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制”政权建设最早试验区_李培福的故事

“三三制”政权建设最早试验区_李培福的故事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政权建设中的人员分配，应该是“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派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必须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

1941年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与西北工委合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要求边区各地的选举运动切实贯彻中央“三三制”政策，建立起真正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并且指示，“三三制”不仅要求在参议会中实行，还要在政府机关中实行，边区政权建设应符合“三三制”的各种政策与方法。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的这一指示原则明确地写进了1941年5月1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称《五一施政纲领》）。该纲领提出：“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主管人员时，应保证机关职员中三分之二的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1941年，陕甘宁边区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首先试行“三三制”政策。陇东干部群众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人们都极愿意多选共产党员，这样出现了在各县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当选的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一限额的现象。

“三三制”政策是一个新生事物，按照这种原则进行选举也是一种创举，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对“三三制”的认识是不统一的。对“党员三分之一，进步分子三分之一，中间分子三分之一”这个正确原则的认识，在干部群众中并不普及。一部分党员和干部还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有的认为“三三制”就是“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无党派三分之一”，或者“共产党员三分之一，非共产党员三分之二”，还有的认为是“共产党员三分之一，国民党员三分之一，哥老会三分之一”。(www.guayunfan.com)

华池是一块老根据地，经过工农苏维埃时期，对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创立，中间分子一般没有出过力，还要叫中间分子参加政权，有些党员和干部就感到不舒服。许多干部对地主、绅士参加政权更是放心不了：“从地主豪绅手里夺过来了政权，流了多少血？怎么又随便让他们进来！”“大革命时咱们被国民党赶跑，现又实行‘三三制’，敢保不再上当？”个别干部生气地说：“干脆给人算了吧！”乡上干部讨论候选名单，提到工农分子时说：“啊，好成分！”提到某某是地主，大家就低下头去，不做声。这种情况说明，很多干部群众思想上还存在着“不愿和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

有的干部思想上对“三三制”不理解，为了服从组织决定，就暂时挂几个党外人士或其他党派的人士“凑个数”，完成任务就行了，或者在行使职权时总是认为“他们总是客人，咱们总是主人”。县上某科长是党外人士，下乡时生活不够艰苦，区政府干部就不多理睬他。有的干部甚至说：“一个政府委员还不是名义吗？没有说话权，‘三三制’是耍圈套。”有的地方在物质待遇上也不平等地对待党外人士，“共产党的干部下乡就骑马，党外人士下乡即背铺盖”，如此等等。

李培福从切身经历中感受到共产党是真正为穷苦人谋利益的，党的“三三制”政策也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对地主、富农、绅士等参加政权也是想不通的。尤其是贫雇农，他们想起如何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后来又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流血牺牲夺取政权，才翻身做主人的经历，对“三三制”政策多怀着疑虑的心情：“咱们流血搞起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没有他们该省去多少麻烦？”有些农民害怕豪绅地主当选了会收回他们的土地，对政府心存疑惑，很不高兴地主、富农们又进入政权，甚至愤慨地说：“让一些坏东西进来看看咱们的主张也好，但为啥要那么多呢？三分之二呀！”他们没有选举经验，对地主、绅士们还多少保留着传统的胆怯心理，有些农民“望见财东向自己走来，手里的东西不由自主地往下落”，他们就更加迫切地要求党的支持：“你们不做主，咱们啥也不敢言喘（不敢说）了。”

还有许多人表现出意外兴奋的心情，有的说：“共产党宽宏大量，仁义治国。”还有的说：“从前以为革命不要咱们这号人了，今天咱也能管政权。”“现在事情真不同了，咱们也有权利，也能干事，同别人平等了。”“真的，现在真正实行‘三三制’了，咱们的名字也能上红榜，土地革命时咱们可没权。”华池有一个地主感激地说：“三七年（即1937年）选举，咱们没有选举权，现在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看得起咱们了，又给咱们选举权，咱今后一定要选好人。”王咀子柳树河基督教的牧师栗修德先生也说：“边区是好，施政纲领我都看了，我们很拥护，纲领上主张信仰自由，这样我们就可以公开传教。实行民主政治，人民就可以说话，也可以自由选举替自己谋利益的人到政府、参议会中替人民说话办事，边区的民主，在全国来说是数一数二的模范。”对国统区的绅士地主也产生了影响，有一位曾经从边区逃往外地的大绅士这样表示过：“共产党、八路军既然实行‘三三制’，我们或者可以回来的。”

“三三制”政策最早在陇东的试行是充满着斗争和冲突的。如何在吸收和相信中间分子、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同时，将坏分子清查出来，清洗出去，是李培福和政府面临的严重任务。

政府在试验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开展了大量工作。

在“三三制”的落实中，最容易混淆的就是，有的干部把一切上层人物都看成中间分子，没有把反动分子与中间分子区别开来，而有的干部则把真正的中间分子看成反动派，把所有国民党员看成特务，没有把中间分子与反动派分子区别开来，偏“左”偏右，把中间分子估计成反动分子或进步分子，或者反动分子估计成中间分子，都是不对的。因此，区别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反动分子不能抽象地笼统地进行，而应对实际情况进行群众宣传，彻底实行“三三制”政策，党政组织向广大群众反复宣传，边区是一个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边区内部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阶级，旧的地主阶级及其残余在边区各地还存在，其中一部分是在土地革命中被推翻过的，他们对共产党和工农阶级有着相当的仇恨，且有可能和边区政府重新作对。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新区，地主对边区政府相当恐慌害怕，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府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争取他们参加抗战。对于这些人，都应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权建设上的原则，就应当是依靠广大的工农劳动人民，而对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分别采取政策，尽量争取联合。同时，要对少数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采取孤立政策，并与之进行必要的斗争。

同时，克服对党外人士不正确观点迁就的不良倾向。针对有些农民所说的“地主怕农民，农民怕政府，政府怕地主”的情况，党和政府认真检查了部分机关和干部中存在的迁就主义，对“三三制”中迁就现象进行了批评，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经过反复学习、宣传和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逐渐消除了对“三三制”政策的疑惑，对于民主权利的应用，在认识上已逐渐提高。1941年第一次乡选时，群众不愿意参加选举，对于提出的候选人，只要不提到自己，提谁都成，但到1942年第二次选举时就进了一步，除党支部提出候选人以外，他们能积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与支部竞选……

1941年10月，华池县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总结报告中这样写道:

本县的参议会在9月29日正式开幕，10月4日闭幕。……第五天（3日）上午进行通过提案及电文，下午进行选举正副议长及常驻议员与县长、法官及政府委员。

……

选举:

首先选出王德明（33票）、黄生华（28票）为正副议长;

张玉珠（28票）、黄金贵（31票）、马世良（31票）为常驻议员;

继选出李培福（37票）为县长;张建堂（34票）为法官;

白国民（34票）、李树林（31票）、黄金贵（31票）、折国君（23票）、马世良（29票）、赴占廷（28票）、齐应贤（26票）、张积禄（26票）、齐治业（25票）为委员。

第六天（4日）早上继续开会，由分区代表柳泉同志及华池县委代表致勉词，被选人代表白国民同志致答词，后由李县长致闭幕词，最后高呼口号。11时散会。[1]

1942年3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发布后，陇东各级抗日政府按照指示信的精神，对照检查自己工作。为了贯彻指示信中关于“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提出辞职，由无党派候选议员补充；各县政府应选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酌量聘请，各县议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被调离职者，更应以非党员补充，县政府委员同样补充”的精神，华池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改选了县、乡两级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据记载，在1942年改选中，陇东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员忠实模范地执行了“三三制”政策。在酝酿确定县、乡两级政府委员和参议员时，共产党方面限制自己的候选人，并帮助各阶层提出候选人，鼓励他们竞选。在1941年选举之后，共产党人数少于三分之一的，选多少算多少，如共产党人数超过三分之一的，则采取超过名额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另补充其他党派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办法调整。华池县的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超过了“三三制”的限额，在改选中，共产党主动提出辞职。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使不少党外民主人士深受感动。

1942年4月11日，《解放日报》以《华池县以“三三制”的原则改选参议会》为题进行了报道：

本县二次县参议会业于前日闭幕。大会最重要的收获是：真正实现了“三三制”。在这次参议会改选前，11位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了8席。改选结果李培福仍为县长，刘维舟、史九功当选为正副议长。其余9位参议员，共产党员只占3名。在常驻参议员中，同样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当党员提出辞职时，不少党外人士感动地说：“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相让的精神!”因此，过去对“三三制”各种各样的错误认识，都被这次改选彻底的打破了。关于半年来的政府工作，由李县长简略报告后，便听取各位参议员的批评。议员李芝兰批评：“保安科没收花渠的一头毛驴是不正确的，应该退回去。”高名山先生提议：“政府法令要严格执行。”此外，如“政府把女权提高，以致女子不服从男子”“动员太多”“分配国家土地给私人种”等问题，都有不少的提议与争执，最后由李县长答复并详细解释。在通过的议案中有开办保健药社，军民共同入股，动员群众迅速完成悦乐街的建筑等8项，并建议边区参议会请边府拨粮150石，救济灾民及取消边区内牲口买卖税两件。

“三三制”政策的实行，对陇东及至全国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

华池抗日根据地贯彻“三三制”政策正是充分体现了这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