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改革，中央集权须强化_关于赵匡胤的事迹

军政改革，中央集权须强化_关于赵匡胤的事迹

宋太祖身为军人，经过动乱的五代，以及后来的南征北战，深知皇帝掌握军权和军队的重要性。长时期的军旅生活，让他的性格里养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残酷和冰冷。从一个流浪儿到小校，到高级军官，再坐到皇帝宝座，经历五代之乱的他深深明白，谁拥有强大的兵力，谁就可以实现他的野心。他借鉴于郭威称帝，凭借武将的威势和统兵将领的身份自导自演了一场拥兵自立、黄袍加身的好戏。他不敢保证，他的武将将来不会做出同样之事。政治是残酷的，不被超越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断打压下面。因此，他一上台，就着重对军队进行整顿，力求把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若处理不好，大宋恐怕是五代之后又一个短命王朝。宋太祖思索良久，打算尽早解决手中握有重兵的将帅，防止兵变的发生，以便永葆帝业。平定“二李”叛乱之后，宋太祖打算抽出精力解决此事。他召见赵普：“自从唐亡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战争不止，生灵涂炭，是何原因呢？我想使天下战火永息，兵不再战，为国家作长久打算，应当如何做？”

赵普回答说：“陛下为天下苍生考虑，乃天地人神之福也。唐末以来，动乱不息，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由于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若想改变这种状况，也没有其他好方法，只有削夺其兵权，管制其谷钱，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安定……”

赵普这番论述还没谈完，宋太祖制止道：“卿不要再说了，我已明白。”

改变君弱臣强的局面，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将国家赖以生存的军队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削弱藩镇的权力，为重中之重。分散在各地的大小军阀们，而今基本平静。眼前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功臣，那些曾经与宋太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兄弟们。宋太祖有十个拜把子兄弟，称为义社十兄弟，是当年在周太祖郭威手下时结拜的。他们参与兵变，成为开国功臣，又手握重兵，有的是节度使，掌握一方节镇大权；有的在禁军中担任重要职务，个个都是跺一跺脚四城门乱颤的人物。尽管宋太祖深谙政治之道，不过他无法像当年的刘邦一样屠戮功臣，毕竟是那些兄弟成就了宋太祖的伟业。(www.guayunfan.com)

961年四月，宋太祖免去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职务，改任他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免去韩令坤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改任成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由石守信担任。殿前都点检职务不再设置，以防再出现“点检作天子”之事。对于其他武将，宋太祖迟迟不愿意采取行动收缴兵权。

赵普催促道：“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

宋太祖说：“卿言过重，这些弟兄跟随我多年，他们绝对不会背叛我，你多虑了。”

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这是提醒宋太祖：你能做的事，他们也能做。宋太祖思考再三，虽然心里不忍，但赵普的话十分在理，他便下定决心收缴兵权。

于是，在七月八日这一夜，宋太祖借晚朝的机会，召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大将到皇宫中饮酒，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详细记载了杯酒释兵权的过程。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宋太祖发话了：“我没有弟兄们的拥戴，绝不会有今天的皇位。弟兄们的功劳，我是不会忘记的。但是，当天子也实在太难了，真不如当节度使时快乐。我自从当了天子之后，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赶忙问道：“这是为什么呢？”

宋太祖回答：“这还用问吗？你们说，今天在座的各位又有谁不想坐我这个位子呢？”

诸位将领听后，大惊失色，慌忙问道：“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

宋太祖说：“你们没有异心，但你们个个手握千军万马，谁敢保证你们的部下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朝一日，他们也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推辞吗？”

将领们听罢，一起跪倒顿首，痛哭流涕地说：“我们没有想到这些，请陛下指示一条生路。”

宋太祖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们所追求的荣华富贵，不过多积金钱，吃喝玩乐，再替子孙们攒下些基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罢了。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买些好的田宅，替子孙们置备下百世产业，多置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过一辈子，岂不快哉！我还同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相安，以终天年，这不是很好吗？”

宋太祖这一番话，首先点明了他与众将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战友，而是君臣。他信任他们，但作为皇帝又不得不防范他们。其次，他指出解除他们的兵权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政治地位没变，还有皇上所赐的金钱、土地、美女等。宋太祖是坦诚的，他没有玩阴的，捏造罪名，肆意地剥夺他们的兵权，而是开诚布公地分析，让众将们理解。

效果自然是有的，他昔日的哥们兄弟非常理解，纷纷磕头谢恩。第二天，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五位大宋的开国元勋、禁军最重量级的高级将领，以身体不佳为理由，集体“主动”地向宋太祖提请罢免兵权。宋太祖表面装得很惋惜，内心却十分高兴，立即应允，对他们假作安慰一番，又送给他们每人大量的钱财，打发他们以节度使的名义，出外镇守去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为了履行互结婚姻的诺言，宋太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其弟光义做了张令铎的快婿。被解除兵权的众兄弟，既感激皇上让他们长保富贵，以终天年，又敬皇上言而有信，一诺千金，何况还与皇上做了亲家，虽然没有实权，但心里并无怨言。

因此，在宋太祖收缴兵权的过程中，没有一员大将死于非命，没有一员大将丢官罢职，没有一员大将对皇帝心存芥蒂，确实是一次和平的、完美的收兵权行动。

此次收兵权，是宋太祖第一次对自己生死与共的兄弟摆起皇帝架子。做皇帝，比做普通人难，心存妇人之仁，就可能会葬送掉辛辛苦苦打来的江山。宋太祖是仁厚的，他心中感谢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但他不能因为感谢他们而忘记了自己作为皇帝的使命。普天之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皇帝这个位子。痴心妄想毫无实力的人就不用说，就当是做白日梦。但是，很多有谋略、有实力的人，巴不得自己强皇帝弱，好制造夺权的机会。防患于未然，预防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还是睡不好觉。他重新审视了禁军大将，觉得有太多人不可靠，尤其是那些有赫赫战功的宿将。

比如，在平灭荆湖的时候，宋太祖启用的主帅是名位很高的宿将慕容延钊。宋太祖与他是布衣之交，不是义社十兄弟之一，但关系比十兄弟更铁。但是，政治场上的私人关系并不能代表全部。宋太祖多留了一个心眼，在慕容延钊统领禁军出征的时候，让自己的心腹李处耘都监，说是帮忙，可总有那么点儿监督的意味。

慕容延钊在后周就是殿前副都点检，宋太祖称帝后就封他为殿前都点检、侍中级使相。他治军不严，对部将十分纵容。部将们偷鸡摸狗、顺手牵羊，祸害百姓，他也假装没看见。部将们对此非常感激。在平荆湖的过程中，慕容延钊又独断专行，从来不和李处耘商议。这两处让李处耘极大不满，向宋太祖打起了小报告。慕容延钊也不是好惹的，知道后便参奏李处耘。

宋太祖为难了，他也知道慕容延钊“违纪”，但这个人是后周旧臣中的大旗，万万砍不得，再说慕容将军手里还握着兵权呢。于是，宋太祖只好委屈了李处耘，罢免了他枢密副使职位，贬为淄州（山东淄博南）刺史。这样处理，安抚了在外统兵的慕容延钊。

从那之后，宋太祖明白了一点，名位已高的故帅宿将不仅不好统驭，还容易让他们在战争中进一步提高威信，总有一天就跟当年的自己一样。宋太祖重新调整了禁军大将的人事安排。他不再像五代时期重用那些具有战功、资历和能力的战将，而着重考察他们的忠诚度、是否值得自己信任、会不会对皇权造成威胁。他们能不能打仗、会不会治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必须绝对效忠皇上。

因此，他选用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低，又容易驾驭的人充当禁军将帅，又令禁军将领间相互牵制，消除了身边的威胁。

首先，宋太祖起用自己的嫡系部下。宋太祖是从殿前军发迹的，他在任殿前都虞侯、殿前都指挥使和殿前都点检六年的时间里，培养提拔了一批嫡系部下。比如韩重赟、刘光义、崔彦进、张廷翰、马仁瑀、李汉超、党进、刘遇、李进卿、李汉琼、杨光美等。在他们心里，宋太祖对他们既有知遇之恩，又有长官之威。因此，他们对宋太祖既感恩图报，又唯命是从。其实，这一群人就是宋太祖陈桥兵变成功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另外，这批人在后周时，不仅地位要比石守信等大将低得多，而且都没有独立指挥大战役的经历和战功。没有赫赫战功，威望自然就低，宋太祖用起来就会放心得多。宋太祖解除了石守信他们的兵权后，就对这批人进行任用：韩重赟晋升殿前都指挥使，刘光义晋升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崔彦进晋升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之后的几年，其余将领也分别晋升：张廷翰为侍卫马军都虞侯，李进卿为侍卫步军都虞侯（后又晋升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汉琼为侍卫马军都虞侯，刘遇为侍卫步军都虞侯，杨光美为步军司虎捷左右厢都指挥使，参与步军司事务。

其次，宋太祖起用他在后周殿前军时自己的亲兵卫士们。如张琼、杨义、史珪、石汉卿、王继勋、田重进、李怀义、米信、崔翰等。这批人就像宋太祖的养子一样，与宋太祖是带有强烈人身控制和依附色彩的主仆关系，他们可以说是宋太祖的家臣家将。他们对主子尽心尽力，是最可靠、最易驾驭的。就像宋太祖说的：“你们都是我亲手训练出来的，无不以一当百，是用来‘备肘腋，同休戚’的。”他们效忠宋太祖个人，视宋太祖为衣食父母。后周时，他们只知道赵点检，不知有后周朝廷。大宋开国后，他们只知有宋太祖，不知有他人。宋太祖对他们是绝对信任的。因此，分别晋升他们。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提拔张琼为殿前都虞侯。乾德元年（963年）张琼死后，杨义继任殿前都虞侯，开宝六年（973年）遂晋升为殿前都指挥使。田重进、米信、崔翰、李怀义等人在宋太祖在位时，都是殿前军的中高级将领。

经过宋太祖亲自调整，在开宝六年（973年）九月，宋太祖朝最后一届殿前和侍卫两军的统帅班子组成是：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领镇安军节度使党进，步军都指挥使、领静江军节度使李进卿，马军都虞侯、领洮州观察使李汉琼，步军都虞侯、领洮州观察使刘遇，殿前都指挥使、领建武节度使杨义，殿前都虞侯、领泰宁军节度使李重勋。

就这样，宋太祖将禁军的统帅人员全部换上自己的嫡系亲信心腹，而且为了方便操纵，还使他们互相制衡。宋太祖通过这些手段，将整个禁军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只有信任，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宋太祖将自己所信任的人安排在军中重要位置，也是人之常情。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信任是相互的，让自己不信任的人为自己做事，他们不会尽心；即使会尽心，自己也会对他们起疑心，从而影响大事。只有亲信，才能为自己卖命，才能为新王朝尽忠。将最重要的军权牢牢抓在手中，宋太祖不再忧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产生的大将拥兵自立。

军队的指挥权事关政权的生死存亡，宋太祖便重组了禁军统帅班子。但是，人事调整也不是万能的，它必须建立在制度完善的基础之上，方能充分地发挥作用。五代时期，“兵制不立”、“将帅权倾”，容易产生军事实力派，导致本来可靠的人变得不再可靠。宋太祖结合他在后周时期治理禁军的经验，进行军事机构和制度的改革。

首先，解除禁军中一些重要军职。宋太祖对“点检作天子”非常忌讳，他于建隆二年（961年）闰三月首先裁撤了殿前都点检。杯酒释兵权后，随着众将领提出辞职，一些重要军职也随之消失。比如，建隆三年（962年）九月，石守信辞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就此撤销。之后，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检、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马步军都虞侯共五个位高权重的禁军最高级的军职，也相继被废除。殿前都指挥使一职虽然最终没有裁撤，但从乾德五年（967年）至开宝六年（973年）也空缺六年之久。

这些被裁撤的军职，都是禁军中的最高级大将，位高权重。一方面，他们拥有兵权，可以号令全军。另一方面，他们是朝廷一品大员，挂有“节度使”之名，还有“同平章事”（宰相）一类的高级政治头衔，有权力干预甚至决定朝廷的大政。军权和政权合二为一，这样显赫的地位很容易成为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五个最高级军职废除之后，禁军统帅的实际官级都下降。殿前都指挥使原本是殿前军第三长官，而今成为最高长官，却是二品官；副都指挥使为正四品官；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原本是侍卫亲军第四长官，而今仅为正五品官，都虞侯更仅为从五品官。这样一来，禁军大将对禁军的实际控制力大大下降。他们对皇权的威胁自然也就随之大大降低。

其次，三衙相互制衡。掌管禁军的机构原来是殿前司和侍卫司，宋太祖把侍卫司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也就是说，禁军有三个机构，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这三个机构互相平行，互不统属，只归皇帝领导，只对皇帝负责，其主要将领都由皇帝任命和撤换。当时称为“三衙”，其最高长官称“三帅”。“三衙”虽然掌握着禁军，但只能统兵，即平时对部队加以管理和训练，既不能调兵，也不能遣将。调兵遣将只能由皇帝说了算。调兵和发兵要由枢密院报经皇帝批准后，方能生效。

第三，确立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三衙”没有统兵权，宋太祖制定的统兵制度又是什么？这就是最高军事行政机构枢密院。宋太祖在枢密院设枢密使和枢密副使，规定“凡天下兵藉，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把过去集于“三衙”一身的统兵权和调兵权一分为二。宰相不再过问枢密院的事情，枢密院直归皇帝管辖，以形成“三衙”虽有握兵之权，却无发兵之权，枢密院虽有发兵之权，却无握兵之权的局面。

枢密院萌芽于唐朝中后期，五代乱世，各个王朝都依赖枢密院以掌控中央禁军，导致枢密使的地位扶摇直上。枢密使实际权力重于宰相，参与军国大事的商议，有调兵权。郭威就是以枢密使的身份而发动兵变，推翻后汉的。所以，郭威和柴荣都剥夺枢密使的兵权，兵权落入禁军大将手中，这才有宋太祖的陈桥兵变。宋太祖吸取了教训，确立了枢密院、三衙互相制衡的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以防止其中任何一方独揽禁军兵权。

在枢密院的人事管理上，宋太祖也非常谨慎。建国初期，他就让赵普在枢密院任职多年，先是出任枢密院的枢密直学士、枢密副使，建隆三年（962年）拜枢密使。李处耘和王仁赡是宋太祖的心腹幕僚，也为宋太祖所赏识，先后让他们出任枢密院的枢密承旨和枢密副使。这三人才智过人，由他们掌握枢密院，恢复了对禁军大将的控制能力。另外，枢密院长官多任用文臣，与三衙禁军大将形成“以文制武”的格局，利用文臣和武将之间的矛盾，防范枢密院和三衙相互勾结。

枢密院手中有调发军队的兵符、令箭和大印，但禁军兵马都在三衙手中。这样就充分将调兵权和握兵权分开，使枢密院、三衙彼此制衡。他们都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兵权遂完全归于居中控制的皇帝。禁军也由五代时期威胁皇权的“腹心之患”，转化为维持宋朝统治的最重要支柱。

经过对军事机构和制度的改革，使得禁军军官的任免权，以及禁军的调动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皇帝个人的手里。但是，如果皇帝不御驾亲征，禁军出动的指挥权怎么办？宋太祖便确立了“将从中御”的原则：前线没有总领全军的主帅，主将为各分部的都部署（都总管），副将为地位大致相当的副部署、都监等，而且主将没有处置副将的权力，遇事都要与众将共同商议，以此达到众将互相牵制的效果。至于前线军队的调动、部署等关键性的决策，由宦官担任的监军、走马承受来负责向京城的皇帝请示，由皇帝下诏令来决断。所以，大宋南征北战中，几乎每场战役都是宋太祖亲自指挥，即使不亲征，也要遥控。

宋朝开国时，宋太祖把全国的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四种。

禁军是军队的主力，是维护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由中央直接掌握。保卫京城、戍守边境、对外作战、对内镇压人民，主要是依靠禁军。五代的皇帝很多从节度使过渡而来。他们称帝后，就把原来统率的军队调到中央当禁军，作为自己的亲兵。后梁朱温时，已经有“侍卫亲军”的名号。到了后周，柴荣整顿军队，命时任殿前都虞侯的宋太祖编练殿前诸班。殿前诸班与侍卫亲军合称禁军。

厢军是地方部队，由州府长官控制，总领于侍卫司，其任务是防卫州府、要塞的治安，完成朝廷重要的工程建设，为禁军补充缺额。厢军遍布各地，数量很大，但不进行军事训练，没有什么战斗力，主要供地方上役使，实际上是一种役兵。大多为老弱：有的在皇家军器库、弓弩院、造作所、染院、绫绵院，修内订、牛马司，从事手工业其他劳动；有的分配在地方性的造船坊、作院、钱监，以及铁作、竹匠营、木匠营、马监，担任各式各样工作；有的被派遣去修治黄河，给本州修葺仓营城池，甚至挑负行李杂物，为新旧官员往来送迎。

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由招募来的地方兵，经过训练，以此来加强地方上的统治。主要是河北、河东（山西）、陕西等地为防御辽和党项而设的。蕃兵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中招募，常年戍守边境，数量不多，必要时可以配合禁军作战。乡兵和蕃兵数量不多，力量分散。

厢军、乡兵、蕃兵为地方军，由于待遇低、训练差，士气不高，故无法与中央禁军相抗衡。对此，司马光说过：“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非京师禁军精锐之对手，不敢再生异心。这都是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拨乱致治的结果。”

宋太祖之所以把全国军队进行分类，就是为了提高禁军的地位，加强禁军的力量，也就是加强中央武装军的力量。在禁军的建设上，宋太祖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制度。

首先，在选兵上，禁军的士兵一定要为精壮之兵。宋立国时，其禁军从晋、汉、周以来，留下兵甲几十万人，其中老弱病残者居多，健壮兵卒极少。要增强禁军的战斗力，就要对禁军进行彻底清理。一方面，去除老弱病残兵。建隆元年宋太祖下令，殿前侍卫两司检阅所属军士，骁勇的拣选为“上军”，老弱的淘汰为“剩员”。剩员即无战斗力的兵员，被派去做掌符、看仓、守护、清洁等杂役。另一方面，在其他兵种中挑选精兵。乾德三年，宋太祖下令，要求各州长官把当地厢军中骁勇的士卒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他不断派遣官员到全国各个藩镇和州郡的军队中去选拔士兵。他最初捡选强壮士兵作为兵样，遣至全国各地，令地方照样招募，后来改为木梃，并规定尺寸，由地方官依样挑选送往京师。禁军的标准是“琵琶腿”（大腿粗壮）、“车轴身”（肩宽腰细），身高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选用精壮之兵，从根本上提高禁军素质，使其在征战中攻必克、战必胜。

另外，宋太祖还独创了荒年养饥兵的募兵制。也就是遇有荒灾凶年，朝廷就在饥民中招募士兵。这样使得社会上的动乱因素大大减少，防止了饥民的反抗，从而稳定了王朝的统治。这样的募兵制度，后来一直成为宋朝统治者的传统政策。

其次，在练兵上，要严格训练。收入禁军中的兵士经过层层精选，道道把关，可以说已具备了军人的素质。但宋太祖仍觉不够，还把选送入京的兵士集中起来，进行严格的复训。宋太祖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对训练兵士非常在行。从建隆三年开始，他亲自到讲武殿校阅操演，还依据禁军作战的地域、对象，及时区分兵种，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最具特色的就是宋太祖训练的水军。按照他制定的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与南方作战，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水军。收复荆湖地区后，宋太祖开始着手训练水军。他从荆湖两地的军队中，选择了一批精通造船技术的人员，送至汴京，分配在造船务里，负责训练由数千个军人子弟编成的“水虎捷”军。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他又命令在汴京朱明门外，开凿“讲武池”供水军训练。宋太祖亲临水池检阅水军演练，传授水军战法，仅开宝七年（974年）就检阅水军演习五次之多。宋太祖练兵讲求方式方法，要激发他们训练的热情，训练才会有效果。宋太祖贯彻赏罚分明、褒贬有据的原则，使得禁军将士的训练热情大大提高。禁军俸禄从优，特别对出外戍边的禁军，还加发各种钱物，有的增加“月俸真”，有的按季加发艮鞋（比较坚固的鞋），天寒或给棉袄，有的另给“装钱”。

第三，明确军纪。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纪是武装集团强悍的尺度。五代时兵骄将悍，士兵不服从长官，甚至自立将帅，劫掠横行。这样的军队最容易激发百姓反感，也会引起百姓的反抗。只有得人心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宋太祖深谙此理。在后周做军官时，他统领的军队纪律严明。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在进京城前，就明确规定：不得夯市。发兵攻蜀时，也规定不得烧杀掳掠。平南汉时，他要求攻城之后不得行杀戮。为了实施勿滥杀的军纪，宋太祖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王全斌攻打后蜀时，倒行逆施，引起后蜀人民的反抗，使得三个月就攻取的后蜀，用了两年才平定当地人民的叛乱。攻打南唐时，宋太祖为了防止同样的情况出现，在送军队出征前，他赐给曹彬一柄剑，告诉他：不得行杀戮；副将以下，如有不听者，立即斩杀！

第四，在建置上，实行更戍法。宋太祖规定，禁军约半数驻守京城及其附近，半数分戍边境及内地若干重镇；轮换驻京城和戍边境，频率为每一年或两年。这样做，一方面能避免禁兵日久骄惰，让他们劳苦其身，远离其子，感受南北风土的差异，忍受不同气候对身体的影响，养成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另一方面，可以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

通过全面改革和严格训练，禁军的战斗力大增。

另外，对全国军队的布防，宋太祖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宋朝初年，军队约22万人。为了防止禁军犯上作乱，在具体部署上，京城驻十多万，外地军事重地驻十多万。京师禁军和外地驻军“内外相制”，如驻外地禁军谋反，京师之军足可控制外地驻军。反之，如京师之军叛乱，外地驻军也能抵挡住京师禁军。城内的兵和城外的兵力又基本相等，也形成互相牵制之势。这就有力地防止了军事将领祸乱中央的现象产生。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改变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局面，针对“节镇太重”，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和“收其精兵”三个具体办法，人称罢藩镇兵权的“三大纲领”。虽然和平解除了同生共死过的开国功臣的兵权，但地方藩镇割据仍是让宋太祖头疼的一个问题。

藩镇即节度，节度是州以上的一级权力机构，长官为节度使。其设立可上溯到高宗景云年间（710—711年）。到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四月，朝廷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节度使成为唐朝的固定职衔，指在前线或边境地区的高级军事指挥员。而其正式和有计划的设置，是在继睿宗之后的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元中，设立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等十个军镇，其长官则被正式任命为节度使。

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策划者之一安禄山，在天宝九年（750年）任平卢节度使加范阳节度使，后加河东节度使。统领三镇，拥有三镇军事、民政、财政权力的安禄山，就在755年发动平叛变。

为了平叛安史之乱，唐朝在内地相继设立军镇，直接增至二十余道，重要军镇设节度使，赐旌节，领数州之地。次要军镇则设防御使或观察使，不赐旌节，多以采访使兼领。后来，安史之乱被平叛，但中央政府没有力量彻底铲除割据势力，节度使们多实行武装割据，藩镇势力仍然强大。其后，随着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军镇数量也越来越多。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发展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军区与地方最高级行政区划合二为一的强大的地方力量。小的藩镇辖两三个州，大的藩镇辖十多个州，甚至还要多。节度使有自己的领地、自己的子民，又能自行征收赋税，自行招兵买马。节度使的兵马，与朝廷互不隶属。各藩镇都成为大大小小的国中之国，节度使也成为大大小小的土皇帝。

节度使权力过大，是唐朝灭亡及五代动乱之源。在五代十国中，绝大多数朝代及国家的建立者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起家，仅有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是在中央掌权，可见节度使在当时影响力之大。节度使手握军权，一旦起兵造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主弱臣强”、“兴亡以兵”成为普遍现象，“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这成了当时人们嘲讽时局变幻的口头禅。

宋朝开国时，五代以来的割据威胁依然存在。宋太祖削夺禁军将领的兵权以后，京畿重地可以放心了，接下来就是解除节度使对中央的威胁。除了李筠和李重进这两位必须使用武力之外，宋太祖对其他节度使都采用和平的方式。

镇州节度使郭崇就是当初汉隐帝派去杀郭威的人，他性格稳重内向，对周室忠心不二。大宋建立之后，太祖跟对其他节度使一样对他采取安抚政策，加官兼中书令。但是，他依然怀念后周的恩遇，时常流泪。太祖派去的监军见到这种情况，就密奏太祖，说郭崇有反叛之心。太祖心里虽然不舒服，但还是说：“郭崇重情义，只是有感而发罢了。”太祖这样说也有道理，郭崇与郭威的关系非同寻常。当年，隐帝派郭崇去杀郭威，郭崇敬重郭威的为人，这才把隐帝的密杀令出示给郭威。在郭威拥兵自立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郭威称帝后，郭崇效忠周室，被封为安武节度使，后出镇澶州。他曾在世宗出征淮南时，击败趁机骚扰边境的契丹军队，被加兼侍中。恭帝继承皇位时，他被加为检校太师。所以，他在后周受到的都是朝廷的恩遇，念旧也很正常。不过，太祖还是有点不放心，又派了一个人去侦察。派去的人回来说，郭崇正对着宾客属员坐在池塘小亭上饮酒博戏，城中平静。李筠被平后没过多久，郭崇就来到开封朝见太祖，并且交出自己的地盘和兵权。

保义节度使袁彦原本在后周禁军中就与太祖是同僚，但两人是政敌。太祖登基后，他心中不服，不去朝觐，还私底下招兵买马。太祖担心袁彦会叛变，就派潘美去监视，并且让他见机行事。如果真的有叛乱倾向，可以除掉袁彦。潘美单身一人来到袁彦军中，带着太祖口谕，让他入京觐见。袁彦见潘美竟然不带一兵一卒，感到惊讶。潘美在劝他进京时，显得很有耐心，讲明道理。其实，袁彦不愿意去朝觐太祖，就是怕太祖记恨曾经一起在禁军中关系不和的事，担心自己一去就回不来了。潘美的坦诚说辞，让袁彦看到了太祖的诚意。于是，就在这年的秋天，他跟随潘美朝觐了宋太祖。《宋史》记载，太祖高兴地说：“潘美不杀袁彦，能让他来朝觐，这就是我所希望的啊！”《宋史》过分强调潘美的功劳，其实还在于李筠被平，让这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看到了自己的下场。李筠那样强大的势力都落得个兵败自焚的结局，看来与宋国抵抗，是自取灭亡。所以，他们才进京朝见，主动交出兵权和地盘。

还有一些节度使，对于太祖的安抚政策仍然不满，又鉴于李筠的下场，不敢公然反叛，平日里却做一些骄横不法、目无王法的事情。对于这些节度使，太祖把他们一一叫来，与他们一同狩猎。太祖授给他们每人一把佩剑、一副强弓、一匹骏马，然后他也单身上马，不带卫士，和这些节度使一起驰出皇宫。节度使们也不知何意，看太祖没带一兵一卒，也没多想，就跟着出宫。他们到了固子门的树林，太祖下马，与他们饮酒。饮了几杯酒以后，赵匡胤突然对他们说：“这里僻静无人，你们之中谁想当皇帝的，可以杀了我，然后去登基。”这几个节度使大为震撼，单枪匹马的赵匡胤居然说出这种话，这是何等的气概！他们一个个拜伏在地，战栗不止，连称“不敢、不敢”。赵匡胤再三询问，他们吓得只是埋头不语。赵匡胤就训斥他们说：“你们既然要我做天子，就应当恪守臣下的职责，今后不准再骄横不法，目无天子！”节度使们都高呼万岁，表示顺从。

北宋历史上还发生了第二次“杯酒释兵权”，指的是宋太祖在酒桌上和平地解除了几位资深节度使的职务。这充分体现了宋太祖在政治上的驭人之术。

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下旨，命在后周时的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安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定国节度使白重赞、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等在开封候职的五位资深节度使，前来赴宴。待酒足饭饱之后，宋太祖开口了：“各位都是国家的前辈老臣，劳苦功高，多年来担负着事务繁多之镇的重任。而今我朝优待老人，你们不必再为那些繁琐之事劳累，就在京享福吧。”王彦超非常机灵，觉察宋太祖话中有话，表态说：“我本来就没什么功劳，而今年老更是一无所用。希望陛下开恩，准臣告老还乡。此乃臣最大心愿。”其他人还不解，纷纷开始向宋太祖炫耀自己的战功。宋太祖冷冷地说：“那都是过去朝代的事，不必再讨论了。”一句话，让众节度使哑口无言。第二天，宋太祖便授武行德太子太傅，郭从义左金吾卫上将军，王彦超右金吾卫上将军，白重赞左牛千卫上将军，杨廷璋右牛千卫上将军。当然，他们没有了节度使的衔职，也就没有了原来的兵权和地盘。不过，从几位节度使所授衔职可以看到，宋太祖还是非常尊重这些“老人”，给予了他们优待。不仅保证他们在开封城的地位不变、待遇不变，还不断地提升他们的官衔。各节度使都得以荣华富贵而善终。紧接着，安远节度使向拱、保大节度使袁彦两位节度使也被解除藩镇职务，改授环卫官。

这和第一次杯酒释兵权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也同样取得极佳的效果，七位旧朝节度使对宋太祖既敬畏又感激。在解除资深节度使职务的同时，宋太祖按照赵普的“三大纲领”，开始积极付诸行动。

第一，削夺兵权。

主要做法就是废除自唐末五代开始的“支郡”制度。五代很多节度使不仅管理自己所驻州郡的政务，还兼管附近几个州郡的事务。那些被兼管的州郡就是这个节度使的“支郡”。支郡的文武官员由朝廷任命，可他们行使职权就只听节度使的，跟朝廷无关。甚至支郡官员的委派有时也要由节度使说了算，中央政府反而无权过问。收夺地方藩镇权力，就从废黜“支郡”做起。乾德元年（963年）平定荆湖后，宋太祖规定，新征服地区仍然设立节度使，但其权力只限于节度使驻地以内，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中央管理。随着后蜀、南汉、南唐等南方诸割据政权逐渐被平定，支郡在这些地方也被取消了。

为防止这种情况的重演，宋太祖逐渐向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来掌管州务的防御使等武将。知州，全称是“知州军事”，都为带有中央官头衔的文官，三年一轮换。州下面大县的长官，也由中央的文官前去担任，叫做“知县”。宋太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选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为各藩所辖的支郡，最终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另外，还在地方设置通判。通判是州郡官的副职，可以直接向皇帝奏报州郡内的包括州郡官、县官在内的一切官员的情况。也就是起到监察的作用，方便中央的控制。

第二，制其钱谷。重点是削夺节度使的财政权。

从唐朝前期开始，地方藩镇和一些势力较大的州郡常常以种种借口截留本应上缴中央的赋税。全国征收的赋税，中央王朝只能得到三分之一，大部分被藩镇截留使用。这被称作“留使”、“留州”。“留使”、“留州”，不仅减少中央财政收入，而且使得藩镇有了雄霸一方的经济基础，中央王朝也就难以掌握控制。宋太祖决心革除这一弊端，以壮大中央财力。乾德二年（964年），宋太祖下令地方各州郡每年的财政收入除留少量数额，以应付日常支用外，其余的钱币金帛财物都要运送到京城，以助军费，不得占留。乾德三年（965年），太祖专门派中央财务官员前往控制地方的市镇和市场，赢利所得直接送交中央，地方无权干涉。同年，又专门设立“转运使”一职。宋朝设“路”的建制，把国土划分为十几路。路是中央派出机构，其行政级别高于州。七八个州为一路，在每路设“转运使”，职责是“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宋史》），即负责监督该路各州财税征收工作。转运使总揽地方财政大权，负责把地方赋税解送中央，节度使的财权就被剥夺了。从此以后，“粟帛咸聚王畿”，天下钱财都归于国家，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君弱臣强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变。地方藩镇失去了据地自守的经济能力，再也无力与中央对抗了。

第三，收其精兵。重点是削夺节度使的兵权。

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把各藩镇的精兵猛将抽调到开封，骑兵授予“骁雄”的番号，步兵授予“雄武”的番号，总兵力在万人以上，都隶属于侍卫司。藩镇留下来的都是老弱之兵，根据中央的规定统一整编为“厢军”。在前面我们知道，厢军不论在政治地位，还是在经济待遇各方面，都要远远低于中央的禁军，自然就吸引不到优良的兵源。慢慢地，厢军由于缺乏军事锻炼，蜕变成一支主要用于服劳役的工程部队。中央政府还把藩镇的募兵权收归中央，明令规定地方以后不得再私自招兵买马。更戍法，也是针对藩镇而实行的一项军事策略。

经过“三大纲领”的推行，节度使就由称雄一方的土皇帝，下降为一个州的高级长官，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从此，为害中原的藩镇割据再也没有出现过。

解除了宿将的兵权，以及对节度使的改革，中央集权被加强。但是，边境的安全依然重要。宋太祖便起用一批将领去镇守边关，任命他们为“权知军”，即中央派到各地的军事长官，是朝官。他们虽然管一方军务，对辖区内的军务有决定权，但没有世袭权，也不固守，根据中央的命令随时被罢免、调动。

这些权知军有：赵赞，屯兵延州；姚内斌，守卫庆州；董遵诲，屯兵环州；王彦昇，守卫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以防御西夏；李汉超，屯兵关南；马仁瑀，守卫瀛洲；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守卫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抗拒北狄；郭进，镇守西山；武守琪，戍屯晋州；李谦溥，扼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以御太原之敌。

为了让这些权知军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宋太祖采用恩威并济的政策：他们回京述职时，由宋太祖赐宴招待，还会奖赏不菲的银两；权知军的家属不得随任，妻妾儿女统统留在京师，朝廷以非常优越的条件照顾他们，相当于做人质。

宋太祖采用隐忍的态度对待郭崇，利用江湖手段制服一些骄横的节度使，从而将潜在的敌人变成友人；又再一次“杯酒释兵权”，恩威并施，用和平手段解除了王彦超等几位节度使的兵权。不费一兵一卒，让敌人乖乖交出武器和地盘。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宋太祖依靠自己的智慧和仁厚的性格，成功地战胜了敌人。只有了解你的敌人，才能战胜你的敌人。宋太祖并没有一视同仁地对待资深节度使，而是根据他们的性格和现状采用不同的手段。这充分体现了宋太祖高超的驭人之术。

宋太祖又通过“三大纲领”削弱地方藩镇的实力，从权、兵、钱三个方面抽空地方藩镇，用来补充中央的实力。但是，宋太祖心思缜密，明白削弱了藩镇，边防力量会减弱，便又设“权知军”来弥补这个缺陷，并且用恩威并济的手段让权知军为朝廷卖命，大大减轻了宋太祖对边境地区的担忧。

拿走武将的兵权，削弱藩镇的实力，将兵权、财权集中在中央，宋太祖还是不能高枕无忧。事实上，文官权力过大也是一个威胁。于是，他琢磨着怎么样能既让文官的权力变弱，又能让他们帮自己治理好国家呢？他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分权。把权力分散，谁也别想大权独揽。

文官中，地位最高的就是宰相。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皇帝视宰相为得力助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隋唐时代，宰相手中的权力也极大，皇帝的决定往往要听取宰相的意见。礼仪上，秦汉时，宰相上任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叫“拜相”。在朝廷上，百官叩拜皇帝时，宰相都不需要叩拜，反而跟着皇帝一起受拜。如果宰相在路上遇到皇帝，宰相下车，皇帝也要下车，双方相互施礼。宰相生病了，皇帝还要亲自去相府探视。到了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虽然没有那么尊贵，但宰相仍然可以与皇帝“坐而论道”。

宋太祖对宰相的独断专权不满。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辖军、政、财权，权倾朝野。如果宰相凭借手中大权私结党羽，会严重威胁皇权。宋太祖便开始对宰相这个职位进行改革。

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沿唐制，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门下列于外朝，中书设于禁中，称政事堂。实际执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平章事名号，无定员，有二人即分日掌印。为了稳定人心，也是爱惜人才，宋太祖继续任用后周重臣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在他们三人为相时，宋太祖用了一招风趣的方式，降低了宰相的地位。

这天早朝的时候，满朝文武大臣们上奏完毕，逐个退出，宰相范质最后一个离开。太祖看到他走到殿门口，突然叫住了他：“范爱卿请留步，朕有事与你商量。”范质止步，赶紧走到宰相位置上坐了下来。太祖与他谈起一些上朝时议过的事情。太祖忽然说道：“朕最近眼睛有些昏沉，请把你那份奏章拿近来我看。”范质连忙站起来，走近宋太祖。宋太祖使个眼色，事先就商量好的近侍，趁着范质站起来就悄悄把宰相专用的椅子拿走了。范质看不到椅子，哪能不明白太祖的用意，只好站着跟太祖说话。从那以后，朝堂之上便没了宰相专用的椅子。整个大殿，唯有皇帝一人可以坐。太祖通过这一形式，无声胜有声地宣布：普天之下，再无人有资格和皇帝平起平坐！其实，性格霸道的宋太祖虽然宅心仁厚，但无法忍受天底下还有人与自己平起平坐，这就是他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地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因。

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相请退，太祖独用亲信幕僚赵普做宰相。即使是亲信，宋太祖还是有所预防。他在宰相之外，又设置一个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当时的参知政事为薛居正、吕馀庆。开始时，参知政事只是一个陪衬，并没有什么权力，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设政事堂。后来，太祖见赵普专权过重，便开始给副相以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权力，与宰相轮流充任，使副相地位大大提高。一山不容二虎，太祖绝对不允许别人威胁到自己的权力。但是，对于自己的下属，只有都给权力，互相牵制，他们的权势才不会迅速扩大威胁到自己。太祖设副相的目的就在于此，宰相和副相都不能独断专权。

除了设副相牵制宰相外，太祖又设立了枢密使管军事，分割了宰相的兵权。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宋太祖设置的枢密院执掌着调兵大权，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等政令，都是枢密使的事情，与宰相没有关系。为了防止枢密使和宰相隐瞒实情，太祖还出了这样一个奇招：每逢入朝奏事，宰相府和枢密院要在不同的时间来，互不相见，各说各的，互不干扰。这样一来，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谁也没有胆子对皇帝隐瞒实情。这个高明的手段，让太祖能了解到军务的真实情况。

分割兵权之后，太祖又想分割宰相的财权。他设了三司使，主持盐铁、度支、户部三司政务，其地位仅次于宰相，人称“计相”。三司使直接对皇帝负责。从此之后，宰相只能是负责管理日常行政事务，至于从朝廷捞钱，那是没有机会了。

太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不但分割宰相的权力，设副相、枢密使、三司使来与宰相相互制衡，还给枢密使、三司使也配上分权的副手，不仅部门间相互制约，正副职之间也相互制约。太祖心思之缜密，可见一斑。

中央制度经过这样的改革，太祖洋洋自得。宰相不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不会有其他人有这个地位，真正的权力只会也只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中。中央是这样，地方也不能落后。太祖照方抓药，防止知州专权，增设通判。

中央和地方官员权力都得到分割，但太祖设立的官制是怎样的呢？一句话概括，就是官与职、名与实，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

我们知道，宋朝以前像左右仆射、六部尚书等官名，是拥有职权的。太祖剥夺了这些官的职权，让官只能代表官位高低、俸禄、章服、序迁等，所以被称为正官、本官、寄禄官。职，则是一种加官，如大学士、学士等，代表了一种对荣誉或才能的肯定，其实也只是虚位，并不意味着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位，因而叫做“贴职”。只有差遣，才是官员们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了真正的实际权力与责任，因而叫做“职事官”。

宋太祖所创立的这一套干部制度，可谓是别出心裁。汉唐以来，“官”与“秩（即级别）”虽有分别，但都是互为表里的，官升了秩就长。宋太祖却让管事和级别待遇分开。于是，宋朝的官员们，如果没有皇帝允许，不能管本官署的事。如果没有朝廷委派的差遣，他们只拿着朝廷的银子不用办事。宋太祖本意是分权，却让官僚们捡了便宜。拿着钱不用干事，谁不愿意当官谁是傻瓜！宋太祖又不自觉地得到一批官僚的拥护。

不仅如此，宋太祖在官员的任期上有严格限制：文官三年，武官四年。杨光美在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被派去担任知军。他是一个难得的清官，在任期间清正廉洁，深受百姓爱戴。但三年后，他任期一满即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宋太祖严格执行官员任期制度，不答应百姓的请求。百姓们坚持要求，成为京城一道最感人的风景。可是，宋太祖不为所动，他下令鞭笞领头的人，将其打死，逼走百姓。宋太祖虽然仁厚，也提倡廉政，但他明白制度订好，一旦有破例，今后将无法顺利执行。为了维护皇权的威严，宋太祖这次不得不背上铁石心肠的名声。

将地方的权力都抓到手中，宋太祖还是不放心。他害怕官僚们结党营私，就想办法离间他们的关系。于是，他设了两个监察机构，即御史台和谏院。除了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的官员进行抨击。大家可以随意抨击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团结生变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

为了尽可能让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宋太祖可谓费尽心思。他让各个级别的官员有种“临时工”的感觉，让他们无法利用职权在自己所管辖的系统中培养自己的势力。

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从个人意愿上来说，太祖的这一系列改革，都是为自己的江山考虑。一个政权的运行，必须有相对应的制度作保证。而在封建皇权社会，制度也是统治者即皇帝本人的意愿。从制度运行的结果上说，短时期，起码在宋太祖当政期间，起到了中央集权的作用。但也起到了负面影响，比如冗官、冗政等。不过，太祖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确实值得肯定。

官僚制度关系到国计民生，丝毫不能大意。即使皇帝有再多爱民之心，如果不能有效地采取措施让官员们为民办事，皇帝也被称为昏君。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反腐倡廉，是一项重大的民心工程。

宋太祖深深了解五代时期的官僚之风。那个时代，军阀立国为王，为争夺权力和地盘频繁开战。很多官吏不仅不能为深受战乱之灾的百姓考虑，反而暗地庆幸：自己的国主或皇帝正专注于战争，不会顾及下属官吏。他们对自己的官位也有朝不虑夕的担忧，说不定突然成了亡国之臣呢，不如趁机捞一把。于是，他们无论是当地方官，还是当武官，往往张开贪婪巨口，搜刮民财。贪官污吏对贪污敛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形成了一种极坏的社会风气。可怜的百姓，不仅承受战乱之苦，还要忍受贪官污吏的盘剥。朝廷失去民心，又能坚持到何时呢？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之所以先后覆灭，与贪污腐败之风不无关联。想到这些，宋太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大宋朝绝不能作下一个短命王朝。因此，他要做的就是杜绝贪污腐败之风。《宋史本纪》载，太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

宋太祖登基后首先革新吏制，用严厉的法律和重刑惩治贪官污吏，以争取民心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宋朝的《盗窃律》就是太祖在建隆二年（961年）颁布的。但毕竟是史无前例，虽然被称为“律”，但对官员的具体查处并不明确。而当时官官相护的官僚之风盛行，《盗窃律》如同虚设，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盗窃律》的实施，让宋太祖有了挫败感。他原本以为这“律”能够抓住几个贪官污吏，没想到被那些可恶的官吏们耍了。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开国不久，很多大官都是开国功臣，下面的官吏们又是他们的门生、下属、亲朋等，不能避免互相袒护。不能动大官，那就从小官动手，杀鸡儆猴。

经过明察暗访，宋太祖获得商河县令李瑶的贪污证据。这李瑶任凭地方恶霸欺人杀民，却助纣为虐，不仅不惩治恶霸，还勾结恶霸为害百姓，致使当地众多百姓不仅失去了亲人，还要给官府赔偿银两。可怜商河县的百姓，有冤无处诉。宋太祖拿到李瑶这些犯罪事实后，心中疼痛难忍。他是一个爱民的皇帝，是一个仁厚的皇帝，却因用人不当、管理不当，让自己的子民遭受这样的苦难。那好，就拿李瑶开刀吧。

宋太祖将李瑶的罪行下诏到京城六部以及全国州郡，他则亲自坐在大殿上审理李瑶。他想到那些惨死冤死的百姓，就对李瑶恨之入骨。在李瑶认罪后，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用重刑将李瑶活活打死。

他痛心地对群臣说：“你们何以想象，一个小小的县令，竟然在一方为非作歹，勾结恶霸，贪赃枉法，横征暴敛。朕的法令对他来说如同废纸一张，小小县令如此，不知道众卿中间有比县令大的官能做出何等害民欺君之事！”

众人大气不敢出一下，宋太祖又继续：“我大宋江山得来不易，绝对不能因此而失去人心，从而葬送在这群贪官污吏的手中。欺上瞒下，一手遮天。朕再不能心慈手软了，李瑶就是第一个。如果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朕将与他斗到底！”

李瑶之下场，让文武百官心中惧怕，他们的皇帝是下定决心肃贪治国了。所谓的以儆效尤，这就是宋太祖拿李瑶开刀的原因和目的。

处死李瑶后，宋太祖又揪出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和监察御史闾丘舜。他们二人执法犯法，盗用官银。宋太祖下令将二人推出午门斩首，还暴尸三日。大将军桑进兴受贿，卫将军石延祚同下属官员勾结盗取国库，管理蔡河河道运输的王训等四名官员克扣军饷并在军粮中掺糠掺土，这些贪污受贿的大臣，都被太祖抓住证据，一一处死。

乾德五年（967年）正月，节度使王全斌虽然在平定后蜀时立了大功，却因扣除军饷引起蜀乱，让太祖大为恼火。但是，他对王全斌还是有袒护的，只是对他进行公开批评降职。这年三月，县令源铣和县主簿郭彻二人犯了贪污罪，他们就没有王全斌那么幸运了，被判处死刑。太祖又借此案件对全国各级官员敲响警钟：贪污者与他们的下场一样。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有“宋初严惩赃吏”一节，专论太祖惩贪。正如《宋史·太祖本纪》所载，宋太祖在位的16年中，除了即位的当年忙于接管，除了颁布“朝市府库不得侵掠”的反贪命令没有案例的记载外，其余15年，年年反贪污，年年杀贪官。据史书有据可查的，就处分了44人，其中被处死的29人，对一些问题不严重的贪官贬官降职。所处死刑者，有县令、通判、郎中、将军、监察御史、拦遗、太子中舍与太子洗马（皇太子府高级管理官员）、内班（皇宫管理官员）等。

其实，宋太祖是历史上难得的仁义之君，他经常把“君臣相安”挂在嘴上，对臣属能包容则尽量包容。臣子犯法，他能宽则宽，不得已才施以重刑。唯独对贪官污吏，他极度严苛。起初，他想对贪官污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让他们改过自新。但是，贪官污吏哪里会讲良心。宋太祖又深思贪污之根源，认为贪污是由于“吏员猥多，难以求治；俸禄鲜薄，未可责廉”，于是推出高薪养廉的举措，防范为先。他裁撤州县省官员，将在职的官员的俸禄在原俸基础上“日增给五千”。宋太祖是一个崇尚节约的人，而今却拿钱来革除贪污之风，可见他用心良苦。

用情理和高薪都不能杜绝贪污之风，仁厚的宋太祖发威了。他只得狠下心来，“若犯吾法，惟有剑耳”，贪官污吏必须受到严惩。于是，才有了李瑶被活活打死这一场面。从此，宋太祖在执政期间，只要有人犯了贪污受贿罪，无论犯罪者资格多老、官位多高，他都严惩不贷。赵匡胤不仅严刑治贪，他还在两次大赦时明文规定：“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不赦！”

除了对贪官污吏实施严惩手段外，太祖又采取另外的措施。他对官吏晋升制度做过这样的规定：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晋升一级，到期能否晋升，主要看任期内有无贪赃问题。如果有问题，但还不太严重，文臣则要七年，武臣则要十年才能晋升，对这种官员的晋升还必须上奏皇帝批准。也就是即使贪污一文钱，官吏的晋升至少要等七到十年，实在划不来。情节严重的，不是进天牢就是判处死刑，哪里还有升官的机会。

太祖又设了监督政策。建隆三年（962年）八月，他下令说，贪官的奴婢、邻居、亲戚主动揭发，给予奖励。可怜的贪官们，还要防着自己的亲戚家人，何其累！

这里提一下赵普，我们知道赵普是宋太祖最重要的谋士，对大宋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太祖对他爱戴有加。不过，他也成了贪官污吏中的一员。这事是在开宝四年（971年）四月，右监门卫将军赵王比因为与赵普有嫌隙，告发赵普在秦（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盗伐木材。太祖得知此事后，非常痛心难过，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同手足、同甘共苦的兄弟。但是，他已经定了惩办贪官污吏的法令，不能因赵普而使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吧。于是，他忍痛想召集百官公布此事，并拟罢免赵普之官。还是太子太师王溥明白皇帝的心思，赶紧为赵普辩护，说是赵王比与赵普有私仇，他这是公报私仇。太祖这才找了个台阶，没有处置赵普。不难看出，太祖对赵普有所偏袒。但是，我们不必苛求古人。赵普为大宋开国和政权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宋太祖在王溥的说情下顺水推舟没有追查赵普盗伐木材之事，也是合乎情理的。

对待贪官污吏，宋太祖是极其严厉的。有些官员在过去贪赃受贿，被蒙混过关，但一旦查出，仍然要受严处，绝不姑息。如监察御史丘舜卿，在前任上“盗用官钞”，后来被查出，被处以弃市之刑。王元吉在“知英州月余，多受赃私”，当时遮掩得好，没有查出来，一直到他是太子洗马时被查出。他以为时间长了，皇帝可以免他罪责，却还是被太祖揪出来杀了头。太祖死前两个月，太子洗马郭思齐犯了贪污罪。太祖反贪的雄风依然不减，下诏杀掉了郭思齐。

太祖反贪污之决心在赵光义即位后得到继承，赵光义即太宗皇帝继续坚决惩治贪官污吏，且将大赦时不赦贪官作为长期规定。北宋初期，政治较开明，社会较安定，经济出现繁荣局面，不能不说太祖的反贪污腐败起到了一定作用。皇帝有决心和勇气严惩贪官污吏，深得民心，这才缓和了王朝和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太祖有句名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至今被传诵。他对贪官污吏之憎恨，源于少时经历。他出身行伍，深知贪吏恣肆之暴和百姓受害之苦，知道官吏贪污对一个国家机体危害的严重性。同时，也源于一个皇帝忧国忧民的责任。他虽然有建立一代王朝的雄心，但同样担心重蹈五代短命王朝之覆辙。

在反腐的同时又倡廉，太祖奖励清正廉洁之官吏。比如，太子太傅范质官职虽高，却非常俭朴，朝廷之俸禄大多救济贫民，自己家里连待客的碗碟都没有，太祖便赐予他一套高档的酒食器具。比如，西川转运使沈义伦平定后蜀后，驻守成都，住的是破庙，吃的是粗食淡菜。他拒收亡蜀之臣的贿赂，清廉自守。太祖敬重其人品，提拔他为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军队副总负责人）。

宋太祖乃仁德之君，倡导仁义，但一味心慈手软并不是优点，更要以国家社稷为重。他首先采取仁义措施，对贪官污吏实行教育手段，又奉行预防为先的原则给官员加薪，却都没有取得成效。所以，他采取量法以刑，对胆大妄为之官员毫不手软。他又明白典型的作用，在惩治贪官污吏上抓典型，以儆效尤。他又不是贸然冲动之人，抓典型先从小官上开刀，以防触动权势过大之官员，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过，对那些位高权重之人，绝不姑息，而是暗中搜集证据，一举抓捕。贪污腐败乃一种社会风气，杀贪官污吏并不是真正的目的，重在改革风气。于是，他又表扬奖励廉洁官吏。宋太祖赵匡胤在倡廉惩贪上制定了不少有价值的政策，值得后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