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庆北苏区_李培福的故事

开辟庆北苏区_李培福的故事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年11月，刘志丹率部回到南梁，成立了后方委员会，吴岱峰任主任，张策为后方特派员，开展发展组织、武装群众、建立根据地、支援红军作战等工作；同时，组织了合水、庆阳、保安三个游击队，刘约三担任游击队总指挥兼保安游击队队长，庆阳游击队由杨培盛负责，习仲勋为第一任政委（后为张秀山），在庆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934年4月，马仰西从保安游击队来到庆阳游击队，担任宣传队长，张秀山到庆阳游击队任政委。游击队在张秀山、王宝珊、张志孝、马仰西等的领导下，开辟庆北苏区。

庆北即庆阳东北部地区，今华池悦乐、城壕、柔远一带，原属庆阳县管辖，称为东川，与陕西省志丹、吴起、定边三县交界，西连环县，东临合水，南面是庆阳县城。这里地处陇东高原，峰峦回绕，溪壑崎岖，有数不清的山峁、沟谷、崾岘、残塬，沟谷中乔木树立，山坡荆棘丛生，梢林连绵几百里，山大沟深，川区人口较集中，山区人烟稀少，依山傍水处有零星的自然村落，一个村多不过七八户人，少则仅有一二户，有地名而无人烟的地方很多。

庆北苏维埃政权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首先组织贫农团、农民联合会、雇农工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然后逐步建立苏维埃政权。

红军游击队以打击和消灭民团武装为主，同时领导群众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粮、吃大户、抗捐、抗税、抗债。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紧密结合，有利于打击和消灭敌人，壮大革命声势，提高斗争艺术和斗争策略。在镇压反革命时，一般采取“枪打出头鸟”的策略，对于罪大恶极的豪绅和恶霸予以坚决镇压，并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张贴公告，公布其罪行。(www.guayunfan.com)

当时到处有苏维埃的布告，但白区老百姓不知道“苏维埃”是谁，流传起了“苏维埃”的故事。贫苦群众欢迎“苏维埃先生”，豪绅恶霸、民团武装贴出告示，悬赏“缉拿苏维埃，死活不论”，称此人到处横行不法，应予歼灭。一次李培福到洛川去寻找省委，在一旅店里，听老百姓在议论，说庆北出了一户姓苏的大人物，叫“苏维埃”，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为民除害，他到哪里，哪里的穷人就有了出头的日子，等等。

一时间，“苏维埃”“革命”“共产党”这些词儿，像长了翅膀的小鸟，飞进了庆北山区。

这时，庆北表面上看去，山山川川各有其宁，似乎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观念牢固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实际上早已孕育着星火燎原的革命形势。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红色村庄也很快发展起来。有的村庄原来基础很好，又没有反动分子，游击队一开始，就把这里的群众组织起来，成为根据地。同时，游击小组，专门负责突击公开村庄工作。因此，凡是有党的工作基础的地方，都相继开辟了相邻的村庄。有些村庄还有反动分子，游击队或游击分子一进去，先镇压反动分子，发动群众分粮，吃大户，烧毁地主反动分子的文约、地契、账簿等，然后公开村庄（即成为苏区村庄），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向四周扩大发展，杜河、城壕、龙木庄、悦乐一带，开始只有几个村庄，后来发展成一大片根据地。

那时，庆阳游击队有三个中队四十多位战士。他们首先来到柔远城子，召集群众大会，到会群众二三十人，庆阳游击队政委张秀山报告了庆阳统治阶级的罪恶与红军的主张，群众非常高兴。当即成立了柔远城子的农民联合分会。在鸭儿洼河西的陈家河沟几十户人中组织了贫农会，选举温满仓任贫农会主席。

张秀山又派出宣传队，由柔远城子出发向东北，经柔远东沟至武家河，又转向乔河的达板，再返回柔远东沟，组织了三个农户分会，一个农联总会。宣传队又由柔远城子出发向东南，到柳湾沟、杜家河、小川沟组织了一个农联总会，随即组织了城壕川农民联合总会。这样，组织了三个农联总会，每个农联会下设三至五个农联分会，每个分会下又设三至五个农联村会，分会与村会的大小以地区的情形来划分，也就是以领导便利为原则。农联会是半政权性质的，他们代表农民管理地方一切行政事宜，召集群众开会，传达上级的意见，以及革命的各种政策，并领导农民分配豪绅地主的牛、羊、土地等。

三个农联总会建立之后，选拔了一批积极分子，建立了赤卫队、贫农团、雇农工会。

李培元回忆:

李培福参加了游击队，先是拿着红缨枪（当地人叫矛子），后发了枪。随后李培华参加了游击队，接着又领着张家姐夫张得才、姚家妹夫姚世杰参加了游击队，还有李培堂的妻哥李树林、李占义也参加了队伍。一次，李培福的姑父孙明堂家过事，民团的密探报了信，敌人来抓李培华，结果抓错了人，把老七李培玉（李湖的儿子）拉去枪杀了。李培玉遇难后，我们几家人全跑出去躲藏了。