没有什么区别，实际形成了元代独有的特色——既有传统的分韵赋诗，更有能极大烘托聚会欢快气氛的戏曲和音乐表演，比唐宋文人的歌筵酒席更接地气，因而极大地推动了各种通俗文艺的繁荣，杂剧、南戏、陶真、词话等各体艺术形式争奇斗妍。从目前留存下来的材料看，文人们对这种时下最流行的娱乐活动非常痴迷。张翥于至正十年秋至玉山草堂，曾作《寄题玉山诗》以纪其事：“开樽罗绮馔，侑席出红妆。婉态随歌板，齐容缀舞行。新声绿水曲，秾艳大堤倡。宛转缠头锦，淋漓蘸甲觞。弦松调宝柱，笙咽炙银簧……”南戏研究者孙崇涛先生也曾在杨维桢的《铁崖诗集》癸集中，发现一首题作《午赴嘉树堂佐尊者沈青青演 <破镜重圆> 题诗一章并与缠头青蚨十缗青青易名瑶水华》诗，提供了前所未闻的元末文士雅集搬演南戏和南戏女伶沈青青行迹的材料。[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