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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政权_李培福的故事

时间:2023-08-17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建立新政权_李培福的故事1936年中共中央在红军“西征”时,决定撤销陕甘省,新成立陕甘宁省。政府一无所有,只有一个大印,这是新政权的象征。李培福很快建立健全了县政府职能部门,配齐了干部。到6月底,八珠塬区共建立起五个乡政权和乡党支部。很快建立健全了政权机构和工作秩序,开办了合作社。

建立新政权_李培福的故事

1936年中共中央在红军“西征”时,决定撤销陕甘省,新成立陕甘宁省。原陕甘省的辖区,华池县交陕甘宁省管辖,其余划归陕北省领导;陕甘省的大部分干部调往陕甘宁省。李富春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政府主席,省址初设在吴旗镇刘家渠子,随着西征战局的发展,6月迁至环县河连湾。

陕甘宁省成立后,地方干部即随“西征”红军西进。军队与地方互相配合,解放一处地方就建立一个政权。

曲子镇是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处于庆阳通往宁夏的要隘。国民党三十五师第一○五旅旅长冶成章带三百多骑兵驻守城内。冶成章暴戾骄横,外号“野骡子”。由于曲子镇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左路军西进必须夺取的第一个军事目标。6月1日,第一师进至曲子以北,对木钵方向警戒;第二师向冶成章及其所率特务连发动进攻。经短时间激战和政治攻势后,迫使冶成章等一百五十余人投降。

相传很早以前,曲子一带不太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比较贫困,群众便请来风水先生禳改。在镇的河西盖起了一座琵琶庙,又称琵琶寨,其势若“城抱琵琶,吟唱曲子”。于是,此地改称“曲子”,取“曲乐相谐,曲尽其妙”之意。曲子镇方圆一公里左右,四周筑有两丈多高的土城墙,设有碉堡,垣外有环城,壕沟深达丈许。(www.guayunfan.com)

曲子被西方野战军解放后,曲子县苏维埃政府即告成立。

李培福到刚解放的曲子镇时,城头红旗飘扬,到处是人马,街头国民党部队遗弃的物资很多,“野骡子”的汽车被打坏倒在路旁,还能见到押过来的一队队俘虏。

地方事务由红军宣传队负责。

曲子县苏维埃政府的全称是曲子县工农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但人们习惯上还是叫曲子县苏维埃政府。李培福成为曲子县第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新成立的曲子县苏维埃政府设在一个旧商号里,主人王得仁不知逃到哪里去了,房子乱糟糟的,他们就在那儿砌灶安锅,收拾地方,县政府就算开始办公了。

政府一无所有,只有一个大印,这是新政权的象征。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县政府的其他负责人是陆续调来的。干部来源主要有三方面:有红军派来的,有随红军“西征”一起来的地方干部,有当地选拔的积极分子。李培福很快建立健全了县政府职能部门,配齐了干部。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先后换过三个,头一个是李升华,以前是卖豆腐的;后来是徐孝达、逯月喜。苏维埃政府有军事部、财政局、保安科、粮食局等部门。县政府设有总务科,还有一个合作社。后来又成立了工会、青救会、妇女代表会等群众组织。军事部长先是朱志秀,后是贾之弟;保卫局长先是一个姓金的,后是高兆俊。总务科长胡礼新,土地部长许扬忠,财政局长边庭。各部门人员不多,很精干,如军事部只有一个部长,两个干事。

很快,成立了中共曲子县委员会,省委任命刘昌汉为县委书记,时间不长就调环县接替习仲勋任环县县委书记,以后是朱文华(后叛变)、高伯祥、苏耀亮。宣传部长邓华山。组织部长先是高伯祥,后是王全国。军事部长朱子修。少共书记马兆祥。

1986年9月4日,时任曲子县委少共书记马兆祥回忆:

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后,中央把我们几百名干部从部队调到瓦窑堡,十天后中央又命令我们到新区陇东开展工作。全体干部编成了一个队,队长朱子修、政委朱文华。临走之前,中央许多首长分别给我们作了重要报告和指示,组织我们奔赴陇东的全体同志进行学习讨论。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和中央不少领导人来到福音堂参加欢送晚会,一起观看了中央苏维埃剧团演出的精彩节目。与我们干部队同去陇东的还有一个红军团。出发后,部队在前面打仗,我们干部队紧跟后面处理善后工作,沿途经过安塞、保安、张崾岘,到环县八珠塬。遇到了一个较富裕的进步人士芦金怀,他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同一个姓习的和一个姓黄的富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动员有钱有粮户为部队捐钱捐粮,解决了部队的吃饭、穿衣的一些困难。同时,在八珠塬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民主推荐一个姓李的为区长(外号大叫驴),该同志为人厚道,力气大得能赛过普通毛驴,外号以此而得。白鹤桐任党的区委书记,我任青年团书记。[2]

马兆祥参加的“工作队”就是李培福指的随红军西征一起来的地方干部。

县政府成立之后,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壮大基层组织,建立地方政权,派出干部在红军地方干部的帮助下,组织区、乡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搞生产,支援前线打仗。

政权的产生和党组织的产生一样,是由上而下建立的,先成立省苏维埃政府,次及县政府,再就是区、乡政府。赤安和华池两县正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他县都叫革命委员会。县、区政府干部除少数外来的外,大部分都是当地的。

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打土豪分田地;保障红军的供给,这是当时政府的主要任务;办理合作社,成立贸易局;设立列宁小学。

当时政府工作总的方针是一切服从战争,工作方法是突击式的。

李培福带领干部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恶行,发动群众团结组织起来,废除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没收地主恶霸土地财产,分给劳苦大众。

首先在八珠塬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6月9日,在东庄李风存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八珠区政府,红军地方干部白鹤桐任书记。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基础上,区委发展积极分子李风存、李万林、刘成福、李生财、李万财等八人入党。6月14日,成立环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李风存任支书。到6月底,八珠塬区共建立起五个乡政权和乡党支部。

经过一个阶段的工作,区、乡政权都成立起来了,有曲子、合道、土桥、天池、八珠塬、木钵、马岭、元城(元城区不久划归赤庆县)8个区20多个乡的苏维埃政权,地域除国民党环县政府南半部外,还包括了庆阳的土桥、马岭、华池、悦乐和镇原三岔的一些地方。很快建立健全了政权机构和工作秩序,开办了合作社。

在开展党政建设的同时,曲子县委、县政府在“西征”红军帮助下,很快组织起曲子、马岭两支游击队,队员180余人。游击队刚成立,武器缺乏,少数人发了步枪,大部分人扛的是红缨枪,步枪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毛瑟枪。

7月,游击队在八珠塬、木钵等地配合政府开展打土豪、分配土地的斗争,有力地保证了工农政权建立。游击队后来编成一个独立营,200多人。赤卫队和少先队,主要是在大川及曲子县政府机关驻地附近建立的,200多人。

这些地方武装起的主要作用是:掩护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镇压反革命和破坏分子;帮助正规红军,扰乱和牵制敌人;担任警戒、放哨、担架、捉土匪等任务。在巩固苏区,消灭土匪和民团方面,地方武装是有成绩的,消灭了陶保长(保长,即陶生福)、杜保长(保长,即杜成章)、朱寿等民团及苏有南、马老九、刘文英、刘文厅等股土匪。

游击队主要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不攻坚,不打硬仗。当时,普遍地建立游击队,到处发动群众斗争。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山城堡打仗期间,组织上派组织部长王全国、宣传部长邓华山、少共书记马兆祥及王志申四人到悦乐区征粮。一天晚上,在白家河一家农民的窑洞里,他们被民团朱寿百余人包围,除王全国带一支手枪冲出外,其余三人赤手空拳,只能用窑洞里的石头、棒棍和敌人搏斗。后来,敌人用火烧,在大火的威胁下,敌人冲进来,将三人五花大绑,当夜押到王家塬将衣服脱光,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还将邓华山一只胳膊打断了。

马兆祥在1986年4月10日回忆:

我年纪小没有遭到敌人毒打,被敌人押到山沟里挑水,邓华山、王志申被打残后,我给他俩喂水喂饭,可是敌人不让给多喂。第三天,我们被押到庆阳县三十铺谷家堡子里,敌团总朱寿审讯我们,首先问我:“你今年多大了?”“十四岁了(实际我已十六了)。”“你为什么当红军?”“为抗日救国收回东北失地。”“你们为什么要把财主的土地、粮食没收?”“为了打富济贫。”……这样一来,朱寿却听得哈哈大笑,他说:“这小孩真是不简单,红军真是三个人中有两个官,一个不是官也做宣传。”那个军官是东北人,听我说到“抗日救国,收回东北失地,打回老家”等话语时,表现出极其忧伤的样子,不再审我了。下午5时许,朱寿派两个持手枪的卫士将我带下。第二天押到马坪,当天晚上,我趁夜黑人静从马坪逃跑了,一口气跑了百余里,回到八珠塬后,立即找到县委、省委的同志汇报了我们遭遇的经过。当时大家见到我十分高兴,李富春、蔡畅、张浩等领导同志都说:“你回来就好,否则我们就要向东北军要你呢!”[3]

红军“西征”到“双十二事变”这一段时间,马岭以北是“红区”(已解放了的地区),驻有红军教导师和七七○团。马岭以南是“白区”(没有解放的地方,国民党军队驻区),驻有张学良的东北军。那时已建立了统战关系,整天听到枪声,但看不到向后方(曲子)送伤员。那时,到晚上在曲子街道,能看见身佩武装带、着灰色军装的大个子东北军人和政府来往,打仗是明打暗不打。东北军在曲子设有办事处,都是秘密的。

1936年8月,东北军和胡宗南换防了。胡宗南军队群众称“常刁儿”。8月下旬,庆阳等地胡家军向曲子进攻,还有飞机配合作战,七七○团的伤兵从马岭、贺旗方向向曲子运转,形势吃紧。那时曲子没有主力红军,县委、县政府便有计划地撤退。县政府机关搬到八珠塬,一起撤到八珠塬的还有省委统战部和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浩),驻了三个多月。

12月13日,李培福派总务科长胡礼新下到曲子方向侦察情况。胡礼新在木钵遇到不少红军,他们是红军大学的学员,才知道先一天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抓住了。

当天晚上,省委通过电台得知“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活捉。消息传开,到处一片欢腾,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地庆祝。

没几天,进攻曲子的胡宗南部队撤退了,曲子苏维埃政府又搬回到曲子镇。

曲子驻的红军干部很多,项英、袁国平、萧劲光等部队领导人都在曲子。那时生活条件很艰苦,许多人身着单衣,脚穿麻鞋,但他们斗志昂扬,精神饱满,以后红军向陕西开拔了。

由于曲子住的单位很多,县政府便搬到了曲子北面的五里桥。

1936年7月20日的《红色中华报》第一版刊登了刘晓采写的《曲子镇地方工作检阅》一文,对曲子县的革命工作这样评价:

曲子镇一带的地方工作,获得了相当的成绩。这表现在:组织相当地建立起来,曲子、马岭、木钵区政府已组织好,乡革委会也建立起来了。以木钵比较落后一些,党团组织亦甚健全,党团员还正在积极发展中。游击队已发展到一百五六十人左右,分为两个队,曲子八十余人,马岭有七十余人,都已发了枪。这些枪大部分是在曲子缴来的。并且已经开始进行分配土地的斗争,马岭区已分好八百多亩地了。但是在分配土地中,基本的群众还没有大大地发动起来,分配土地的办法亦不好。他们首先只分给政府工作人员与游击队,打了土豪就分土地,谁种就分给谁,没有适当的调剂。没有打土豪的村子就没有土地分。

工作开始时,部分群众也有逃跑的。由于他们进行了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在红军中广泛地宣传红军建立苏区的决心,每个山沟里每个村庄都有人去宣传。某些乡村还建立流动宣传站,迅速揭发反革命的欺骗,解答群众的怀疑。在宣传中最有效的就是新剧团,他们在曲子一带演了几次剧,甚得群众欢迎,群众非常相信。

此外,他们的工作能团结当地积极分子,推动当地积极分子帮助工作,以马岭为最好。特别是游击队,都是经过积极分子的活动,自动地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员、乡村干部,工作表现都很积极,自动出去打土豪、捉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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