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门第”_汤一介自述
我的童年是在平静、平常、平淡的状况下度过的。1927年2月16日我生在天津,但籍贯都填写我的祖籍湖北省黄梅县。是年,我父亲汤用彤(字锡予)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授,我母亲张敬平是湖北省黄冈人,她们家是当地的大族,她的哥哥张大昕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来做过汉阳兵工厂的总监之类。我这位舅舅是个藏书家,听母亲说他藏有两册《永乐大典》,本来要送给我父亲,但父亲没有接受。后来因一次大火,把他的书全部烧光,如果我父亲当时接受了,那么现在世界上又可以多两册《永乐大典》了。听母亲说,在她怀着我的时候,有一次坐黄包车翻了车,手骨折断,但幸好把我保存下来,否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1928年,我父亲又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在我脑海里有着一个模糊的印象,我们在南京住的是有院子的平房,大门是黑色的,当然,这也可能是后来听我母亲说的,而无论如何,这是我最早的记忆。
我的家,从我祖父起大概可以算是所谓“书香门第”。在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汤霖已经去世十五年,而祖母梁氏还健在,她是1938年八十五岁去世的。我父亲几乎没有和我谈过我的祖父,只是在5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后,使我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感到知识分子总是很倒霉的。有一次,我问父亲关于祖父的情况,他只是说,我祖父喜汉《易》,但没留下什么著作 ,平日爱用湖北乡音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并且把他收藏的一幅祖父六十岁生日时学生们为他祝寿的《颐园老人生日?游图》给我看,其中有我祖父的一段约七百字的题词,和他的学生为他祝寿的祝词,最近我在《汤氏宗谱》中还看到祖父的一些诗文。
在辛亥革命前,我父亲曾在北京顺天学堂读书,同学有梁漱溟、张申府等。辛亥革命后上了清华学堂。1918年赴美国留学。1922年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1930年他应胡适之聘到北京大学做教授,以后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直到他1964年去世。他的为人为学已有很多记载,钱穆伯父对他了解最深,在他写的《忆锡予》和《师友杂忆》中记载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九一八”后,我家住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前门是三号,后门是六号。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共有三个院子,前院、正院和后院,中间还包括一座两层的小楼。我们和我伯父汤用彬一家住在正院里,伯父也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院的房子出租,不走前门三号,而走后门六号。前院,钱穆伯父初来北平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我父亲的书房和会客的地方,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在那里完成的。正院是个三面有房子的四合院,在两厢房和正房间都有走廊相连,正房的东北角有座两层小楼,楼下是个大厅,我和我妹妹还有堂弟妹常在里面滚铁环玩。楼上有三间房子,父亲的研究生王维诚、王森两位先生都在楼上住过,他们那时是我们的家庭教师。(www.guayunfan.com)
父亲虽然不管我们,从来不问我们的功课如何,当然更不管我们的衣、食、住、行,但他还是很爱我们,特别喜欢我妹妹汤一平,可以说他对我们很慈祥。他常和熊十力、蒙文通、钱穆等先生到中山公园的春明馆或来今雨轩喝茶,总是带着我和妹妹。父辈们喝茶、吃点心、聊天,我和妹妹吃完了就到处去玩。从1932年起一直到1936年,每年暑假,我们一家和伯父一家都到庐山去避暑,因为我们家在庐山牯岭大林路有三栋小楼房,我们常常住中间一栋。楼前有一块大石头,像只大蛤蟆,我们叫它蛤蟆石,常常爬上去玩。这段时间自然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活的日子了。这些日子,父亲每日看书、写文章,现在收入他文集中的《大林书评》就是他在庐山上写的。这就是说,我的童年生活是很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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