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效应_关于蔡元培的故事

名人效应_关于蔡元培的故事

绍兴素称“文物之邦”，自古以来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名流荟萃，如群星灿烂。绍兴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和科学家。毛泽东同志对绍兴的人才有很高的评价：“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人诗囊。”

绍兴确是名士之乡，据绍兴市志统计，从禹至明、清，绍兴名人已逾二千人。古代绍兴虽名人辈出，但未形成庞大的人才群。只有到了近代，绍兴才人才群起，举国称雄，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中外知名志士仁人和专家学者：葛云飞、汤震、蔡元培、鲁迅、陶成章、徐锡麟、秋瑾、许寿裳、周作人、竺可桢、马寅初、马一浮、马孝众、陶孟和、邵力子、周恩来、马叙伦、杜亚泉、蒋梦麟、陈仪、周建人、范文澜、陶行知、朱自清（祖籍绍兴，自称绍兴人）、孙越崎、俞大絪、陈建功、陈半丁、经亨颐、夏丏尊、刘大白、平步青、俞秀松、王一飞、梁柏台、张秋人、何赤华、叶天底等一批一流人才。至于其他人才为数更多，不胜枚举。

近代绍兴人才群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的条件，也有内部的条件，但其中一个特殊原因，是绍兴出了近代绍兴人才群的核心“人世楷模”蔡元培。蔡元培在其人才观指导下，奖掖后进，扶植青年不遗余力；知人善任，广聚人才，同心合力，指引同犁并和他们生死与共，近代绍兴一批又一批知名的人才群中，大都与蔡元培有师承、同事、战友、同乡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称“先生北上，人才北聚；先生南下，人才南聚”。其人才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名列全国前茅。这种现象可谓人才学中的“蔡元培现象”。

蔡元培与鲁迅(www.guayunfan.com)

蔡元培和鲁迅相知于革命潮流的漩涡中。1902年，为追求真理，拯救祖国危亡，鲁迅东渡日本留学。当时的东京，是革命派在海外的活动中心，而蔡元培所在的上海，则是国内传播革命思想的中心。日俄战争爆发后，国内的人们由于痛恨沙俄长期侵占我国的东北，对刚崛起的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天真的幻想。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也发表了一些扞击沙俄，偏袒日本的错误言论，鲁迅对此深表不满，其时，同学沈瓞民正要回国，鲁迅写信托他带回面呈蔡元培。他在信中坦率地向蔡元培提出三点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蔡元培见信后对鲁迅的远见卓识和坦诚相见十分欣佩，欣然采纳了鲁迅的意见，改变了这种错误的看法。

1904年冬，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不久，鲁迅也加入了光复会。

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与在日本留学的从弟蔡谷卿通信，谈起了他学德语很困难之事。蔡谷卿把这一情况同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说了，鲁迅建议他“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鲁迅还把在日本印行的第一部译作《域外小说集》托蔡谷卿给蔡元培寄去，这是蔡元培最早读到的鲁迅著译。

鲁迅

鲁迅与蔡元培的交往，从1912年蔡元培接受许寿裳的推荐，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起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长达24年。其间虽因政治立场和观点的有所不同而一度冷落，但从总体上看，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仅《鲁迅日记》中，记载蔡元培的就有50多处，两人的书信往来更是不计其数，足见关系之深。

就鲁迅而言，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之恩，由于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使鲁迅跳出“越中棘地”到达南京。三个月后，又随教育部迁至北京，出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在鲁迅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鲁迅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天地。鲁迅到教育部后，积极支持蔡元培的进步主张，两人志同道合，在携手实施新的教育方法中频添战斗友谊。蔡元培辞职后，鲁迅和许寿裳等人一起为蔡先生饯别。1916年11月，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曾回绍兴小住，鲁迅南返绍兴探亲后立即前往笔飞弄蔡宅拜访。因蔡正往杭州而未遇。第二年1月7日夜鲁迅返京，1月10日即去拜访阔别4年的蔡先生。

左起：鲁迅、萧伯纳、蔡元培

从1917年至1923年初，即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鲁迅与蔡元培之间互相通信、走访，互赠碑刻拓片，交往颇为频繁。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就请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后又聘请鲁迅担任北大兼职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蔡元培曾经说过：“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其时鲁迅热衷于搜集秦汉瓦当各碑林石刻的拓片，蔡元培就帮助鲁迅搜集，鲁迅也把搜集到的有特色的碑拓送给蔡元培，这在《鲁迅日记》和两人的书信中均有记录。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姿态，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站在时代的最前列，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领导之功不可没。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文人林琴南跳出来攻击新文化运动，矛头直指蔡元培，在这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鲁迅旗帜鲜明地支持蔡元培，并且挥戈上阵，以其独具一格的“随感录”狠狠回击了林琴南等人对蔡先生的攻击。

鲁迅对蔡元培一向很尊重，每次写信抬头必称“先生”，落款必署“周树人谨状”。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写《鲁迅评传》时，称鲁迅为“教育总长的朋友”，鲁迅立即纠正说：“他是我的前辈，称为朋友似不可。”1927年，鲁迅从广州到上海，他不愿意再去教书，许寿裳无意中对蔡先生言及，蔡先生便默默记在心里。鲁迅一时不理解，在致川岛（章廷谦）的信中，对蔡公颇有微词……不久，鲁迅就收到了大学院要他当挂名著作员的聘书，并月薪3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使鲁迅免除了生活之忧。这笔薪水一直拿到1931年，其时大学院已归别人管辖，蔡先生已经无能为力。1932年3月2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写道：“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

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四五年间，两人的关系一度趋冷。但随着抗战局面的形成和蔡元培政治立场的转变，两人的关系立即升温，这从1933年1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时蔡元培送给鲁迅的两首七绝中可以看出。此后两人多次往来，亲密无间到可以无话不说的地步。鲁迅去世后，蔡元培是治丧委员会的领衔者，主持了对鲁迅后事的处理，并为出版《鲁迅全集》竭尽全力。在为第一部《鲁迅全集》作序时，蔡称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正如郭沫若所说：“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首推蔡元培先生吧！”

蔡元培与许寿裳

许寿裳

许寿裳（1883-1948），字季茀，号上遂，绍兴人，现代著名教育家、文字学家和传记作家。蔡元培逝世后，许寿裳在悼念文章中回忆了追随蔡元培左右、三次共事的经历：“第一次在教育部，由南京而北京。第二次，民六在北京大学。第三次，民六至二十三，在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对许寿裳有知遇之恩，许寿裳视蔡元培为严师。这两位绍兴先贤之间的纯真友谊，一直被人传为佳话。

1901年，在浙江杭州求是书院就读的许寿裳，经书院汉文总教习宋平子(恕)先生的介绍，与蔡元培相识。是年，许寿裳年仅19岁，风华正茂。翌年，许寿裳因学习成绩优异，以浙江官费生资格派往日本留学，先入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由于深受章太炎、蔡元培等人革命思想的影响，许寿裳在日本留学时期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即邀请许寿裳至南京襄助部务；教育部迁至北京后，蔡元培又任命许寿裳为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在此期间，许寿裳受蔡元培之委托，负责起草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宣布废除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此《宗旨》1912年4月由教育部颁布。而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许寿裳成功地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蔡元培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就。”许寿裳立即连发两信给鲁迅，说明蔡元培延揽之意。就这样，鲁迅走出了当时还比较落后闭塞的故乡绍兴，由江河而入大海。许寿裳、鲁迅因其努力、出色的工作，深受蔡元培的器重。蔡元培在教育部内发起举办“暑期讲习会”，请许寿裳讲授《教育学》，鲁迅讲授《美术略论》。

教育部迁至北京后不久，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嬗政，坚辞教育总长一职。许寿裳一方面支持蔡的正义行动，另一方面又不无惆怅，约了三五同乡，为蔡元培饯别。

1917年初，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实施其“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充实调整教师队伍，广延名流。其时，许寿裳正担任教育部参事，即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兼职讲师。历时四年，对此，许寿裳感铭不已。

1922年，许寿裳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他效仿蔡元培的做法，致力于提高师资力显，多方延聘专家学者，邀请北京各大学著名教授来校兼课。1926年，许寿裳致函蔡元培，请其推介、联系合适的工作。在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许寿裳于翌年初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文学系教授。1927年，蔡元培担任大学院院长。其时，许寿裳因抗议国民党广州“四一五”事变，愤而辞去中山大学教职，返故乡浙江。蔡元培听闻许寿裳工作无着，生活困顿，立即邀请其到南京，任大学院秘书。不到一年，蔡元培又任命许寿裳为大学院参事、秘书长，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1928年，大学院被取消，蔡元培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许寿裳追随其左右，任中央研究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在此期间，蔡元培常驻上海，中央研究院许多文件、信函均由许寿裳负责拟稿、起草。许寿裳不仅协助蔡元培发展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而且对蔡元培的正义活动全力支持和推动。例如1929年，蔡元培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一职，许寿裳对此深表理解与支持，致信蔡元培：“监察院长一职，先生坚辞甚善，此时实不能行使职权。”又如，1933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杏佛）在上海被特务暗杀，许寿裳在与蔡元培参加公祭活动后，十分关心蔡元培的安危，回到南京总部后特致信蔡元培：“院中遭此变故，是一大损失。先生连日辛劳，宜避嚣离沪，善自静养。”

蔡元培对许寿裳在研究院的工作表现，十分信赖。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军政首脑纷纷避往洛阳，在这非常时期，许寿裳仍留南京，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得到蔡元培的赞赏。蔡元培2月9日致信许寿裳：“诸同事多请假，而先生及毅侯兄留院维持，甚为感佩。”中央研究院时间，许寿裳在南京总院，蔡元培常驻上海，两人书信往来频繁。许寿裳在每封信中均称蔡元培为“师长”“先生”，自称“后学”或“学晚”，表现出对蔡元培的敬重。早在大学院时，蔡元培因许寿裳的建议，聘请鲁迅为特约著作员，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此举解决了鲁迅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成为蔡、鲁交往中至为感人的一节。

许寿裳与鲁迅

1934年春，丁文江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提出紧缩计划，进行人员机构调整，蔡对于许寿裳的安排十分关心，想方设法予以介绍。不久，许寿裳在蔡元培的敦劝下，北上就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许寿裳虽在北京工作，但与蔡元培鱼雁往返，从未间断，每年假期南回，总去上海蔡元培处拜访、座谈。1935年7月7日，许寿裳长女在沪结婚，蔡元培应邀参加婚礼，并担任证婚人。鲁迅逝世后，作为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就开展鲁迅纪念活动、《鲁迅全集》编印事，与蔡元培通信频繁。

1937年1月是蔡元培先生71岁寿诞，是月底，许寿裳专程从北京赶赴上海，向蔡元培祝寿，并赠以七律四首《孑民先生今岁七十有一，病后矍铄，长寿之征，喜赋四章，敬求指正》：

宗师首出浙江东，举国咸尊德业崇。

纯孝疗亲曾割臂，因材施教始澄衷。

太平义阐公羊说，博爱功追墨翟风。

并作热怀行革命，手援天下万夫雄。

欧洲游历快衡宇，贯彻中西觅坦途。

公德独标仁义恕，清儒最爱戴黄俞。

深研哲学通天地，旁叩民风溯觋巫。

学海昔时感沉寂，归来朝气为嘘枯。

教政方针意独长，莘莘童子露晨光。

发皇美育更宗教，神圣劳工戒逸荒。

大学原来先格物，真才罗致毕登堂。

护持思想自由者，共拜先生德泽章。

海外闻名潞国豪，院成研究仰贤劳。

物心十所穷探理，虚实兼赅细察豪。

梅萼回春开八秭，松乔侍笔计三遭。

赋诗聊祝南山寿，寄意还瞻北斗高。

蔡元培阅毕，甚为感慨，谦逊地称：“诗工稳，但不敢当。”他在日记中手录此诗，并在诗旁加注：“余掌北大时，请季茀任讲师，大学院及研究院均请任秘书长”，“对于我个人一生大事几乎列举无遗，洵佳作也。”

抗战爆发后，许寿裳随校西迁，从此与蔡元培天各一方，但双方的联系从未中断。1939年秋，许寿裳因不满学校改组，辞职赴川。远在香港的蔡元培得知这一消息，甚为不安，替许寿裳多方面推荐新工作。同年底，由于蔡元培等的努力，许寿裳被华西协合大学聘为文学院英庚款国学讲座。1940年1月30日，蔡元培致信许寿裳：“知在华大将授‘传记研究’及‘小说史’，甚善：小说史如印有讲义，请随时寄示一读（每星期或每月一寄均可）。”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的消息传到成都，许寿裳悲痛万分，含泪写就《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表示沉痛悼念。悼念文革最后说：“噩耗骤闻，悲痛无极。旋知先生弥留之际，虽不能手书遗言，犹殷殷以抗日建国大业为念，连呼‘学术救国’‘道德救国’二句，用意何等深远！余于涕泪之余，率成一律：‘先生之风，清任和时，兼四圣高行；后世有责，学术道德，懔两名遗言。’”1941年3月5日，蔡元培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许寿裳又特意赶写了题为《蔡孑民先生的生活》讲演稿一篇，到成都青年会讲演。

许寿裳晚年赴台湾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和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为战后台湾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台湾的日子里，许寿裳多次对朋友和学生讲起，自己一生深受两位严师的影响，一位是余杭章太炎先生，一位则是绍兴同乡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与马叙伦

马叙伦

执掌北大是学界泰斗蔡元培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蔡元培是如何登上北大校长宝座的？对此许多人却并不清楚。有人认为蔡元培是奉孙中山之命去北大的。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在要否去北大的问题上，蔡元培确实去请教过孙中山，孙的态度坚定了蔡去北大的决心，但最早提议蔡元培当北大校长的却是蔡的同乡晚辈马叙伦先生。

祖籍绍兴的马叙伦（1885-1970）比蔡元培（1868-1940）小17岁，是蔡元培的好友陈敝宸（介石）的高足，1900年，马叙伦在陈介石任教的杭州养正书塾就读，而蔡元培正在故乡的中西学堂任监督，常由绍兴去杭州，与陈介石时相过从，也因此认识了马叙伦，与陈介石一样，蔡元培也很赏识这位杰出之才，1902年元旦，蔡元培与黄仲玉在杭州结婚，以演说代替闹洞房，马叙伦以来宾身份，躬与这一别开生面的婚礼。

1904年，马叙伦到上海，襄助蒋智由（字观云，诸暨人，著名诗人，也是蔡元培的好友）编印《选报》，随后，陈介石也到了上海，率领大弟子马叙伦、汤尔和等创办《新世界日报》，此时蔡元培正在上海主持爱国女学并策划成立光复会，常在张园举行演说会，反对外国入侵，倡言革命，不到20岁的马叙伦常去听演讲，对蔡十分佩服，称蔡为“孑丈”。

1915年，马叙伦应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马的同窗好友汤尔和出任北京国立医专校长，而蔡元培此时正流亡法国，次年6月，袁世凯下台，旅居京城的浙江籍议员聚会讨论，一致要求蔡元培回来做浙江省省长。蔡复电说，回国是可以的，但不愿做官。其时恰逢北大校长胡仁源辞职，校长出缺，马叙伦就和汤尔和商榷，要汤向教育总长范源濂（静生）建议，电邀蔡孑民回国执掌北大。范源濂原是蔡任教育总长时的副手，一拍即合，即请总统黎元洪发出任命，马叙伦这一偶然的念头，竟然改变了蔡元培一生的道路。

1918年，蔡元培等与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生合影。前排左四至左七为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马上任，出任北大校长。中国最高学府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以后的岁月里，马叙伦一直是蔡元培最忠实的伙伴与支持者，正是在马叙伦等人的竭力相助下，才使得在北大没有任何基础的蔡的门生与代理人蒋梦麟在蔡先生不在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地主持北大校政。

1926年年底，国民政府发表蔡元培、沈钧儒、马叙伦等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准备在宁波就职，但未及就职，孙传芳部队已向宁波冲来，他们只好分头出走，各奔前程。

马叙伦割须亡命，和蔡元培搭小轮船到象山，乘过山舆趋东乡，投黄公岙，再奔石埔。在石埔隐蔽几天后，就搭帆船漂海去福州。坐帆船、漂大海，马叙伦还是第一次。白天倒还平常，夜里碰到风紧浪急时，船身翻腾起伏，未免心惊。长夜不寐，他和蔡元培只好躺在船舱里吟诗，他有诗云：

帆歌风急疑鸱叫，水转柁危似鬼鸣。

忘却扁身浮海上，羊鸣鸡叫两三声。

这样在船中消磨了两天两夜，于1927年1月21日脱险到达福州。不久，北伐军向浙江挺进，他和蔡元培也离开福州于30日到达厦门。2月18日杭州光复。他们就经温州、宁波、绍兴，于26日回到杭州。3月1日，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蔡和马都担任了委员。

马叙伦五十寿辰时，蔡元培曾撰联致贺，其联曰：“白眉最长，谈经解惑；串桂齐馥，介寿承欢。”足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蔡元培与马寅初

马寅初

马寅初（1882-1982）出身于绍兴一个酒坊小业主家庭。在他出生不久，父亲马棣生就带着全家老小从小皋埠搬到了嵊县浦口安了家。马寅初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1906年，马寅初从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6年，这位满怀富国强民抱负的年轻学者回到了祖国，但耳闻目睹的却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景象。他立志要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搜索中国财政经济的弊端，寻求医治的药方，于是，拒绝了军阀、政客的拉拢，毅然到北大担任经济学教授。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校政后竭立提倡科学与民主，力图政革当时北大的一整套封建教育制度。得到马寅初的坚决支持。在蔡元培改革思想的指导下，1919年北大成立全校最高权力机构教授评议会，并设立教务长一职。马寅初在选举中战胜了胡适，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他协助蔡校长，在改革北大封建教育制度的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大放假三天庆祝，并在天安门广场开演讲大会，蔡元培与马寅初先后登台发表演说。蔡元培的题目是《劳工神圣》，马寅初的题目是《中国希望在于劳动者》。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与马寅初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支持运动的发展。1920年，马寅初为了致力于经济的研究和教学，辞去教务长职务，专任教授，直至1927年离开北大去南京政府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职。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起，马寅初连续九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成

为继何燮侯、蔡元培、蒋梦麟以后的第四位绍兴籍的北大校长。

马寅初（左一）与蔡元培（右一）等合影

蔡元培与周作人

周作人

1917年3月27日，周作人离开家乡绍兴，于4月1日抵达北京，当天就住进了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略事休息后，4月3日，周作人即去北京大学拜访校长蔡元培，蔡不在。第二天再去蔡宅，蔡正外出。5日，蔡元培亲至绍兴县馆回访周作人，其时正逢期中，学校不便安排新的课程，蔡元培希望他先在预科教国文。周作人擅长英文、希腊文，还懂得古英文，古希腊文，而国文教学恰是他所不感兴趣的，他觉得与其在北大教预科的国文，不如仍回绍兴在中学教英文，主意定后，他去向蔡辞行，蔡向他表示挽留，在旁的陈独秀、沈尹默等也一同劝他留下，均被周作人婉言谢绝。其实早在1914年，就有人向鲁迅表示愿意推荐周作人去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鲁迅并没有和周作人商量就婉言谢绝了。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亟需各种人才。鲁迅和许寿裳这才主动向蔡元培推荐周作人。求才若渴的蔡元培当然不会放走有真才实学的周作人的。

1922年5月23日，周作人（前排左三）与鲁迅（前排右三）爱罗先珂（前排右四）在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

就在周作人向蔡元培表示不任预科教职并即将南回的第二天，即1917年4月11日，蔡元培致函周作人，聘请他为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每天中午前后工作4小时，月薪120元。周作人和大家商量后，觉得不好再推辞，就答应了。国史编纂馆原直属于中央政府，因为缺少经费，改属北京大学，编纂馆就成为编纂处了。周作人的任务是收集，翻译英文资料，这给他翻阅不少英文杂志的机会，有些他认为好的文章，就翻译出来，在《新青年》上发表。是年9月4日，北大发出聘书，聘请周作人担任文科教授，仍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周在中文系开了两门课：希腊文学史和近世欧洲文学史。此后，他就忙于编写这两门课的讲义。讲义函章定好后，由鲁迅逐章修饰，随后印发给学生。这些讲义后来编集起来，名为《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于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作人长达几十年的北大教授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起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周作人为了编辑出版李大钊的遗作，通过许寿裳请蔡元培写序言，蔡欣然同意。足见蔡元培对周作人的看重。

1926年2月3日，蔡元培从国外回到上海，次日上午，蔡对国闻社发表谈话，其中谈到：对共产，赞成其主义，但主采克鲁泡特金之互助手段，反对马克思之阶级争斗。对此，周作人在《外行的按语》一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承认阶级斗争，拥护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1934年1月15日，周作人写了两首《五十自寿》诗，手写多份，送赠亲朋好友。蔡元培作《和知堂老人自寿二首》，并直接把手稿寄给了周作人。蔡元培后来还写了《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二首，歌咏故乡（绍兴）新年景物。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次日，周作人写了《记蔡孑民先生的事》全面回顾了他与蔡元培之间的相识与交往。

1966年，周作人委托在香港的曹聚仁为他编辑出版了《知堂回想录》，周在《北大感旧录》之十一中，专门写了他对蔡元培的印象。称赞蔡在北大的改革“很有效力，也很得时宜”。

蔡元培与陶孟和

陶孟和（1889-1960）原名履恭，祖籍绍兴，生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1910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1913年获经济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并在1920年继马寅初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他极力支持蔡元培整顿北大的改革措施，成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

1919年陶孟和赴欧洲考察时，特别注意为北大收罗人才，李四光与丁西林等人就是由他向胡适和蔡元培推荐，最后都被聘为北大教授。陶是《北京大学月刊》的顾问，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哲学研究会，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院工作时曾参加过哲学研究会的活动。陶孟和与蔡元培、胡适三人先后被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请去作报告，解答各种问题，毛泽东每次都参加。

陶孟和

陶孟和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对刊物工作非常热心，在第2卷至第8卷(1917-1920)共发表过10多篇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文章。1926年陶孟和接受蔡元培的建议，筹建社会调查部，1929年改称北平社会调查所，由陶孟和任所长，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调查机构之一。1948年陶孟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蔡元培与蒋梦麟

蒋梦麟

在蔡元培的门生弟子中间，恐怕要数蒋梦麟先生与蔡先生的关系最为密切了。两人在家世背景、求学生涯、任职经历、政治学术观点乃至个人秉性、学识修养、待人处世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1886年1月20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蒋梦麟出生于余姚蒋村，比蔡元培小18岁。由于余姚向来属于绍兴府所属八县之一，故蒋、蔡两人同属绍兴人。

蒋、蔡之间的交往与友谊长达40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绍郡中西学堂时期。1897年2月，12岁的蒋梦麟在父亲的支持下进入绍郡中西学堂就读。在他入校后的次年冬天，蔡元培即返回故里，出任学堂监督。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蔡元培，还读了蔡讲授的课程，成为他的授业子弟。在老学生的心目中，蔡元培是近世的越中徐文长，酒量如海，才气磅礴，一目十行，出口成章。而在蒋梦麟的印象中，这是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学贯中西的长者。蔡元培任中西学堂总理以后，做了三件大事，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第一件事是聘请称职教师，其所聘之师都是绍兴的饱学之士和进步人士，并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师。第二件事是想方设法购置图书和教学仪器设备，使该学堂成为当时绍兴地区藏书最丰，教学仪器最完备的一所新式学校。第三件事是增设课程，除讲授中国文学、经书与历史之外，还开设了诸如物理、化学、动植物、美学和外语之类的新课，尽管当时所讲授的西学知识还十分粗浅，但对学生却起到重大的启蒙作用。在教学方法上，实施因材施教，根据学生国学程度的高低分三斋，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和高中一年级、各斋学生可以到不同的级别去听课。当时在第一斋念书的蒋梦麟在《西潮与新潮》一书中这样回忆：“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产生。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从基本物理学我又学到雨是怎样形成的。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成雨的观念只好放弃了。了解燃烧的原理以后，我更放弃了火神的观念。过去我们所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也是我思想中怪力乱神信仰的结束。”

更令蒋梦麟吃惊的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新派教员之间的争论。当时教职员和学生同桌吃饭，每桌6个学生，一个教员。余下的教员都在中间一桌。蔡元培与杜亚泉总是发表偏于革新的意见，对传统学说多所怀疑，马用锡、何阆仙等多表赞同，旧派势力势孤力单，在场学生都能听见他们的辩论。在一次宴会上，酒过数巡，蔡元培竟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梁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以保存皇室来领导推新。说到激烈处，他高举右臂大喊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虽然在绍郡中西学堂的时间只有三年，但彼此之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几十年后还历历如昨。

第二个时期是在北大时期。自1919年7月，蒋梦麟受蔡元培委托到北大主持校务以后，元培多次辞职或出国，都由蒋梦麟代理校长，在蔡元培回校任教时，蒋则任总务长，成为蔡的得力助手。傅斯年曾说蔡请蒋作总务长，助理校政一事是最佳搭档：“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蔡元培在北大掌校号称十一年，实际在校时间只有五年半，其余均由蒋梦麟当家。蒋梦麟就是蔡元培的化身。而蔡元培之所以挑选蒋梦麟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并不是出于一般的师生关系，而是出于对蒋的思想，学识和才干的了解。早在五四以前，蒋、蔡之间就有过许多联合行动。

1920年10月授予杜威及芮恩施名誉博士学位典礼后纪念摄影，前排左起：蒋梦麟、杜威、蔡元培

1919年2月，蔡元培与蒋梦麟等共同发起成立“教育共进社”，蒋为该社《新教育》月刊主编，经常发表教育改革的主张，倡导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之进化，施设职员教育、补习教育，增加经济之能率，推行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培养社会进化加强经济能力之领袖。对于学校教育，他主张发展个性，注重美育、体育和科学，注重职业陶冶和公民训练，在《和平与教育》一文中，提倡平民主义和个性主义，这些观点都受到蔡元培的赞赏和支持。

蒋对五四爱国运动的态度也与蔡基本吻合，这些都是蔡决定由蒋代表他去北大的重要因素。在决定是否回北大及由谁代表他去北大的一段时间里，蔡元培与蒋梦麟等人经过多次密谈和商量。1919年5月22日，蒋梦麟自上海复胡适函，表示：“来信已交孑公阅。孑公现已离沪返乡，回校任职事，孑公已允。此事若不另生枝节，大学可望回复原状。”7月14日，心情开朗的蔡元培由蒋梦麟陪同，在杭游玩花坞并作七绝六首，同日，蔡元培与蒋梦麟、汤尔和共进晚餐，决请梦麟代表至校办事。7月16日，蒋梦麟离杭经上海赴北大代办校务。7月21日，蒋梦麟从北京写信向恩师汇报，表示此番去北大一是以教授资格，二是以蔡公私人代表的身份，处事当持之以静，处之以公，断之以明，言之以和。则不致有意外事发生也。蔡元培接信后马上发布《致北大教职员启事》宣布校长一职暂由蒋梦麟代理。请各位教员予以支持。蒋梦麟没有辜负蔡先生的期望，处处忠实地执行了蔡的治校方针，受到北大师生的欢迎和拥护。26日，汤尔和写信报告蔡元培：“（蒋梦麟）学问手腕足以服人，学生心安，其余可迎刃而解。”北大评议会也致电蔡元培，对蒋的所作所为表示满意。蔡元培闻讯后心中甚快，作《登高》一诗，以抒快意。诗曰：“越山隔岸望中收，一曲之江似细流，更揽全湖作灵沼，慢腾腾地几扁舟。”

9月12日午夜，蔡元培返回北京，蒋梦麟出任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次年4月12日，蒋梦麟受蔡元培委托，专程赴杭处理浙江一师风潮，同年5月，蒋梦麟与黄炎培、沈恩孚被上海工商人士穆藕初指定为“穆氏奖学金”贮金管理人，由蔡与胡适、陶孟和、蒋梦麟三教授考核留学生人选。首批留美学生5人，即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均为“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分子。9月11日，蔡、蒋一起出席北大开学典礼（教务长顾孟余、总务长蒋梦麟同为绍籍人士）并发表演说。9月16日，蔡、蒋与顾孟余、马叙伦、李大钊、胡适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北大赈灾会。10月16日，刊登启事：“元培出京在即，谨于十八日，以校长职务交与代理校长蒋梦麟教授。”在蔡元培几次出国考察期间，蒋梦麟照样以校长的全薪汇寄，以备蔡之用。

1921年1月2日，蔡夫人黄仲玉在北京病逝，蒋梦麟即电告在瑞士的蔡元培，并代蔡安排黄的后事。蔡元培于9月中旬回到北大复职后，支持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指示蒋梦麟为研究会安排办公用房，蒋立即照办，拨出两间设备齐全、十分宽大的房子，并派出工友值勤。1922年9月29日，蔡元培领衔与李大钊、胡适、蒋梦麟、蔡和森等在北京晨报刊登《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同年10月19日，蔡元培因北大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肆意喧闹，与校方发生冲突，愤而辞职，蒋梦麟立即随同辞职。仅从以上记录可看出北大时期的蔡蒋之间，完全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

第三个时期是在蔡元培离开北大以后。蒋梦麟继续执行没有蔡元培的蔡元培主义，直到他自己也离开北大。蒋、蔡之间继续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时有快信往来，在试行大学区制、成立大学院等一列改革措施上，两人观点一致。在出任教育总长的二年中，蒋梦麟所推行的教育改革制度也基本上符合蔡元培的思想。

1930年12月4日以后蒋梦麟执掌北大期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顶住了汉奸与特务的干扰，立志对北大校务进行多方改革，赢得了北大6年的安定和中兴，功不可没。但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某些问题上与蔡先生意见相左，师生之间开始产生隔阂，尽管如此，蒋梦麟对蔡元培早年对他的器重和培养，仍然耿耿于怀，1936年1月11日是蔡先生70岁生日，上一年，他和胡适、罗家伦等联名致信蔡先生，倡议集资建造房屋作为七秩寿辰的贺礼。信中充分表达了对这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的崇高敬意。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蒋梦麟送的一幅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3月24日，他又在重庆《扫荡报》上发表了题为《蔡先生不朽》的悼文，把蔡先生一生的品德归纳为四大精神，即学术自由之精神，宽宏大度之精神，安贫乐道之精神，科学求实之精神，对蔡元培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蔡元培与罗家伦

罗家伦

在与蔡元培先生关系密切的得意门生中，倘以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而言，除了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以外，恐怕就要数罗家伦先生的影响最大了。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绍兴县江墅村人。1897年12月21日生于南昌一书香之家。其父罗传珍长期在江西做官，又曾任进贤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同情革命党人，罗家伦幼年就受到父亲的影响。1914年，罗家伦就读上海复旦公学，3年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秋，罗家伦曾代表北大学生到杭州迎接蔡校长返校。1920年由蔡元培推荐，出国留学，先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历史和哲学，后又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的研究院深造。1921年罗家伦在美国和其他校友一起负责安排蔡元培访美的各种活动。1924年至1925年间师生二人同在德国，见面机会虽不多，却时常通信互述关怀并交换读书心得。当时的北大处于军阀盘踞时期，百废待举，而老校长滞留海外不愿同流合污。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对此关心备至，分别敦劝蔡元培返校，重振北大声望。蔡元培给罗、傅二人的复信则详述他对救国的看法及专心研究与著述的决心。师生之间心心相印，可见一斑。

1921年北大留美校友与赴美考察的蔡元培先生合影。二排左一为冯友兰，前排左五为蔡元培，左二为罗家伦。

1926年，蔡、罗二人相继返国。此后虽不同在一地，却联络不断，仅罗家伦保存的信函，便有36封之多。1927年11月13日罗家伦与张维桢在上海结婚，特请蔡元培证婚。

1929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与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的推荐直接有关。1936年蔡元培70寿辰之前，包括罗家伦在内的一批旧日同事与学生鉴于老人劳瘁一生，尚无栖息安身之所，发起集资在上海买了一所住宅，供他“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献寿的信由胡适起草，交王世杰(北大教授)和罗家伦、段锡朋、陈宝锷（北大学生）修改后，以几百个朋友学生的名义面呈。蔡元培经过三个多月的考虑后，终于接受了众人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私的公民”的敬意。罗家伦毕生膺服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蔡元培曾手书“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身也，不必为己”的条幅相赠。1940年蔡去世后，罗写了《伟大与崇高》一文纪念这位“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对蔡元培“柔亦不茹，刚亦不吐”的风骨倍加赞扬。1968年，蔡元培诞生100周年，罗家伦抱病写了《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一文，对蔡元培在北大的功绩作了全面的评价。此文发表后的第二年，罗家伦就去世了。

蔡元培与范文澜

范文澜

范文澜（1893-1969）出生于绍兴城内一书香门第。16岁那年离开家乡，考取了上海浦东中学堂，一年后又由家长作主，转学到杭州安定中学堂就读。中学毕业后，依照叔父的嘱咐，他报考了北京大学，并于1913年顺利进入北大预科，次年转入本科国学门，至1917年毕业。

范文澜在北大求学期间，正逢北大进行初步的民主改革时期，虽有成效，但腐朽之风仍不能洗尽。学生入大学读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范文澜所师从的老师主要是文选派的黄侃（季刚）、刘师培、陈汉章三人。范文澜当时深深服膺于训诂、考证之学，深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朝夕诵习先秦诸子、《说文解字》、《文心雕龙》等古书，并笃守师法，以追随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从而深得师长赏识，认为颇堪传授“衣钵”。这种长期的古文经学的熏陶和乾嘉学派的训练，使范文澜进一步夯实了国学功底，并深悉文史研究的方法，为其毕生从事之事业奠定了基础。然而，对国学的潜心钻研也令其思想在不自觉中受到束缚，使他拒绝接受新事物，不认为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新思想是一条“真出路”。虽然如此，他也没有与守旧的师友合流，反抗新思潮，而是自甘清静，转向佛学，企图借佛家经典来排遣内心的不安与彷徨。

北大毕业后，范文澜的第一份差使便是给校长蔡元培当私人秘书。蔡元培是1917年1月接任北大校长的，这时离范文澜大学毕业还有半年时间。在任期间，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吸收进步学者，到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鼓励学术活动到实行体制改革，使原本沉闷的校园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范文澜而言不能说没有影响，尤其是在他成为蔡元培的私人秘书之后，影响更为直接。（当时北大没有副校长，也没有办公室主任一类的职位，校长秘书的权力很大，非亲信不能胜任）但范文澜一向专心治学、性格孤僻，缺少应对社会事务的经验，加以蔡元培要的是语体文，他却习惯写文言文，所以不久便辞去了这份差使。离开北大以后，范文澜在多所中学与大学任教(1927年下半年起，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并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1930年9月因在寓所搜出进步书刊，遭当局逮捕，后经蔡元培等保释出狱。1934年8月因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再次遭当局逮捕，经蔡元培连夜发电致函汪精卫，并与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24人联名具保，于1935年1月获释。范文澜一生受蔡元培的影响甚深，敬服蔡先生的道德文章，潜心于史学研究，终于成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范文澜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

蔡元培与朱自清

朱自清

1945年，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师朱自清（中）、罗庸、罗常培、王力与闻一多（右二）在昆明合影

朱自清（1898-1948），号秋实，字佩弦，因其祖父、父亲定居扬州，曾写过一篇《我是扬州人》的文章而使得一些人不承认其是绍兴人。其实对籍贯问题，朱先生自己说得很清楚：“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从进小学就填的这个籍贯。”扬州朱宅门框上一直高悬“鉴湖朱寓”的匾额。朱先生作为绍兴人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1916年，朱自清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进入哲学系本科。成为蔡元培在北大的学生。1919年受蔡元培的影响，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又因喜爱文学，先后加入北大《新潮》杂志社和蔡元培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从事新文化的宣传教育活动。承袭蔡先生“养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的师训，成为我国著名的爱国教授。

蔡元培与孙越崎

孙越崎

孙越崎（1893-1995），原名毓麟，绍兴县平水镇同康村人。1913年入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学习，为邵力子学生。邵又是蔡元培执教南洋公学时的学生，所以蔡元培是孙越崎的“太老师”。1915年5月9日，窃居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孙越崎鉴于亡国之忧，前途崎岖，将原名毓麟改为越崎，取意心存救国，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

复旦公学毕业后，孙越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决定走实业救国之路，因办事干练，被选为学生会会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以北洋大学学生会长的身份，积极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直隶省省长曹锐当面交锋，被开除学籍，幸得蔡元培的帮助进入北京大学采矿冶金系学习。在北大学会骑马，为以后从事野外工作打下基础，1921年毕业。在校时深受蔡先生的关怀，离校后又得蔡先生作荐，受翁文灏之邀，任国民政府南京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兼矿室主任、陕西油矿勘探处处长。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开采石油的中国人。后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49年5月辞职去香港，同年11月14日策动资源委员会驻港国外贸易事务所起义，受到毛泽东复电嘉勉，孙因此被蒋介石下令通缉并险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毕生敬服蔡元培，铭记蔡先生的栽培之恩。

蔡元培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

陶成章

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是因为抗清排满创建民国的理想团结在一起，他们共同组建近代革命团体光复会，共同承袭绍兴的优秀文化传统。蔡元培说“古越多节义之士。”又认为“我辈欲造共和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陶成章恪守祖训“例不仕清”，徐锡麟“蓄志排满”，秋瑾立志要“扫荡毒雾见青天”。为此，他们跋山涉水，不辞辛劳，日夜奔波联络绍兴与浙江各地的会党，为建立革命团体奠定了基础。

徐锡麟

但建立光复会必须有一个具有崇高威望的人物作首。蔡元培翰林出身，道德文章甲天下，会长非蔡莫属。蔡元培确实也具备这一条件。他一向以国事为重，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可以舍弃个人的一切，包括高官厚禄与身家性命。这在绍籍热心革命的人士中影响极大。所以，当龚宝锉向蔡元培转达陶成章建议，要蔡任光复会会长时，他欣然同意。

光复会是近代在苏、浙、皖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由于蔡元培热心革命，又知人善任，光复会中聚集着一大批当时的名士。绍兴近代一批志士仁人，绝大部分团结在蔡元培的周围。关于蔡元培与陶成章、秋瑾，一般了解较多，这里略去不谈，而主要谈谈蔡元培与徐锡麟。

蔡元培主持上海女校时，徐锡麟到达上海，蔡就以爱国女校教员资格予以接待，商议革命之事，正如蔡元培所说“余在爱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君到上海时，余与从弟国亲及龚薇生等，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接洽之机关。其时较高级之课程，亦参加革命意义。”1905年1月，徐锡麟在上海由蔡元培介绍参加了光复会。蔡元培同徐锡麟谈到浙东抗清会党分散，各自为政，难以发挥其战斗力，约徐锡麟、陶成章两君商讨办法。蔡元培在《自编年谱》中写道：“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君，均与我相识。我约来两君来爱国女校，商联络方法。浙东两党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可见，徐锡麟投身革命，直至为革命献身，实同蔡元培的引导、鼓励分不开。徐锡麟牺牲后，蔡为徐锡麟写墓表，1920年还为徐锡麟撰写了祠堂碑记：“而独于伟人烈士，其丰功盛业，震烁一世者，往往铸像立墓，垂传久远。”蔡元培对徐锡麟这位战友是十分敬佩的。

秋瑾

蔡元培与邵力子

蔡元培与邵力子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邵力子就读南洋公学时，蔡元培任该校特班总教习，师生关系密切。邵力子一直敬称蔡为“孑师”或“夫子大人”，自称“受业”或“学生”。蔡元培是一个诲人不倦的良师，邵是一个学而不厌的高徒，师生共有振兴中华的理想，言语投机，感情深笃。邵力子深受“孑师”的影响。邵力子走上民主爱国的革命道路，后成为和平老人，都与蔡元培的训诲、鼓励、支持分不开。

邵力子

在蔡先生的支持下，邵力子与黄炎培成立“演学会”，评论时政，纵议国事。他们还组织了一个“以造新中国为己任”的“任会”，宣扬爱国民主，呼吁挽救民族危亡。邵力子的步步成长都渗透着蔡先生的教育。

到达西柏坡的章士钊（左三）、颜惠庆（左四）、江庸（左五）、邵力子（左二）与周恩来、杨尚昆合影

邵力子在《我所追念的蔡先生》一文中回顾蔡元培对他的影响：“与蔡先生，是我在青年时代亲承教诲，而四十年来最所敬爱的两位老师……他教我们阅读有益的新旧书籍，他教我们留意时事，也教我们文汉读法，他教我们种种学术研究方法。他不仅以言教，而且以身教他自己孜孜兀兀，终日致力于学问；他痛心清政府之腐败，国势之陆危，忧国的心情不时流露出词色；他具温良恭俭的美德，也不作道学家的论调而同学自然受其感化。邵力子承传了蔡先生的爱国精神。

当蔡元培在北京发动“五四”运动时，蔡元培与邵力子师生心有灵犀一点通。邵力子时任上海《民国日报》主编，立即去复旦大学，发动复旦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们在运动中南北呼应，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深入开展。后邵力子追随蔡元培参加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元老，他参加国共谈判，倾向共产党，决然不回国民党，参与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成为举国闻名的和平老人。

思考与拓展

读了本章后，蔡元培的故乡情结，一定让你印象深刻。请你结合自己目前的身份，为家乡的发展建言献策；或者将对故乡的赞颂诉诸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