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汉发话了”_李培福的故事

“李老汉发话了”_李培福的故事

李培福以他模范的行动，在景泰的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所以他的指挥格外灵，真可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景泰川工程虽然是省革委会决定上马的，但那时全省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中，谁也不听谁，加之物资匮乏，要什么没什么。李培福凭借着他在省上的威信，缺少钢材、水泥、木料等物资，就到省上去要，连兼职省生产办公室主任的省军区司令员也要让他三分。建筑材料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工地。中央在兰州的各大企业领导，在李培福的动员下，按规定如期提供各种机械设备，承担分配的各项施工任务，因为大家说“李老汉发话了”，可见他在各级领导中的分量。

景泰施工初期，正值林彪反党集团形而上学猖獗、大搞造神运动之际，“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雷打不动。在这茫无际涯的荒滩上，也无法摆脱这政治大气候的影响，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作到深夜12点，还得完成学习“红宝书”的任务。“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干扰，对工程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沉闷的空气令人窒息，也在李培福心头罩上了阴影。

有一天，李培福派工程技术组长陈可言到条山村找搞规划的同志，陈可言正要起程，被军代表挡住了，说要“天天读”，一切公务得“天天读”后进行。李培福见陈可言还没有走，问明了原因，知道他也左右为难，便让挡路者来，问起这件事的原委。来者振振有词，说林副主席指示“天天读”雷打不动。李培福震怒了，压抑在心头的怒火喷发出来了：“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严重耽误工程进度，何益之有！”他冲着这位来者说：“林副主席说的？我看是你说的！走！”便带上陈可言扬长而去。(www.guayunfan.com)

这件事在工地传开了，好心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敢这样仗义执言，谁能这样胆大妄为？怕有什么不幸落到老汉头上。还好，一切都平安过去了，没有什么事发生。然而，景泰川工程的沉闷空气被打破了，“天天读”的权威不再神圣不可侵犯。历史证明李培福的言论正确之后，有人伸出大拇指说：“只有李老汉敢这样说，也只有李老汉能这样说！”

景电一期工程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副总指挥，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建山在2003年11月2日回忆：

1969年10月，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放”，省革委会便通知我去甘肃景泰，直接参与电力提灌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工作。自己思想上有顾虑，加上当时景电工程中受“文革”的影响还很大，如工程指挥部的军代表要搞“天天读”，还不断地发动职工到处贴大字报，我感到这种局面工程很难进行。要进行工程，又有如此大的阻力，也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以往，我深感心有余悸，甚至想到如果出了问题，我又没有好下场了。思前想后，还是决定找当时的总指挥李培福将自己的顾虑与他交谈。我当时提出了军代表的一些问题，李培福听后没有说话，一直沉默，我们就这样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们谁也不说话。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艰难的一次谈话。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我心里想，如果他不解决这些问题，我宁可不干。迟倒霉不如早倒霉，我要干就是要干好，如果由于种种外界因素无法干，我只能不干了。

几天后，李培福到省城兰州去了一趟，向省上汇报了这些情况，领导答应将军代表调走。军代表走后，我们将工程上的风气进行了整顿，有的还进行了帮助教育，一下遏制了当时工地上的混乱局面。坏风气压下去了，没人再敢胡来了。这对后来的工程能否顺利进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也是我决心干好这个工程的决定性因素。顾虑打消后，我可以放手工作了。这点我从内心感激李培福和兰州军区的领导，他们能做出这种决定，证明他们也想实实在在地干好这项工程。

2009年10月，我们采访景电一期工程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自强时，老人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1970年左右，搞“天天读”。技术组长陈可言要到工地去组织施工，解决工地上存在的问题，军代表要他读上一个钟头再去。李骂了，军代表说“冲击政治”，发生了矛盾。李开会调整了人事和分工，让贺管人事、工程。关于人事调整，我和军代表发生了较大冲突，军代表又去找贺建山的麻烦。贺建山闹情绪不干了。李老汉发火了，批评军代表“捣乱得干不成”。他为此事亲自到兰州找张忠司令员，把支“左”的军代表调走了。

景电一期工程指挥部计划组原副组长李辗老人在2010年秋天回忆：

军代表爱讲话，大家叫他“托拉夫斯基”，总是要“最后再讲两句”，大家急着要去上工，他的话说不完。

景泰川工程的技术人员大多数是毕业于名牌大学或留苏归来的水利工作者，专业能力强，党团员居多，老同志居多，但这些人大多是入了“另册”的人，不是“站错队”，就是属于“黑五类”，或是被排斥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他们失去了工作权力，不受欢迎，生活在沉闷压抑的空间。“文革”时期本是多事之秋，总有那么一群人唯恐天下不乱。景泰川在紧张施工，可是从兰州却常常刮来阴风，说李培福收来了一大批“牛鬼蛇神”，要的人尽是“臭老九”，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不抓革命，只抓生产。当然，这些人听了，不光心中害怕。李培福不管那一套，他说：“国庆上水草窝滩就是最大的政治，不用这些知识分子，是你能把水引上来，还是我能把水引上来。”李培福把那些人一一顶了回去，成了知识分子的保护伞。

李培福看重技术，看重技术人员，大胆启用人才。只要对工程有一技之长、能为群众办事的人，不管当时是所谓有“问题”的人，受批判审查的对象，还是蹲过牛棚的人，他都调到工程上来，委以重任，有人曾警告他说：“你要注意，你用的旧人员太多了！”李培福却毫不顾忌，就这样从全省三十多个单位汇集了八九百名懂行能干的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形成了这项工程的骨干力量。

有人说：“景电一期工程，要没有李培福同志坐镇指挥，不会那样快就建成上水，也不会那样快地交付使用。”这是群众用朴素的感情对一位老党员、老干部、老领导的气质、威望、作风的褒誉。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党的整体作用和群众的力量。但是，关键时期、关键问题上，的确坚强的领导、正确的决策和富有魄力的指挥会促使事物转化，推动事物发展的。

1971年夏季，省上在研究农业的投资问题时，有的主管部门的领导提出，景泰川工程投资太多，挤掉了其他地区的资金。李培福一听很生气。他说：“说嘛！到底干不干！上马是省委、省革委会共同决定的。车拉到半坡了，眼下已有些眉目，快要上水了，吹这种风，谁能干谁干去吧！”主持会议的胡继宗书记说：“景泰川工程，中央还未列上本本，我们以省内资金搞，大家感到资金短缺，这是预料到的。但是，决定了的东西，要硬着头皮往上提，等上水了，30万亩受益了，我看认识就可以统一。”张忠司令员当即拍着李培福的肩膀说：“老汉！别激动嘛！谁也没说不干的话。投资照给，今年10月1日上水的决心不变。各专区自治州的工作我们做。现在就看你的了，咱们都一个劲地往上拼，你没意见了吧？”

要不是李培福的威望、地位和事业的忠诚、坚毅，半拉子工程下马，不是没有先例的。

景泰110千伏输电线路，总变电所、3个35千伏变电所都已安装就绪，各泵站积极安装进线电缆，可是，大型电缆进货不足，而且全国各地都跑了，货源不落实，再订货上水就推迟一年。负责采购的同志汇报说，这种型号的电缆，只有西安有货，但他们要用。李培福得知这一消息，知道胡继宗和当时陕西省书记李瑞山都在湖南湘潭地区工作过，立即给胡继宗书记打电话，请他给李瑞山书记写封信将这种电缆给景泰水利工程上水用。胡继宗写了信，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总变电所变压器，原设计一台45000千伏安的、一台31500千伏安的。45000千伏安的这台已经安装就位。31500千伏安的这台还在厂家。后来考虑到景泰川上水后，地方办工业，乡村通电搞食品加工等，电源总负荷不足，将给以后的地方工农业发展造成困难，因此，需要将31500千伏安的这台，换成45000千伏安变压器，这种情况，十分棘手。李培福几天几夜吃不香，睡不好，临阵易将，军事上都忌讳，工程建设还不是一个道理？订的货能否退了？谁有多余的大变压器等你调运？真焦人心。李培福思虑了几天，决定给他在延安时期就熟悉的时任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写信，信写得很长，也说得十分恳切，希望部长从中协调解决。不久，在京的同志发来电报，钱部长欣然关注此事，变电器问题协调解决了。原订货调给他厂，新货在东北，当即汇款调运。

类似这些问题，正如群众说的：“要没有李培福坐镇指挥，工程不会那样快建成上水。”“上水的时间，也不会尽遂人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