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之路（下）_汤一介自述

我的哲学之路（下）_汤一介自述

文化有种种定义，但无论如何包含哲学，就一定意义上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对一种文化的深层了解离不开把握或揭示其哲学的内涵。我们要了解中华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哲学。但是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都是我们首先要弄清的问题。现在中外学者的大多数不会再说中国没有哲学，大都也承认在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在两三百年前并非如此。从西方说，例如黑格尔曾提出中国甚至东方没有哲学的看法，认为中国（甚至东方）有的只是“意见”“与意见相反对的是真理”。他说：“我们在这里（按：指东方）尚找不到哲学知识”，在谈到孔子时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一点也没有，——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59，第97，119页）黑格尔的看法固然不对，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的资源，这是谁也否定不掉的。但是，在西方哲学输入中国之前，在中国确实没有“哲学”（Philosophy）一词。“哲学”一词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借用汉语“哲”“学”两字指称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中国学者黄遵宪（1848—1905）将这一词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如果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大概可以说在西方哲学输入之前，中国还没有自觉地把“哲学”从“经学”“子学”“史学”“文学”等等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而“哲学思想”“哲学问题”往往包含在“经学”“子学”等之中。照我的看法，“哲学”应该是从思考某个（或几个）“哲学问题”（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出发，而形成一套概念系统，并据概念之间的关系而形成若干“哲学命题”，并在方法上有着相当的自觉，进而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综合而形成的关于宇宙人生的哲学体系。因此，在中国把哲学自觉地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大体上说是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输入中国之后。这就是说，研究20世纪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西方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使中国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及中国哲学相对西方哲学所具有的特点等等问题，无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把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的、最有影响的应该说是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等，其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哲学观念。其后，继之而有叔本华哲学、尼采哲学、古希腊哲学、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实在论、德国19世纪哲学、分析哲学、维也纳学派、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先后进入中国，影响着中国哲学界。从20世纪初起，“中国哲学”（或说“中国的哲学”）的建立，可以说是从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入手的，从而出现了若干部《中国哲学史》，其中可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英文本蓝本原名《先秦名学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代表，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于1916年，早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后有不少《中国哲学史》的书出版，在此不一一列举了），以证明自先秦以来中国就有哲学。这说明，中国学者自觉地把“中国哲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此之前后，有学者对中西哲学作了比较，例如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以文化的类型不同来说明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到30年代初，中国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现代型的“中国哲学”，先有熊十力和张东荪，后有冯友兰、金岳霖和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一定特色的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等。熊十力著《新唯识论》只完成了“本体论”（境论）部分（在这部分中多少可以看出他受到的柏格森哲学的影响），但他原计划还要写认识论问题（量论），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其他著作中看到他的“量论”的基本思想。熊十力认为，“中国哲学”原来缺乏“认识论”，因此他主张要为中国哲学创建中国式的认识论，如他说：“吾国学术，风尚体认而轻辨智，其所长在是，而短亦伏焉，”故“中西文化，宜互相融合”，“中国诚宜融摄西洋以自广”。（熊十力：《答某生》，见《十力语要》，卷二，《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和《十力语要初读》）为此之故，熊十力提出：“余常以哲学为思修交尽之学”，盖因“专尚思辨者，可以睿理智，而缺乏修为故，则理智终离其本，无可语上达。专重修为者，可以养性智，而以不务思辨故，则性智将遗其用，无可成全德也。是故思修交尽，二智圆融，而后为至人之学。”（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可见熊十力也在吸收西方哲学，为建设中国现代哲学而努力。特别是熊十力哲学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等思想都是沿着《周易》哲学在新时代的重要开展。熊十力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学，继者有牟宗三、唐君毅等，成为当今传承宋明儒学的中坚力量。张东荪提出其“多元认识论”体系和所谓“架构论”学说，他的学说是在吸收新康德学派学说和批判实在论思想基础上创造的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哲学”，他提出了与金岳霖《论道》和《知识论》不同的中国哲学的路向：金岳霖哲学是知识论向本体论看齐；张东荪哲学则追求宇宙论向知识论看齐，并否认中国哲学有本体论。他们两位的哲学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两本系：《周易》（主要是《系辞》）中包含的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参见拙作《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周易研究》，1999年第4期），但都是借助西方哲学来建构他们自己的哲学体系。金岳霖是以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论的方法来写他的《论道》和《知识论》的，他的哲学的特长是在借助于分析哲学上。从形式上看，他的哲学很不像中国哲学；但就内容上看，却可感到他是深深地受着中国传统的道家和儒家哲学的影响。冯友兰的《新理学》明确地说，他的哲学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他的“接着讲”实际上是把柏拉图哲学的“共相”与“殊相”和新实在论的理论引入中国哲学，把世界分为“真际”（或称之为“理”或称之为“太极”）和“实际”，实际的事物依照所以然之理而成为某事物。特别是冯友兰的《新原道》，此书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他说：“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为是讲‘内圣外王之道’。”而冯友兰以为他的哲学也是讲“内圣外王之道”的。在他的《新原人》中更提出“四种境界”说，而《新知言》则认为西方哲学长于分析（形而上正的方法），而中国传统哲学则长于直觉（形而上负的方法），而他的“新理学”的方法则是两者的结合。这些都表明冯友兰哲学是在利用西方哲学，接着宋明理学讲中国哲学，为使中国哲学现代化。但冯友兰哲学的基础区分“真际”和“实际”，则正是上可接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学说，又可把西方哲学中关于“共相”和“殊相”的观点贯穿于中国哲学之中，这正说明他的哲学选择柏拉图和新实在论之故。这些都说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在努力借助西方哲学来创立新的“中国哲学”的尝试。同期，汤用彤为证明中国哲学中也有其本体论，并有其特殊的哲学方法论（言意之辨）而研究魏晋玄学，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写作方法上颇受德国哲学史家温德尔班的影响，而成为当今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权威性著作。汤用彤早年留学美国，颇受当时在美国流行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主张“学必探源”，因此他的学术思想也被打上西学的烙印。在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新的“中国哲学”在中国影响比较大，有些则比较小，例如熊十力、冯友兰两人的哲学影响就比金岳霖、张东荪大，这是因为熊十力、冯友兰哲学都是更加明显地“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金岳霖、张东荪哲学则较为西方化。但他们在创建现代中国哲学的尝试中，都注意到中国传统缺乏“认识论”，而力图为中国哲学补上这个缺陷，这自然正是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结果。如果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参照西方哲学为了说明有“中国的哲学”，是自觉地建立中国哲学的第一步，那么这里说的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则是在西方哲学冲击下，或深或浅地借助西方哲学，来建立他们的现代中国哲学。可是照我看，这些企图吸收西方哲学而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代意义的学者的尝试，他们都还不能和隋唐时期的中国佛教哲学的影响及其意义相比。中国现代哲学仍然还未如宋明时期在吸收、批判印度佛教哲学后创造的新儒学那样，创建出适应中国现代化社会以及世界哲学发展的形势要求的“现代中国哲学”。至于1949年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虽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取得若干成绩，但应该说是很不理想的。到80年代后，无论在“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的研究上都有相当可观的成就。哲学方面的著作不仅在量上大大超过前八十年，而且在问题研究的深度上也有不少方面超过了前人。但是，我们客观地看，在20世纪后半叶，还没有出现像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等那样有独创性、影响较大的哲学家。这当然不能责怪这一时期的哲学家（或者称为哲学工作者），而应看到它是由于社会政治环境使之如此，对这一点我们只能深表遗憾了。

我在年轻时确实想做一位哲学家，但经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我再不敢自称是什么“哲学家”了，只希望能成为一名有点创造性的“中国哲学史家”。但我内心实有所不甘，我曾在冯契同志八十岁生日之前写过一封信给他，向他提出他应回到四十年代写《论智慧》一文时的心态，来推动中国当代哲学，而不要只作为一位“哲学史家”，这也反映着我内心的矛盾。（其实冯契同志早已在做着他的哲学研究，以后出版的他的巨著《智慧说三篇》就是证明，但当时我并不知道。）1997年夏，我曾去比利时鲁文大学访问，该校的一位女同学写了一篇《汤一介为什么不说他是哲学家？》的论文，她来找我谈。我当时告诉她，我失去了做“哲学家”的机会和条件。但我又向她说：“我虽然不敢自称为哲学家，可我仍然在思考一些哲学问题。”确实是这样，由80年代初我思考“中国传统哲学范畴问题”到20世纪末我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和“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走向问题”，就说明我在哲学研究上并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