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之路（上）_汤一介自述

我的哲学之路（上）_汤一介自述

在1949年前，我曾想做一位“哲学家”，可那时什么是“哲学”，我并不清楚，但我想，它大概是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学说吧！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回想了一下，我现在是一个“哲学家”吗？我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了解了吗？我不能回答。1997年，我去比利时访问鲁汶大学，有一位鲁汶大学的女学生写了一篇论文《汤一介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哲学家？》。这位女学生还对我有约两小时的访问。我当时对她说：“这个问题得由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来回答。1949年后，当时有个普遍的看法：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一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领袖’才可以被称为伟大的哲学家，其他人只能是‘哲学工作者’，这样的思想幽灵紧紧地缠绕着我们的思想至少三十年。80年代后，我们开始对此有所怀疑，而后逐渐摆脱了这一思想的困扰。但我们真的从1949年以来的思想中全然走出来了吗？像我这一代的学人，甚至我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学人中，谁也难以明确地回答。”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对人类只是极其短暂的一刻，但却是我的大半生。现在我真的能走“我的哲学之路”吗？

1949年，一切都改变了，我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严格说应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极左教条主义），开始虽然还有些怀疑，但很快我就把当时在中国流行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当成了真理，认为一切“真”“善”“美”都包含在这个“主义”之中。我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力图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束缚，至今我仍然不敢说，我已经从其中完全解脱出来了。

在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后，给我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你不能做哲学家”。不仅是我，就是那些在1949年已经成名的哲学家，如冯友兰、金岳霖等都不能做“哲学家”，而只有伟大领袖才是真正的哲学家，我们（包括冯友兰、金岳霖等）都只可以做伟大领袖哲学思想的解释的“哲学工作者”，或者做运用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来批判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想的“哲学史工作者”。我想做哲学家的梦想破灭了，而且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个安排。我为什么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呢？在其他章节中已经说到，这里不再重复。

我为什么要写上面一段，而且和前面有些重复处，主要是要引出，我是如何艰难地企图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牢笼，而走自己的哲学之路。(www.guayunfan.com)

我的50年代至80年代初已在另节写了，这里我想说的是80年代至本世纪初（21世纪）我的哲学之路。毛主席一去世，我就在“梁效”向同行们说：“以后我们不知要听谁的。”因为我们一贯都是听毛主席的，他不仅是我们的最高领袖，而且是我们崇拜的大哲学家。可是由于听毛主席的话，诠释他的哲学思想，我们却犯了大错误，我在1976年末就开始考虑“以后不知要听谁的”，加上70年代末在中国出现了解放思想的浪潮，西单民主墙，王府井的大字报，一首《火神交响乐》，使我颇为震动，“火神”把过去的一切、那些伪科学的极左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烧着了。年轻人的思想启发了我：我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为什么要听别人的？这使我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哲学之路”。但是要想走出伟大领袖、“伟大哲学家”的阴影对我们这些平凡的哲学工作者来说是何等的困难呀！这不仅要能独立思想，而且要有胆量、有学识。可我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时间认真读书，“国学”基础很差，“西学”几乎一无所知。说到“胆量”，对我这个已被七斗八斗了二十多年的书生来说，哪敢“犯上作乱”呢？要摆脱三十多年的思想束缚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80年代初，不仅是我，就像冯友兰、冯契等老一辈的学者才考虑是否可以做个“哲学史家”呢，当然，做个“哲学史家”总比做个诠释革命领袖思想的“哲学工作者”好听一点，总还算个“家”吧，而且也保险一点。开始北大哲学系分配我做“中国哲学史资料”的注释工作，我欣然接受。但在我内心深处却还是有点“不甘寂寞”，常常还在考虑一些哲学问题。

1980年我被评为副教授，这是我在做了十八年讲师后才评上的，但我认为也许正应该这样，因为在过去的十八年里我（不仅是我，大概几乎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教员）都没有认真读书和做什么独立的研究工作。十八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而且正是我们这辈人应出成果的年岁呀！我们就这样白白过去了。正因为我的好时光过去了，我就不得不更加倍地努力了。1980年夏，我开设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这门课程。我选它作为教授的课程，不能说没有一点风险，因为这个题目涉及的面非常之广，不仅要讨论“魏晋玄学”的问题，而且要讨论到它与当时佛教、道教的关系问题。我为讲这门课可以说花了很大力气，每天很少在晚上两点钟前睡觉的。这一段时间我不仅读了有关“魏晋玄学”的书，而且读了一些必须读的佛教和道教的典籍，为了摆脱教条主义的框框，我还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及温德尔班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也开始接触一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哲学。

《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可以说很受学生欢迎，三易教室，最后还是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而用发听课证的办法才得以解决。最使我感动的是比我年长十五岁的周一良教授自始至终听完这门课。后来他向我说：“过去在燕大也听过邓之诚先生讲‘魏晋玄学’，不知到底它讲的是什么，这回总算知道什么是‘魏晋玄学’了。”我不认为周先生是客气之辞，而是对我的努力的肯定，对此我很感谢一良先生。我的课为什么受到学生的欢迎，我认为主要是我在努力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和苏联哲学史教科书的框框以及1949年以来文化上的虚无主义的束缚下进行的。为此，我努力把教学与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脱钩，力图坚持独立思考，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来。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十分艰难的历程，长期在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培养下的一代知识分子，就像放了脚的女人一样，走起路来仍是那么的艰难，难免东倒西歪！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努力尝试把我的教学和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脱钩，并力图在教学与研究中坚持独立思考，力图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在我于1980年开设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之后，于1981年又专门开设了《魏晋玄学》一课。1982年，我又去兰州大学，为那里的哲学系学生讲了一个月的《魏晋玄学》。在此基础上，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写《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并于1983年10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末，我对这本书作了若干修改和增补，于1999年以《郭象》为书名列入“世界哲学家丛书”，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其实在1986年和1987年台湾谷风出版社曾两次盗版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2000年7月列入“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订本”。1984年，我又为北大哲学系开设了《中国早期道教》，次年又以《魏晋南北朝的道教》为题开课，经过两年的时间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为书名于1988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在前文中对我写《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所思考的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现在想再强调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