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贤王”_李培福的故事

“八贤王”_李培福的故事

1954年4月，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有了新的变化。新的省委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改变甘肃的落后面貌，抱负很大，热情很高，干劲很足。在最初的三四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甘肃省一哄而起，一年完成了原计划两三年完成的任务，受到中央表扬，头脑开始发热。把上届省委认定的甘肃特点，即“地区辽阔，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民族关系复杂，一切工作应持慎重稳进态度”，批评为右倾保守思想。1955年提出了批判“甘肃落后论”的问题。这个批判从1955年秋季开始，到1960年底结束，长达六年的时间。批判的范围越来越广，调子一次比一次高，它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神。开始还只是说“甘肃落后论”是右倾保守思想在甘肃的突出表现和理论根据。后来又说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提到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成为选拔干部、衡量人们政治态度的标准。凡是反映甘肃的实际问题，对工作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就被戴上“甘肃落后论”者的帽子。1958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批“地方主义”，打击一批熟悉甘肃当地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的各级领导干部，使党内民主受到了损害，还伤害了很多干部。

经济工作上，主张什么事情都要大搞，以致指标越高越好，规模越大越好，速度越快越好。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提出三四年或者五六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十五年到二十年进入共产主义，断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一大”就是规模大，正式宣布敦煌为一县一社。“二公”就是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全省盲目搞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都是几百万人上前线。华家岭修建高标准的水土保持工程，搞大会战，集中了数万劳力，要求在飞机上参观的人能看见地面红旗招展，尘土飞扬。全省要求三年摆脱干旱威胁，一年成为无盲省，半年实现沼气化和农业半机械化，五天实现车辆化，信口开河，劳民伤财。堪称山上运河的引洮工程，没有勘测设计就盲目上马，十几万人搞了三年被迫停工，一亩地也没有浇上。

粮食问题上的虚报浮夸更为严重，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在甘肃迅速地蔓延起来。1959年春夏，甘肃省委对全省农村情况作了实际调查和几次讨论。7月15日，由书记处书记霍维德主持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安排人民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提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全省除兰州市外，共45个县市中，完全没有问题的19个县市，部分有问题的19个县市，严重缺粮的7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和张掖市，严重缺粮地区的人口共有154万人。这些县、市每人每天吃粮不到半斤。全省浮肿病9.6万人。据初步统计，因缺粮和浮肿病致死的有2200多人，非正常流入邻省的人口约6万多人，有些地方生产陷入停顿状态。”这个报告报送中央时，恰逢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被认为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供炮弹，霍维德因此而被定为“右倾反党分子”。1958年9月，省委宣布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00亿斤，有38个县的粮食亩产过“黄河”（600斤），敦煌过千斤，武威五一农业社的小麦亩产5756斤，西礼县红旗公社的洋芋亩产16万斤，认为粮食多得没有地方放了，吃饭问题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了。在虚报浮夸和高估产的基础上安排粮食征购，严重地购了过头粮，挤了农民的口粮。[14]1958年，征购粮食217000万斤，占总产量的31.97%。1959年征购254000万斤，占总产量的43.98%。1960年虽然只征购了127000万斤，但仍占总产量的31.77%。由于农民口粮严重不足，大量外流逃荒，许多人浮肿、干瘦甚至死亡。[15](www.guayunfan.com)

这一时期省委的工作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他们提出大量的批评意见。省委领导对这么多的意见听不进去，而是借各种政治运动的机会，对这些同志进行“过火斗争”。1957年反右派，1958年反地方主义，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严重地损害了党内民主，把一批反映甘肃农村实际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向党说真话的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从1957年到1960年，许多干部受到批判和斗争。

李培福在全民狂热的大潮流中，仍然保持着一个革命老干部应当具备的心理素质。在大炼钢铁中，他认为，依甘肃的实际，用土法上马砸锅炼铁的办法炼出100万吨烧结铁是不现实的，是头脑发热，出动120万人炼铁，是打乱仗，并直言不讳地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出自己的观点，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在浮夸风的鼓噪之下，甘肃饿死人的事已在几个地区发生。但在当时，他虽然几度仗义执言，对浮夸风、“共产风”、公共食堂是比较谨慎的，所以李培福被指责为“四平八稳”、逍遥自在的“八贤王”。李培福也很着急，自责能力不行，但他硬着头皮不讲假话。但狂澜既倒，一个副省长是无力挽回局势的。并且，身为省上领导人之一，在省上工作指导方针发生失误的时候，大势所趋，他也跟着犯了一定“左”倾错误。对此,李培福从不掩饰。

省委书记家长式领导作风严重，他既是个以严厉出名的人，又是个诙谐有趣、妙语连珠、出口成章的人；他旷达、乐观、豪爽、也耿直。

汪锋在回忆录中写道:

干部不敢讲省委半个“不”字，一说起省委都只能讲好的方面，讲一点缺点毛病就是了不得的事了。下面干部不敢讲真话，更不敢提反面意见。[16]

正如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座谈会上指出的:

甘肃很严重的问题是层层封锁，不讲老实话，以至于对中央也不讲老实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承认了这个错误，对中央不忠实，掩盖这里的情况。怕中央知道，实际上中央知道了好嘛！前些日子不知道这样严重，但也知道一些情况。……甘肃是封锁成风，不讲老实话成风，互相隐瞒成风，死人不在乎成风。是不是我们多数党员都不好？不是的，主要是省委，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作风多年积累下来的，这次是矛盾的总暴露。[17]

李培福在临洮、渭源下乡回来，参加了省委常委会。省委书记一开始就说：“这个常委会连续召了四天，今天才算召集起来，真不容易啊！现在由李培福同志就私自开仓放粮的事向常委会作检讨。然后大家发言对他进行帮助。我提醒你培福，必须认识你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李培福不紧不慢地说：“我先声明，我这不是检讨，是到临洮、渭源下乡的工作汇报。”说着他拿起桌子上的汇报材料，先把基本情况，受灾的严重性，开仓放粮的过程说了一遍，最后说：“这两个县因为饥饿引起人畜不正常死亡的现象天天发生，只有开仓放粮才能扭转这种悲惨局面。我作为省委常委、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不能见死不救啊！我不能为了参加一个会议而抛下这些危在旦夕的老百姓不管啊，我们要讲良心啊！”

他这一席话极有说服力，好几个常委微微点头。

省委书记听后拍案而起：“李培福，不要危言耸听，什么悲惨局面，上次你从庆阳回来（指1959年6月到庆阳、平凉、镇原等地县检查整社工作和群众生活），把下面的情况说了个害怕，我批评你，你反而给我拍桌子。看在你是我的老部下，再没追究。今天，你又这样，我警告你，‘八贤王’，别把自己凌驾于省委之上。”接着，他从党性上、原则上、组织性、纪律性上给李培福上纲上线地说了一大堆，才气呼呼地停下发言，让其他人帮助。

一个常委附和着说：“李培福放谦虚点，不要以为毛主席给你题过词，不要凭你那个金字招牌横行无忌，应该从思想深处好好认识。”另一个说：“时代变了，就得跟上大跃进时代的步伐，不要老把农村的形势说得一塌糊涂，应当明白，再这样下去，恐怕就不是认识问题了，而是立场问题了。”

李培福坚持说：“我的立场没问题，始终是站在百姓一边的。开仓放粮，我只承担责任，不承认错误。”

省委书记气得满脸通红，大声说“休会”。

李培福长舒了一口气说：“我也该回去美美睡一觉了。”

会后，有的常委给书记进言，按李培福这次犯的错误性质和认识的态度，完全能隔离审查了。

书记思考了半天，隔离审查，别人可以，李培福不行啊！毛主席赐给他的那道护身符不好揭呀！……

那时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使得领导成员之间也相互戒备，不能畅所欲言。

现存省档案馆的1963年9月5日省委常委会的会议记录着这样的话：

李培福发言：

三干会上，批评我是“八贤王”，马青年（副省长）是“西瓜派”。让我作检讨，说我是蜕化变质。从1960年以来，我的情绪不好，经常不发言。因为我的意见，书记根本听不进去。我去临洮会川公社文峰生产队看到饿死人的现象很严重，我当时主张开仓放粮救人，犯错误杀头我担着。可是，有人却去临洮文峰队搞了个假报告，说反掉坏干部，问题就解决了。照这样下去，人非死完不可。省委常委会上批评我从去年以来工作消极。请问我到洮河工地是不是工作吗？书记批评我是“八贤王”，万良才批评我“逍遥自在”，以风为准，人云亦云。我倒该怎么工作？我说，书记的干部政策是鞭子政策，一棍子打死的政策，省委的几个书记，批判的批判，斗争的斗争，劳改的劳改，下放的下放，那个不顺眼，牙咬得紧绷绷的，脸吊得长长的。对犯错的干部，在会上大骂、审批、撤职、查办，甚至准备杀人，并叫下面要排出杀人的名单来。

李培福这一长段发言，说出了当时他工作的处境，也道出了省上工作的不正常。虽然有些话可能有个人的感情在里面，也有牢骚话，但更能说明那时他工作已不好开展了。

接着，李培福还发言:

八大时，对我们进行监视，开会回来后，说秉祥（王秉祥）和我跟孙作宾有关系，把秉祥和我各整了一下。说我为啥在八大会上发言时那么大的情绪，说外省同志反映：我跟孙作宾谈过话，几次叫我交代，我交代啥？为“三宠一臭”就把我整扎了，因为开党代会时，我参加平凉小组，薛程书记反映过“三宠一臭”的事。他就想从我的身上整出来，在常委会上，大发雷霆，拍桌子，霍维德批评我说，你李培福双手连个八字都划不出来，你吃醋了。（高健君插话，叫李培福写党代会的报告，就是因为“三宠一臭”。）我不同意对我的批评。

李培福带着情绪的这段发言，让我们觉得，他很无奈，又不心甘。

葛土英副省长曾安慰李培福：“你有主席赐给你的金字招牌，他们奈何不得你，别人可就不行。大掌柜的认为你在有些事上装聋卖傻，才批评你是‘八贤王’，逍遥自在。不过，书记给你这‘八贤王’的头衔并非贬义。‘八贤王’为民请命。你想，这‘八贤王’赵德芳，老王赐给他的‘王命金锏’，上殿打君王不正，下殿又打臣不忠，是正义的象征，书记把这头衔赐给你，是对你的褒奖。”

2010年10月16日，我们在环县曲子采访王志科老人。他说，李有一个外号“八贤王”，指一心为民。

“八贤王”是对宋朝赵德芳的美称，人们对这位失去皇位又死于非命的皇子非常同情，就让他化为：公正无私，一忠二孝，有上殿不参、下殿不辞，上打昏君、下打搀臣的特权，他诙谐、机智、正气凛然，仗义执言。手持帝赐金锏一柄，有不正之臣，得专诛戮。

京剧《贺后骂殿》中这样唱道：

宋太祖赵匡胤死后，赵光义弟继兄之位。匡胤皇后贺后，让长子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大怒，要斩杀侄子，德昭气愤，撞死金殿。贺后带着次子德芳上殿责问。赵光义谢罪，赐贺氏尚方宝剑，封入养老宫，加封德芳为八贤王。在赵光义赐封赵德芳时有几句唱词，很好地解释了八贤王的权力范围:

孤赐你金镶白玉锁，加封你一亲王、二良王、三忠王、四晋王、五德王、六敬王、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再赐你瓦面锏，上打昏君，下打搀臣，压定了满朝文武大小官员哪一个不尊，你是个八贤王，代管朕躬。

李培福认为毛主席给他的题词不是招牌，也不是护身符，那是对他的要求、期盼和鼓励，时刻把它当作座右铭。这一时期，李培福心情不好，有些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会，有意回避不参加。这样，有充足的时间下农村，在乡下多跑跑，给百姓办点实事，心里踏实。为民请命，甘受不公，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