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汉”_李培福的故事

“李老汉”_李培福的故事

在李培福的革命生涯中，不同时期，人们对他都有不同的爱称。土地革命时期，他作战勇敢，庆北人民叫他“李疯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华池人民积极生产，群众叫他“李县长”；上世纪50年代末，他抢救生命救灾放粮，灾民们叫他“李青天”；60年代初，他坚持实际反对浮夸，省委书记叫他“八贤王”。李培福还有一个美称“李老汉”，在景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是景泰人民和工程局几千工人对他的敬仰，也是他面向群众、保持普通劳动者本色的写照。

几十年来，李培福把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提写的“面向群众”奖状珍藏在身边，把毛泽东的教导刻在心间，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面向群众”的精神在闪光，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弘扬。

李培福十几岁参加革命，当过游击队长、县长、专员、厅长、副省长，算是个地地道道的老革命了。在景泰工地，人们当面称他李主任或李指挥，在背后却喜欢叫他“李老汉”，这是西北人对老年人的一种昵称，他当时不过六十岁左右，但人显得比较苍老，长着一副寿星似的头，一双笑眯眯的眼睛，缺牙的嘴总是乐呵呵的。就是严肃起来批评人，也是一副长者的样子。他在工作上对大家，尤其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要求极严，但是在群众面前，却像个慈祥的老父亲。他经常拄着那根拐棍到处转悠，嘴上常说：“谁要怎样怎样，就批判谁。”但谁也没有见过李老汉批判过某个人，那只不过是他对棘手的问题拍板时的一句口头禅而已。

在一般人看来，李培福是够忙的，抓工程，催设备，督电力，搞生活，建基地，还管平田整地。但他对农业，对农民特别关心，总是乐此不疲，抽暇要到附近农村看看，哪怕是时间紧，当日去当日回，也得去。可能是他长期分管农业，和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原因吧。(www.guayunfan.com)

他心里总装着农业，念着农村，想着农民。他到农村去，不搞前呼后拥一大帮，在景泰无论是郑清章任县委书记，还是后来杨作良任县委书记，都不给他们提前打招呼，而是轻车简从，只带秘书。在农村的田野里，在群众的瓜棚里，在打麦场上，或在老乡家里，桑麻社稷、生男育女、党的政策、干部作风，想到哪里谈哪里，俨如久别重归的老人话离情。每当掌握了大量农村生产、生活、思想、政治方面的情况后，他总是把县委、县革委会的领导邀来，通过听他们汇报，指出当前应该抓什么，注意什么，解决什么，纠正什么。县上的几届班子都感谢李培福，他在这里不仅建工程，也在蹲点，适时地指导他们的工作。

在景泰的几年里，正逢连年旱灾，农民又要参加水利工程建设，他用历史的经验教育县、社干部：“有灾就说有灾，该回销的就要早点做好回销，肚子不饶人。不关心人民疾苦的人，不是党的好干部。”所以，那几年，县上的三干会，大多是生产自救方面的内容。虽然受灾，但人民生活安定，生产稳定。

李培福了解群众疾苦，也解决问题，在旧县城芦阳镇居住时，北街有一户人家，儿子张文谋死了，媳妇改嫁，留下老母和一个孙子相依为命。孙子患小儿麻痹症。李培福看到后，就把工程指挥部搞针灸的大夫请来，嘱咐他天天到老太太家为小孙子针灸，不收分文，经过长期精心治疗，这个孩子病情好转，能够自理生活。

有年夏季，沙枣花飘香的季节。一天，李培福从芦阳河湾的菜园瓜田里转回来,快到县政府大门口了，听到一家传出哭声，门敞开着，院子里两条凳子上放着一副油漆的棺材，家里人从堂屋里出出进进，脸上挂着泪痕。李培福看到此情,让秘书进去看看究竟。原来这家儿子叫贺万生，老母身患肠梗阻，医治不见好转，现一切丧事准备停当，准备办后事，单等老母咽气。李培福听说是肠梗阻，他以前也得过这种病，认为还有救，就对秘书化成说：“赶快给咱们医院打个电话，让北京天坛医院来的医生给老太太看看，只要有一点希望，尽量想办法抢救，如果家里有困难，先打针吃药再说。”不一会儿，医生赶到了，氧气、药物拿来了。经过抢救、治疗，这位老太太转危为安，又活了好几年。到现在，芦阳群众把这个故事传为美谈，都称赞说：“李老汉把咱农民当亲人，他可谓高干中的焦裕禄。”

有一次，寺滩有个群众身患重病，李培福得知后，让小车把这位群众接到县城接受治疗，进行手术。他外出办事时，看到行路的老年人、患者，常让司机停下车把他们捎上。他就是这样，对群众倾注了满腔的爱。

李培福一有空闲就到街上转悠，走访耕夫瓜农，经常和县城北街的一些老年人，在县革命委员会大门外的开阔大街上，席地而坐，天南海北地攀谈。

景泰县城有个饭馆，门口有几级水泥台阶，这里是老汉们聚集的场所，也是他们沐浴阳光的地方，常有老人在这里摆“龙门阵”，民意在这里能得到体现，信息也在这里传播和反馈。

有段时间，在这些老汉中间多了一位陌生而亲切的面孔，他身着旧黄大衣，背上还补了一块蓝色的大补丁，旧“火车头”帽子，也补了一块补丁，对襟旧蓝布衫洗得发白，嘴上叼一个旱烟锅。他有时闭目听讲，有时寻根问底，谁也没留心他是谁，只当是来了一位新伙计，地方的风土人情、农家趣闻、生活琐事、政治风云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他都从民间最先知道。

景泰川工程，千人万众的“菜篮子”，要由当地提供，但农民顾虑：“种了卖不了怎么办？”他知道情况后，就让县上尽早考虑，安排供需挂钩，签订合同，不能让农民吃亏。

李培福从民间听到当时县上有一位县级干部因作风等问题被隔离审查，本人思想不通，有寻短见的迹象；芦阳小学一位校长和一位老教师，课间操中，被挂着牌子在校园内游行示众。他就找来县委贾梓才书记询问情况，并说：“干部有了错误，多做思想工作，处分也是一种教育。但是，不能污辱人格。人活脸，树活皮嘛。长此以往，会失信于民的。”不几天，隔离的解除了，挂牌子游行的也停止了。

听老汉们讲县城百姓吃水困难，要走一里多地,就让工程队在县委院内打了一口井，每天定时给百姓供水，解决了吃水困难。

李培福的名字在景泰传开了，可有许多人没有见过他。一天，老汉们问李培福身边的工作人员，省长是啥样子。当知道是每天与他们晒太阳、聊天的老汉时，他们神情愕然，感慨地说：“这个老汉和我们穿的一样，甚至还不如我们。”

李培福和这里的干部、工人家属、小孩都熟悉，到哪里就在哪里席地而坐，工地、田间、地头、林荫、大道、车站、货运场，到处都有他的足迹。谁家夫妻间不和睦，谁家生了小孩，谁家家属没户口、没工作，哪里的树被牲口啃了，哪几株树被风刮歪了，电影队放电影因风大效果不好，因天冻而看电影的尽是小孩，这些情况他都知道，人们都乐意向他讲，他也真个能解决。对夫妻不和的家庭，他派人调解；对家有产妇的职工，他建议适当调整工作，嘱咐他们好好照顾，并派人探望；对家属没户口的，想办法解决户口；家属打的土坯，他让基建上按价收购；还派人看护林带，给树培土；冒着风险，修了一座职工俱乐部……他深入实际，扎实的工作作风，为许多人仿效。他管得宽，管得细，处处为职工着想，使职工安心工作，乐于吃苦，形成了一支作风好、能战斗的队伍。

工程团设计连有两位回族夫妻工程师，男的叫李世元，女的叫达惠中，两人工作很突出，李培福经常到他们家看看。当他得知这对夫妇很注重民族风俗，非回民宰杀牛羊不食，除冬季可以吃到一些羊肉外，一年八九个月没有肉吃，长期吃素。1971年春节前，李培福从兰州回来，专为这对夫妇在回民肉滩上买了些清真肉食，让通讯员小窦送给李世元。小窦说：“李主任让我转交给你们，他说对你们的特殊情况平时关照不够，这是从兰州专门给你们买的清真肉，拿去吃吧！”李世元的爱人达惠中当时站在门口，竟不知说什么才好,感动得落了泪。是啊，工程如此紧张，李培福的脑子要装多少事，竟还牵挂着回族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呢？后来农场建起来，养了不少羊，到了节日能专门给回族职工宰羊，每次分羊肉，李培福见了李世元总要问分到羊肉没有，若回答还没有分到时，过几天见了，准还要问分到了没有，分了几斤。如果他有空还要聊一聊，问怎么做着吃，并且还要告诉做羊肉的方法。

指挥部机关食堂养猪，李培福动员职工工余打猪草，他看到一捆一捆的青草有猪吃的，棚子上晾的，心里总是乐滋滋的。有时，跳进猪圈里，用青草喂小猪。小猪不怕生，用嘴拱他的裤角、鞋袜，他满不在乎。

那时，职工工资普遍低，山南海北的家属来了，吃住困难，花钱更困难。

有天早晨，他见河南来的一位干部家属抱着小孩，面带愁容站着。他原以为小两口吵架了，一问才知，她来这里20多天，丈夫让她回家，说是没钱花了。李培福说：“现在大伙都打土坯建房，你不能干些活挣点钱吗？”那女的回答：“问过了，不让打。”他让通讯员叫来指挥部房建组长吴光彦说：“给她些土坯任务打，用力气挣几个钱花，总比搞补助好些。人家千里迢迢探亲，不上一月就撵走，感情上说不通，共产党的干部，要体察民情，懂得群众疾苦，以后这种情况，你就照这么办，错不了的。”

那时，条山就工程局一家，又要建房，又要吃饭，供水是个大问题。拉水的汽车司机姓王，一天从条山水井往工地供水只能拉四五趟。李培福让人把王师傅请到他的办公室，让烟让水，与他研究里程、装卸水时间。问他最多一天能拉几趟？王师傅说：“如装水快点，一天可保证十趟。”“那你给装水的同志说，就说我说的，拉水如救火，随到随装，不得耽误一分钟。”下午他又坐车到水井，看装水的情况，以后三天两头去水井。从此，王师傅果然实现一天十趟，有时拉到十一二趟。不久，水井用管道压到山上水池，用上了自来水。

李培福每天早晨散步时，总要让通讯员爬到水池天窗上看一下储水水位，要是水位低几格，他就把吴光彦找来，让继续抽水，保证供应。后来，老吴也习惯了，他比李培福起得早，先看过水位，等李培福街头散步时主动告诉他水位，免得劳驾老汉爬山看水。

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张延英同志，在推架子车运送混凝土时，不慎从几米高的架子车通道上车轮压翻跳板，掉到混凝土底板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李培福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他严肃地批评工区负责人，并在全工程局开展了查隐患、找事故苗头的安全大检查。他告诉有关部门：“张延英是为景泰川工程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要厚葬，做好亲属工作。上水庆贺时，要把她妈妈接来看看，让人民永远记着她。”张延英的母亲深明大义，没有要200元的抚恤金，还把四女儿张延菊送到工地上。后来张延菊和张延英的未婚夫结了婚。

2010年3月10日，我们在景泰县石城村见到了张延菊和闫穆治夫妻俩。张延菊说起了家中的不幸:坐在旁边的闫穆治说：

我父亲1958年过世，母亲守寡。我们姊妹十人，两个哥哥，靠挖野菜度日。大哥病逝，二哥死于煤矿，大姐病死，三姐延英被送到水电工地上，牺牲后，我母亲又把我送到工地上。当时洪镒是团长，开万人大会表扬我们母女。我还上台讲话，说了几句就哭着说不下去了。接着我到工地上拉架子车，李培福见我年龄小，让我在泵站上站岗看机器。李培福答应我带工资上学，还安排工作。后来，我母亲为了报恩，硬把我许给了二姐的未婚夫。我母亲为这事给我下过跪，我当时不答应婚事。我母亲说，你要工作呢，还是要妈哩？我说，我要妈哩。当时我入了党，后来结了婚。

我是正路公社双佟大队的,我也在水电工地上。延英牺牲后，我岳母提出让四女嫁我。我们现在有三个孩子，都是男孩，三儿子是残疾人，他是有病打针后药物反应造成的，不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