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棉大衣_巴山夜雨总是情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灰色棉大衣_巴山夜雨总是情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1986年邓小平赠予舅父淡以兴的灰色棉大衣。

2004年，邓小平的舅舅淡以兴之子淡文全将一件灰色棉大衣捐赠给了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这件棉大衣是1986年邓小平在成都赠送给多年未见的舅舅淡以兴的礼物。

1986年1月，离开家乡多年的邓小平到四川视察工作。其间，他特意托人去广安请家乡的干部以及舅舅淡以兴和舅母杨明凤来成都相聚。2月13日，邓小平、卓琳和继母夏伯根终于在成都金牛宾馆与淡以兴夫妇见了面，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照。(www.guayunfan.com)

正是在此次会面时，邓小平将这件灰色棉大衣送给了舅舅淡以兴，以表达一个晚辈对长辈的关怀之情。这件看起来已经有些破旧的灰色棉大衣，见证了邓小平与家乡和家乡亲人之间数十年割舍不断的血脉深情。

1986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在成都金牛宾馆同舅舅淡以兴、舅母以及妹妹邓先芙合影。

16岁作别四川，赴法寻理想

1904年8月22日，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场姚坪里的邓家，一名男婴呱呱坠地。作为邓家的长子，父亲邓绍昌对这个孩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为他取名邓先圣。

到了上学的年纪，邓先圣进入邓家本族所设的私塾——翰林院子读书，因为私塾先生觉得“先圣”的名字有对圣人孔子不敬之嫌，于是为他改名“希贤”。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因为地下工作的需要才改成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邓小平”。

读了一年多的私塾后，邓小平进入协兴乡初级小学堂。在这里，他不再学习私塾里的《千字文》《三字经》和“四书”“五经”等传统课程，转而开始接受国文、算术、修身、体操等科目的新式教育。

邓小平故居。

20世纪30年代广安县立中学老大门。

1915年，邓小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后经过近4年的学习，14岁的邓小平考入广安县立中学住校读书。如今，邓小平昔日的母校早已不复旧貌，变身为占地面积达420亩，拥有一万多在校师生的广安中学。而位于学校中央位置的邓小平塑像则向人们昭示着伟人曾在此学习生活过的痕迹。

1918年，邓绍昌在重庆听说新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一直对儿子的成才寄予着极大希望的他立即写信回家，要邓小平去重庆读预备学校，准备到法国留学。

告别了母亲和家人，1918年下半年，邓小平便同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以及同乡胡伦一一起到了重庆。到了隔年9月，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由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任董事长，校址就选在重庆夫子祠内。据邓小平当时的同学回忆，那时候的邓小平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充沛，话虽然不多，学习却总是刻苦认真。

终于，到了1920年8月28日，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82名同学一起，怀揣着对未来与异国的瑰丽憧憬和想象，邓小平登上了“吉庆”号客轮，作别四川。

1921年3月，邓小平与邓绍圣留法合影。

45岁再回川，挺近大西南

命运的安排总是如此巧妙，也许邓小平自己也没有想到，等到自己再次踏上四川这片故土时，时间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碾过了近30个春秋冬夏。29年前，在重庆江边的码头上，16岁的邓小平作别四川，远渡重洋追寻理想。29年后，已过不惑的邓小平再一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四川，这一次他则是率领着千军万马解放四川的首席指挥员。

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通报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商定的一野、二野在西南、西北作战的部署，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10月2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南下，率刘邓大军开启了挺进大西南的征途。11月23日，邓小平在湖南受命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就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1月30日，陈锡联兵团解放重庆。12月27日，大军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集团，成都宣告解放。

由于刘伯承后被调往南京工作，主持西南军政工作的重任主要就落在了邓小平和贺龙的身上。90万、6000万、60万，邓小平常用这三个数字来概括西南局当时的工作任务。其中90万是指要把90万原国民党部队改造为人民的军队；6000万指的是要组织起6000万西南人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60万则指的是要将我军在西南的60万部队转变为工作队。由此可见邓小平此时期工作任务的艰辛繁重。

但作为一个四川人，邓小平想为家乡做的远不止这些。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四川走出来的邓小平最能体会四川交通的困难。自从知道自己要去解放大西南，修建成渝铁路的计划就在邓小平的心中萌芽。恰好在几个月前，邓小平在上海结识了陈毅的堂兄——兵工专家陈修和。据陈修和回忆说，在上海见面时，邓小平就提出希望可以修建成渝铁路，并邀请他和自己一起去四川。同为四川人，陈修和也深知修建铁路对于四川人意味着什么。历史上，四川曾数次欲修建铁路而未果。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四川保路运动就源于此。1911年5月，清朝政府以铁路国有为名，将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接着又把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四川人民的反对，发展为四川保路运动。由此，修建川汉铁路一事也就搁浅了下来。到了民国时期，在四川修建铁路的方案几度变迁，都因资金短缺或时局混乱未能成功。而最终，四川几代人盼望的成渝铁路，终于要在共产党开始执政的时代修建了。

1950年6月，成渝铁路开工。一心惦记着铁路建设的邓小平经常抽空亲自到现场关心施工进度。原二野的战士孙振华正是成渝铁路的修建者之一，据他回忆，有一天，当战士们铺轨铺到九龙坡时，恰好碰到邓小平和他的老师汪云松到大渡口参观铁路施工。那时候也没有票车，邓小平和汪云松就坐在平板车上。火车呼呼冒着黑烟，邓小平却毫不在乎，只是静静坐在那里默默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历时两年，四川几代人盼望的成渝铁路终于修成。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通车，邓小平出席通车典礼。听着火车欢快的鸣笛声，看着家乡百姓兴奋的笑脸，同为四川人的邓小平的心中此时充满了兴奋与骄傲。

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调至政务院工作，和家人离开重庆回到了北京。主政大西南的这两年多时间，成为邓小平一生中仅有的一段直接在四川工作的经历。

离家虽久，始终惦念家乡发展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一时间，国内外各项政务千头万绪，都堆积在他的面前。但即使如此，他对于家乡的惦念却未曾改变。1978年2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考察四川期间，特意在成都金牛宾馆接见了来自家乡广安的代表。

邓欲治，曾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至今他仍然清楚地记得1978年邓小平接见他时的情景。那是1978年1月的一天，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给广安县委打来电话，说省里要来客人，希望广安县委派人送一份工业生产的简报来成都。电话里，省委的工作人员并没有透露这位客人是谁，但邓欲治等人却在报纸上的新闻中发现了线索。新闻中报道邓小平同志结束了对缅甸的访问后回到了成都。由此，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位客人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于是，2月1日的下午，邓欲治等三位同志就带着广安的工业生产简报和一些广安的特产白市柚、金橙，驱车前往成都。赶到金牛宾馆时，邓小平正在接见成都军区的领导。邓小平的警卫张宝忠对邓欲治等人说：“现在他没空，你们等一等。”

这一等让邓欲治的心里没了底，他看着工作人员匆匆忙忙、进进出出，不禁犯起了嘀咕，邓小平的工作那么忙，真的能有空见自己么？直到下午四点钟，突然来了一位工作人员请邓欲治等几位同志到1号楼去，说邓小平要接见他们。

到了1号楼，等了一会儿，邓小平果然出现了，他和蔼地向邓欲治等人问好，并与每一位同志握了手，招呼大家随便坐。

刚坐下，邓欲治就赶紧说话：“我们广安县委委托我们来看望小平同志，顺便带了点水果来。”邓小平听后笑了笑：“我们中午已经吃过啦！”这时，在一旁的卓琳也笑了：“他（邓小平）最喜欢酸苦酸苦的那一种，白市柚！”谈到这里，邓小平就迫不及待地询问起了来自家乡的干部：“广安今年情况怎么样？前几年有点差哟！这一年翻了点。我在报上已经看到了。”听到邓小平一口亲切的乡音，邓欲治一下子放松了下来，于是汇报到：“广安1976年粮食产量是一亩288斤，到了1977年增产到一亩377斤。”

听说了家乡的产粮情况，邓小平皱起了眉头：“怎么才这些？”一向“善于算账”的他立刻就掰起指头给邓欲治算了起来：一年360天才200多斤，口粮不多，过不了关。邓欲治听了这话，赶紧表态说：“县委定了计划争取1978年粮食要亩产800斤。”邓小平则摇了摇头：“你们广安啊，过去是60多万人口。”

听到这里，对县里情况了如指掌的邓欲治脱口而出：“是80多万人口。”结果，邓小平却斩钉截铁地说：“不是，我说的是我离开的时候，是60万。”邓欲治没有料到，此时距离邓小平离开广安已经过去了58年，但家乡的人口他却依旧记得很清楚。

邓小平接着说道：“你们是人多土少，粮食亩产800斤不够用，要亩产千斤，力争1500斤。交集体500斤，分粮1000斤，除了口粮外还可以养猪、喂鸡。”

说完粮食问题，邓小平又对邓欲治交代要搞好农村基本建设，围绕着广安为核心，把农业搞上去，“水利基本建设，要多少年不间断地搞才行，过去多少年没搞了，耽搁了。农业生产怎样，要看政策对不对，还要看基本建设搞得好不好，过不过得硬。”邓小平停了停，沉思了片刻，又说道：“种子很重要。美国有种子公司，每年都出卖种子。我们是收起来，选一下，第二年又种下去。那不行，种两年就退化了，必须换新的种子。要经常换种，必须要有种子基地。”

在了解了家乡各项生产大致的发展情况后，邓小平最后对家乡的干部们交代：“别的也就没有什么，见一见嘛。你们回去给县委带话，要尽快把农业搞上去，要早点建成大寨县。”

离家虽久，但邓小平始终惦记着家乡的发展。当广安人民在县城的翠屏山上建起了公园，1982年12月25日，他欣然题写了“翠屏公园”4个大字。在渠江之滨的凉滩建起了电站之时，邓小平应广安县委之请，于1984年8月30日，题写了“凉滩电站”，以此鼓励家乡父老要把家乡建设好。

川剧照看，川菜照吃，川音不变

虽然少小离家，但是邓小平一辈子川剧照看，川菜照吃，川音不改。

说起川剧，在邓小平解放大西南的时候还发生过一件趣事。1949年重庆解放以后，为了部队战士尽快了解巴蜀文化，邓小平专门组织进川的部队看了一场川剧。谁知演员刚开腔，战士们便哄堂大笑。原来，二野的绝大多数战士都是北方人，从没听过川剧。所以当他们第一次听到川剧的锣鼓和帮腔时，只是觉得奇怪可笑，甚至有的人在演出结束前就开始离场。结果邓小平和贺龙就下令关闭剧场大门，并给在场的战士们规定了三条看川剧时的礼仪：第一，要坚持把川剧看完；第二，听到川剧的帮腔再不习惯都不要发笑，不要随便议论；第三，看完之后要热烈鼓掌。当然，随着对川剧的逐步了解，二野的战士们也都慢慢地喜欢上了川剧。

在邓小平看来，川剧属于文化底蕴很深的戏种。他曾跟儿女们说过，因为川剧的戏词大多是文言文的，所以看川剧有一些剧目时，文化程度低了，还不大容易看懂。在孩子们的记忆里，小的时候，只要川剧进京，父亲和同为四川人的朱德、陈毅同志都必定要去看。

多年不回四川，邓小平1978年的成都之行自然也少不了看川剧。从 1月31日到2月2日，连续三天时间，邓小平白天视察工作，晚上便兴致勃勃地观看川剧演出。

演出的第一天，众多知名川剧演员纷纷登台演出，这让对川剧名角如数家珍的邓小平看得十分尽兴。演出结束后，他高兴地登台与演员们握手致谢，这时，邓小平突然发现一位著名的川剧演员大青衣杨淑英没有到场。于是他立刻询问当地工作人员杨淑英为什么没来，工作人员回复说是因为杨淑英生病了。“生病了”这句话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错误的文艺导向，戏曲界受到冲击，许多老艺术家因此遭到迫害。邓小平担心的是杨淑英并非生病，而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而出了什么问题。于是邓小平再三和工作人员确认杨淑英是否真的病了，得到肯定答复后，邓小平才放下心来，指示工作人员尽快把杨淑英送到医院治疗。

杨淑英得到治疗后，病情渐渐好转。得知邓小平对她的关心之后，她坚持带病也要为邓小平演出，于是演出的第二天登台，演出了《归舟》。

看到杨淑英能健康地回归舞台，邓小平十分高兴，演出结束后特意登上舞台与杨淑英握手。杨淑英激动地说：“您下次回来，我还要给您演出！”邓小平则微笑着说：“是啊。这么好的戏，为什么不多演出呢？我能看，为什么全国人民不能看？”

此话一出，犹如石破天惊。“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路线的禁锢下，全国各剧种的传统剧目大多因为讲述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而遭到禁演。因此，当邓小平在四川观看了川剧传统戏演出，并作出这样的指示后，整个戏曲界都震动了。据成都市川剧艺术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唐思敏介绍，正因为邓小平在成都观看了川剧的传统剧目，川剧率先在全国打破了极左路线的禁锢，恢复了传统剧目的演出。正是由此开始，全国各地才陆续开放了各个剧种优秀剧目的演出，中国戏曲艺苑也由此迎来了春天。

除了在关系到家乡建设的大事上邓小平劳心劳力，在他几十年走南闯北的革命生涯和琐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家乡的痕迹也无处不在。

原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刘英曾和邓小平一起走过长征。据她回忆，长征时环境艰苦，没有东西吃，大家经常凑在一起精神会餐，讨论什么地方的东西最好吃。每到这个时候邓小平就会坚持说四川菜最好吃。

据邓小平的厨师刘兆水介绍，邓小平平时最喜欢吃的就是四川菜：四川回锅肉、米粉蒸肉、麻婆豆腐，都是邓小平喜爱的川菜。

在家喜欢吃川菜，出门也不例外。当邓小平出国访问的时候，他也会随身携带自己的“秘密武器”。据曾担任邓小平翻译的施燕华回忆，在邓小平去新加坡访问时，有一天中午没有官方宴请，她就和邓小平、卓琳一起吃饭。还没开饭，邓小平就让警卫把他从国内带来的朝天椒拿了出来。邓小平就着辣椒吃着白饭，吃得有滋有味，还邀请施燕华一起吃。结果施燕华吃了一口就呛住了，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邓小平则开玩笑地说：“要吃啊，不辣不革命！”

当然，不只有川菜代表着家乡的味道，广安特产的白市柚也是邓小平的最爱。为了白市柚邓小平和女儿邓楠还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在邓楠看来，广东出产的沙田柚甜分足，口感更好。可邓小平却认为沙田柚比不上家乡的白市柚，水分充足，还略带点苦味和麻味，怎么吃也吃不腻。因为知道邓小平喜爱吃家乡的白市柚，每到柚子收获的时节，家乡人就会顺便捎一点到北京。每次收到柚子，邓小平都一定要嘱咐工作人员把钱寄回家乡。

除了爱吃家乡的食物，地道的家乡话更是伴随了邓小平终身。虽然16岁就离开了家乡，但邓小平一辈子都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

好在邓小平的“川普”并不算难懂，在出席外事活动时很少会难倒翻译，但偶尔也有例外。据施燕华回忆，曾经有一次在邓小平与美国客人会谈时提及了美国的中东政策，邓小平就说道：“你们美国人就是驴驹子推磨。”这句话一下子把施燕华给难住了，“驴驹子推磨”是什么意思？结果幸好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明白，就立刻解释给施燕华听。原来这句四川话指的是小驴子蒙上眼睛推磨，老是在原地转的意思。邓小平在这里则是想说美国人的中东政策总是在原地转来转去，事实上什么事也没有做。

终身未回家乡成谜

既然邓小平对于家乡是如此的深情与依恋，在几十年的岁月中，尽管数次回到四川，为什么邓小平从没有回过广安？对于此，世人纷纷猜测，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在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看来，邓小平之所以从没回过家乡主要是因为邓小平自身性格的原因，他本就不愿意显示自己。如果他要回老家，照传统观念看，肯定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但作为妹妹，邓先群觉得兄长邓小平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她看来，邓小平一门心思全扑在工作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处理国家各项大小事务中去，没有时间到老家去逛一逛，看一看。

“父亲自己不回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这是邓榕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的一句话。也正是因为有了父亲的要求，邓家几个子女都不敢轻易回家乡。直到1989年，因为邓榕想要撰写这本关于父亲历史的书，其中有涉及家乡的情况，她才在没有告诉父亲的情况下，自己一个人回了一趟广安。

而在家乡人看来，邓小平从未回过广安的遗憾则更为巨大。广安市委书记侯晓春从他的角度对邓小平未回家乡之谜做出了这样的解读：“广安交通条件落后，在四川省的东部，属于边远地区，当时还是国贫县。邓小平作为广安人，深知这一片土地上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他的理想是让我们中国人都富起来，而家乡的老百姓都没富起来我怎么回家呢？据我研究，邓小平曾经说过，等广安人民和全国人民都富起来了，我一定要回家看看的。可惜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他就逝世了。”

今天，我们或许已无法再去清晰地追究出邓小平为何终身没有回过家乡的原因。但或者，那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早已告诉了我们答案，“邓小平”这三个字早已熔铸在了共和国的土地和人民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